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回忆录》连载 (9)

3.3 关于《矛盾论》的修改

 

《矛盾论》是主席在一、二、三卷中用功夫最多的一篇,改动也最多,它原来是毛主席1937年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讲课的提纲,后来是把这个讲课记录稿印出来给全党学习。毛主席在准备这个讲课提纲的时候,经常和艾思奇一起讨论。这次编辑《毛泽东选集》收录此文,主席先是对照原来的讲课记录稿口述修改和补充,当时胡乔木、陈伯达、田家英都在场。田家英回来跟我说过,他记都记不下来,听也听不懂。主席修改后的《矛盾论》,由师哲他们翻译成俄文后交苏联人尤金去看。我对照过《矛盾论》原文和修改后的《矛盾论》,一大段增加,一大段删减,里面引述的黑格尔、马克思、列宁的一些话,是陈伯达整理的。陈伯达对《毛泽东选集》的主要贡献就是在这个哲学思想方面。

在《矛盾论》的“五、 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一节中,论述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的时候,有一句“而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毛主席原稿写的是“没有同一性就没有斗争性” ,是陈伯达把它改成了“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当时,政治气氛是强调斗争,他们三人在讨论的时候,陈伯达怀疑主席是笔误,田家英就在底稿原话下面划了一道,并将其倒过来了,胡乔木也同意倒过来。这样,在正式出版的《毛泽东选集》里,就是“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我当时水平低,没有资格参加这样的讨论,陈伯达这个修改对不对,我也说不上。现在如能查阅保存在中央档案馆的原件,就能看到主席原稿上面的那一道就是田家英听了陈伯达的意见后划的。

值得顺便一提的是,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问题牵涉到“一分为二”这个哲学问题。在文革进行到1967年时,一些群众在讨论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关系问题的时候,就讨论到“一分为二”的问题,进而讨论起毛主席的思想是不是可以一分为二。一些说可以一分为二的人给抓起来了,说他们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理论依据就是《矛盾论》中的“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后来事情反映到中央文革,我去问陈伯达,他不表态;我又去问张春桥,他说理论问题说不清,这个也不好问主席。我觉得,这个问题,牵扯到很大一批人,说人家是反毛泽东思想,不解决也不行,要是成为一个错误潮流也不好,我就去问了主席,关锋也说应该去问主席。我向主席请教说,外面说毛主席的思想是个普遍性的东西,绝对性的东西,不能一分为二,那些说可以一分为二的人,很多都挨了批评。主席听了说:“我的思想怎么就不能一分为二?当然可以一分为二。所有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谢富治知道这个情况和毛主席的态度后,就展开调查,责令可教育但不能抓人,抓了的都放了。文革中类似的事情不少,毛主席都不知道。有的是下面的人不能准确领会毛主席的思想和战略部署,乱来,结果把事情搞出很多偏差;有的是一些人故意错误领会和错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干扰文革。文革后,有人就把所有这些偏差都算账到主席的头上,就好像都是主席叫搞的。主席也是真冤。

主席说他自己的思想可以一分为二,我想,那不只是自谦,而是反映了他一贯遵循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和辩证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事物都是可以一分为二的”和“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这两个命题是否存在内在的逻辑一致性?或者说,主席原稿到底有没有笔误?陈伯达的修改到底正确不正确?关于这些问题,仁者还可以见仁,智者还可以见智。

 

3.4 《论持久战》手稿背后的感人故事

 

毛主席《论持久战》的手稿,保存在中央档案馆,谁去调都调不出来,连总理都调不出来,我们要核对其中的一些文字,就必须亲自跑去档案馆。手稿是主席用毛笔写的,有的地方则是江青用钢笔誊写完了,主席再在上面改一改。这是怎么一回事?我后来去问过江青,江青跟我说,那是因为当年主席原来写的地方比较乱了,她就在边上重新誊写一遍,主席再在她誊写的地方用毛笔做修改。江青说:“那是主席多年研究的心血结晶,主席在文章里预测的东西后来都被证实了”。从江青那里,我还知道,主席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很容易发脾气,不允许有任何干扰,谁要影响到他,他就把谁骂出去。

