《十七年》(1959–1976)之八十五   

 

作者:王哲

  

8月17日,毛主持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当李先念谈到阶级问题时,毛说:打了一辈子仗,把阶级斗争忘记了,现在阶级斗争的形式跟过去不一样了,过去是流血的,现在不是了。1 现在的形式是糖衣炮弹式的、是笑里藏刀式的、是和颜悦色式的、甚至是看不见摸不着、不知不觉就着了人家的道的。

8月20日,毛主持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刘少奇在提出这次会议如何向下面传达时说:一讲阶级和阶级斗争,可以联系到很广,这样联系了,对教育干部有好处,但也可能发生反右。究竟怎样传达,是传达范围广一些好,还是窄一些好?鉴于第一次庐山会议的教训(1959年庐山会议),传达范围要有个限制,要搞个具体规定。毛说:我赞成,要写一个决定。主要在搞清思想,不在于把人整了。阶级、阶级斗争问题,有的同志讲,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总之,离开阶级就不能谈问题,不能说明问题。2 会议决定,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传达到县委一级。

其实,即便只传达到省委一级,以中国的政治体制和官员任命以及各自历史上形成的错综关系,地、县、社、队等干部不可能不知道。上面的官员更不可能让自己管辖的区域内,有与中央精神相抵牾的人和事出现。所以即便不让公开传达,也必会以各种方式告诫自己的属下,以免横生枝节,给自己惹祸,影响自己头上的乌纱帽。这么浅显的事理,毛心里不清楚吗?当然清楚,但表面文章,还是要做一做的。做给谁看呢?就是做给提出这一问题的刘少奇看。

因为刘提出这个问题本身,就暗隐着对毛大谈特谈阶级斗争的不满。且不说引发毛不满的,正是“七千人大会”后,刘作为一线领导人,领导出来的毛认定的“三风(单干风、黑暗风、翻案风)”。正是1959年庐山会议,把彭德怀的正确意见打成了反党言论,才导致了其后左倾泛滥和国民经济的巨大灾难,才有了“七千人大会”期间为彭德怀平反的声音,才使得刘少奇只能以差强人意的彭“里通外国”之罪而不予平反、在大会上加以特别说明。

刘心里当然明白,毛认定的“三风”祸首,非他莫属,且不夸张地说,此时恐怕在毛心中,其罪过不比当初的彭德怀轻。此时,刘所言“鉴于第一次庐山会议的教训”的本意,其实并不在传达范围的宽窄上,而在于传达的内容是否正确上,是否经得起时间的检验。59年庐山会议才仅过去三年,彭德怀振聋发聩的发言,犹在耳畔回响,批彭之后的中国是千万饿殍,而刚刚有点儿好转的国民经济,还元气未复,其来之也难,其失之也易。此时的刘少奇,在用最隐晦的方式,表达着最清晰的看法。

毛对刘的这一切,当然是洞若观火,了如指掌。毛在顺着刘少奇提出的表面上的问题,做着表面文章的同时,深知如果不拿出点像样儿的东西来,只是口头上叫喊一番“阶级斗争”的言论,不可能说服或者说是慑服刘和有着与其同样想法的那些领导人。于是如前所述,恰逢此时出现的小说《刘志丹》,就成了作为因势利导、顺水推舟大师的毛、打向刘等人的利器。

1962年8月23日,阎红彦就其对小说《刘志丹》的看法,向康生做了报告。8月24日,康生写信给杨尚昆,提出请中共中央书记处处理小说《刘志丹》。而就在康生给杨尚昆去信的第三天,即8月27日,毛泽东亲自召见了康生。康生,就像毛的锦囊,只是这个锦囊还有个别称——“潘多拉盒子”。就像当年延安整风时,毛让康生主导整风运动,大肆甄别抓捕敌特分子、令众多无辜者受难蒙冤一样,毛又一次打开了这个“盒子”。小说《刘志丹》及其关联人,注定在劫难逃。

《红楼梦》中说:“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恶,余者皆无大异。若大仁者,则应运而生;大恶者,则应劫而生。运生世治,劫生世危。尧、舜、禹、汤、文、武、周、召、孔、孟、董、韩、周、程、朱、张,皆应运而生者;蚩尤、共工、桀、纣、始皇、王莽、曹操、桓温、安禄山、秦桧等,皆应劫而生者。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恶者扰乱天下。清明灵秀,天地之正气,仁者之所秉也;残忍乖僻,天地之邪气,恶者之所秉也。”错掩错,劫应劫,恶生恶,从此中国政治社会便进入了又一轮“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的时代。

1962年8月26日至9月23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和此前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都是为八届十中全会做准备。预备会议的前期,主要讨论有关农业的两个文件,批评邓子恢的所谓“单干风”,还讨论了国际形势和干部交流问题。

9月3日,毛提出把彭德怀的两封信(指彭德怀1962年6月16日和8月22日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信。两封信的内容基本是请求对他所犯的错误,进行全面的审查,做出正确的处理,第一封信即所谓八万言书)印发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各小组。3 这是继1959年7月16日在庐山会议上印发与会者讨论彭德怀的信之后,又一次印发与会者彭德怀的信。只不过这次把讨论的环节都免了,直接进入批判模式。9月6日、7日起,预备会议转入批判彭德怀、习仲勋的所谓“翻案风”(批判习仲勋主导参与小说《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一直到会议结束。

至此,毛泽东手里说明“阶级斗争”迫切性、残酷性和现实性的实证,不仅有了习仲勋,还有了彭德怀。而二者又通过高岗与彭德怀的关系(如前所言,当初打倒高岗时,刘少奇等人就指责彭德怀与高是一伙的),合二为一。这样,即便刘少奇等人想要对批判习仲勋有所保留和异议,但因为高岗作为结合体将习与彭密合为一,也只能“敌之友,亦为敌”、与毛同仇敌忾了。何况这期间康生再一次找到刘少奇,谈及编辑出版《刘少奇选集》的事情,康生说:主席的意思,让少奇同志尽快同编辑小组集中谈几次话,把这件事完全定下来。这不禁令人想起电影《教父》中一句台词:“要接近朋友,更要接近敌人。”

毛的这些做法,其结果就是使刘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9月26日的讲话中说:彭(彭德怀)、高(高岗)、习(习仲勋)是无原则的阴谋反党集团,没有什么纲领,有时候也提出纲领,如庐山会议彭德怀的意见书仍是反党纲领,这次八万言的信也是纲领。

毛泽东此时插话:提出与蒋介石一样的纲领,不会拿出来。刘少奇又说:《刘志丹》、八万言书也是纲领。”毛泽东插话:布哈林的纲领只有一句话——发财吧。

刘少奇说:我们这次会议揭发了彭、习反党阴谋是一次伟大的胜利。我国如果彭、高、习的阴谋实现了,也要复辟,实际上回到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老路上,性质与蒋介石一样。

毛泽东补充说:彭(彭德怀)上台也会打着社会主义旗帜骗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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