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称武汉“封城”规模史无前例

中国将武汉一座人口超过1100万的城市封锁的举措,是在运用一种有几百年历史的公共卫生手段来防止传染病的传播——这一次是由一种冠状病毒导致的神秘呼吸道疾感染疾病。

专家表示,此次封城相当于孤立了一个比纽约市还大的重要城市交通枢纽,规模之大令人震惊,这是史无前例的。

“这是一项不可思议的工作,”密歇根大学医学史教授霍华德•马克尔(Howard Markel)博士说,他还说,他从未听说过将隔离这么多人作为疾病预防措施。

尽管如此,“还是会有人出去,”他说。“会有漏洞。”

为保护公共健康而限制上千万人的流动,中国此举是在诉诸于一种有着漫长而复杂的历史、充满了社会、政治和伦理问题的折衷之法。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rizona State University)公共卫生法律与政策中心(Center for Public Health Law and Policy)主任小詹姆斯•G•霍奇(James G. Hodge Jr.)表示,封闭城市几乎肯定会导致侵犯人权,而且在美国显然是违反宪法的。

“这很容易适得其反,”他说,并且这些限制措施可能会阻止健康人群逃离城市,使他们面临更大的感染风险。“总的来说,这是一种有风险的做法。”

该病毒于去年12月底首次出现,已造成至少17人死亡,500多人患病。为遏制病毒的蔓延,中国政府表示将从周四开始取消从武汉出发的飞机和火车,并暂停城内的公共汽车、地铁和渡轮。

隔离人员和货物以阻止疾病传播的做法至少可以追溯到14世纪,当时鼠疫流行,船只到达威尼斯时需要先在海上停泊40天。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的说法,英语中的“检疫隔离”(quarantine)一词就由这段隔离期而来——它源自意大利语的quaranta giorni,意思是40天。

霍奇说,如果隔离措施只是选择性地隔离那些已经感染或疑似感染的人,这可能是有效的。武汉的反应远不止于此,而是建立了“警戒线”式的边界。

“检疫隔离本来应该是‘你不能离开自己的家,不能去上学、工作或者做礼拜’,”他说。但中国当局“在这座城市周围划了一条线,说‘不许进来,也不许出去’。这样做显然是过度的反应”。

近年来,各国政府也曾采取其他大规模措施来防止传染病的传播。

2014年9月,拥有约700万人口的塞拉利昂宣布,“所有人”都应在室内待上三天,与此同时,7000支医疗组和社区工作人员挨家挨户寻找隐藏的埃博拉患者。

那一年早些时候,利比里亚官员对蒙罗维亚的西点进行了埃博拉检疫隔离,那是一个面积很大的贫民窟,有6万至12万人挤在棚屋里。专家说,这个命令导致了民众与士兵的伤亡冲突,并可能助长了疾病的传播,迫使人们聚集在一起接受基本的人道主义援助。

在2003年SARS爆发期间,加拿大卫生官员要求安大略省任何有呼吸道感染症状的人在家里待几天,因为他们担心这种疾病会在复活节周末期间传播。

在北京,当时至少有4000名接触过该病毒的居民被隔离,300名与感染者有过接触的大学生被隔离在一座军营内两周。

历史学家指出,隔离通常针对的是边缘人群。

曾写过有关检疫隔离史文章的意大利研究人员尤金尼亚•托诺斯蒂(Eugenia Tognotti)说,14世纪鼠疫流行期间,欧洲各城邦在道路和出入口设置了武装警卫,以阻止商人、麻风病患者和犹太人等少数群体进入。

她还写道,19世纪30年代,欧洲爆发了一波霍乱疫情,那不勒斯限制妓女和乞丐的流动,因为他们被认为是霍乱的传播者。

马克尔说,1892年俄罗斯犹太人把斑疹伤寒带到了曼哈顿下东区。然而,被集中起来并隔离在布朗克斯附近岛屿上的不仅是受感染的人,还有他们的邻居,以及在街上和他们打招呼的人。

“这是检疫隔离的阴暗面——它被误用为一种社会工具,而不是对一种医疗手段的科学应用,”马克尔说。

来源: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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