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回忆录》连载 (8)

当时军委在地安门,半个多小时,地图就送到了,是骑摩托车送来的。我一拿到就赶紧交给毛主席的警卫。过了一会,估计警卫已经送到了,我不放心,就打电话问:“这次对了吗?不对,我再去换!”警卫说:“对了,主席正在看呢。”田家英回来后,又打电话问军委的人有没有比例更小的地图,特别是丹东的地图,要有就也送来。田家英真是聪明。果然,主席那里又来人要更详细的朝鲜地图和我国丹东的地图了,要那种连小村庄都详细标出的。田家英马上送去,这下主席就高兴了。当时那样的军事地图都是日本人当初测绘的。这件事,促使秘书室立即加强了毛主席的图书管理,调进了一大批地图,近有日本的,远有太平洋地区的,其他的很多也都调来了。我用铁丝钉书这件事,让田家英看出来,我虽然爱看书,却可能不是个能管好书的人。我送军用地图出错这个事儿,也让田家英感到不太好。不久,他就把管理毛主席图书的工作,交给了逄先知。逄先知是从青岛华东革命大学来的。他接任后,知道自己看书是次要的,把书整理好、管好才是主要的,就吸取我的教训,主动跟洪大姐交了朋友,主动把凡有破损的书都请洪大姐修补好。逄先知做这件事是称职的,他能向懂的人学习怎样管理和保护图书,把毛主席的图书管得井井有条。毛主席出差要带的书,他也都能准备得很好。而这些事我都没能做得足够好。不过,逄先知 的历史知识有限,为了弥补他的这个不足,田家英就干脆把军委办公厅的 老秘书、书法家陈秉忱聘请过来,帮助他补习历史知识和关于古典书籍的 知识。陈秉忱是山东著名学者陈介祺的后人,学识广博,主席很多好书都 是经他的手置办的,包括苏联出版的一些重要的理论书籍。那时候出版社不多,一有重要的新书出版就马上要买来,后来出版社多了,各出版社出版重要的理论书籍都会主动送过来,到1957—1958中南海“八司马事件”的时候,就有了两屋子书,再后来就发展到几屋子了。

现在有人说,是田家英创建了毛主席的藏书室。不能这么说,因为那 不是田家英有计划做的,而是在毛主席喜欢读书这么个推动力之下的一个自然积累的过程,是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就购书数量而言,逄先知具体购置的最多。当然,田家英作为当时的负责人贡献还是很大的,这个不能否定。在逄先知之后,有一个姓徐的也做过主席图书管理工作。这是个有心人,后来写了一本《毛主席读书》的书。

我虽丢掉了管理毛主席的图书这样一个光荣的工作,但人还在秘书室。常言说“近水楼台先得月”,我就还能从田家英、陈秉忱、逄先知等人那里知道毛主席读书的大致情况,继续偷师学艺,继续沿着毛主席的读书轨迹感悟毛主席的精神世界、哲学思考、人民情怀和对未来国家发展方向的深谋远虑,这对我以后的人生起了莫大的作用。所以,我一直为自己有这一段管理毛主席的图书的经历感到自豪,还常因为这段经历以“毛主席的书童”自命。

 

注释:

注1:李顺达,申纪兰搞合作化事迹扼要(后补)

注2:有人说毛泽东不懂国际,没出过国,土包子。林克跟我说过,主席对外国的了解,不仅超过他,而且超过了他们新华社《参考消息》的部主任。林克说:“这个《参考消息》我都不仔细看,送到主席那儿,主席是一个题目一个题目地翻,他不是都看,但是重要的都看。”他说国内除了专业部门的,没有一个人像毛主席这样读《参考消息》。那个《参考消 息》是大本的,林克说:“你不信,可以到我那儿看,主席看的《参考消 息》都在我那儿,上面圈过划过多少。”他对哪怕一个拉丁美洲国家,像 委内瑞拉、古巴,都十分了解。古巴,几百万人口,和美国打了几次;委内瑞拉多少人口,土地多大。他张口就能说出来,讲得都很清楚。中央委员里面,可能除了王稼祥比他知道得多一点,其他没有一个人比他更了解外国。

