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回忆录》连载 (3)

我不是一个轻易就被感动的青年人,但欧文的那些话,特别是“这些人都是我的奴隶”的话,我当时读到时,曾泪流满面。这泪使我的思想完成了革命的转变,我完全接受了恩格斯在书中所描述的阶级与阶级斗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那是在1948年1月的一个天气很冷的夜晚,地点是上海市蓬莱路六十七号我家的阁楼上,一盏十五瓦的小灯泡,陪伴我读完这本共产主义历史的巨著。在阁楼旁那间不到十平方米的小屋里,熟睡着我的父母和妹妹;在底层我母亲简陋的小店里,三块木板搭成的一张小床上,蜷曲着我在香烟厂打工的远方老姑。那天因为打夜班,她回不了家,临时睡在我家的小店里。她是个寡妇,四十多岁了,为了供养未成年的子女,每天要去香烟厂做工。那厂子我也去过,在复兴路的一个弄堂里,车间破烂透风,满屋飞尘,烟料的辛辣味和工人身上的酸臭味混在一起,连呼吸都很困难。她的老板有时连工钱都拖着不发。试问,这样的老板能同意欧文的共产主义新村的思想吗?能和欧文一同去建设共产主义的新村吗?工人要解放,不斗争行吗?那时工人为什么那么拥护共产党?那时共产党就一百多万军队,国民党有五百多万军队,力量对比很悬殊,人民为什么还是义无返顾支持共产党?因为共产党告诉他们,为了自己的解放要起来革命,自己救自己!现在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反对共产党?因为许多共产党组织自己和当年逼得人民起来革命的国民党一样贪污腐败了。史镜熠熠,“事有不得者,返求诸己”。今天的共产党应该反省自己啊!

地下党员顾志刚看到我思想进步很大,就来动员我并和我商量,怎么把小兄弟们团结在一起,先领着大家看革命书,再慢慢形成一个进步组织。不久,我们十几个人在淮海路白俊义同学家里开了个会,建立了一个进步组织,起名叫“野火社”,取白居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意思,表示不怕国民党的一次次镇压。由于顾志刚他们是地下党,野火社实际上就是共产党在浦东中学的一个外围组织,后来的进步活动都实际是按顾志刚等人的布置,在上海地下党和市学联指导下进行的。

浦东中学那时实行学生自治,每个班级都设立班委会,由学生自己管理自己。我因为以前就与班级的几个同学办过一个文艺性学生刊物,就当选了班委会的文艺委员。这正是顾志刚想要的,他希望我负责办壁报(现在一般叫墙报,其实和后来的大字报差不多,只是字小一些),宣传革命思想。我请班级语文老师为班级壁报取名,他取名为“警钟”,意思是警钟长鸣,自强不息。大家同意。我又请美术老师绘制板头,动员大家写稿。很快《警钟》就办起来了,半月左右一刊,第一期是1948年三月出版的。我按照顾志刚的建议,让《警钟》的第一期采取了中间立场,不谈共产党的事,除了同学们的好作文之外,就只有我和地下党员何世和编的《海涅诗选》,以及从进步报刊抄来的一些时评。想不到《海涅诗选》受到爱好文艺同学的喜欢,有人一面看一面抄。我们登载的海涅诗,其实是个精粹摘录,不是全文。同学们也都没想到海涅竟然是一位革命诗人,同情工人,在诗中诅咒资本主义剥削。如今壁报的许多文章,都找不到了。我翻查解放前的笔记本,只找到当时抄录的海涅诗的几张小纸条,上面的诗是:

我们织!

我们在织布机前,

织呀,织!

愤怒的眼睛里,

早没有了泪水。

我们咬牙切齿地恨你呀!

德意志帝国!

我们在为你织裹尸布呀!

织呀,织!

我们一面织,

一面诅咒!

诅咒你的上帝,

我们在饥寒交迫时,

曾满怀希望,

向他祈求……

到头得来的只是欺骗!

织呀,织!

我们一面织,

一面诅咒!

我们诅咒帝国的统治者,

你对我们的苦难,毫不关心,

你只知道剥削压迫!

榨干了我们最后的一根筋骨,

还把我们打死在地,

织呀,织!

我还会雷鸣!

因为我的闪电是那样的明亮,

它光芒四射,

刹那间,

就划破了苍穹。

所以

你们就以为我不会雷鸣。

亲爱的人们,

你们错了!

除了闪电,

我还会雷鸣!

不信吗?

一旦革命的日子到来,

我雷霆万钧,

五雷轰顶。

那时,

官僚特权的宫殿将被轰塌,

贵族阶级的统治将被摧毁。

富豪的庄园、别墅,

也将同大地一起震荡!

贪污、腐败、娼妓、赌博、流氓、毒枭,

一切污秽的东西,

都会被我的闪电雷鸣轰掉!

