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美”——我所经历的清华百日大武斗  (5)

又是一个星期过去了,我是多么渴望自由。我决定组织越狱。一天中午,当我确定大多数人已经午睡后,我拉开了已在几天前被我悄悄弄坏门扣的房门。几个俘虏跟着我从主楼楼梯旁离地近十米高的窗口跳下,除了曾昭奋脚后跟粉碎性骨折,我们顺利地逃脱。曾忍着剧痛,用脚尖猛跑,最后瘫倒在地,一辆路过的粪车将受伤的曾昭奋送了回来。

在414派向工宣队报告俘虏逃跑一事后,两派举行紧急会议。团派坚称没有见到任何俘虏,指控414派阴谋杀害俘虏。但陈育延在会上忍俊不禁的笑容露出了破绽。 414派已无俘虏可交换,两派迅速达成了协议。

在逃跑前,我曾想带走那本陪我度过了这段苦难日子的《萍踪寄语》。离开科学馆时,我已将它悄悄带在身边。但转念一想,这本书原是清华图书馆的,万一逃跑时被抓住,我岂不多了一条“偷书”的罪名。我只得恋恋不舍地将它放下。

几十年中,每当我去书店时,我都会在书架上寻觅这本书的踪迹。然而,在形形色色的出版物充斥于书市的今天,它却影踪全无,似乎早已被人遗忘了。

而我好想重读这本书。

注一:沈如槐《清华大学文革记事——一个红卫兵领袖的自述》:几天后,陈育延和叶志江推着自行车从科学馆前路过,他们是团派中反对武斗的“鸽派”,自以为414不会为难他们。哪知道414发现他们后,立即派人拦截。叶志江骑车跑了,陈育延被抓到科学馆。414用衣服蒙住陈育延的眼睛,打了她一顿,逼迫她交代孙华栋事件的真相。陈育延知道情况却坚不吐口,并绝食抗议。一周后,叶志江来到科学馆,对414守卫人员说,陈育延有病,他愿意作为人质留在科学馆,换取陈育延的自由。结果陈育延走了,叶志江被我们扣押在科学馆,直到7.27工宣队进校。叶志江是28团的笔杆子,堪称团派的理论家,他的许多观点都曾遭到我们的口诛笔伐。但是,他讲义气、重情感,危难时刻舍已救人的行为,却不失英雄气概、男人本色,着实令人敬佩。 2007年底,我在收到曾留守科学馆的414派学生邱心伟寄来沈如槐的书后便复信给她,指出书中几个不确之处: 心伟: 发来的邮件和寄来的书都看了。时隔四十年,但很多事如今读来却恍若昨天。不同的是当年的是非恩怨早已被岁月磨去。想要搞点研究探讨之类,也非风烛残年所能胜任的。一旦钻了牛角尖(或曰“顿悟”注),说不定就会追随周泉樱去信佛了。你所说的给后人留下一点历史真相,倒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但要真做起来也难。 沈如槐据说花了六年时间写了一部清华文革记事。其记载之翔实,在我看来几乎是同类书中最有史料价值的了。但倘要追究起来,恐怕也会有不少值得商榷之处。以我个人为例,书中366页提到了我当年“英雄救美”的往事。这件事本与革命的主题毫不相干,不过是给血腥的武斗添加了一点小资情调而已。但既蒙厚爱写入“文革记事”,我当主角的对这段文字不妨考证一番,留一点“真相”给读者。 书中说陈育延被抓后一周,我去科学馆要求留下当人质换取陈育延的自由。其实我三天后就去了科学馆。因为陈被抓,我骑车跑掉是不得已的。当时我的自行车上有一书包陈育延的日记。日记里有团派历次(包括武斗期间)总部会议的记录,孙华栋事件和炮打康生的材料,当然还有不少充满小资情调的个人隐私。所以陈育延要我快跑。我对陈说了一句“三天后我来救你”就骑车跑了。倘若当年老四得到了这些日记,“百日武斗”恐怕会有更多的精彩情节了。 三天后,我在皮带后面藏了一把小刀去科学馆“救美”,脑中绝无“交换人质”的幻想。我想陈育延被放也不是我去科学馆的结果,而是因为她绝食七天,老四念其是“老八八”,不忍心让她饿死在科学馆。 我之被扣,当然是自投罗网。但书中称我是“28团的笔杆子,堪称团派的理论家”,则令我大惑不解。我当年从未加入“28团”,至今都不知道28团有哪些英雄好汉,如何能充当其笔杆子?文革中我写过一些令人注目的大字报,但都是以个人署名的。我自忖也并未为老团提出过什么可以“必胜”或必败的理论,是当不了什么“家”的。 当然,我很感谢沈如槐在他的书中重提当年这个插曲和称我“舍己救人”的溢美之词。我想说明的是,要想白纸黑字留下历史真相并非易事。 注:周泉缨在他最近出版的《和谐世界理论---统一论哲学思想》一书的作者自序中说“1997年,我在佛祖‘缘起说’思想的启发下突然顿悟”。文革期间,周泉缨在清华园贴出《414思潮必胜》的大字报,成为清华大学“414”派的理论家。 叶志江

注二:曾昭奋《科学春秋》:就在科学馆大火之前,我和工程力学数学系的叶志江同学等就被关在科学馆一间暗室中的几个小暗室里。 …… 叶志江同学却非常乐观,时不时朗诵“大江东去”。他还说,“我们没有受过白公馆、渣滓洞的罪,现在正好来补补课。”事实上,我们这些被逮进来的人,并没有受到太多的折磨。刚被逮来时,先是一个“下马威”:眼睛被蒙住,站着,周围大概站着四、五个身壮力气大的学生,轮番拳腿交加。我的经验是,只痛皮肉,不伤根本。年纪大者在被殴、摔倒、爬起、再被殴、再摔倒的过程中,折了骨头,伤了内脏,可视为“意外”。 且说这叶志江(正好与叶企孙先生同姓),是全校闻名的高材生。他于一九六三年秋季入学。一九六四年,他在《数学通报》上半年内发表了两篇论文,其中一篇是《对“正项级数判敛的一个方法”的进一步讨论》,提出了自己的推论(定理)并加以证明,而国外一位知名数学家在一九五四年提出的同样的定理时则未加证明。杂志编辑对此表示了特别的鼓励。叶志江因此受到学校和北京市领导人的关注和接见。文化大革命一声炮响,北京市领导人和学校领导人都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黑帮,他叶志江也成了“修正主义苗子”。年纪轻轻的,还不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但是,他成为数学家的前途是彻底葬送了。

注三:黄肖路,旅美华人,目前正在美国著述关于父亲黄万里和清华园的回忆。杜欣欣,旅美华人,著有《恒河,从今世流向来生》,《在时间中沉醉——关于自然、历史和文化名人的散记》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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