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回忆录》连载 (10)

4.2 毛主席关心群众疾苦反对用官僚主义态度对待群众来信

 

1951年,江苏、江西好些地方有农民来信反映血吸虫问题,说我们分到了土地、翻了身,可血吸虫还是要我们的命。有的信还附着大肚子的照片。主席看到我们呈送的信,马上作出批示,要求收集详细情况,考虑一并解决。各地方政府接到主席批示后,马上把当地的情况汇报上来,那些材料比群众来信反映的要具体和全面,那时地方政府不隐瞒这事,因为他们自己解决不了,希望中央帮助解决。主席看了汇报就指示卫生部组织最好的专家下去调查研究,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还敦促我们经常打电话给卫生部询问进展。

血吸虫危害农民健康尽人皆知,可从来没有人重视并解决过,毛主席调动人民群众和卫生专家,群策群力,苦战几年,终于把它解决了。我听林克说,1958年毛主席在得知这个消息后,高兴得像个小孩,手舞足蹈,一夜无眠。当时,他就在主席身边。主席就是那天写了那首著名的“送瘟神”的诗:

 

送瘟神

(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

 

其一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其二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毛主席加的附注说:读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 ,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晓,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这和林克跟我说的情形是一致的。我后来还听总理说过,主席让给下乡的医生专家都发了奖金,感谢他们为农村人民群众做的好事。

1951年4月底,秘书室把当年头三个月各种群众来信的情况汇总,给毛主席打了一个关于处理群众来信的报告。主席很快就对报告做出批示。这个批示现在在党史新闻网和毛主席文稿中都能查到,兹录全文如下【这个是我查来的,这个报告不是年度报告,而是一个综合专题报告,也是以“中办秘书室”名义打上去的,但不是失业专题报告,批语也不同。不知道与戚老那个报告有什么因果关系,或者其他联系?】: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市委,地委,县委;各大行政区,各省市区,各专区,各县人民政府的党组,并告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的党组:

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如果人民来信很多,本人处理困难,应设立适当人数的专门机关或专门的人,处理这些信件。如果来信不多,本人或秘书能够处理,则不要另设专人。下面是专门处理人民给我来信的秘书室关于处理今年头三个月信件工作的报告,发给你们参考,我认为这个报告的观点是正确的。

这封批示是 1951年5 月16日作出的,15年后的5月16日,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的《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即著名的《516 通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这份批示和《516 通知》之间存在着逻辑联系,它与群众路线和党的干部腐败变质问题有关。这是后话。

毛主席对党的干部,无论级别如何,无论远近如何,都总是严格要求的,对他最信任的人也不例外。就在以上批示作出后仅三个多月,田家英就因为处理群众来信不及时,受到主席一次严厉的批评。1951 年8月北京石景山发电厂的一个书记,反映工人工资比较低,工资没调整,物价又上涨,所以工人生活很困难。那信开始是我接手处理的,我整理后给了田家英,但不知什么原因,他没交到主席那里,可能是因为当时这样的信太多,他见怪不怪了,所以不大重视。恰巧不久林老【林伯渠?】去石景山,看到了工人的实际困难,还听工人们说他们给毛主席写过信反映情况。林老回来后就到主席那里说起这信的事来【孟繁华整理稿中的说法是:这个工厂的书记不知用什么办法,居然把工人生活困难、给主席写信的事儿,口头反映到主席那儿去了,可能中南海的有些人在石景山军管会待过,通过战友把话传过去了。特注,请戚老留意校核】,主席听说工人有信给他就查问,一查果然有。田家英赶紧拿了送去。主席看到有信来却不给他就很生气,批评田家英说,你的工作就是向我反映工人、农民的情况,这么重要的反映工人生活困难的信,你压了那么久不送给我看,这是个对工人的感情问题,是立场的问题。工人的疾苦,就是党的最大的问题,我们党是干什么的,就是给老百姓解决问题的,怎么能掉以轻心呢?你是不是不想干了,不想干了你就打报告,我再找人……。主席的这个批评应该说是很严厉的,田家英当时就吃不住了。我没有在场,田家英也没跟我们全讲,我听他跟别人讲了几句,知道主席批评得很厉害。彭达彰安慰他说,信是我管,我没尽到责任。田家英后来喝闷酒发牢骚,抱怨说,我事情这么多,这么忙,主席也不体谅我,这么一件小事,就这么批评我?!那时候,田家英对我很信任,他在酒中不知道自己发过什么牢骚,酒醒后就问我。我安慰他说,干嘛发牢骚呢?主席批评你,那是爱护你,这件事我们也都有责任,你把主席的批评赶紧跟大家传达一下,让大家也警惕不要犯同样的错误。他说,对,对,对!田家英才气过人,酒醒后说出的大道理,比我们都好。后来他也向主席写了检讨,说了“主席的批评是对我们工作很大的推动”之类的一番话。后来毛主席给那个支部书记写了信,表扬他关心工人,告诉他中央马上想办法解题,而且是整个北京市的工人,全国的工人问题,都要解决。后来彭真他们一起,把石景山钢铁厂工人的工资提高了,我们再下去听反映,无论是支部书记还是工人,都非常满意。

