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回忆录》连载 (2)

第二章 追求真理:从不满现实的少年学子,到投身革命的地下党员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父亲所在的报关行生意萧条,父亲的工资减少了,一家生活比较困难。为了节省房租,同时还能改善一家五口的居住条件,1943年我家搬到南市,住在蓬莱路67号一座民房里。从南市到西城小学,路太远,我就转学到家附近的念慈小学。那是一位慈善家为了纪念自己的母亲而设立的学校。我在念慈小学读完六年级,毕业后考上了《新闻报》的贫寒学生助学金,被分配到德润中学,当时叫建平中学。

为了贴补家用我父母借钱在住家楼下开了一个小店,由母亲打理,卖些烟、酒、火柴之类的日用品。小店确能赚点钱,但麻烦也随之而来。青帮要强迫“保护你”,保护费是盈余十抽一、二。这个钱要是不给,小店就别想开。日本人的税务局也要抽钱,虽比青帮少些,但大概也是盈余的百分之十。这两项合计就是百分之二、三十了。还有日伪的小特务,戴着个破徽章,到店里要钱不说,还常常不给钱整条地拿烟,整瓶地拿酒,有时一拿就是几条烟,几瓶酒。这么算下来,小店收入起码一半就没了。

有一次,小特务又来了,有瓶好酒,价格很贵,我母亲实在舍不得让他拿走,就想藏起来,但晚了一步,小特务看到了硬是要拿走,母亲不给,还据理力争。那小特务恼羞成怒,就诬说我母亲是新四军的情报员,把我母亲抓到日本宪兵队去了。我下学回来,听家门口钉鞋的老皮匠一说,就好像天塌了一般,撒腿就往宪兵队跑。那个宪兵队,也在蓬莱路上,离我家只有七八百米,我几乎一口气就跑到了宪兵队门口。我小孩子思维简单,又一心想找妈妈,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往里冲。好在两个站岗的日本兵看我是个小孩,没开枪,一个在原地继续站岗,一个来追我追到 里面一个大楼的门口把我抓住了。当时那大楼里面有日本宪兵队的军官正在开会,我把他们的会议搅乱了。一个戴眼镜的日本人,可能是宪兵队的头头,通过他的日本翻译问我来干什么?我就大叫:“我是个学生,我妈妈给你们抓进来了,我妈妈是很好的人,你们为什么抓我妈妈?”戴眼镜的日本人就对着其他人哇哩哇啦说了一通话,我什么也听不懂。几分钟后就有人把我妈妈带到我面前来了,她后面还跟了个中国人,那家伙说我妈妈是新四军的情报员。我妈妈虽然没文化,但遇到事不怕,很沉着、很冷静,在威海的时候还帮助我四姨妈给游击队偷运过短枪,她说:“不是这个事,我是开小店的,卖烟酒的,给你们做事的那两个人经常 拿我的东西,不给钱,我跟他要钱,他火了,就说我是新四军的情报员,把我抓来了”,还说:“我是良民,我有良民证”。那些小特务,连我妈妈姓什么、叫什么都说不出来,戴眼镜的日本头头听了我妈妈的声辩,马上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就把我妈妈放了。

我小时候没有做什么大事,这次冲日本宪兵队就妈妈算是最大的一 件事。我父亲回家听母亲说了这件事,大为高兴,第二天就买了一支博士金笔,一本《沉香救母》连环画,作为奖品给我。那只博士金笔我用了好多年,《沉香救母》我看了一遍就丢下了。我惭愧呀!我没沉香那本事,不然的话,就早把日本小特务惩治了。不过,这之后,我对于给日伪做事的人就更加痛恨了。

