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美”——我所经历的清华百日大武斗  (3)

陈家宝逃跑后,为了便于看管,我们五个俘虏被集中关押在一个只有五、六平方米的暗室里。四个人躺下后,第五个人只能坐着。 上厕所也受到了限制。在这个狭小的牢房里放了一个硫酸罐,作为我们“处理人体废水”之用。每隔一周,由俘虏抬出去倒掉。 密不通风的光学实验室变成了“化学实验室”,充满了阿摩尼亚的气味。 “人有三急”,这一点人道主义是不能不讲的。但为了防止逃跑,我们必须按指定的时间在三分钟内“完成任务”。这条规定让我“便秘”了近一个月,到后来,即使给我三个小时,我也无法完成任务了。 好在我们还有限制饮食的规定,每天两个馒头被如狼似虎的肠胃消灭得一干二净。一个月便秘居然没有造成肠道拥堵,也算得上是一个奇迹了,不知是否能列入吉尼斯记录。

陶森,电机系总支书记。她高中毕业后做过几年北京东单区委的小干事。1956年,为了响应党“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她利用工作之余的时间恶补已经荒废的功课。三个月后居然考上了清华。但清华党委没有让她向科学进军,而是将她培养成一名党的干部。

414派虽然为解放干部做过许多值得称许的事,但也不敢偏离批判“走资派”的文革大方向。陶森便是他们作为“走资派”重点斗争的对象之一。那时候,两派学生互相揪斗加入对方组织的干部,使清华许多干部无所适从。

4月23日,414派原定当天上午在大礼堂召开批斗陶森的大会。不料团派在凌晨抢占了大礼堂,批斗陶森成了百日大武斗的导火索。陶森也就成了第一个关押在科学馆的俘虏。

陈育延被释放后,她是科学馆中唯一的女性难友,被单独关押。在我们被集中关押后,她成了我们的邻居,和我们仅隔了一块木板,可以很清楚地听到彼此的讲话。她从未参加过我们的交谈。整个关押期间,我只记得她说过两次话,都是和我有关。 一次是在我讲述进科学馆的原因和经过时,突然听到她在隔壁发表了一句评论:“叶志江,你真是一个中世纪骑士!”

第二次是在我近一个月大便不通,痛苦不堪时,她教我用一块肥皂削成子弹形状,蘸上水塞进肛门。我照她的办法试了,果然成功地将堵在肛门口干得像石头一样的粪便排泄出来。

听说文革后她又回到领导岗位,担任过清华大学总会计师,清华大学基金会副理事长等职务。离开科学馆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她,但我从未忘记她对我的赞许和帮助。 在我进科学馆后的最初几天中,还有一个“难友”,那就是陈育延。她是414派抓获的最重要的俘虏,但我在科学馆中始终未能见到她。

和我在科学馆中“游戏人生”不同,陈育延一进科学馆便立即显示出她的“英雄本色”。毫无疑问,陈育延掌握着414派想知道的许多重要情况。他们也知道陈育延在团派总部受到排挤,因而十分想撬开陈育延的嘴。沈如槐在他的书中简洁而真实地叙述了当时的情况:“414用衣服蒙住陈育延的眼睛,打了她一顿,逼迫她交代孙华栋事件的真相。陈育延知道情况却坚不吐实,并绝食抗议。”

陈育延绝食了七天。第八天,望着奄奄一息的陈育延,414派的头头动了恻隐之心,决定释放她。毕竟,414总部有许多人加入过陈育延发起成立的“八八串联会”,是所谓的“老八八派”,彼此有过共同战斗的友情。在陈育延签署了“离开科学馆后,生死自负”的字据后,她被抬出了科学馆。 文革时,陈育延思想激进,被人称为“陈常左”,那是时代给她的烙印。举一小例,毕业前夕我打算拿到第一份工资后给陈育延买一件绿毛衣,因为我觉得她穿绿毛衣很漂亮。 不料陈脸色一沉:“你怎么和余永泽一样庸俗!” 我鄂然。余永泽是小说《青春之歌》中一个迂腐落后的北大学生。我不知道买绿毛衣和他有何相干。

“余永泽也说过他北大毕业后第一个心愿就是给林道静买一件绿大衣,你们连喜欢的颜色都一样!我说你和余永泽一样庸俗,是因为你和他一样不关心革命,就想有一个漂亮的妻子。” 陈育延言之凿凿,不容辩驳。 我恍然大悟,深感无地自容。

但她正直,善良,高贵和理想主义的品质也令人印象深刻。她不仅在科学馆里主动绝食,以死抗争,不肯出卖同志,在蒯大富、沈如槐等清华大学文革风云人物日后受到审查时,她也从不趋炎附势,落井下石。 毕业后,她被发配到贵州省正定县安常镇一个中学教书。