我是火,我是剑!

我是火,

在黑暗里。

用我的生命指引着革命的道路。

我是剑,

在战斗时,

用我的身体冲锋陷阵,

一往无前!

1948年内战局势发生逆转,国军不行了,解放军形势大好,先有西北、东北战场解放军的大捷;接着是3月间在华中战场陈赓、谢富治所部攻克洛阳;紧随其后是3月30日我的家乡威海获得解放;再接着是4月22日革命圣地延安又回到人民手中。毛主席在收复延安后,东渡黄河,进入华北解放区,继续指挥全国解放战争。这些消息,我们通过壁报和野火社积极分子与同学们的谈心,告诉了大家。5月全国的“反美扶日运动”爆发,我们的野火社也积极参加活动。美国在1948年2月宣告日本天皇无罪,允许日本悬挂太阳旗,5月扶植日本成立“海上保安厅”作为武装日本的初步。这等于是中国人刚刚从日本法西斯的铁蹄下挣扎出来,还没来得及擦干身上的血污,美帝又把日本军国主义扶植起来了。美国的行径激怒了饱受日本侵略之苦的中国人,全国的“反美扶日运动”由此爆发。北平、天津的学生首先举行游行示威,上海地下党也敏锐地抓住了这个问题,在群众中进行反美扶日的宣传。5月4日晚上,野火社成员和许多积极分子到交通大学参加纪念“五四运动”的营火会,这个大会的一个内容就是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孟宪章做专题报告。由此开始,“反美扶日运动”就成为1948年上海学生运动的最重要题目。

野火社当期壁报,按照顾志刚的要求,不但要扩大篇幅,还要贴到学校的大门口。为了组织好这期壁报,我们不分昼夜地编写,我们在学校仓库的旧报刊中,找到日本人轰炸上海、残害老百姓的旧报纸、旧杂志资料,把它们剪下来,还按顾志刚的主意,把剪报边烧一烧,造成一种实物证据的样子,让读者能想起当时日本人用炸弹炸我们上海的惨痛情景。我又找到了“八•一三抗战”和南京大屠杀的照片报道,在旁边用大字写上“日本军国主义疯狂屠杀中国人,现在美国又把日本扶植起来,我们能答应吗?”。

这期壁报在校大门口贴出后,顾志刚还叫上别的中学学生来看,造成较大影响。但也马上引起学校里的训导员、军统特务黄星的注意,他嗅到这个大概是共产党搞的。壁报贴出来的第三天,他就叫学校里跟他跑的学生把壁报揭了下来,交给校办,并对背后的情况进行追查。壁报有一篇最激烈的文章,不说“美国”,而说“美帝国主义”。黄星就从这篇文章查起,他认为作者是共产党,就把我这个主编找来问话。我知道文章是何世和写的,但不能出卖何世和。黄星这个军统特务就用查笔迹的办法查到是何世和写的,然后又把我找来问话:“何世和是不是共产党?”我答:“他是共产党?你简直好笑。”我当时这样说也是真话,一则我那时确实不知道何世和、顾志刚他们是地下党员,二则我以为共产党虽然不是三头六臂,也该是些高高大大、虎背熊腰的人,何世和还没我长得高大,能是共产党?!我接着又说:“他比我还小,他什么共产党呀!”黄星不管,仍叫级任老师去把何世和找来追问。何世和说自己的祖父是青帮“同”字辈大佬,与黄金荣关系非常好,父亲在跑马厅管事。黄星一听,马上就不再问何世和“美帝国主义”的事了,叫他走,何时和一边说“好”一边要拉我一起走,黄星不干,说:“戚本玉不能走,你走吧。”何世和装着很讲义气的样子说:“他是我20年的朋友哩!你以为他是共产党?笑话,他长得挺大,其实年纪比我还小呢,懂什么共产党,你这年纪才够共产党哩!”黄星哭笑不得,但还是不放我走,他不信我年纪小小的,能弄出来这个东西,还威胁我说:“谁指导你的?谁教你?你今天不说出来就别想走,因为你是主编,不说就把你送特刑庭。”

顾志刚很了不起,他一看到黄星又找我问话,就知道情况不好,就立即派同学通知了我母亲来学校;看到黄星放了何世和,却不放我,就鼓动起同学围住校办。正在双方僵持不下时,我母亲赶到学校来了,在同学簇拥下闯进校办,先把黄星奚落一番,叫他“有本事打共产党去,抓我孩子干啥?”然后拉着我就走。教务主任赶过来告诉我母亲:“你来了也好,学校决定开除你儿子学籍。你把儿子领回去,今后不要来上学了。”他没说完,我母亲就把我拉出校办,头也不回地走了。

这天是1948年5月19日。这是我很难忘记的一天,我在浦东中学的学习生活在这一天结束了。第二天,学校出了布告,开除我的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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