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载住房咏叹  

作者:星学

自打先祖別了穴居,住房便成了人類的永恆話題。古今中外,多少居者爲了有其屋,發出“安得廣廈千萬間”的慨嘆﹔人口爆炸的今天,更是“為房消得人憔悴”。

大陸連年光顾着搞政治運動去了,沒大有啥宿舍和民居建設,故在“向蘇聯老大哥學習”、多生孩子爭當“英雄母親”的後果顯露出來時,百姓的棲身之所成了大問題,人人為房頭痛傷神。特別是到了儿女婚嫁的當口,愁煞家長,“對像不難找,房子沒法辦”,瀕於抓狂。指望著唯一渠道—單位分房制解决的機會忒渺茫了,只得“因陋就簡”“自救”,於是乎:四合院裏沿著自家屋簷接蓋小房的,打吊舖的,房内自隔单間的,或者乾脆每晚室内拉上帘子擋開的,不一而足。倘擱久一點,新人再添了娃,家里就更要命了。電影《沒事偷著樂》极是這段史实的一角反映,文獻片《房子》記錄的就更多更細了。

家父母是大學附院的大夫、藥師,一個是長子,一個是獨女,雙方高堂都跟著他俩過﹐加上俺五個孩子共11口,擠在三間小屋裏。满屋淨是床了,兼作廚房、餐廳、夜間廁所,一段時間養了雞,黑天後也圈進屋來過夜,又作“雞窩”。一張單人床外緣放倆方凳、墊上磚頭,搪上鋪板,我兄弟四人就橫臥其上,再後便是高架床与打得吊舖。至文革,這方寸之地又被造反派硬夺去一間,給革命组织小頭目住,另給了間地下室算俺家的灶房爲“補償”。之後的好長日子,我們就是在這陰暗潮濕的窨中渡過的。那年月甭說自家老的了,就連鄰舍都在為俺們犯愁:四個大兒,將來娶媳婦房子咋辦?

還算是幸運,待我們長成到談婚論娶時,改革開放了,工作重點始轉到國計民生、改善民生上來。各單位盡力籌措資金,蓋宿舍紓緩員工的住房荒。然積重難返,一時拗不過勁來,望眼欲穿地盼,遠水不解近渴。已近而立之年、我欲合巹時,都已八十年代中期了,住房仍是“老大難”。當了住院大夫的我倆,在附院裏算小蘿蔔頭兒,分不到宿舍。只得在個三室一廳的單元中租下14平米的一間,陽台作灶屋,茅房與那家老少三代五口人合使,暫棲身。雖然這種頗常見的住法時稱“團結戶”,實際上亟難和平共處﹐雞毛蒜皮的事見天磕碰﹐必然“擦槍走火”﹐芥蒂屢生﹐苦不堪言。我們加上後來添的女兒,在那一過就是四年。

進入九十年代初,單位終於又分房了。我再次編織起“房夢”來,以為仗著夫妻雙雙的研究生文憑、業務建樹不小﹐能夠鳥槍換炮。待等冗長的論資排輩打分、群眾評議、分房代表投票、領導討論決定等複雜揪心的過場完後﹐我確分得了一間居室:大雜院筒子樓四層頂約12平米的小單元,舊得“掉渣兒”,不說寒天透風撒氣、暑日漏雨滴水了﹐關鍵是沒有廚房和衛生間﹐連上下水道都沒有。一層樓上幾十號人共用一個雙蹲座的廁所,穿過夏晒冬冰的露天走廊,去那兒倒掉夜壺﹑泔水;接自來水回屋入缸儲用;用手浣衣服〔洗衣機沒法用的〕;做菜煮飯用自个上扛的煤氣罐。就這條件﹐總算讓我覺得有了屬於自個的“物業”感。

不過瞧瞧那給院長開車的小司機,分得的竟強過俺這“學術骨干”,失望、屈辱、憤懣,湧上心頭。找誰評理去,誰讓人家跟當官的近乎呢?只能認了﹐總比沒有強吧。一住又是兩個春秋。時見身邊的人們﹐為爭取稍微像樣一點的樓道空間,鄰里失和;勞神傷財;奔走門路,為下輪分房墊底、“施肥”;而自己這書呆子既無“根子”又無“門子”,還“傲骨錚錚”的不諳迎逢,猴年馬月才能“撥雲見日”?