我们建平中学有一个日伪派来的训育员,姓周,他好歹也是个知识分子,可不知怎么就是昧着良心替日本人做事,我们骂汉奸“穿个皮鞋嘎嘎响,卖了祖宗再卖娘”,他就在旁边丧着脸,不高兴。德国人打败仗了,日本人也要完蛋了,我们学生对形势都知道一点,可他上训育课,还是大讲“大东亚共荣”,“反共才能救国”。我们都讨厌他。一次,我们知道他又来 上训育课,就在黑板上画了个乌龟,乌龟身上十三块纹道,乌龟举着日本膏药旗,旁边写着“打倒汉奸”。那乌龟十三块纹道,四个腿加上一个头一个尾巴,等于六个脚,合起来是“十三块六脚”。上海话“十三块六脚”就是骂人无耻。训育员进教室一看到黑板上“十三块六脚”的乌龟,气得脸刷一下就白了,连忙自己擦掉,还说:“你们老说我汉奸,我是为了和平反共救中国”,“汪(精卫)主席是孙中山的信徒,是孙中山最好的学生,蒋介石压迫他,‘和平反共救中国’的口号就是汪主席提出的”,“你们说我是汉奸,我是为中国人利益的,我教过你们当汉奸吗?我都教你们怎么样修身,怎么样救中国,我没有教你们当汉奸吧?!”我那时候也不知道什么是共产党,只知道老家那个四姨妈是共产党,具体干啥还不知道。训育员不承认他是汉奸,我们学生却不信他,不给他鼓掌,也不说话。他说:“谁画的,自己出来认个错,我可以原谅你年幼无知。”他追问了半天,没人出来认错,他就把我们所有男生每人打四板子,他认为女学生不会干这事,所以不打女学生。那是我长到十几岁第一次挨板子。我们挨了板子,还是不服气,还是没一个人理他。很多同学回家后跟家长告状,结果好多家长,有的还带着亲戚朋友,到学校来包围了校长室。我们学生没法上课了,都出来看热闹。后来校长、校长太太出来作揖,想平息事态,但学生家长说,不行,一定要开除这个老师,向学生道歉!校长太太说给每个学生发一包点心,表示慰问。学生家长说,谁要你的臭点心,我打你儿子,再给你发点臭点心行不行?我自己倒是没有告诉妈妈,她打理小店很累,我怕再给她添累。家长闹事后的第二天,学校贴出布告,撤销那个周姓训育员任的职位,不要他上课了。那个人就再也没来过。这次勇斗汉奸训育员取得胜利是我第一次体会到集体力量的作用。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上海老百姓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后,都到马路上狂欢,许多人拿菜叶子或者黄瓜呀,就往天上扔,怎么高兴怎么来,还互相拥抱,拍肩膀,蹦啊,跳啊,喊叫啊!不久国军进城了,我们的学校也恢复原来的校名,从建平中学改回德润中学了。报上说是蒋介石联合美英苏打败日本鬼子的,中国现在是世界五强之一,美英苏中法,中国排第四位,扬眉吐气。人们传说蒋介石要来上海啦!没多少天,蒋介石真坐着飞机到了上海。我们学校的学生都跟校长到跑马厅(现人民广场) 去欢迎蒋介石,去跟着领队喊“蒋介石万岁!”“万万岁!”又过了不久,国民党接收大员来了,他们在上海城里大搞“五子登科”,就是借接收大员的权力,以“接收敌产”的名义,大肆搜刮房子、金子、票子、女子、车子。汉奸敌产他们要没收,与汉奸沾点亲带点故的人的财产他们也都没收,还不给收据。文化界、商业界、教育界和其他各业各界的头面人物,只要沾上点日伪关系的,也都深受其害。接下来就是国民党的中央银行狂印钞票,用低价兑换伪币的办法搜刮民财,结果是市场物价大涨,上海老百姓生活 顿时就水深火热。有一首民谣说“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想老蒋,盼老蒋,老蒋来了涨涨涨”。

我们家就惨了,小店原本有些盈余,国民党要控制烟酒经营,要我们家的小店换经营许可证,不然不让经营。为了弄到这个证,我家把积攒下来的唯一的一条“小黄鱼”(小金条)都用上去打通关节,最后也没能如愿。这等于是抢劫了我父母的血汗钱、我家的活命钱之后,又断了我们家的生路。为了这个事,我父母都哭了,一家人愁眉苦脸了好几个月。后来我新添的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都是得了儿童肺炎,没有钱买药,很小就死了。

母亲小店的遭遇在整个社会上不过是一粒小小沙子,但是这粒小小沙子对我思想转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懂了历史上的“官逼民反”是怎么回事。

