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八中的红卫兵岁月 (3)

作者:朱松滨

 

1966年国庆节即将来临,西纠领受了国庆节天安门广场值勤的任务,小鲁也从火车站回来了。我们全体上下,着实开始了紧张的工作。记得我和袁塞陆还去北京卫戍区接洽后勤物资保障方面的工作,多少被子以及具体安排之类。“十一”当天我们西纠的指挥部设在中山公园大门里,有大粥锅、果子面包、开水桶等等。大家忙得焦头烂额。我在后勤组,前前后后送水。我们学校的杨树东负责指挥天安门一侧最外面的标兵线,他自己站的时间太久了,可能是中暑,竟直挺挺栽倒在地上,急救也成了一项工作。毛主席和中央首长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游行队伍像潮水一样,一波连着一波。到了晚上毛主席走下金水桥,硬要走进沸腾到极点的人群中去。我们西纠队员组成值勤防线,很多人都累了一天了,依然精神抖擞。人群太拥挤,人人想见毛主席,人人都想挤到前面,想亲眼见到毛主席的愿望几乎到了疯狂的地步。有时我们的防线也被冲的东倒西歪,溃不成军。我亲眼看见一个毛主席的贴身卫士被拦在了防线的另一侧,他发疯似地要冲过防线,追上走在前面的毛主席和林彪一行人,撕扯之间,腰上别的手枪都露了出来。

这段时间,西纠也出面阻止过一些群众组织的静坐请愿活动。前因后果已有许多文章回顾研究。我参与过一次行动,应该是1966年9月里一天的深夜,我们常驻总部的西纠队员奉命全体集合赶往国防科工委办公大楼,地点是现在解放军三总部所在的平安里那边。据说是北航造反派在那儿静坐了许多天了,我们的任务就是说服他们撤出。我们八中的西纠队员全去了,初三的王东胜带队。我是乘郭冀豫开的摩托去的。头头儿里,好像孔丹、赵胜利、孔栋都去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造反派组织在政府机关门前的静坐活动。我们的队员都在卡车里等候,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夜色中双方头头儿在接触。9月的夜晚,天气已经凉了,我跑到前面去看情况如何,见孔丹和孔栋讲完电话走出来,叫我们撤离现场,回西纠总部。

“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是文革中一个非常有争议的组织。它是老红卫兵发起的,也的确得到了政府方面的支持,因为在那个时期,社会秩序非常混乱,政府自然希望利用群众组织维持公共秩序。但是这样的组织,从文革初期的政治势头、家庭背景、人员构成以及后面运动的走向来看,显然属于保守派。这种具有强烈政治倾向性的组织必然会被当时的政府机构操控和利用,成为文革某个时期、某种政治力量的工具,其中一些人在社会上还做了坏事。所有这一切,我认为总体上应该由当时的文革路线来负责。对西纠所做的具体事情,则应该一事一议。   随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走资派运动的深入,西纠这种组织很快就不再适应运动的发展,也失去了政府的有力支持(我们西纠总部的汽车、摩托,直至服务人员、被服、伙食等等都是北京卫戍区提供的。我至今似乎还能闻到那些深绿色的崭新军被的味道。有段时间,我们几个人还一天到晚去中南海西门拦截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的车,无非是要求得到政府的继续支持),西纠存在下去的可能性几乎就没有了,没几个月的时间就解散了。 ◇ 逍遥派

红卫兵是从北京的中学兴起的,随着文革运动向大专院校发展和在全国铺开,中学反而陷入了停顿状态,去学校的学生越来越少。我们老红卫兵,从1966年的秋冬之后,逐步成了逍遥派。许多老红卫兵自己家里也出事了,有的家长被打成走资派,遭到群众揪斗;有的家长尽管还没被揪出,可也成了惊弓之鸟,处在朝不保夕的恐慌中。老红卫兵对文革越来越失去了兴趣。