其實,我的要求很低,哪敢奢望住甚“大宅門”﹐只要兩室一廳的小单元便心滿意足了。儘管其時標準民居的建築面積小,一般就三四十平米,格局也差,不配帶暖氣、煤氣,電梯,甭說熱水供應了,俺就是巴望著關起門來有個各自獨立、互不干擾的小天地而已。然而如此基本的愿望﹐亦遙遙無期﹑高不可攀﹐難以實現。我終於等不及了,下決心出國,自我“落實知識份子政策”。

憑著洋教授的邀請函和资助,九三年初我踏上了西土,先後旅居德、英、美、加等國,均是在大都會工作生活。海外沒有單位分房一說,只要有錢,無論是租還是買,均不在話下,任挑盡撿。而居所,就算極普通的單位,也似國内“賓館”,條件似天淵之別。自蜷縮之處乍來的我,有一股“一步登天”的感覺,每每慨嘆不已,甚羞於對洋同僚們啓齒曾蝸居的陋室,沒人會相信。若干年後我們定居在多倫多,又生了兒子,置上房產,住入了相當於中國五大最美城區之首—青島八大關裏的花園洋樓,始料不及呵,遠远超乎了意中的“政策落實”。閑來一家人坐在屋內,望著寬敞的落地窗子外面﹐小院幽幽,花團錦簇,樹影婆娑,松鼠跳躍,蟬鳥婉啼﹐簡直就像是夢幻一般,不敢相信這是真的。

安居樂業之後,我沒斷了回國省親,眼瞅著故里林子般的高樓接踵拔起,越來越多,愈來愈漂亮,也安了煤氣管道和電梯,各家自己裝上熱水器和空調,條件直媲國外,頗為之高興、欣慰。雖尚未及“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顔”的地步,但已相當不孬。我們家的人也都住的不錯,算是當地的上層,“國外來客”下榻、同住也無寒嗆、窘迫之感,早年“婚無房”之憂今已歸“杞人”、化爲烏有了。福利分房早已悄然而逝,學外國自掏腰包或者貸款買商品房,單位也不用給單身青工提供集體宿舍了,只是發點租房津貼算事,省卻了領導們的不少頭痛麻煩。我訪舊時重蒞那些當年院長、書記們才能消受的靚樓,已是一派廢舊頹敗之相[國内的建築質量另當別論],實不敢相認這曾是自個夢寐以求、恐窮畢生之力也會望洋興嘆的目標。現今那些當權者們早就轉進“新貴都”裏,“此地空餘”的“黃鶴樓”幾經易手,不曉得換了何方神聖了。

我每一次的返鄉,都會發現國人的住房有不斷的變化,堪有日新月異之勢。海濱勝城的房子,全國的富人都來搶購,有的僅為消夏避暑短用,卻帶動得房價扶搖飆昇,島民們負擔不起、吃不消,叫苦不迭。此外,給人印象匪淺的,是人們在房子的内部裝修上一點不吝銀子,家家都整的跟宮殿似的,故有“亞馬遜熱帶雨林都消逝在中國人的房間、地板裏了”一說。而且格調不乏歐美風情,讓來自於“敵人後方”的“還鄉團”员不禁汗顔、失色。白璧微瑕的,是外環境較差,樓群密集,距離太近,單元多,人嘈雜,綠地殊少,給人以擁擠、壓抑之感。或許是因爲我久居人稀地廣的北美,衡量的標準和角度沾帶了洋味之故吧。但相形為遮身藏體抓瞎、猴急搏命卻束手無策的舊景,今非昔比,確已別若霄壤了。这也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最大变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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