注3:文革中,蔡沫被陈伯达逼死了,因为蔡沫经常跑田家英那儿,不大听陈伯达的,群众斗他,自杀了。毛主席知道后说:“呜呼哀哉,怎么死了呢?”庐山会议的时候【哪次庐山会议?】毛主席批评陈伯达:“你把蔡沫逼死了,还要开除人家党籍,你不比别人好,也是很左的。”

 

第三章 为编辑《毛泽东选集》当校对和收发

 

3.1 关于编辑《毛泽东选集》的立项

 

我丢掉管理毛主席的图书这个工作不久,田家英就叫我参加编辑《毛泽东选集》,具体是做校对和收发。

毛主席在 1949年12月底到1950年 2月第一次访问苏联期间,就和斯大林商量过出版自己的选集的事,回国后不久就打算让秘书室开始整理编辑《毛泽东选集》,后来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毛主席无暇顾及,这项工作就暂时搁浅了,因为毛主席的著作毛主席本人不参加编辑是不行的。

抗美援朝进行到第三次战役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被志愿军赶到“三八线”以南,战局对我们比较有利了,毛主席也有时间做别的事情了。1951年2月底、3月初,毛主席决定正式启动《毛泽东选集》编辑工作。

我当时弄不懂,编辑《毛泽东选集》不是我们自己的事么,为什么还要斯大林同意?田家英告诉我说:“这可是个了不得的大事。编辑《毛泽东选集》这个事,不仅牵涉到我们一个中国,还牵涉到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出选集的,只有导师级的人物才能出选集。谁出选集,要是没有斯大林的同意,那会有很多问题的。”他跟我大致讲了一下中国和苏联之间、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之间,实际存在过的矛盾和分歧。他还说,这次编辑《毛泽东选集》,不但是斯大林同意的,而且是斯大林主动提出的。当时毛主席说:“我们因为长期处在战争中,对理论缺少研究,特别是我的几篇哲学著作,当时是写了提纲,作为讲义和大家讲的,没有在理论上严格推敲,希望得到斯大林同志的帮助。我们缺少理论干部,你们是不是派个理论干部来帮助我们?”斯大林欣然同意了,还派了尤金来北京帮助出版《毛泽东选集》。

尤金是个理论家,主编过苏联的《简明哲学词典》 。他曾专门把《实践论》翻译成俄文送呈斯大林。斯大林很欣赏毛主席的这篇哲学论文,指示在1950年 12月的《布尔什维克》杂志发表,《真理报》同月发表评论文章《论毛泽东的著作实践论》。自那时起,一般的苏联人民都知道了毛主席是一个马列主义水平很高的理论家。在实际编辑《毛泽东选集》的时候,一般文章尤金不看,但像《实践论》、《矛盾论》这些哲学著作,牵扯到整个马列主义的哲学体系,就都要经过尤金审查。他来后我听过一次他的报告,感到这个人的确水平很高。他说,他原以为中国没有马列主义,看了毛主席的著作,就大吃一惊,毛主席的哲学水平那么高,能把马列主义的哲学问题讲得那么清楚,是他没有想到的。他认为,毛主席的思想都符合马列主义,都是马列主义。但他不认为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有创造性发展,他强调毛主席只是符合马克思主义。

 

3.2《毛泽东选集》的具体编辑过程

 

编辑工作正式启动后,由刘少奇任“编辑委员会”主任,但中央并没有设立《毛泽东选集》编辑出版工作的专门机构,当时的“编辑委员会”既没有中央正式任命的委员,也没有正式的办公地点,所有参加这项工作的人,都是兼职的,凡是给“编辑委员会”的有关文件、信函,都是送到田家英的住所。它在颐年堂和静谷连接处的转角上,十几平米的平房,分里、外两间,外间的桌子就是“毛选出版委员会”的办公地点。

