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八中的红卫兵岁月 (2)

作者:朱松滨

老红卫兵

我们八中有些班级在7月里就出现了红卫兵。红卫兵是一个中学生自发成立的群众性组织,没有什么加入的章程、程序和管理。是否参加红卫兵?开始我并不积极,因为对我们这些平时的“好学生”、团干部来说,这也太离经叛道了。可是进入8月,红卫兵在各个学校发展得很快,党中央又积极支持,我们也就成立了。根据那时红卫兵的成分要求,我是当然的一员。对我来说,成为红卫兵,至少表明了我个人的阶级属性和政治认同。从此每天参加活动,就以红卫兵的身份出现了。

我们班红卫兵做过的事情,有一件还留在我的脑海里。我们去一个民主党派的驻地,参加他们批斗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批斗会。按理说中学生和民主党派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但是我们一个同学的母亲是这个民主党派的共产党支部成员,这个共产党支部希望能借红卫兵小将的气势,推进这个民主党派的文革运动,于是在和这个党支部开了一次会后,就安排了我们的这一次行动。在这个批斗会上,所谓的反动学术权威和反动分子聚集在一起,跪在地上,一些人发言批判,我们就呐喊助威,还上去踹了跪在地上人的屁股。我记得被批斗的人里有吴晗。

还有一件事就更加荒唐了。既然“破四旧”没有做什么事,我们就想起了“取缔民主党派”的主意。现在陈小鲁担责说是他的主意,我也算是积极参与者吧。我们起草了一个《通告》,一天夜里,我、李勇,可能还有郝延塔,乘着一辆北京吉普去了北京市几乎所有民主党派的总部,敲开大门,向工作人员宣读《通告》,没收这些民主党派的公章。当时看着李勇深更半夜,站在冷清的机关院子中间,对着零星几个值班工作人员,一板一眼地宣读所谓《通告》,他那个认真劲儿,我心里着实想笑,感觉这家伙还真有一股钦差大员的派头,换上我可端不起这个架子来。回去后我们都得意的不行,自认终于做了一件很有政治意义的大事。

辩论对联

1966年8月初,学校里展开了“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对联的辩论。这个对联从表面上看,明显违背党的一整套阶级路线,充斥着阶级歧视和对人格、人权的蔑视。但在实质上,又恰恰是党的阶级路线和阶级教育对年轻人思想意识的邪恶影响的必然反映。我作为一个共青团的干部,文革前这些年,经常苦恼的就是如何做出身不好同学的思想转化工作,对联的说法,我怎么可能认同呢?!那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吗?!过去的工作不都白做了吗?可是另一方面,这个对联所明确指出的“革命”和“反动”的阶级划分,以及所包含的强烈阶级斗争意识,不正是党组织多年来谆谆教导我们的吗?!那几天我的思想,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了巨大的困惑。

一次学校里开对联的辩论会,我,还有王鲁军、吴新潮、陈海洋,可能还有李大震,几个人一起跑上台,王鲁军代表我们发言,因为他是前一届的高中毕业生,留校担任团委工作,无论理论水平还是讲话水平都比我们高。我们表示坚决不同意这副对联,可是王鲁军的发言无论多么“政治正确”,还是被台下一阵阵狂热的反对吼声打断。现在想来,当时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自圆其说,更勿论说服别人了。好在对联的辩论没有几天,就因中央文革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做了否定的纠正而平息下来。这期间还传出遇罗克的文章《出身论》里的观点。

“出身论”和“血统论”是针锋相对的,我们当时也没有对《出身论》抱有多少好感,因为这篇文章是对共产党阶级斗争学说的颠覆,自然得不到我们这些无产阶级后代的认同。现在我们认识到,遇罗克是在那个人性泯灭的年代里,第一个敢于挺身而出,为人性,为人权,为人类的普世价值而战的伟大的先驱。

围绕对联的辩论表面上平息下来,但是却深深触动了班上一些同学文革前就形成的心灵创伤,把过去同学之间由于阶级教育造成的裂痕彻底撕扯开来。一些所谓出身有问题的同学,从对文革的期待和热情,转向了困惑和沉默。以我文革前做团支部工作的经验,可以察觉出他们内心的痛苦。即使今天没有人会再提及家庭阶级出身,但是文革初期那一场场的对联辩论,把连接我们同窗情谊的大门彻底关闭了。

很快运动形势又有了变化。

从8月18日到11月底,毛主席十几次接见红卫兵,全国各地逐步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将出身不好的或者出身一般、感受到歧视和不公平的同学们的反抗精神逐步唤醒和调动起来,他们的这种反抗精神,是又一次的火山爆发!支撑他们信念的是,你们老红卫兵不许我们革命,可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允许我们革命!现在许多老人怀念文革和毛泽东,恐怕与他们当时的这种情感不无关系吧?