那时,主席吃饭也是食不知味,有时刚吃了一口,想起什么来,就马上放下先去写。所以,主席一餐饭常常是冷了再热,热了又冷。江青还把小米粥熬得很薄可以喝,还把一些菜和豆子都捣碎,弄得很细很细,送给主席吃,但主席看也不看就囫囵吞下去了。那个时候,一有人来找主席,江青就挡在门口,一些很大的人物来了她也不让见主席;人家还以为主席生病了,她就告诉他们主席在写东西,不让任何人打扰,有事找谁找谁去。有时,主席可能是写的过程中碰到特别解不开的困难了,会显得很烦躁,那时天气本来就闷热,主席一烦躁全身更热得不行,江青就拿冷毛巾给他擦头;主席手上也热得不行,江青就找来些凉的石头,让他握着用来降温。江青在边上也不敢说话,看到主席写好一段,就赶紧过去帮他誊抄好,因为只有江青能认出主席的字来,别人都抄写不下来。

文革中有一次江青对我、王力、关锋、文元和穆欣几个人,谈过她的早年历史,穆欣当时作过笔记的。她说,她从小就受到压迫和侮辱,形成了本能的反抗性格。她十五、六岁去学京戏,那些名角,那些教戏的,都想侮辱她,她都本能地进行了反抗。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对她那样一个漂亮的姑娘,有着非分之想,却没有一个人去捧红她,就是因为她用毫不犹豫的反抗,摧毁了所有那些人的非分之想。黄敬(俞启威)是她在青岛时候认识的,是她的入党介绍人,也是她的初恋情人,她对他的感情很深。1933年黄敬被捕后,她只身逃到上海找党组织。可是,周扬有个弟弟见了她,赤裸裸地提出要跟她发生关系,还跟她说,我哥哥就是周扬【注】。她把周扬弟弟怒骂了一顿。没想到,周扬因此就不给她接组织关系,还挑她毛病说她怎么怎么不好。那个廖沫沙【注2】,也不是个好东西,也想欺负她。那时她不到二十岁,他们原都以为只要稍微一逼,她就会就范的,没想到她是在不断的反抗中长大起来的,性格倔强,根本不就范。只有唐纳,性格比较软弱,她觉得还合得来,就和他好了。后来她发现和唐纳还是合不来,就在抗战爆发后自己一个人离开了上海,投奔延安,几经周折终于在 1938年到了延安。

她刚到延安时,有人赞她是“延安十大美女之首” ,立即也是很多人,包括很多高级干部都想追求她。可是,她除了毛主席谁也看不上,她就崇拜毛主席。那些大人物借口找她谈话,谈到很晚还不让她回去,她就直接提出了责问。那时,毛主席在党内有一定地位,但不是最高的。王明到延安后,王明才是延安妇女界的偶像人物,她们一哄而起,对王明的崇拜远超过了对毛主席的崇拜。第二次王明路线连总理也是跟王明走的,可见王明当时在党内、在整个延安地位和人望之高。即使这样,江青还是看不上王明,还是心里只有毛主席才是真正的英雄。毛主席为人宽容、大度。她说她是有幸嫁给了毛主席,换成别的人,恐怕都搞不好。