陈伯达、胡乔木、江青、田家英、叶子龙合称主席的五大秘书。陈伯达、胡乔木虽说是主席的秘书,但都担任着中宣部的副部长职务,陈伯达还是马克思列宁学院的院长,胡乔木还是新闻总署署长。所以这两个人平时一般是不来秘书室的。《毛泽东选集》编辑工作启动后,这五大秘书中,叶子龙因为是负责机要工作的,没有参加这项工作;行政秘书江青,因为解放战争中随毛主席转战陕北,后又在西柏坡照顾毛主席生活、协助毛主席工作,非常劳累,身体一直很差,虽然1949年第一次去苏联疗养7个月,但并未完全恢复健康,1952年经中央批准再度去苏联疗养了,所以也没有参加《毛泽东选集》编辑工作。剩下的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三人都参加了。

田家英负责具体事物工作最多,整天趴在里面孜孜不倦的是田家英,他所付出的劳动远大于陈伯达、胡乔木。排名是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其实贡献是倒过来的:田家英贡献最大,陈伯达贡献最小。一般的政治性的文章、抗战的口号等等,是叫田家英看。胡乔木改的东西要重要一些,改的也比陈伯达改的多。不过,陈伯达在《矛盾论》、 《实践论》这两篇文章上面花的功夫是胡乔木、田家英所不能及的。陈伯达修改的地方、提出疑问的地方,比胡乔木和田家英都要多。我记得,《实践论》上有一行字,主席原来引证的马列著作是旧的译文,陈伯达把旧的去掉了,换上了新版的译文。毛主席自己改过的稿子,别的先送给胡乔木、田家英去印,而《实践论》是专送陈伯达看,陈伯达看了再交给田家英印。所以陈伯达在理论上算是毛主席的一个助手。

我现在还保留下来一个《毛泽东选集》一到四卷的最初编目,它与后来的实际编目差别很大。当时各解放区都分别编印了各种版本的毛主席讲话和文章的小册子。“编辑委员会”经过比较,发现东北局编印的最为完整,就采用了东北局的版本为基础。后来的《毛泽东选集》排版的方法和东北版本都差不多,连字体大小都差不多。这说明《毛泽东选集》没有完全摆脱东北版本的影响。邓拓主编过一个晋冀鲁豫版的《毛泽东集选》(张春桥当年参加过这个版本的编辑)。东北版的《毛泽东选集》很多是采用了晋冀鲁豫版的。所以,邓拓对《毛泽东选集》是有大贡献的。

编排目录出来后,就送给主席和其他几位主要中央领导人如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他们看,也送给几位中央书记处书记看,其中包括任弼时,让大家提出增加和删减意见。任弼时开始还看送过去的编目,后来因为病得很重,对送过去的文件,就基本不给回应了,所以任弼时可以说实际上没有参加这项工作。编目上画圈的重点文章都还要送尤金看。

根据目录入选的每篇文章都先由人民出版社作校对后出清样。田家英跟我说,清样虽然是印出来了,但它不是原件,我们还要去档案馆,和保存在那里的原件作校对。像《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都是发表在20年代的《向导》杂志上的,中央档案馆保存有《向导》,就要到那里去校对。田家英还特别交代,这些东西年代久了,纸张都很脆了,翻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别弄破了。我按照田家英的指示,到中央档案馆去找到相关文章对照原始文件校对。我发现,东北局的版本和《向导》上的基本一致,有些改动的字和标点还是东北局的改得对,原稿上是错的。可见当年编辑东北局版本的同志还是用了大功夫的。主席的手稿很少了,像《井冈山的斗争》,原件就是手刻油印出来的,很可能就是当时上海的中央印的;像《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没有手稿,只是当时的记录,主席在记录稿上作了修改。有很多军事电报是主席亲自写的,我去找文件的时候,看到过一些这类手稿。

