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回忆录》连载 (11)

4.5 我自己在为毛主席处理群众来信中的一些感悟

上面列举的都是我自己在为毛主席处理群众来信中所直接经历的部分重要事情,实际上其他同志都有各自不同的重要经历,要都汇总起来,说不定就是一本专著。即使我自己经历的,以上也只是便于归类的一些事情而已,还有很多是没归入的。比如,庆贺电报宽泛地说,也算是一种群众来信。建国初,群众热情高涨,一碰到什么事情或者节日,就给中央和毛主席发来祝贺与致敬的电报,热情洋溢却没有什么实质内容。那些电报数量巨大,有时堆满整个房间,让秘书室领导们不胜烦扰。刚开国,中央机关的纸张很紧张,我们办公都要利用用过的废纸甚至旧报纸的空白处,这些电报纸纸质不同,不能再利用。所以,我们也都很头疼。而且那时拍电报的费用很昂贵,这么多电报需要多少钱啊!秘书室把这个情况反映到毛主席之后,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一定是当地的领导让群众或者以群众的名义发来的。然后,他就让中央办公厅发文,禁止了这种做法。这不是打击群众的热情,而是因地制宜,体谅群众,爱护群众,也是关心我们秘书室同志的工作,不要我们耗费时间在无谓的事情上。

还有一种来信也比较特别,看似很普通,却不是通过秘书室,而是通过机要室直接呈送主席的,任何人都不能看的。当时,有些主席批下来的信到了我这里,我一看这信不是由我们秘书室送上去的,就知道主席另外还有通讯渠道。后来我知道,主席为了更全面掌握情况,到各地视察,常会就地找一些人直接给他写信。他们中有农民、小学教员、知识分子,演艺界人士,各行各业都有。反映的情况也十分广泛,都涉及群众生活和群众迫切关心的问题。有个红线女,是个越剧演员,她就可以直接给主席写信。一次她到外地演出,了解到那里的物价高,烟酒都跟着涨价了,就把情况写信告诉了主席。主席后来在一次中央会议上问,为什么烟酒涨价?参会的人都被主席的问话搞得不知所措,也都不知道主席是怎么知道的。这样的信是寄到北京××信箱,写上“××收”。毛主席后来有交代,我们一见到这样的信,谁也不能拆,必须交给徐业夫,由徐业夫交毛主席本人拆看。叶子龙管机要室,经过机要室给主席的信,密级就是最高的了。这样的信密级却还要高。写这样信的人就是后来大家知道的主席的“通信秘书”,李锐就是其中之一。主席是看李锐在长江三峡水利建设上有些好的意见,才让他担任自己的通讯秘书的。主席用了一批这样的通信秘书,但他们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主席秘书。

1950、1951、1953 这几年秘书室的年度报告都是我写的。这是因为田家英看到我处理群众来信的具体成绩比较优秀,写起来言之有物、下笔有情,而且我那时也还协助他搞《毛泽东选集》编辑,他对我了解最多,非常信任我(我还因为经常给中央反映重大情况当选了××××年中直机关劳动模范)。但到了1954年,情况变了。有一次,杨尚昆的秘书孟繁述在吃饭的时候跟我说,秘书室的报告应该是写给办公厅,由办公厅再转给主席。我把这话向田家英做了汇报,田家英说,这个就困难了,主席说这个报告是要直接给他的。但是,田家英又怕得罪杨尚昆,就跟我说,那以后就不写书面报告了,用口头报告给主席吧。

秘书室这个时期为毛主席处理来信来访的实践和经验,以及毛主席对于群众来信来访的重视和相关批示,成为了后来党和国家规范化的信访制度的基础。在为主席处理群众来信期间,我读到了一些列宁关于重视群众来信来访的教导。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政党和国家机关,要保持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就要搞好群众的来信来访工作。他要求共产党员应该把群众的来信来访反映问题,当作“劳动者无报酬地履行国家义务”来对待。列宁自己还曾亲自接待过很多来访者,他的接待室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接待室”。毛主席和列宁一样地重视群众来信来访,早在中央苏区时期,毛主席就写出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提出要实现党的中心任务,就必须坚持群众路线,关心群众疾苦,注意工作方法。我有了为毛主席处理群众来信的许多经历之后,对列宁对待群众来信来访的事迹就更加体会深刻了,为了纪念列宁诞生八十五周年【材料原来说的是列宁逝世二十五周年。列宁是1924年4月21日逝世的,不是“逝世二十五周年”】 ,我在 1955年4月写了《列宁怎样对待群众来信来访工作》的署名文章,向《人民日报》投稿,《人民日报》居然在4月22日(列宁的诞生日)的第3版登出了。这在当时中南海的工作人员中,是绝无仅有的,大家知道后都比较惊讶。