她和主席的婚姻,本来名正言顺,光明正大,却也招来很多大姐们的不满。叶子龙跟我说过,在延安时,党内的那些老大姐,包括康克清,都不喜欢江青,都孤立江青,说江青是妖精,把主席和贺子珍拆散了,都同情贺子珍。贺子珍这个人人缘好,是永新一枝花,再加上都是一起打出来的,大家都认为她和主席挺般配的。可有多少人真正知道他们两个的关系呢?叶子龙说,贺子珍和主席吵架,举起板凳就往主席头上砸,如果不是警卫员拦住,不知道会出什么后果。其实江青没有抢贺子珍的丈夫,她是在主席和贺子珍离婚以后,才和主席结婚的,可那些大姐们都认为,主席离婚,那只是说说而已的,不能当真。更恶劣的是,包括康克清大姐在内的不少人还骂她是婊子(宋庆龄后来也这么骂过)。文革中更有人不断拿这些人的恶语和谩骂做文章,当做证据来抬高别人,贬低和污损江青。

江青还说,在延安康生对她这样一个小辈是很尊重的,所以她后来一直是叫康生“康老”。总理当年对她也很照顾,不反对她和主席结婚。此外,当时贺龙也是支持江青和主席结婚的。还有一个李富春,他是很听毛主席的话的。他也是保护江青的,他把江青入党的事都给搞清楚了,支持她和主席结婚。后来江青有什么困难,都找李富春。当时有人造谣说江青和党校一个什么人好,江青听到后就到李富春那儿去哭诉说根本没有那回事。李富春听江青诉苦后,马上找人了解情况。实际情况是党校一个人暗恋江青,江青根本不知道,也没有和人家来往过。李富春又找到那个人,把他训斥了一顿,叫他“不要瞎说,再小广播,自由主义,就要处分。没有的事,别造谣,再造谣的话,要负担党的责任”(李富春的原话)。李富春代表中央组织部这么一讲,下面就不敢乱讲了。

一个从小就遭受压迫和欺辱的女子,在主席最困难的时候来到主席身边照顾主席,而且照顾得那么好,这里面反映出的她和主席的深厚感情和革命者的志同道合,后人恐怕是很难体会的。正如江青所说,毛主席《论持久战》所预测的东西都发生了,八年抗战,日本人被赶回去了。可是不久内战又爆发了。1947年3月胡宗南领 20万国民党精锐大军进军延安,主席率领中央前委转战陕北,江青毅然留在中央机关3支队与毛主席同生共死。当时,任弼时是3支队司令,陆定一是政委,江青是政治指导员。江青要负责主席的生活,管理主席的警卫、机要。可是,那些主席身边的人,像叶子龙、李银桥等等,都不把江青当回事,不听她的话。据江青说,她批评李银桥,李银桥不服气,向主席告状,主席只能是调和一下,要李银桥尊重江青,因为她是领导。那时,汪东兴有支小分队,是专门在军事上保护主席的安全的。只有汪东兴对江青毕恭毕敬,惟命是从。但后来她为这样的唯命是从付出了惨重的代价:1976 年就是汪东兴参与华国锋、叶剑英他们的政变,抓捕了江青等人。

在文革中,江青把我抓起来了,我是很气愤。如果从个人恩怨来说,我完全可以像金敬迈【注3】一样把江青大骂一通。但我不能这样做,不说其他,就凭她当年在中国革命最困难的时候投身革命,在主席最困难的时候,把主席照顾得那样好,我也不能埋怨她什么。

 

3.5 参加编辑《毛泽东选集》对我一生有特别的影响

 

为《毛泽东选集》做校对我后来的成长和全部人生的影响都非常大。从工作关系上来讲,我和田家英加深了相互之间的感情,与陈伯达也建立起了相互之间的了解。但这些还是微不足道的,重要的和关键的是,这个时期对我来说是一个学习文化、学习写作的时期,甚至比上几年大学还有用。人是学而知之。毛主席写的那些个句子,不用懂句法,就会喜欢,喜欢就容易学会。谁要把那时的《毛泽东选集》三卷都念个三遍,五遍,十遍,看他会不会写文章,保证他会写文章。所以,把《毛泽东选集》一、二、三卷校对完后,我原来不会写的字会了,不会的文法也会了。自那以后我写起文章来,就轻松多了。后来我能写出一些有点气势的文章,可以说就是得益于这个时期校对《毛泽东选集》。