终于,1946年十一月下旬至十二月上旬,上海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摊贩斗争。国民党上海政府在整顿市容名义下,在几天之内抓了上千的小摊贩进局子,并没收他们那点可怜的小商品,结果引起众怒,五、六千个摊贩家属 (妇女、老人、小孩)和许许多多被没收物品、被禁止摆摊的摊贩,包围了黄浦区的警察局,要求释放被抓摊贩,发还被没收的财物。那天是星期六,我本来是要去父亲的公司,走到河南路上看到摊贩们一群一群往黄浦警察局奔去,一打听说是摊贩在包围警察局,就跟着人群进了黄浦警察局前面的广场。只见广场上人山人海,群情激奋,后面和旁边马路上还有数千围观者。警察局门口则是好几排警察与往里冲击的摊贩发生激烈冲突,警察用警棍打人,用水龙头冲人,还往天上开枪,摊贩们则毫不退让,一些人还不知从哪儿弄来一筐筐碎砖头、鹅卵石、西红柿、臭鸡 蛋,往警察局扔,扔得远的就把警察局的玻璃窗打碎了。一看这阵势,我就跑过去帮忙给大人递碎砖头——我是个小孩,力气小,碎砖头扔不远。警察会闪躲石头和西红柿,真挨打的不多,而冲在前面的摊贩,有的被逮捕,有的被打昏,有的被打伤。即使这样,摊贩们还是不罢休、不退却。几十分钟后,其他区的大批警察,坐着鸣叫的警车赶来支援,他们下车就抓人,我从人群空隙中跑了。摊贩们随后就组织全市商户罢市。这件事最后以国民党市长吴国桢讲话答应放人、答应退还东西、答应摊贩继续营业而淡化。

1946年冬天,美国大兵在北京凌辱北京大学女学生沈崇,由此爆发了平(北京)、津、沪的学生大规模游行示威,上海的学生包围了美军在上海的海军司令部,高喊“美军退出中国”,“美国兵滚出去”的口号。大学教授蔡尚思、马寅初、楚图南等名流发表了《对美军暴行抗议书》。大游行那天,正是1947年元旦,学生放假,我听到广播后,也到南京路去和市民一起观看反美大游行,学生喊口号,市民也跟着举手喊叫、鼓掌、跳跃,一致要求驱逐美军撤离中国。这是一次全国范围的“反对美国大兵欺凌中国人,要求美军退出中国”的人民运动。

这个时期,国民党发动的内战已经打得很激烈了,内战造成大批苏中战区的难民,搭船从长江对岸涌向上海、南京、常州、无锡、苏州等地。进上海的难民最多,一时间在南市、闸北、杨浦,出现无数的贫民窟,难民用木板、硬纸板搭起许多临时小屋,里面挤满了人,后来没地方搭建小屋了,很多人就睡在马路上。那年冬天上海特别冷,突然有一天,一场寒流袭来,冻死了很多人。我第二天清早去上学,在蓬莱路、复兴路上就看到隔一段就有一个或亮嗓小孩的尸首,还有老人的尸首。有人在报上说那天死了八百个小孩,有八百个童尸!住在上海的诗人臧克家,目睹了这个惨状,就写了一首诗,叫“生命的零度”,副标题是“八百童尸”。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把这诗摘录成一个小传单到处散发,我就是在传单上看到这首诗的。这首诗是反内战的号角。那些儿童有权利生存下去,却生命到了零度,冻死在上海的街头,死的时候眼睛都闭不上,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国民党打内战,弄得老百姓没吃、没住。1947年以后,上海米价又暴涨,比抗战胜利时上涨了百倍,即使这样市民还常常排长队买不到米,而穷人想吃也没钱买,只好买点豆腐 渣参合玉米面混日子,家中来了客人才会到黑市买点大米应付一下,而黑市米价比配给米高一倍到五倍。就在这个时候上海地下党发起了反内战、 反饥饿运动。国民党开动宣传机器说内战是共产党挑起的,但谁都不信他们的,谁都知道,是四、五百万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在美国人支持下,张开大嘴想吃掉共产党。

