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美”——我所经历的清华百日大武斗  (4)

俘虏们吃的是馒头,但大师傅不可能为俘虏每顿去做馒头,而是一次做一个星期的。那个时候,冰箱之类的东西只有在书中见到过。六、七月份,已是盛夏,天气炎热。我们吃的馒头也就由热变冷、变硬、变馊,最后变成了“藕”,掰开后,真的是“藕”断丝连了。 但就是这种“藕”一样的馒头,也成了我们最美味的食品,需要用二十个小时 去盼望它。 在饥饿难忍的时候,我们采用“精神会餐”来安慰我们的肠胃。每个人都将自 己吃过的最好的食品描述一番。左羽是我们中间最“有钱”的,也就成了“精神会 餐”的主讲。我一次又一次地要求他重讲香酥鸭的滋味,直到出狱后的第二天我们 一起到王府井去真正品尝了香酥鸭为止。 一天晚上,看守突然端来两碗面片汤,让我和姓蔡的工人喝掉。一股久违的香味扑鼻而来,碗里还似乎漂着几片诱人的肥肉。当时我们五个俘虏合住在一间十分狭小的牢房中,我可以感到每个人都被这两碗面汤剌激得直咽口水。我迟疑了一下,问看守: “那其他三个人呢?” “只有两碗,快喝。”看守说。 “那我们分着喝。”我马上说,不料看守厉声回答: “蔡是工人,你出身是工人,可以喝。他们三个成份不好,没有资格喝。” 那真是一个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即使当了俘虏,也得按阶级成份加以区别! 尽管那两碗面汤如此诱人,但人与人之间的情义更珍贵。我对看守说:“你拿回去吧,我们都不喝!”

我和陈育延,以及我在科学馆中的全体难友,大多是414派在孙华栋被打死后“伺机绑架”团派人员作为人质而抓进来的,其中没有一个人参加过武斗。我们这批人除了帮助消耗抢来的粮食(陈育延除外)以外,唯一的作用大概也就是供他们练练拳脚而已。我们不能或不肯提供任何有用的“情报”,没有宣传价值(唯一的一次宣传机会又因为陈家宝的逃跑而弄巧成拙),甚至没有任何交换价值,因为团派对我们的生死存亡丝毫不关心。然而,我们这批人的存在毕竟是“清华百日大武斗”的一个侧面,它或多或少地会折射出武斗期间人们的心态、行为和命运。

当我们在黑牢中苦苦挣扎时,科学馆墙外的武斗已从“原始战争”演变为“现代化战争”。两派都拥有了“热武器”,除了一般的枪支弹药外,还拥有土炮和土坦克之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这些真枪真炮大都是通过各种手段,从外地的解放军部队或造反派手中搞来的。据说,有一个学生为了搞到武器,不惜使用“美男计”,和某地军分区司令的女儿谈起了“恋爱”。他利用出入军区的便利和司令女儿的配合,搞到了十几支步枪。

清华大学是理工科大学,拥有设备十分完善的校办工厂。武斗期间,这些校办工厂变成了两派的“兵工厂”。清华学生入学后要接受一个月的金工劳动和训练,车、钳、刨、铣、磨和焊,样样都会,动手能力很强。于是,大批土枪、土炮、手榴弹、地雷、甚至土坦克和装甲车被两派学生制造出来,并被投入战场。 武器的升级必然导致伤亡人数的上升。 一天晚上,我听到墙外一声清脆的枪声,接着是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和嘈杂的喊叫声。从喊声中我听出是一个放哨的414派学生被老团开枪打死了。每当这种时候,我们这些俘虏便胆战心惊,生怕老四将仇恨转嫁到我们头上。那天晚上我便作为死者的“祭品”而饱尝拳脚。

在战场上,一颗穿甲弹让两个曾经相遇相识的学生有了不同的命运。

这两个学生中,一个是冶金系的学生周家琮,另一个是电机系的学生赵德胜。我和他们曾到重庆“大串联”,一起住在重庆江北下横街小学。 当清华学生分裂成两派时,周家琮加入了414派,而赵德胜加入了团派。两个人都参加了“百日大武斗”。周家琮能文能武,一手持长矛,一手用笔写杂文《有感—读〈“友邦惊诧”论〉》,指责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对团派的偏袒。沈如槐将它誉之为“这是我在文化革命中看到的最有战斗力的一篇杂文”。(沈如槐:《清华大学文革记事》401页)

7月6日,当周家琮乘坐“装甲车”驶向科学馆时,埋伏在第一教学搂旁的赵德胜向装甲车发射了一枚穿甲弹。土制的装甲车难以抵挡货真价实的穿甲弹,司机杨述立当场毙命,而周家琮侥幸逃过一命。