更重要的和更关键的还在于,在这个过程中,我知道了毛主席对什么事情是什么观点,对工农什么看法、什么态度,对知识分子什么看法、什么态度。一个人,要是老念杜甫的诗,他就可能变成杜甫的思想了,老念李白的诗,就可能变成李白的浪漫主义了。毛主席对杜甫评价很高,我也喜欢杜甫的诗,我又是老念毛主席的东西,而且用心到位了,所以就对毛主席的主要著作了然于心,毛主席的思想就变成我的血液了。毛主席喜欢田家英,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是田家英对主席的东西用过心,整理出来的主席文稿有主席自己的风格。例如,“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就不是主席的原话,是田家英根据主席讲出的意思,模仿主席的语言整理出来的,是炉火纯青的主席风格。校对完《毛泽东选集》1至3卷三卷,我对毛主席的思想的领悟有飞跃性的提高,写起文章来就会自觉地、自然地融会进去一些毛主席的思想,带者一点毛主席的风格。我那时的报告送上去,他看了喜欢,喜欢就批注,恐怕就有这样的道理在其中。我以前就是爱看主席的书,还没有加入地下党,第一次读到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就服膺了毛主席,决心跟着他干革命,历史垂青于我,几年之后就让我做了《毛泽东选集》的校对。是田家英让我参加到这个工作中来的,所以,我一直视田家英为我的恩师。

 

 

注释:

注1:周扬简介。

注2:廖沫沙简介。

注3:金敬迈简介及其骂江青的代表言论。

(后补)

 

第四章 为毛主席处理群众来信来访

 

1.毛主席解决建国初的失业间题:一两个人的饭三个人吃

2.毛主席关心群众疾苦,反对用官僚主义态度对待群众来信

3.毛主席从群众来信洞悉存在干部腐化变质问题并保持高度警惕

4.毛主席重视民主人士的来信和友情

5.我自己在为毛主席处理群众来信中的一些感悟

 

群众来信也是主席掌握全国民情、政情和社会整体状况的途径之一。刚进北京城的时候,还没有群众来信,但不久就有了,只是不多,秘书室安排一两个人专门处理就行了。随后是激烈增加,原来一两个人能处理的,变成十几个人都处理不过来了。于是,田家英、彭达彰他们就开始把来信按性质分出反映类、求助类、控诉类、建议类、外事类、文化类、旧谊类等几个类别,让大家处理。就在《毛泽东选集》搞得差不多了的时候,田家英找我谈话,说群众来信已经成堆,来信组人手不够,调你去来信组当组长,你把手上工作移交给逄先知,送审、校对工作都由逄先知来代替。我服从组织安排,没得条件可讲。

 

4.1 毛主席解决建国初的失业问题——两个人的饭三个人吃

 

刚解放不久,城市就业成为最大的问题。江南地区的大、中城市,如上海、南京、苏州等,有大量的一般城市职员和工人失业,造成他们的生活非常困难,上海最严重,工人还有上吊自杀的。这是因为解放前这些地区相对比较发达,工厂多、商业繁荣,解放后资本家逃跑的很多,工厂关闭、商店关门的现象很普遍。而且国民党残余势力还在到处破坏捣乱,美国和多个西方国家,对我们又是禁运又是封锁,使那些城市的进出口贸易也萎缩了,让失业问题雪上加霜。老解放区一般没有这个问题,那里的青壮年都参军去前线了,劳力还不够用。北京也还好,和平解放比较早,工业不多、工人数量也不大。

不少失业的市民、工人走投无路,就给毛主席写信反映失业造成他们生活疾苦,有的还直接要求给他们找工作。上海有位女工,姓周,来信说解放了她怎么怎么高兴,但是工厂关闭了,她失业了,没有钱买米,小孩子没有吃的,她只好去卖身。她什么都写,她说她实在不愿意,可又没有办法。我看到这封信心里很难受,马上转呈给了主席。主席批了信,还在“卖淫”等让人看了很难受的字眼下面划了道道。看到那些道道,我都能感受到主席也是心情很沉重。主席批示要上海市委解决这个妇女的困难,并要上海市委研究解决失业问题。可说实在的,当时的上海市委也拿不出什么好办法来,因为这种事情太多了。