 

4.3 毛主席从群众来信洞悉干部腐化变质并保持高度警惕

 

城市工人失业、对农民征购太重,都是影响全国稳定的大问题,都在毛主席的亲自指示下解决了。但群众来信反映的问题远不止这些,而是五花八门,什么都有。有群众来信揭发他们那里有什么干部贪污腐化、大吃大喝、欺压群众,还有群众来信反映说,有干部让群众给他盖房子却不给工钱,还有的干部强占群众的土地。此外,还有军内高级领导干部的家属来信甚至来访,反映她们的遭遇。

有一次,八九个部队高级将领的夫人,也不知道她们是怎样串联到一起的,要求见主席,告她们的丈夫进城后生活腐化变质,看不惯她们了,想找年轻美貌的姑娘另结新欢,变成“陈世美”、 “牛金星” 、 “刘宗敏”了;还有哪个首长离了,娶了新娘子;哪个首长暗中有好几个小老婆;哪个高级干部嫌自己评到的级别低了,不满意,不学习,不求上进,整天喝酒,骂骂咧咧,还摔盆子打碗;还有哪个高级干部怎么样要部下弄钱、享受,占好房子、大房子。诸如此类。甚至也有反映中央常委、政治局委员情况的。总之,很多党和军队的高级首长,早已忘掉了主席的“两个务必”、“进城赶考”、“不当李自成”、“不做刘宗敏”的警告了。

这些夫人都是老革命、老资格,我叫她们老大姐,其实她们当时的年龄也就四、五十岁,不是真的老了。她们都告到主席这里来了,说明各家情况是相当的厉害了。她们事先拟好了一份名单,我请她们交给我,她们不同意,非要亲自见毛主席!我向杨尚昆报告,请他见见这些老大姐。杨尚昆圆滑老练,知道那些老大姐他一个也不敢得罪,得罪了就等于得罪她们的丈夫了。出来就要听,听了就要汇报,不汇报就是欺骗主席。汇报了,主席批评了那些将军、首长,就等于还是得罪了那些将军、首长,也还是得罪这些老大姐。反正里外得罪人,他干脆不见。老大姐们原以为我是收发室传达,我细心耐心、苦口婆心跟她们讲清楚,我就是专门负责接访的,有什么事跟我说是可以的,我去汇报。我进进出出好多次,不断进去报告,她们却还是不断见不到中办领导,更不用说指望毛主席知道她们来了。终于她们明白过来了,说我们来了见不到主席,也不能白来一趟,总这样跑来跑去也不是办法。我们也不想为难你,见不到毛主席的话,你拿笔来,好好帮我们记下来。我说,好,好!她们原本不想跟我说的事,这时也都慢慢跟我说了。我就一个字一个字,很认真地记录下来。完了,她们千叮咛万嘱咐:“小同志,这事不能给别人说,信也不能给别人看,我们相信你,你一定要向毛主席汇报啊!我们看你是毛主席的好干部啊。”我说:“好,好,我去整理整理,打成文件,一定及时跟主席汇报。”我真是认真去整理了。我给主席的报告不能写得太具体,都是概括性的东西,但是人名都写上了。主席很认真地看了我的报告,一个名字划一杠,一个名字划一杠,然后批示了很长一段话,最后说请刘、周几个人阅,请罗荣恒同志处理,处理完了将结果报告给他。罗荣桓怎样处理的,我不知道,因为这个处理不经过我们秘书室,是罗荣桓直接跟主席报告的。但因为是我写的报告,我很关心这事,我注意到,从报纸上面再也看不到一些人的名字了,出席国庆招待会时,也看不到这些人了。估计罗荣桓处理得很严肃,罗荣桓是个很正派的人【注2】(这是进城后不久的事。1954年高岗事发,后来说高岗怎样腐败,我就联想到这些老大姐告状的事。党内不只一个高岗啊,“高岗”太多了,情况都跟高岗差不多)。