我亲眼目睹的惨状对我触动很大,臧克家的诗又启发了我的觉悟,我就参加到了反内战、反饥饿的学生运动中去了(自那时以来我一直很崇敬诗人臧克家,直到二十一世纪初我还到他山东老家去纪念过他)。外滩、南京路、西藏路上,都有大学生、中学生游行示威,我就跟着他们跑,他们喊口号我也喊口号。那时候我还没参加地下党,但是我已经知道是地下党在策动反内战、反饥饿运动。国民党警察用水龙头来冲击学生,学生不肯退却。我所在的德润中学,校长是国民党,他不准学生参加游行,但我们和郁文杰等七、八个学生,还是到外滩去助威。特务们用一个木头棍子,上面钉很多钉子打学生,一打就出血,一拉就血肉淋漓!很是惨烈。学生把照片拍出来,老百姓看了更愤怒了。国民党命令大中学校提早放课,不准学生在一起。他们以为放课学生就不游行了,其实一放课学生出来参加游行更方便了。

老百姓都知道反内战、反饥饿其实就是反国民党,反国民党给老百姓造成的苦难,所以都自愿参加到运动中来。一些工人、职员是直接参加到学生的游行队伍中来,很多的大小商店则是关门停业,表示对运动的拥护。与上海的运动同时,南京、北平等地也出现了反内战、反饥饿运动,并且所有这些大城市的运动,持续不断,愈演愈烈,国民党就出动大批军队,残酷镇压游行示威的群众,制造了死伤大批革命学生的惨案。即使这样,还是压不下群众的反抗。而且上海、南京的工人、市民,大批加入群众运动中去之后,不像学生那样温文尔雅,他们罢工、罢市,包围警察局,还有许多市民竟然自发组织抢米风潮。

1947年暑期,我初中毕业,那时我虽然反蒋反美的积极性很高,但还没有建立起革命的人生观,理想仍然是做个科学家,走科学救国的路,所以考高中我是一心想上名校。报上说,黄炎培等创办了一个贫寒学生助学金,凡上海市贫寒学生,如能考取这项助学金,就可保送进上海名校浦东中学、沪新中学等。我家境贫寒,就去报考了这个贫寒助学金,结果我幸运地考上了,保送进了浦东中学。但我怎么也没想到,浦东中学这个名校 竟彻底改变了我自己原来设想的人生道路。

浦东中学是上海名人杨斯盛创办的,杨斯盛是工人出身,后来成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上海滩上著名的建筑设计师,上海许多有名的建筑都是他带领工人建造的。他在晚年毁家兴学,捐献一生积蓄二十四万金,在上海浦东创办了这所中学。第一任校长即是黄炎培先生,他是孙中山领导的老同盟会会员。“五四运动”先驱蔡元培曾赞誉杨斯盛是“一代伟人”,胡适则称杨斯盛是中国的“大豪杰”,“可敬、可爱、可法、可师”。浦东中学在长期的教学中,为社会培养了大批人才,著名的有张闻天、李一氓、蒋经国、庄世平、王淦昌、夏坚白、范文澜、胡也频、殷夫、董纯才、雷经天、谢晋、何挺颖、叶君健等。

浦东中学一直富有革命传统,早在“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和“一二九”运动中,就都是革命的先锋堡垒。在抗战中校舍被日寇炸毁,学校迁至浦西杜美路(即今东湖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很重视浦东中学,派军统特务黄星来控制训导工作,他有权把革命师生送特刑庭,连校长都怕他。上海地下党则把浦东中学列为中学工作重点,还派了一批地下党员在学校组织学生运动。我在解放后才知道,我考的那项贫寒助学金,名义上是黄炎培等人创办的,实际从事具体工作的多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人士。而我能考上则可能与我之前参加了反饥饿、反内战斗争不无关系。我的英语不好,我很担心考不取,记得当时面试的时候,一位女老师问我对全市反内战、反饥饿运动的看法,我根据自己的经历和见闻侃侃而谈了一番,结果我在回家后的第四、五天,就接到了保送浦东中学的通知。

