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八中的红卫兵岁月 (1)

作者:朱松滨

文革来了

实际上,文化大革命早就在酝酿了。在1965到1966年期间,北京中学的四清运动;毛主席与王海容、毛远新的讲话;我们学校高三年级某些班里出现的大字报、大辩论;其他学校不时传来的一些消息等等,文革的毛毛雨,我们在文革前夕就已经感受到了。

1965年的深冬,我父亲带我去故宫午门上面看一个展览,题目好像叫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成果展览”。我记得是个非常寒冷的傍晚,宽敞的大展厅里空无一人,只有父亲带着我,边看边听讲解。展厅陈列了一系列发生在中国农村的所谓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情况。午门之上,大殿之内,本来就灯光暗淡,阴森森的,形形色色的资料介绍,真让我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最让我惊讶不已的是一张照片,拍的是一个农村党支部成员的合影,他们个个都披挂着一身宗教袈裟,几个年轻一点儿的,还打着宗教旗番,香烟缭绕,好像在进行宗教仪式。这场景对我来说,见所未见,一个农村的党支部竟然整个都变色了!让我感到农村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真有一种要“变天”的感 觉。

我父亲是从来不带我们到什么公共场所的,更别说看展览,这次竟然不顾如此寒冷的天气,带着我爬到冻的像冰窖的午门上面看这样一个展览。我猜想,是他也觉得国家的政治形势已经到了风起云涌的紧急关头,作为一名军队的干部,不能不认真地去了解地方上阶级斗争的实际情况,顺便也让儿子受教育吧。

1966年5月19日,中共中央下发了《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始。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我们这才感到文化大革命真的来了。学校里开始出现大字报,矛头直指校领导。同时一些大字报展开了老师之间的揭发批判。对学校领导和教师的批斗也开始了。6月上旬,工作组进驻我们学校。6月、7月两个月,学校的运动主要集中于教职员工揭发学校领导,而且是在工作组的领导下进行的。每天总有大字报贴出来,总有批斗会,批斗学校领导,今天这些老师上台揭发、控诉,明天可能就有大字报揭发这些老师的什么事,弄的我们学生莫衷一是。学生们无非是被裹挟在这些活动中,跟着《人民日报》的口号和社论精神以及工作组的调子,摇旗呐喊。

我在这段时间里参加了工作组领导下的材料组工作。第一次住进了学校的集体宿舍,我渐渐和其他年级、班级的同学也熟悉了,绝大部分是干部子弟、军干子弟和工人子弟。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跟随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学校传达了团中央书记胡克实的讲话,说可以给工作组提意见。学校里开始出现批评工作组的大字报,不确定气氛下的文革运动有了新动向。

真正把北京中学生的文革积极性调动起来,应该是7月29日中央首长在人民大会堂集体亮相接见学生,我也跑去了。在这个大会上,我平生第一次见到如此多的党和政府领导人在一起,也是平生第一次如此近距离见到毛主席。先是周恩来、刘少奇等领导人讲话。然后突然台上的领导人都站了起来,侧幕拉开,毛主席缓缓走出来,全场掌声雷动。我当时觉得很振奋,但是并没有非常激动的感觉。我对毛主席身材魁梧、满面红光的印象还是非常深的。就是从这天起,北京的中学生才开始以主人公的姿态,站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前沿,好像也是那几天,工作组黯然离开学校。

近年有许多文章揭露、研究文革初期北京中学发生的打人、特别是殴打校领导和教师的事件。暴力殴打事件集中在哪一段时间里呢?想来想去对不准,我想应该是8月初工作组离开的那段时间,这段时间学校的管理突然瘫痪了,许多红色恐怖事件发生,北京的中学笼罩在腥风血雨之中。我在八中的校园里见过几个低年级的女生打一个躺倒在地上的人,还见过当时被批斗关押的温寒江校长和韩玖芳主任从楼道里拖出一个被打得满身是血的人……到现在我都不能原谅自己那个时候为什么没有站出来干涉一下,我也一直在追问自己,当时究竟是个什么心理?会如此麻木不仁?

破四旧

中学生闹革命,革谁的命呢?可能受到五四运动的启发,北京一些中学突然兴起了“破四旧”,“四旧”是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于是街面上所有能和“旧”字沾边的东西就遭殃了。但毕竟街面上的“四旧”有限,“破四旧”很快就演变成了“抄家”,因为更多的“四旧”是与“四旧”沾边的家庭及深宅大院联系在一起的。我没有参加过“破四旧”,主要是自己的思想跟不上形势,十几年都住在干部宿舍院里,想象不出社会上有什么不得了的“四旧”。不过一天到晚看到许多“破四旧”的传单,有时候也挺激动,等跟上形势了,“四旧”早就被人家捷足先登“破”了。有一次在学校宿舍里,大家议论起来,怎么我们就想不出个招也破个什么“四旧”呢?记不清是罗旭东还是郝延塔,开玩笑地说,我他妈的干脆喝上一瓶白酒,乘着酒劲儿,到西单把个什么老字号的牌楼给砸了算了。

抄家我参加过一次,是抄我们班主任陶祖伟老师的家。1966还是1967年?只记得没有抄出什么东西。后来当形势比较缓和之后,陶老师来班上请求同学们归还他的一些东西,我们班还集体开了一个会,那时班上已经分成老红卫兵、四三派和四四派了,我坚决主张归还,可有些同学坚决反对,会议好像没有任何结论。

陶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又是我们平时十分敬重的老师,可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他辛辛苦苦培养教育多年的学生们竟然上门去抄了他的家!现在想起来,内心还是十分沉重。陶老师当时打成“反革命”了吗?似乎没有。我们班哪位同学与陶老师有仇恨吗?肯定也没有。但是这样的事情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就真的发生了。

我们这些年轻的中学生,怎么就会在那一天成为了那样的一群人?这难道不是那个阶级斗争教育灌注在我们血液中的毒素的发作吗?我想我的儿子对这样的事是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无法想象的。可是我们过来人决不能不面对那段历史,决不能默不做声。我们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把曾经发生过的事告诉后代,让他们警醒,使他们牢记,在他们身上,乃至世世代代,决不能再发生类似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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