农民的问题当时主要是征粮问题。还在打仗,大军向前,粮食就得跟上,各地征收军粮任务很重。我国南方历来是主产粮区,单产也高,一亩地多征收一点,就能解决很多部队的吃饭问题。所以,当时这个问题主要发生在南方,北方没有这一问题。上海青浦有个农民来信反映,征购太重,他自己没吃的了。我把信转送上去了,主席看了批示说,这样做是不行的,责立即查证是否属实。我办的信,我就要去查证,我打电话给华东局一位书记,他接电立即去核实,两天不到,就回电给我说情况属实,他们正在解决。主席听了秘书室的汇报后,说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指示华东局斟办解决。后来这个问题解决了,黄炎培给主席写信还说了这事。这些民主人士也有很多亲戚朋友是在农村的,问题解决前后的情形他们都知道。【注1】。

有一天,我拿到一封奇怪的信,是一张白纸条上写着一组数字:大炮多少、机枪多少、坦克多少,再无其他内容,签字用的是外文,我也看不懂是谁,心里纳闷,这东西怎么送去给主席看呢?还好我灵机一动,去问了收发室:这信是哪里送来的?答曰:是中联部送来的。我一下就明白了,这是国外共产党的领导写给主席的,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于是,我马上请报主席,不然就可能酿成大错。当时,按照机要室和秘书室的分工,像胡志明这样的兄弟党领袖给主席的来信,凡不是密码电报的,都是由秘书室而不是由机要室转呈主席。

我当时对群众来信反映的失业、生活疾苦等问题感触最深,因为我的父亲当时在上海的报关行工作,他的老板逃跑了,报关行关闭了,他也失业了,我家里陷入了水深火热,三天只吃两顿饭,妹妹饿得哇哇叫。那时,组织规定我们的任何来信,包括家书,都要先经田家英看。他看了我父母给我的来信,知道我家的困难后,就从他自己的工资里拿出五十块钱(相当于现在的三百元,大约是我那时三个月的津贴。当时我们是供给制),让我寄回家去。我不要,他坚持要给。他怕我忘了,还要我把寄出的时间都要告诉他。家里收到钱非常高兴,我也一直都对田家英心存感念(文革初批斗田家英,我不积极,我心里同情他,结果被指斥犯了“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错误。这是后话)。

那时大家都相信毛主席、共产党有办法,什么问题都能解决。所以我们越是加班加点,处理的信件越多,解决的问题越多,群众来信就越多,我们处理的速度总是赶不上来信增加的速度。那信就像小山一样堆起来了。这不是坏事,说明群众对毛主席、对共产党越来越信任了——对你失望了,人家就不给你写信了。我琢磨,这样一件件送不行,一件件解决也不行,应该给主席一个报告,讲清楚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各地来了多少信?都反映什么问题?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反映某一个问题的信不是一件,而是很多件,而且各地都没解决的办法!这些都要让主席知道。于是,我就把失业工人的信拿来、把农民的信拿来、把其他什么人的信都拿来,综合在一起,把主要问题摆出,把统计数字搞准,写了一个关于市民和工人失业的专题报告【大致时间?】。田家英看了说,写得不错,我们送上去,这一封信顶几百封信,主席就不用看几百封信了。田家英没改几个字就送上去了,用的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报告”的名目。用这个名目给主席写报告,一般是年终报告,不是专题报告。我起草的这份关于失业问题的专题报告,恐怕是建国以来中办开先河的一次。