清样出来后,一份给主席,其它分送康生、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校阅。胡乔木、田家英对清样看得非常认真,他们两人负责了对清样文字的技术性处理。从技术处理的结果来看,胡乔木的知识结构和文字能力,比田家英要高出许多。一般情况下,胡乔木、田家英校阅好的清样,送毛主席审改后即为定稿。但有时主席改后仍要再排、再看、再改。最后入选文章的题解和注释,胡乔木、田家英写了一些。但是,凡专业性的注释则由党史工作者缪楚黄和历史研究所所长范文澜等专家撰写。有些题解,主席看了不满意,就会自己重写,对注释部分,主席也改动得很多。

陈伯达对清样并不都看,看也看得不认真,他好像只对某些特别的东西有兴趣。例如毛主席改过的清样,他看得很仔细,甚至在主席改过的清样上,再做些技术性的修改,或写上几个可有可无的字。毛主席改过的清样,是文档的珍品,陈伯达改上几个字就弄得很不协调,大家对他的这一做法都看不惯。此外,第一卷有个《本书的出版说明》,原是田家英起草好了的,陈伯达改了一些字,让人重新打印,再送主席,给主席的印象好像全是他写的。这类小动作胡乔木、田家英他们就不搞。田家英以前叫陈伯达老师,后来就有点看不起陈伯达了,背地里叫他“老夫子”,带有讽刺的意味。

那个时期,我每天进到办公室,先分发清样给田家英、陈伯达和胡乔木他们【当时他们也在秘书室,还是在中宣部?】 ,然后就和田家英一起坐到小屋子开始校对。小屋子大小跟过去那个太监用的小屋子差不多,只有现在一般办公室的1/4大,里面放一张小桌子,就没有多少空间了。一般情况是我念,他对,有时反过来,他念,我对。田家英抽烟,气味就在狭小的屋子里飘荡,我不抽烟但必须接受他的烟熏。所以,单是一个上午下来,我就觉得很疲劳,脑子也变得很迟钝,有时明明错的地方也看不出来了。我出错后,田家英就对我进行教育,说这个校对,古代人就叫它是校雠,就是要把错的地方当作仇敌一样,把它逮出来。《毛选》是我们领袖的选集,哪怕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能错。

为了标点符号不出错误,田家英叫我看朱自清的文章和由胡乔木编写的当时还没有正式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标点符号的规定”的文件,熟悉标点符号的用法。这一熟悉就不得了了,我成了“戚标点”。当时完成的《毛泽东选集》一、二、三卷的标点符号,最后都是由我校对的。这也是文字基本功之一。六十年代初康生叫我进他们的写作班子,去跟他们搞“九评”,他们在校对文章,念到标点符号时,我甚至一听就能指出哪个标点符号用错了。为此他们封我一个“标点符号专家”称号,叫我“戚标点”。

清样送给主席,主席有任何改动那就要整篇再校,不像现在这样,只校改了的部分。这个再校很重要,第一次,第二次念校没有发现的问题,再校往往会发现。主席改了的文章要全篇再校,直到回来的东西,没有改动了,才给大家传阅。所以,一篇主席的文章,就拿《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为例,念了校,校了念,校念一次十几遍,少的七、八遍,五、六遍,一校、二校、三校,合起来,往往就是三十几遍。这样下来,最后定稿的《毛泽东选集》里就没有什么错别字,没有什么错误标点符号,不像现在的书,随便都可以见到错别字、错误的标点符号。

既然如此精益求精,编辑《毛泽东选集》过程中自然要产生大量的作废的清样。这些废稿怎么处理?除了有毛主席亲笔改过的清样必须要封存外,其他人改动过的一般都不保存。那时,纸张很紧张,往往一张稿纸我们要翻来覆去地用;《毛泽东选集》清样的纸张好,所以,里面只要没有毛主席的亲笔字,无论谁(包括陈伯达、康生、田家英)改过的,一旦不要了,都分给大家当草稿纸用。

《毛泽东选集》编辑进度是很快的,1951年 2、3月正式启动项目,同年10月第一卷就出版发行了;1952年4月第二卷也上了书店的书架;1953年4月第三卷也与读者见面了。我从头到尾参加了这三卷的编辑。(第四卷是 1960年10月出版发行的,我没有参加这一卷的具体编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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