1947年秋我到浦东中学报到了,和顾志刚分在一个班级,他就坐在我后排。不久我们成为好朋友,后来是同志加兄弟,彼此生死不渝。顾志刚是青年地下党员,是当时上海地下党派到浦东中学组织地下党支部、开展学生运动的成员之一,和他一起的其他青年地下党员还有胡令升、张晔、何世和、钱嘉庆、姚堤等,其中胡令升是当时上海地下党最年轻的区委委员。

1947——1948年是我一生中思想大变化的时期。这个大变化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我一生的跌宕起伏,高峰低谷,好与坏,福与祸……都与这个大变化有关系。这个大变化又与革命书籍分不开。我对书籍总是如饥似渴,刚随母亲到上海不久,就迷在儿童图书馆的图书里;在建平中学读初中的时候,从一个老师那里得知在四马路(现在的福州路)有个很大的市立图书馆,我就去那里读过诸子概论、史记和鲁迅、茅盾、郭沫若的部分著作,还读了达尔文、莎士比亚、爱因斯坦。但是,引起我思想大变化的是在浦东中学时期接触到的革命书籍。

通过地下党员顾志刚,我先读到了大量上海进步书店、解放区和香港出版的文艺、历史、哲学著作,包括《李有才板话》、《王贵与李香香》、《李家庄变迁》、《大众哲学》、《小二黑结婚》、《社会科学概论》和鲁迅、 高尔基部分著作的单行本等,后又读到了美国记者斯诺写的《西行漫记》。《西行漫记》这本书系统讲述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革命理想,特别是书中的《毛泽东自述》这篇文章,把毛泽东本人的革命历史、政治主张坦诚地公诸于世了。这本书打开了我了解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大门。书里的许多事情,如井冈山,反围剿,万里长征,都是我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既新鲜又刺激。我一翻开这本书,就像打开了万宝盒,一连三天三夜,日以继夜地看,连吃饭、睡觉都忘了,学校里的功课也不做了,有的章节不止看过一遍、两遍。这真是一本了不起的好书,它帮助我建立了对共产党和毛泽东的信念。现今我个人的藏书里有《西行漫记》的三种版本,它们是我的珍爱。现在许多人都在追求亿万家财,想做亿万富翁。其实,这本书里讲的真理其价值岂止亿万!你只要认真读了,就比亿万富翁还富有。

从《西行漫记》里,我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写了本《共产党宣言》,我到处找这本书。后来何世和给我搞来了,他那个书的封皮是《家庭月刊》,里面才是《共产党宣言》,书没写译者姓名,书的纸张粗糙泛黄,书的第一句话就震撼了我:“一个幽灵在欧罗巴踟蹰着,这就是共产党的幽灵!”“踟蹰”两个字我那时还很生疏,所以印象特别深刻。解放后我看到莫斯科外文局出版的“宣言”译本,它把第一句译为“一个怪影在欧洲游荡着—-共产主义的怪影。”我觉得它没有我们中国人自己翻译的好。《共产党宣言》第一章就讲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我看了就想,我在报关行干活的父亲、在香烟厂干活的老姑、在食品厂干活的花姐,不都是无产者吗?他们的老板不都是资产者吗?《共产党宣言》说,无产者要联合起来,用革命手段夺取资产者的机器、工厂、土地、房屋,建立起一个让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共产党宣言》提出要没收资产阶级所拥有的土地、工厂、铁路,要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然后按计划组织生产,还提出具体的十条措施。我反复阅读这些措施之后,全部都拥护,特别拥护“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这一条。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打倒国民党,因为那时国民党很专制、很腐败,我很厌恶国民党。另外,我觉得顾志刚等人向我说的,中国革命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的道理更适合中国。但那时,我对《共产党宣言》中某些内容却不很明白,比如“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公开的公妻制”、“英国宪章派”、“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等,其中一些问题是直到解放后才慢慢弄懂的。