这类问题即使有的看上去没有什么大不了,其实都是很严重的,因为它们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活、干部的变质和党的形象。这类问题,凡涉及到高级干部的,我们都不写进综合报告里,要作专题报告。主席则对这类报告特别重视,有的批示叫大区的书记去查,有的就让中央有关部门直接查,像老大姐们反映的军队高级干部的问题,就是叫罗荣桓开专门会议解决的。还有的甚至叫董老(董必武)亲自过问。我从主席这些批示中能感到,主席从那时开始就非常防范干部特殊化问题了。由于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问题出得很多了,1951年底,毛主席决定发起一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运动中,主席想要杀掉刘青山、张子善两个人。对毛主席的这个决定很多人当时是意见很大的,我记得华北局里面就有人说,这两个干部功劳很大,不要杀吧,要杀也顶多杀一个;有的说,他们的钱也都没用,还在那儿,拿回来就算了;还有的说,革命革了一辈子,翻雪山过草地,长征都没死,革命成功了,倒让自己人给枪毙了,杀了他们会让老干部心寒;连黄敬【注3】和其他一些很大的干部都给这两人说好话了,说毛主席自己在延安整风时说过一个都不杀的,希望毛主席刀下留人。好像只有刘澜涛、薄一波等少数人是主杀派,支持主席。我听李银桥说,毛主席一晚上都没睡好觉,翻来覆去想,杀还是不杀,最后下决心要杀,毛主席还说过这么一句话:“唉!他们也算是为革命最后做个贡献吧!” 主席这样做,有点像三国时曹操向监粮官王垕借其项上人头一样,迫不得已。当然,曹操是杀了无辜的王垕,而毛主席杀刘青山、张子善是因为他们贪污腐化证据确凿。二者性质是完全不同的。【注4】

凡是当时涉及到高级干部的专题报告文件,现在也应该都没有丢,它们是主席批过的,谁敢丢?除非故意销毁!如果能把这些报告和主席的批语都公开,那是能让人民更多了解建国以后党内干部,尤其高级干部腐化变质的过程和严重程度的,也能使更多的人对后来毛主席为什么要亲自发动文化大革命多一份了解和理解。但是,现在出版的主席建国以来文稿就完全没有主席的有关批示,更不用说原始报告附件。

 

4.4 毛主席重视民主人士的来信和友情

 

有一类知名民主人士的来信,从广义上讲,也属于群众来信,但又不是一般群众来信,那些来信远不如一般群众来信多,但是处理的难度很大。我刚一开始办信就遇到了这类信件。哲学家、佛学家熊十力,给毛主席送来一封信和一本他自己写的《新唯识论》。田家英交代我,把信和书的要点摘出来呈送给主席。《新唯识论》是讲佛学的。可1950年才19岁,马列看了不少,佛学不知其所云,也不懂佛教,更不知道佛学和佛教是不同的,只知道阿弥陀佛,到庙里逛逛,看看四大天王、如来佛的像,别的都不懂,佛经也没念过。佛经有很多术语、专有名词,比如,如是我闻,是什么意思?不知道。《心经》我背了半天还是不知道说啥,想找个出家和尚问问,附近也没什么庙。 《新唯识论》,看不懂也不知道怎么摘要。由于有保密条例的限制,我还不能叫别人去弄,就只好硬着头皮去弄、去钻研。我一头扎进中南海机关图书室,找词典,但查了半天,不解决问题,因为词典主要是解决一个个词,要想看懂,就得系统研究;找哲学书籍参考,但忙来忙去好一阵子,还是许多问题一头雾水。在中南海机关图书室里,没有找到可参考的佛学书籍,我就跑到中南海北门外的北京图书馆去找,终于找到一套普及佛教知识的书,跟白话文一样。《心经》的白话浅释,《大悲经》的白话浅释,《华严经》的白话浅释,我就从这个入手。后来还查到了熊十力自己关于“唯识论”的通俗讲演稿,又反复苦读。前前后后足足用了两个礼拜,总算勉强对老先生的信和书的要点知之一二了,远不是完全领会,就是知道哪句话、哪些字是他的中心意思、扼要意思就是了【佛学与佛教不同。孟繁华等的整理没有加区分,我这里做了一点处理,未必完全妥当。孟繁华稿子中的“白话浅识”,不知道是不是固定说法,我改为了“白话浅释”,如不妥就改回。此外,“通俗演讲稿”原来材料好像说是熊十力自己的。孟繁华稿子没这样交代。我把前后材料融合在一起,且彼此不冲突。这些内容请戚老留意核准】。