从为毛主席处理群众来信这个时期开始,我就觉得,我跟主席是心连心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心灵感应这回事,我原来始终相信唯物主义。现在想,心也是有能量的,也许会有感应吧。邓小平重新掌权之后,我在秦城监狱,忽然一天感到我母亲病得厉害,我是和母亲相依为命长大的,对母亲的感情很深,我预感到母亲可能病重了,要离开人世了,就向中央打报告,请党中央开恩,批准我跟母亲见一面。他们没有开恩,晚上我就梦见我母亲死了,第二天我嚎淘大哭。我打小就不为什么难事哭,在监狱也从来不哭的,那天却突然就哭起来了。

1986年我出狱后,看我母亲死时的照片,跟我梦见的好像一模一样。我无语了。我一个17岁就加入地下党出生入死干革命的人,一点小小的人道主义要求都被拒绝了!自那以后,我就有点相信心灵感应了。我想它可能是像磁场一样的一种波动,波浪会散发出去,而这种波浪就跟电视机一样,有各自的频道,当两个频道频率一样就能彼此接收到。

我的总的体会是,毛主席对各界来信都很看重,又特别重视工人、农民反映情况和要求解决困难的来信。我是实实在在感受到,毛主席是真心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普通老百姓的疾苦!我之所以一生崇拜毛主席,在秦城被关了18年也不改,到老了还是不改!就是因为毛主席是真关心为老百姓的。周总理也关心,但我感到他总不如毛主席那样关心。当年的政务院比我们秘书室知道的东西多,可是毛主席知情并解决这些问题,都是先有秘书室把群众反映的问题汇报上去才发生的。领导的秘书,尤其党和国家领袖的秘书,其实是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不是领袖或领导的私仆,而是领袖或领导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纽带与桥梁。主席日理万机,根本没有时间、也根本没有必要,亲自一件件详细阅读群众来信。惟其如此,秘书室的作用和价值才显得重要,呈送到主席那里的材料,才要格外及时准确地反映人民群众的真实疾苦和表达出人民群众的真实心声。

(本章出现的人名很多,事件也很多,以上提出加注的只是其中几个)

注释:

注1:黄炎培简介及其给主席的谈解决农民困难的信。

注2:罗荣桓简介

注3:黄敬简介

注4:曹操借王垕人头

注5:三一八惨案

 

第五章 第一次感触党内、军内惊心动魄的高层斗争

 

5.1 关于“高、饶反党集团”案

 

毛主席的治国思想里有一条是很坚定的,那就是中央集权制。他赞成秦始皇的郡县制,不赞成分封制。新中国中央政府已经建立了,如果再长期在各地有中央的代表机构,那就等于是有一个大中央,几个小中央了。1951年毛主席顺应农民搞合作化的要求,提倡农村合作化,有的中央分局就公开发文件反对合作化。这样的文件不需要中央批准,只要向中央备案就行了。这些文件在下面看来,就等于是中央文件,都要执行的。这一情形,我知道主席是很反感的。另据我观察,毛主席对当时中央政府的一些领导,包括刘少奇和周恩来的一些做法,都不很满意。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主要是以 1948年在石家庄建立的华北人民政府为班底组成的。建国初搞计划,没有经验,计划不周,问题出得不少,经常闹出矛盾来。在这样一个多重复杂情形交织在一起的大背景下,毛主席采取了一个新的战略步骤,就是在 1952年把东北局的高岗、华东局的饶漱石、中南局的邓子恢、西南局的邓小平和西北局的习仲勋这五个中央分局的书记调来北京,调整和增设中央和国家机关部分机构,加强中央统一领导。这就是后来一般所说的“五马进京”。