人的归宿有时和地名会有一种宿命般的联系。三国时,“卧龙,凤雏,得一可安天下”,和诸葛亮齐名的凤雏先生庞统便战死在“落凤坡”。 外号“陈常左”的陈育延落难“安常镇”,也算是命中注定。 1972年,她回北京探亲,工宣队知道后将她叫到清华。 “蒯大富已被隔离审查,希望你能揭发他的问题。”工宣队告诉陈育延。 “我在毕业前已写过有关材料,我没有新的补充。”陈回答说。 “你写的材料我们看了,你应当知道更多事情。蒯大富问题的性质已经变化了,你要站稳立场。好好回忆一下。”工宣队软中带硬。 “我现在的记忆肯定没有几年前请晰完整,我当时写的都是真实情况,我不会推翻。你们要作新的解释,那是你们的事。”陈育延本色不改,软硬不吃。 双方唇枪舌剑,争论到吃中饭的时候。午饭后,工宣队退而求其次:“我们取来了你过去写的材料,你在上面签个名确认一下。” “那可以。”陈也是爽快人。 她翻了一下工宣队交给她的几页纸,突然发问:“那不是我的笔迹。” “这是我们从你写的材料上摘录下来的,都是你的原话。”工宣队显然还不了解陈育延是何等人物。 果然,陈立即理直气壮地回答说:“我怎么知道你们的摘录有没有错误,没有原件核对,我不能签名!” 不知道是工宣队找不到原件,还是这些摘录里有“猫腻”。他们终于恼羞成怒了:“你不肯合作,今天就到此为止,我们以后会有办法对付你。你中午在食堂吃了饭,请你付两角饭钱。” 陈连这点小事也不肯示弱:“吃饭付钱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我从家中乘公共汽车到清华,来回车钱三角,应当由你们付。扣去两角饭钱,请你们给我一角钱。” 工宣队只得摆摆手,让陈育延一走了之。 但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过后不久,安常镇中学便收到了清华大学调查陈育延的公函。 陈育延离开科学馆后才知道我因去救她而被扣押了。她大为感动。她并无太多音乐细胞,但在我被关押的两个多月中,却常常弹奏古曲《苏武牧羊》: 白发娘,望儿归,红妆守空帏。三更同入梦,两地谁梦谁?

这段词实在太美了,也和我们当时的情况和心境太贴切了。不仅是陈育延“红妆守空帏”,我的老母也焦虑万分。她冒着风险,多次到科学馆向414派的武斗人员求情。有一次,她感动了他们,被准许进来探望我。我因为挨打,一条裤腿被撕破,露出血迹和伤痕。我怕母亲看到后伤心,见面时我始终坐着,用另一条腿压住撕破的裤腿。 在我出狱后的头一个晚上,陈育延十分动情地为我弹奏了这支古曲。我听后亦大感动,泪如泉涌。 但这段让人刻骨铭心的经历并没有将我们永久地维系在一起。1975年,我们在武汉又戏剧般地分手。

小说《青春之歌》里,余永泽在北戴河海边救起了投海的林道静。两人相恋后又分手。余永泽的原型张中行先生晚年写了一本《流年碎影》,言及他和小说作者杨沫(林道静的原型)的那段合和分“认定为负心,是人各有见,认定为落后,是人各有道。” 用这句话来概括我和陈的分手也应当是不错的。 和陈育延以死抗争不同,我虽然也算得上“坚贞不屈”,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我是在“斗智”。 七月初的一天,团派武斗人员向科学馆的屋顶发射了燃烧弹,引燃了屋顶上的油毛毡,一时大火熊熊,整个屋顶被烧毁。而团派的高音喇叭却颠倒黑白,指控414派制造“国会纵火案”,企图烧死被关押的团派俘虏。科学馆里的414人员群情激愤,将我们驱赶到烧毁的屋顶,向我们展示团派的暴行。当然,在愤怒中也免不了对我们施以拳脚。

当我们被带回牢房后,看守拿来纸和笔,对我说:“团派广播说是我们放火烧死俘虏,你文章写得好,你将真实情况写出来,我们马上要广播。”

团派这种行为,显然是不管我们这些俘虏的死活,给我们制造难题。我不写,免不了一顿毒打;写真实情况,让团派难堪事小,我自己“失节”事大。略作思索,我写了如下一段话交给了看守:“火起时,我们全体俘虏都在一楼,大火烧起来后,我们被带到顶楼失火现场。火扑灭后,我们又被带回一楼。我们现在都安全。叶志江”

414派的人看了我的字条后,对我的“机智”倒是很欣赏。因为我写了一段既符合事实,却又无法广播的文字。虽然我确认了俘虏们的安全,但“大火烧起来后,我们被带到顶楼失火现场”这段话却可能被团派拿来作文章。 看守对我说:“算你脑袋瓜灵,不广播了。” 我免去了一顿毒打。 除了毒打,在科学馆中最难忍受的还有饥饿。

我们每天发给两个馒头,大约下午二点发一个,晚上六点发一个。没有任何蔬菜肉食之类,只有一碗盐放在牢房中供食用。从晚上六点至第二天下午二点,整整二十个小时饥肠辘辘。

在清华念书的学生中喜欢吃米饭的南方人居多。而当时北京人的粮食配给是百分之四十玉米面,百分之四十面粉,百分之二十大米。对南方学生而言,吃米饭是一种奢侈的享受。武斗开始后,两派武斗人员都从各食堂中抢夺大米和面粉。科学馆里的武斗人员最初每天都可以吃到米饭。但在科学馆被围困的后期,由于蔬菜鱼肉的供应中断,414派的武斗人员每天也只能吃面片汤和花卷。上好的大米只能用来代替沙袋,修筑工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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