随后我写了一份几百字的摘要交给田家英,他再送给毛主席。毛主席看了后,在上面划了一些道,又翻了翻熊十力的书,在重要的地方做了些记号,然后给熊十力复了信。为完成这个看似简单的任务,我整整两个星期加班加点,主席靠我搞出的摘要,给老学究回了信。知道这些之后,我就很有成就感,心里很滋润。

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像章士钊、柳亚子、符定一、黄炎培、陈叔通、黎锦熙、金息侯等人的来信,古雅的文字里常夹着生僻的典故,我都要弄懂了才能摘要。主席诗词文章、历史、哲学功力都是莫测高深。所以,这些民主人士虽然一个个满腹经纶,但给主席写信,都不敢信手写来,多是苦心孤诣,尽显文章风骚。这好是好,却为难了我们这些个晚生之辈。不过,对我而言,是个学习的机会,我很珍惜,慢慢我就形成夜读的习惯,常去中南海机关图书室和北京图书馆夜读。北京图书馆的书多,环境好,晚饭后没事,我先去那里,那里闭馆后,再回中南海,到机关图书馆继续夜读。黄炎培这个人我在上海读书时就知道,他办了许多学校,还常免除穷孩子学费。因此,我对他的印象很好,一看到他给主席的信,就马上送上去。可是,在处理章士钊的来信时,我犯了个想当然的错误。

我在上海念书的时候,看过很多鲁迅的文章和书,《鲁迅全集》也看过几集,知道鲁迅和章士钊“打过官司”,把章士钊骂得很厉害。例如,在《从胡须说都牙齿》中,鲁迅就写道:“又是章士钊,我之遇到这个姓名而摇头,实在由来已久……”。北洋军阀镇压学生运动,制造“三一八惨案”【注5】,那时章士钊是教育总长。开枪的事他决定不了,但学生请愿好几天了,他怎么不管?所以我认为他是有责任的。鲁迅的名望、革命性、战斗性是众所周知的,毛主席对于鲁迅的赞扬和肯定,我也是早就知道的。那时候,我已经读过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知道毛主席是把鲁迅的方向,确立为新民族文化的方向。我不喜欢章士钊,对他和毛主席的关系也不了解,鲁迅又骂他那么厉害。我相信鲁迅,相信他不会瞎说。想当然认为章士钊是个反动派,没资格给毛主席写信。而且他不过是对时局发表一点看法,对什么改造发表一点看法,却用古文写,字句拗口,那些问候的客气话,用词十分古怪,我看不太懂,就知道大意,让人烦,就把他的信扣压下来了。这一扣压不要紧,章士钊见给主席的信,主席不回,就到总理那里要说道。总理追就问田家英。本来,所有的来信中,北京的最重要,因为北京地区民主人士多、名人多,他们的信不能怠慢,田家英选我来管,就是因为他觉得我读了不少书,不会出错。哪知道,我要不读书就往上送了,偏偏读了一点书,又偏偏读过鲁迅,看到鲁迅和这个写信的章士钊还有那个过节儿,反而把他的信给扣了。田家英来问我,是不是有章士钊的来信?我理直气壮告诉他:“是有,我压下了。他是个反动派。”田家英一听,说:“好家伙,章士钊的信你怎么能压呢?”田家英严肃地批评了我,还和彭达彰一起,召集几个人开会,说章士钊不是像你一个小人物,他是毛主席的一个长辈、长者,给毛主席写信,毛主席一点声音都没有,不理睬人家,这牵涉到毛主席的威信问题。田家英还说要给我处分。那是我到中南海后第一次挨批评。过了一段时间,处分没有下来,我就去问田家英。他笑了笑说,批评是批评,你这个事儿,事出有因,情有可原。然后悄悄告诉我,他也犯过这个错误,也扣押过,挨主席批评了。不知者不为罪,算了,下次注意,有什么不懂的,先问我们,不要自作主张。这事就这样过去了。

