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美”——我所经历的清华百日大武斗  (1)

叶志江

文革期间,清华大学红卫兵组织“井冈山兵团”分裂为两派。一派以工程化学系学生蒯大富为首,称为“井冈山兵团总部”,俗称“团派”。另一派以工程力学数学系学生沈如槐为首,称为“井冈山兵团414总部”,俗称“414派”。两派的人员则分别称为“老团”和“老四”。 清华大学几万名师生员工中绝大部分人,或因政治观点的不同,或因个人的经历地位等不同,甚至因同学间关系的亲疏和其它一些偶然因素而分属两派。在两派发展的鼎盛期,团派号称拥有一万多人,而414派号称拥有七、八千人。 1968年4月23日,两派学生在打了一年笔墨官司后终于兵戎相见,在美丽的清华园里真枪实弹地打了三个多月,史称“清华百日大武斗”。 这场武斗夺去了十多个年轻的生命,也为席卷全国的红卫兵运动划上了句号。

文革前,我是清华大学树立的“又红又专”标兵。我的“事迹”曾刊登在全国十几家报纸上。文革伊始,我即遭批判。 1966年6月13日,我第一次被学生揪出去带高帽子批斗。因为我“不老实”,故意弄坏三顶戴在我头上的纸帽子,数力系的一个学生将一个装了墨汁的痰盂扣在我的头上。我从头到脚都被泼上了墨汁,真正成了一个“黑人”。

我悲愤莫名。但就在此时,我看到站在我面前的低年级学生陈育延眼中充满了同情的眼光,使我心中生出很大的安慰。 1966年8月8日,陈育延和唐伟发起成立“八八串联会”,成为清华园里大名鼎鼎的“红卫兵领袖”。我和陈育延从无交往,但那个“同情的眼光”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一年后,我们因一个偶然的机会而戏剧般地相恋。 这“红”与“黑”相恋的花边新闻让清华园里许多人大跌眼镜。 在清华百日大武斗中,我和陈育延没有投身于“正面战场”,而是客串了一个被人称之为“英雄救美”的武斗插曲。这次“客串”,虽说很冒了一点生命危险,但在日后却成为一段佳话,四十多年后的今天还有人已经或打算写入他们的书中。

然而,各人的立场不同,对这件事的解读也就相异。红卫兵领袖沈如槐看到的是清华两派你死我活的斗争〔注一〕;大学教授曾昭奋看到的是文革对科学的亵渎〔注二〕;而女性的感触又使得黄肖路和杜欣欣两位女士更关注事件的爱情层面〔注三〕。 当我回顾这段往事时,我最大的感受却是一种人生的体验。倘若要给清华文革留下一点什么真相的话,或许我因“救美”而身陷科学馆黑牢的遭遇可以为“清华百日大武斗”中的个人命运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

1968年5月中旬,我从内蒙回到已成为武斗战场的清华园。当我找到陈育延时,她立即告诉了我一件骇人听闻的事:我们这一派(团派)的人活活打死了414派一个叫孙华栋的学生。我们两人本来就反对武斗,这件刚发生的事更使我们感到武斗的残忍。陈育延是团派的总部委员,但她决定宁可不要这顶“乌纱帽”,也不参与武斗了。

5月19日,我们准备离开清华回家。临走前,陈育延将一个装有十几本日记的书包放在我的自行车后架上。当我推着自行车和她走到大礼堂时,在我们前面有两条路通向校门,右手一条路要经过414派占领的科学馆,而左手一条路则是经过团派的据点。 我和陈育延开玩笑:“敢不敢从右面这条路走?” 不料我的这句玩笑话竟使我们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 当时,诺大清华园里几无行人。我们在右边的路上走了没有几步路,就被科学馆屋顶上放哨的人发现。好在武斗初期,双方都还没有真枪真炮,使用的都是人类最原始的武器。屋顶上的人用大弹弓将拳头大的石头向我们射来,以示警告。 陈育延性格刚烈,几块石头反而激怒了她,不肯接受我后退的建议。

当我们走到科学馆大门时,十多个手持长矛的武斗人员从大楼南侧的小路上冲了出来,对我们形成半圆形的包围圈。因为双方相距只有几步之遥,陈育延自知已无法脱身,便要我骑车快跑,说书包里的日记绝不能落在老四的手里。

我自然清楚她的日记的重要性。这十几本日记里不仅有团派总部历次会议的记录,也有她搜集的反康生材料和孙华栋被打死的有关情况。当然,日记里还有大量不能公开的个人隐私。这些日记要是落到老四的手里,势必会在清华园成为十分轰动的新闻,并给团派和陈育延造成很大伤害。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已容不得我去考虑其它可能的选择。为了保护这些日记,我只能眼看着女友落入“敌手”。我迅速对陈育延说了一句:“三天后我来救你。”便骑车跑了。 我十分看重情义和个人名节,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无法接受独自逃脱的结局。三天后去科学馆救陈育延是我既保护日记又不失情义和个人名节的两全之计。 我并不奢望我真的能像蜘蛛侠一样,可以将陈育延从铁壁重围中救出。但我的“自投罗网”,至少可以证明我并非不管他人安危,临阵脱逃的懦夫。 然而,孙华栋尸骨未寒,414派全体将士个个义愤填膺。这时候我去自投罗网,无异于去自杀。 5月22日,时近黄昏,夕阳西下,在落日的余晖笼罩下,清华园里一片肃杀之气。在《井冈山报》编辑部大门上留下“遗书”后,我一步一步地走向科学馆的大门,颇有一种走向刑场的感觉。