我从一位在海关工作的老乡那里得知,在上海霞飞路影院的后面,有一家中苏友协开办的进步书店。我找到那家书店,只见书架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苏联外文出版社出版的中文书。书店的职员对人和蔼,对我这个穷学生,也彬彬有礼。后来我就成为那里的常客。在那里,可以像在图书馆一样地看书,只要愿意,看一整天也可以,不买书也不要紧。有时(星期日)我就看一整天,中午喝点茶水,啃个罗宋面包,直到书店关门时才回家。我看得最多的是中文版《时代日报》,上面有解放战争的战报,世界和中国局势的分析,我也常常坐在一个角落里如饥似渴地搬起砖头般的大书翻看。久而久之,书架上的《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马克思恩格斯与马克思主义》、《联共(布)党史》、《斯大林卫国战争言论集》等,我都有不同程度的阅读,不过马克思的《资本论》我还看不大懂。总起来说,那个书店给了我许多解放区的消息和初步的马列主义知识,至少我看懂了许多革命新名词,什么“劳动”呀、“价值”呀、“剥削”呀、“帝国主义”呀……我都看懂了。最意外的收获是,一位年纪比我大一点的中学生偷偷给了我一本香港出版的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还神秘地告诉我书店里有时有国民党特务混入,叫我注意尾巴。但我在那书店里陆续看了好长时间的书,也没发现有人盯我,大概那时我人小,不被特务注意。

我永远忘不了那本《论联合政府》的小册子和当时看了小册子的感觉。当时抗日战争虽已胜利,但国民党又把祖国拖入内战之中,沉沦了一百多年的中华古国怎样才能振兴呢?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等,我都看了,都没有也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想不到远在陕北山沟里的毛泽东,却早在两年多前就给我们写了这么好的一本解决中国问题的小册子,特别是它所阐述的“我们的一般纲领”和“我们的具体纲领”,为正在迷茫而困扰地寻求祖国发展道路的青年人,指出了解放中国、建设中国的道路。小册子把一切都讲得那样的合理、那样的实在。我在看到这个小册子以前,志向是将来做个科学家,用科学来改变祖国的贫穷落后。这以后,我才知道,要实现这个目的,必须先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把祖国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我觉得,毛泽东能救中国,我服膺了,从此认定,我要在今后跟着毛泽东。这本小册子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读过它的人成百上千万了,我不知别人读后的感想,但我当时读这本小册子时的激动心情是别人难以想象的。

我把我的感受同好友顾志刚讲了。不久后,顾志刚又给我借来一本吴黎平翻译的《反杜林论》,要我好好看。这本书很厚,分三编:第一编:哲学;第二编:政治经济学;第三编:社会主义。第三编是讲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很打动人,介绍了三位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法)、傅立叶(法)、欧文(英);他们都眼光远大,对“充满罪恶和灾难”的资本主义深恶痛绝,主张建立新型的、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为他们的伟大精神感动,最叫我心动的是身为英国一个大纺织工厂厂主的欧文。他先是领导一个500多人的工厂,后来,又领导了一个大棉纺厂,发展到2500多人,别的工厂厂主逼迫工人每天劳动十三、十四小时,他却只让工人劳动十小时半;他发明并实际为工人的子女创办了幼儿园,让儿童生活得愉快;当经济危机爆发使工厂停工时,他仍给工人发工资;在别的厂区,工人大批堕落,在他的厂区却没有堕落分子,警察、刑事法庭都不需要了,连贫困救济和慈善事业也绝迹了。即使这样,他仍然认为自己没有给工人“合乎人的尊严”,他说:“这些人都是我的奴隶”。他问,这2500多人中从事劳动的那些工人所创造的财富,在半世纪前需要六十万人才能做到,这两者之间的巨大财富差额到哪里去了?他的答案是,都归企业主了。他认为,那巨大财富的果实,本应当归于工人自己;这种少数人发财而使群众受奴役的现实是最不合理的;大众创造出的财富不应归个人而应为大众的共同利益服务。本着这样的想法,他想用自己的财富进行创设共产主义新村的试验,想为资本主义社会创造新天地。但是,他不懂得阶级斗争与革命,不懂得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是永远不会放弃自己的财富去创造他的共产主义新村的。所以他最后被逐出了上层社会,变得一贫如洗,他的共产主义新村也以他丧失了全部财产而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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