我在这段时间里基本上就是个逍遥派。当然也不是什么都不做,我和王小民、李晓林、张立文、宋淑英和雍玲玲在1966年的10月、11月一起去南方串联,韶山、成都、重庆、武汉等地,一路千辛万苦。我们也深入到农村,感受了农民的生活。我们看了刘文彩庄园的展览,还采访了一个据说解放前受过刘文彩剥削压迫的老妈妈。去了毛主席的家乡韶山冲,在那里住了几天。有一天突然看到一张大字报,讲的是西纠的兰某某和骆某某如何如何,说是被中央文革给抓起来了,这不是说兰小兵、骆小峰吗?我们走的时候,就是她俩在西纠看家,发生了什么情况?我们立刻打道回府,回到北京已经12月了。一看两人好好的,才松了一口气。大概在1966年12月左右,一些西纠的老红卫兵希望能重新组织起来,成立了西纠联络站,不过大势已去,西纠联络站也就是秋后的蚂蚱吧。

作为红卫兵,我们还是希望能继续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把教育革命搞起来,因为教育革命是中学文化大革命的主要部分。自从一起串联后,我和王小民就开始讨论此事,我们两家关系很好,又是同年级同学,所以我俩经常聚在一起。他父亲为了躲开造反派,被周总理安排在中南海里,我和他时不时去中南海给他爸爸送大米(那时粮食按人口定量供应)。一来二去,我们就对教育革命有了共同的看法,认为重要的就是要寻找一条与贫下中农相结合办教育的路。于是我带上我弟弟小运,他带上他弟弟小弟,我们4人来到北京西北郊一个叫东北旺的村子里住下,一边参加劳动,一边接触当地农民,一边思考如何推进中学的教育革命。李晓林、张立文还从城里骑自行车跑来看我们。   在党中央发出“复课闹革命”的号召后,我们到街上去刷有关教育革命的大字报,根据几个月来自己的认识,我想出了一句口号,斗大的字贴在墙上:“教育革命,百年大计,红卫兵当仁不让”,尽管这个口号充满了派性的火药味,但起码说明我的红卫兵激情还未熄灭,理想的火花仍在闪耀。

1967这一年,我基本上就是待在家里,有时为响应复课号召,去学校看看。那时学校已是四三派、四四派互斗的局面了,“复课闹革命”根本没可能。这个时期我和闫增武,我们班团支部的组织委员,几乎天天泡在一起,海阔天空,聊形势,聊政治,聊今后,无事不聊。我还学会了吹笛子和拉小提琴,一天到晚宅在家里,过个把天去学校陪班级的军训干部闲聊。虽然学校里一片冷清,此时神州大地的许多地方,已经炮声隆隆、烽火连连、杀声四起了。

班里掌权的四三、四四派也组织过一些社会活动,我们也就跟着参加。去过东郊木材厂劳动,住在那里,和工人同住同劳动。在那儿我们认识了李瑞环,那时他已经被打倒,正在这个厂子里劳动改造。我们和他住一个宿舍,他经常和我们聊当年他如何从一个普通工人成长为干部和毛著学习标兵的故事,他讲起那些故事,又具体,又风趣,我们都非常爱听。这期间,李晓林、张立文还蹬自行车从城里来看我。

我在学校里还办了一个小报,自己刻蜡版,自己印刷,然后贴到学校的墙报栏。我们班同学张润德最近回忆说,我在自己办的小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叫《历史的必然和必须》(我自己想不起来了),大致是说,我们老兵犯错误,现在轮到你们新上来的造反派,特别是四三派开始犯同样的错误了。犯错误是必然的,认真改正错误是必须的,云云。他还回忆说,我(针对造反派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说过“小资批小资”,当时很多四三派同学对我这话不满意,说明那时我们中学生的思想依然陷在派别争斗里。

近年在历史研究的思潮中,即使同样是反思文革,却出现了截然不同的观点派别,人们不能求同存异,团结起来推动社会理性的进步,而是出现了针锋相对、水火不相容的对立,这种对立出现在我们一代同龄人身上,出现在我们这些文革亲历者身上,除了现实因素外,必定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人群严重撕裂的根源,必定在那个疯狂的文革年代。

改革开放走到今天,社会的各个阶层如果能彻底反思文革,探究真相,厘清曲直,捐弃前嫌,认清社会的共同底线,取得共识,唯一的途径就是坐到一起,理性、客观、冷静地回顾那段历史经历,找到毒害我们思想意识、撕裂我们同学感情、造成我们人群四分五裂的根本原因。这将是一件非常有现实意义的事情。

我的中学年代,随着我1968年参军入伍就结束了。那以后很长时间都没有再和同学们联系,直到1990年代后期。

原载《熊窝》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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