事后我才知道,毛主席和章士钊的公交、私交都很笃实,非同一般,其渊源落在上世纪20年代前后。那时毛主席还只是个热血青年,章士钊初次读到毛主席的文章,被其文采、抱负、气势和论事道世鞭辟入理、雄辩无比所震惊,说过“不得了啦,湖南要出帝王了”,还亲自接见了毛主席和蔡和森——这是周总理告诉我的。章士钊是个民主派,是坚决反对封建帝制的,他这话不是说毛主席要做皇帝,不过是个借喻而已,用以赞叹毛主席有雄才大略,中国的革命,要在毛主席手里出个非凡的新气象。后来,章士钊给毛主席好几万块钱,毛主席把这些钱一部分用于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一部分用于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毛主席赞扬章士钊真心为民主是很坚决的。由于两个人有这层关系,他们就一直有来往。章士钊给毛主席写信,毛主席都有回信的。我把他的信扣压下来,自然是“惹下大祸”了。

说到他们两人的交情,有件关于主席给章士钊送鸡的事就不得不说。那是1955年的一天,晚饭后毛主席让警卫买两只鸡给章士钊送去。那时候鸡很紧俏,天黑了,商店已关门、摊贩也收摊,警卫只好去找人帮忙才买到鸡,等把鸡送到章士钊家中,已是半夜了。章士钊收到鸡,连声称谢。这事很稀奇,大家传来传去,却都不知道个中缘故。有人问田家英,他也搞不懂,仅说主席给老人送点礼是常有的事。1967年,我向康生问及此事,他给了我一个出人意料的解答。康生没有正面回答我,只叫我去翻翻《三国志》,看曹操和乔玄的故事。我按图索骥,找到这个典故。原来,曹操二十多岁时尚不得志,默默无闻,一次去拜见乔玄,乔玄却很赏识他,说:“如今天下将要战乱,能够安定天下的人除了你还有谁?”在乔玄眼里,曹操是“命世之才”。从此,曹操引乔玄为知己,与他成了忘年交。乔玄临死时请曹操照顾自己的家庭,还要求曹操以后路过他家乡的时候,要拿一只鸡来坟前祭奠他,否则“车过三步”就会肚子痛的。操果然照办。毛主席初识章士钊的时候,也是二十多岁的青年,能得到章士钊的欣赏,大概是有曹操遇乔玄的感怀吧。他给章士钊送鸡,我推测似乎是在表明他们之间有类似曹操与乔玄之间那样的彼此相知和彼此不负。两只鸡就把相隔近两千年的两段佳话传之于后人了,毛主席的玩笑与幽默,也是大风大雅。

主席不光对章士钊另眼相看,对其他很多民主人士和名流也是相敬如宾的。毛主席过生日是不让人祝寿的,有些名人像齐白石、叶公绰、张伯驹、陈半丁这些人,就会作一幅画,例如画个长寿鹿什么的,赠送毛主席。毛主席知道:画是要钱的,他们给我画画,虽然不是为了要钱,但我也得给人家一点东西。那时,主席还没有稿费,他就想拿他的津贴买些礼品。杨尚昆知道了,就说人家给主席画画,实际是给共产党画的,这个钱由办公厅从办公费里报销,不要用主席的津贴,主席的津贴也不够。买什么礼品呢?主席很讲实惠,说不要买什么花花草草的,就买火腿,一个人送一条火腿,另买些糖果,糖果要买软糖,他们年纪大的,硬的不一定咬得动,再买些买好的糕点【材料用了“后来杨尚昆知道了”这个说法,那么到底主席是先用了自己的津贴,“后来杨尚昆知道了”再改用办公费用呢?还是一开始杨尚昆就知道了,根本没有用主席的津贴?】东西买好了谁去送呢?田家英说,大学生都还是小孩,代表毛主席去送礼不大合适。当时,来信组年纪最大的叫俞永廉,三十多岁,胖胖的,长得比较老成一点,可他脖子上长癣,不太好看。剩下的那些人,小的小,瘦的瘦,不太上相。我给田家英提建议,让俞永廉穿件新衣裳,把衣领往上提一提,把脖子遮一遮,就蛮好的。可田家英看了半天,还是决定让我去。因为我当时虽然年纪也才刚20出头,但脸比较黑,看上去快三十岁的样子,算是比较老成了。后来,彭达彰给我们要了两部车(那时只有主任、副主任才有资格要车)。我就照着名单,挨家挨户代主席把礼物都送到了。时至今日,还总有那么多人,说什么主席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时受了胡适的冷遇,就开始仇恨知识分子,说得有鼻子有眼,还说主席建国后从来就不重视知识分子。那么,主席与这些大知识分子和名流们之间如此笃实的交情又说明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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