大门口放哨的卫兵认出我是叶志江后,很是惊讶,问我有什么事。我指着背在肩上的书包说:“我给陈育延送衣物。”卫兵不知道我的真实意图,所以很和善地对我说:“你将东西留下,我帮你交给陈育延。”我回答他:“我要亲自交给陈育延。”他迟疑了一下,告诉我他要请示领导。 几分钟后,科学馆的“卫戍司令”陈楚三出现在大门口。 这陈楚三在清华园里也是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父亲陈潭秋是出席中共一大的12个代表之一。1943年,陈潭秋和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一起在乌鲁木齐被盛世才秘密杀害。当时,陈楚三才出生二个月。 秦始皇暴政,老百姓揭竿起义。楚霸王项羽生逢乱世,以八千子弟兵起家,灭了秦国。据《史记·项羽本记》记载,楚南公曾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陈楚三的名字起得既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意义。 落在这样一个人物的手里,也算是三生有幸了。

陈楚三问清我的来意后,推了一下架在鼻梁上的眼镜,十分慷慨地说:“好吧,我让你进去。”仿佛我是被准许去参观一个“闲人免进”的军事基地。 在进门前,大概是怕我有前来侦察科学馆工事的意图,陈楚三让他的手下用一块黑布将我的眼睛蒙上。 从这一刻起,我在黑暗之中生活了将近七十天。当我重见阳光时,眼前的树木人物都苍白得像曝光过度的照片。

在黑暗中,我凭感觉知道我被带到了一个大房间里。赐坐,倒也待之如宾。陈楚三要我将装有衣物的书包交给他,我紧紧捂住书包说:“我要亲自交给陈育延!”仿佛这个书包是我见到陈育延的通行证,万万丢不得。 敬酒不吃吃罚酒,我只听到陈楚三身旁的人一声断喝:“他妈的,进来了还不老实!给他一个下马威。”说时迟那时快,我被人从椅子上拉起,胸口感受到猛烈的打击。 刹那间,我只觉得所有的气管支气管,甚至于毛细气管都被棉花堵塞了,一点气也喘不过来。

当我的一部分大脑在和现实发生互动时,总有另外一个超脱于现实的思维在活动。前者(现实的我)只是后者的一个观察对象,就像是一本正在阅读的书或者是一部正在观赏的电影。和现实互动的思维当然会产生很大的痛苦或快乐,而超脱于现实的思维则理智得多,而且富于想象力。 “哇,”我的第二思维立即幸灾乐祸地评论:“原来胸部挨打是这种滋味。”(在当天晚上的另一次拷问中,我又体会到了头部被打的感觉。审问我的人用棍子猛敲我的头顶。每敲一次,我被黑布蒙住的眼睛前便会一片金光灿烂,有如无数颗金星在闪烁,壮观而又美丽。)

容不得我去细细品味这第一次打击的味道,我的身体的各个部位便遭到六,七个人地毯式的轮番轰炸。浑身的痛楚让我害怕起来:莫非我真的会像孙华栋一样被活活打死?

我猜想殴打孙华栋的人的本意并非要置他于死地,而是出手太重或打在了要害处,导致孙的死亡。我也相信这些殴打我的学生并不愿意我死在他们的手上。为了便于他们掌握分寸,适可而止,我有意将我的呻吟声由高而低,以至于无声。 这一招果然奏效,我听见在旁边观战的几个女学生在劝说:“不要打了,他不行了。” 伟大的女性! 她们可以引发战争,如外国的海伦和中国的陈圆圆;她们也可以解救苦难,如天上的观世音和人间的清华女学生们。 我被活着抬走了。 在另一个房间,我躺在地上“会见”了科学馆里第一个难友杨立人。他似乎也刚被殴打过,正在呻吟中。

这杨立人在清华文革中也小有名气。说起来,他还是杨开慧的亲戚,父亲和青年毛泽东有过交往。他在大字报上署名“金戈铁马”,观点也比较极端,曾经炮打共产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的调查员文章。我原以为他是一个豪爽型的汉子。岂料我眼前的杨立人不仅举手投足,而且讲话的声调都非常“娘娘腔”。想起他自称“金戈铁马”,不禁好笑起来。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辛弃疾的《京口(今镇江)北固亭怀古》一词慷慨悲壮,豪情无比。如今,这如虎的“金戈铁马”忽然娘娘腔起来,岂不滑稽。 娘娘腔的杨立人倒是颇有地下工作的经验。他一边大声哼哼,一边小声和我交换“情报”。原来,他也不是战场上的俘虏,但因炮打《红旗》杂志一事,414视他为反动学生。他从外地回学校时,没料到“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中埋有伏兵,被逮个正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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