报告送上去以后,我就分分秒秒期望着主席能看到这个报告,晚上做梦都在期待。果不其然,第二天主席就批下来了。送上去是下午,我估计主席是晚上看了批的。报告是用大字写的,主席把批语写在报告上,密密麻麻,大意是:周总理,失业问题如此严重,要认真解决,不是个别解决,马上把这个信印发给所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立即开会讨论解决这个问题,目前失业工人没饭吃的要当即给予救济。我们胜利了,不能让人民群众遭受痛苦。

其实,总理当时掌握的情况比谁都多,比主席也多,可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一直没给主席汇报。主席批了以后,总理马上就通知全国,起草文件,找人调查,全国开会。各地一看中央要重视了,都实话实说反映情况了。由于给主席的报告是我起草的,总理要我去参加会议,到各个小组去旁听。在小组里,我听到的会上反映的情况,比群众来信上写的还严重。但那时国家没多少钱,救济金也不多,工厂好多也不生产,解决起来很难。会议提出几个办法来,其中一个办法是说,不论怎样,我们要把这些工人安排到工厂去,不论私营工厂、公家企业,安插进去,不让他们在外面,确保安定,哪怕一个人的工作两个人来做。这个讨论方案周总理汇报给主席后,主席很赞成、很欣赏。主席说出来的话是:两个人的饭三个人吃,让每一个工人都有一份工资。工人还是要按时上班,没有工作就学习,今天你工作我学习,明天我工作你学习;或者上午工作,或者下午学习,轮流。在工厂,没文化的学文化,没技术的学技术,让老工人教技术,让有文化的职员教工人识字。

有人对这个办法提出疑问,说两个人的饭三个人吃,工资怎么开?毛主席说,工人该拿多少工资就给多少,做半天工作也给他工资,不能把现有工人的工资拿出来分给失业工人,而是减少国家开支,厉行节约,把国家的办公用费减一半,有的工程没办法先停下来,有些要做的事情慢慢做,想尽一切办法,把能节省的节省下来。军费也得节省,军费开支很大,大量裁减军费,例行节约。主席号令,全国照做。节约到什么程度呢?我们秘书室能走路去办的事就走路去,本来有个吉普车,也不常开了,节省油费,田家英有时候都得坐公共汽车去办事,我们更没有车子坐了;办公,一张纸要用好几遍,先用铅笔写,再用毛笔写,正面用了用反面,用得不能再用了才作废。中共中央办公厅用的信封是用报纸叠的,报纸看完以后,两层折叠成一个信封,把作废的办公用纸,半边还能用的,撕下来,贴在信封上,下面盖一个图章。别看信封、办公用纸不起眼,全国一起行动,也节省不少钱,其他大额开销一紧缩,节省下来的数字就不得了。军队也一样,节约了多少钱,军委报告给主席,主席还表扬他们呢。全国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机关到解放军,都来支援失业工人。会议开过两个月后,方案都落实了,问题也迎刃而解,许多失业的人重新有了工作。我父亲也在一家药厂找到工作了(当然,后来经济形势好转后,再“两个人的饭三个人吃”,就造成一定程度的人浮于事。这是另一个问题,要根据新的形势用新的办法去解决)。

通过这件事,我亲身体会到了什么叫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英明不是像一些人说的是吹出来的。这个问题就摆在那里,那么多中央委员,包括总理、刘少奇、朱总司令,都同情工人,怎么没有一个人主动去想法解决?最后还是我们这些小秘书把情况反映到主席这里来了,主席批示了才重视起来,才去想法子解决?还果然就解决了?!而且主席当时还特别指示,连国民党的留用人员也都要给饭吃,不能饿死一个(三年困难时期主席再一次地提出了这个口号。所以当时好多地方的群众就拿这个口号当武器,来和当地的官僚主义作斗争,反对浮夸后不知改错的干部)。2008年全球发生经济危机,德国也是通过减少在职人口的工作时间,通过“二个人的饭三个人吃”的办法,最早在西方国家从危机中走出来了。德国人是不是把毛主席当年的发明学去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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