遗憾的是这批同学发动起来,也只是重复我们老红卫兵走过的路。因为党的阶级斗争这条主线是须臾不能偏离的。前段时间我们批他们,反过来就是他们批我们。同学之间的界限分明、针锋相对仍然是愈演愈烈。当然毛主席的感召力还是巨大无比的。各个派别,无论分歧多大,都自称是坚决跟着毛主席闹革命。无论有多少派别,走的都是同一条路:专制,独裁,领袖政治和个人崇拜。不管用什么花言巧语去粉饰,这永远是一条通向悬崖的不归路。

当时坐火车不用花钱买票,各地都设立了红卫兵接待站,吃住也基本不花钱。我们这些从来没有独立出过远门的年轻人哪能坐的住?在1966年的8月底9月初,我、陈海洋、李大震、王鲁军,决定赴哈尔滨,因为陈海洋的姐姐在哈军工上学,我们自然会有落脚之处。这一路只记得哈军工坐落在松花江之滨,高楼绿瓦,远远望去,很是宏伟。

这一路有件事记忆犹新。我们到沈阳参加一次群众大会后,当地的红卫兵纷纷围拢过来,向我们这些首都来的红卫兵取经,学习如何造反。有个穿着干净整洁、略显单薄的男青年,趁着没人的时候突然走过来,郑重其事地对我们说,我是地主出身,但我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和你们一起闹革命。听了他的话,我目瞪口呆,不知如何回应。多少天来围绕在我们周围的都是红卫兵、红五类,是无产阶级的后代,几乎没有出身不好的人敢接近我们。我们所熟悉的话题都是怎样成立红卫兵,怎样和当地的“走资派”做斗争。如果在文革前我最希望听到的就是他这样的话,如今突然听到这样个陌生的年轻人初次见面就表示与“反动家庭”决裂,诧异之余,我也为他的革命立场所感动,可是我又有什么可说的呢?自己内心深处还是一堆糊涂帐呢。毛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把人性中最恶的潘多拉瓶子打开了,人们内心深处仅存的一点点良知和理性,都已经迅速的土崩瓦解了。◇ 西纠

8月下旬,在学校里听说有人提议成立红卫兵纠察队。或许提出这个倡议的人,看到社会的混乱多是红卫兵乱来造成的,于是想起了大革命时期的工人纠察队、农民纠察队吧。我们由于外出串联心切,无暇关心此事。考虑到路上能听到中央电台的广播,及时了解北京的形势,我去九三学社找罗旭东借一个小收音机,从他处证实确有此动议。罗旭东从会议室里出来,递给我收音机的同时告诉我,他们一些人正在里面开会,商量成立“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后简称“西纠”)的事。拿了收音机,我没多问,扭头就走,我的心早已飞到松花江畔了。   一个星期左右,从哈尔滨回到北京,我很快去了西纠总部,那时西纠总部在西四的一个胡同里,后来说是育翔小学的校址。这是我第一次走出自己学校的大门,开始跨校的活动。在这里认识了许多外校的人,如四中的孔丹、王向荣、赵胜利、孔栋,六中的董良翮、黎胜利,四十一中的张北英、张海生、何迪、苏小林(我们两家熟得不能再熟了)、梁启旺,十三中的粟寒生,那个一天到晚开着一辆摩托车的郭冀豫和一天到晚站在胡同里发传单的白乃光。还有外校的女生,丰盛中学的邢燕平、张立文、兰小兵、骆小峰。也是在西纠总部,我认识了后来成为我爱人的李晓林。   西纠队员许多是我们八中的。初三的王东胜带了几十个八中的红卫兵,常驻在那里,我还有印象的一个是王亚南,一个是廖建国,他们都是初中年级的学生,一天到晚围在我身边讨论这个讨论那个。另外还有许多人,现在都叫不上名字了。

我去西纠的时候是9月份,当时在西纠总部管事的3个人,是四中的孔丹、王向荣和赵胜利。我后来一直纳闷,印象中西纠是由我们学校吴新潮、罗旭东和郝延塔发起的,怎么成立没几天,主事人都成了四中的呢?近年看到陈小鲁的文革回忆,才知最初是小鲁发起的。那时候,西纠接受了政府交给的安置外地来京红卫兵的任务,那可是个极其繁重的任务。小鲁带领一部分西纠队员坐镇位于北京火车站的“外地红卫兵接待站”,这样总部就只能由这几个四中的人来主事了。西纠本不是个有规章的组织,红卫兵把这样一个组织,当作可能的一种资源,来做红卫兵觉得应该做的事。四中的人比我们八中有更多的政治资源和上层联系,也更懂得如何与上面合作,自然许多事情都得他们主持。我在西纠参与的工作主要是两件,一件是10月1日国庆节的天安门广场值勤,一件是编写西纠通令。我去的时候,西纠通令已经出到十几号了。我参与的是十一号还是十三号,记不清了,内容是关于红卫兵串联需要注意的事项。

Leave a Reply

avatar
  Subscribe  
Lo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