我听说,赵的父亲或别的什么亲人被共产党镇压了。当我和姚永宁在逃离重庆时,他决定“甩”掉赵德胜。事后他对我说:“赵是怀着对共产党的仇恨参加文化大革命的。” 或许赵德胜并不知道周家琮就在装甲车上,但我却因此事的发生而相信了姚永宁两年前的判断:赵德胜的心灵深处怀有仇恨。否则,我难以理解赵德胜何以有勇气扣下扳机。

苏联电影《第四十一个》中红军女战士冯留特卡爱上了一个有蓝眼睛的白匪俘虏,年轻英俊的中尉奥特洛克。当“蓝眼睛”在押解途中试图逃跑时,冯留特卡扣动了扳机,“蓝眼睛”成了她枪下的“第四十一个”。鲜血映着蓝蓝的海水,浪花拍击着海岸,冯留特卡哭喊着:“蓝眼睛……我的蓝眼睛!”

我不知道那些向昔日的同窗好友扣动扳机的学生是出于何种动机。是像赵德胜那样因为心中怀有仇恨?还是像冯留特卡那样出于对革命的信念?

我被关押在科学馆时,周家琮曾试图来探望我,但被看守劝阻。毕业离校后,他在给我的信中谈及各人的遭遇,并提到了他遇险这件事。他说:“既然赵德胜念及我们在重庆时的友情而让我侥幸活下来,我也只得辛辛苦苦地话下去……。”当时,他已为了追寻他的“梦中情人”而到了四川攀枝花。

攀枝花钢铁公司位于川滇交界处的大山沟中,四十年前正是攀钢草创初期,那里的生活自然是相当艰苦的。毛泽东说:“攀枝花建不好,我睡不着觉。”死里逃生的周家琮不怕吃苦,不怕没有好觉睡,在那里奋斗了数十年。几年前,当我在上海再次见到周家琮时,他已是攀钢集团这个特大企业的付总裁了。 而赵德胜则因武斗时杀人一事进了大牢。 1968年7月12日,在全国所有学校“停课闹革命”两年后,毛泽东发出最高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

7月12日的前后几天中,被围得水泄不通的科学馆上空有“永不消失的电波”,那是被围的414派学生通过高音喇叭播出的联络密码,而科学馆的地下,解救被围人员的地道正在日夜不停地秘密挖掘中。令老四们扼腕的是,团派的学生居然用埋在壕沟里的水缸准确地测出地道的方位,并用炸药将它摧毁。 理工科大学的学生如此“能文能武”,显然让人印象深刻,所以,“理工科大学还要办”。 毫无疑问,作为全国最大的理工科大学,清华大学一定在毛泽东的视线内。 当然,毛泽东十分清楚,不在这些能文能武的理工科大学学生头上套上金箍咒,他们也会无法无天,走火入魔。所以,在讲了“理工科大学还要办”半个月后,他便作出了制止清华学生武斗的重大决定。 我们的苦难日子也终于熬到了头。 1968年7月27日,在毛泽东亲自部署下,几万名工人进入清华园制止武斗。蒯大富愚蠢地下令抵抗,打死了数名工人。而414派则明智地放下武器,拆除工事。当晚,毛泽东召见蒯大富等五大领袖,宣告红卫兵运动结束,工人阶级登上舞台。

我们当然不知道外面所发生的一切。但拆除工事所发出的巨大声响使我们意识到一定发生了什么大事。很快,我们便听到牢房外有很多杂乱的脚步声。有一个人在问: “这房间里有人吗?” “没有人。”看守回答。

听到正在离去的脚步声,我们面面相觑,谁也不敢发出声音。因为万一一切照旧,谁发了声音谁就可能挨打。但机会难得,我不能让那些杂乱的脚步离去而无所作为。急中生智,我用脚将一个搪瓷杯踢到了房间中的硫酸罐上,只听到咣啷一声后,离去的脚步停住了: “房间里有人,将门打开!” 门开了。一个工人向我们宣布: “我们是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前来清华制止武斗。” 就像那个时代的电影里经常出现的镜头一样,我和其他俘虏一齐高呼:“毛主席万岁!工人阶级万岁!”

我们见到了阳光,人群和树木,我们也不再挨饿了。当天晚上,贾振陆一口气吃了两斤米饭,我也吃了一斤二两米饭。我们根本不需要下饭的菜,饭团一进入口中便会自动吞下去,仿佛喉咙处有一股强大的吸力。 但我们并没有获得自由。两派迟迟不能达成交换俘虏的协议,我们被转移到主楼三楼的大教室,依旧是原来的看守看管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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