高岗是个有能力的人,他主政下的东北,在1949年、1950年是支持了全国的,后来又支持了抗美援朝。高岗把东北的经济搞得挺好,因为距离苏联近,向苏联学了不少,搞计划搞得也好。所以,五马进京,主席调高岗到中央管计划,后来就有人说,“五马进京,一马当先”。高岗与刘少奇有矛盾(到底是什么矛盾?怎么产生的?这是个值得研究者发掘的历史点),主席调高岗进京,确实还有一个用意,就是让高岗在政治上平衡刘少奇。

那时主席对于刘少奇搞专权感到不满实已很久了,我在文革中听江青说,其起源在于延安分兵留下的后遗症。1947年胡宗南依仗强大兵力进攻延安,主席想: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他用这个道理说服中央机关撤离延安,同时主张分兵,坚守陕北,打通西安。本来该是刘少奇坚守陕北的,可刘少奇不会打仗,主席就自己坚守陕北,让刘少奇代表中央,让朱德指挥军队,率领中央工委到比较安全的华北,因为华北有粟裕和彭德怀为其各挡一面。用康老(康生)的话说,毛主席这是“有刘邦的苦衷”【注1】。主席率领中央前委转战陕北,以区区人马对抗胡宗南20万大军,忙得不可开交,又因为发电报,容易被敌人跟踪到信号,暴露自己的方位,就叫刘少奇一般事情就不要汇报,特别重大的事情才请示。刘少奇离开主席后,独立指挥中央,形成习惯,以为自己就是中央了。在同年的华北土改期间,刘少奇向全国发指示,搞村村点火,处处冒烟,搬石头,整干部,打倒一大片。这些东西过左了,搞得鸡飞狗跳、天怒人怨。

当时,连康老都受到影响,听刘少奇的,跟着刘少奇的指挥棒在晋绥搞过左的东西。1948年主席进入山西之后,发现了问题,就想纠正,但是刘少奇已经形成了不请示主席、自己做决定、自己发文件的习惯了,主席回来了,他也不希望主席再干预了。当时是在战争中,为了党内团结,为了全国的胜利,主席也不便批评刘少奇过多,只是暗示性批评过紧跟刘少奇的杨尚昆,期望杨尚昆提醒刘少奇注意一下。杨尚昆确实提醒过刘少奇,刘少奇点点头,文件却还是照发。到后来情形更加严重,党内的重大事情,组织上提拔一个人,刘少奇都自己决定,让杨尚昆向全国发文。这一情形一直延续到解放后。就是说,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主席一直没有真正拿回中央的组织人事权。这样主席和刘少奇就在工作上有矛盾了,而且已经出现了路线色彩,例如土改问题,合作化问题,就是带有路线性质的。在这类路线问题上,高岗是支持毛主席的,而高岗当时在党内的地位也很高,所以毛主席调他进京平衡刘少奇。

总理也有不汇报不请示的问题,例如上一章说过的,建国初很多地方工人、农民生活疾苦,情况很严重,总理比谁都知情,却没有把问题及时向主席汇报,请示主席怎么解决,而是在秘书室把情况反映给主席之后,在主席的敦促下,才开中央会议讨论解决方案。在一些事情上主席也批评过总理,但主席对总理的不满意,性质上有别于对刘少奇的不满意。例如,总理主管财经方面的工作,财经方面的问题出了很多,物价涨了,票子发多了,等等。总理说,不是不请示主席,是请示主席就不能干事了,一个问题就要汇报半天,什么事情都汇报,那整天都只有汇报了,别的事情就不能做了,只能当机立断。总理对我们这样说,是想得到我们的理解甚至同情。他说了很多,我理解总理,因为经济问题非常具体,不好说清楚,说起来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完,要讲前因后果的。比如要进口什么东西,就很复杂,从哪里进呀,用汇呀,等等。这就好比一个公司,什么事情都要先汇报,等汇报完了,事情也耽误了。当然,有些问题,总理也是拿不准主席的意见,就回避。例如搞新税制,搞财金减税,资本家减税,国营企业却要加税。这一条在主席那行不通,主席认为至少同等,两免三减半。主席批评总理抓小事,这样的大事却抓不好。外交部和军队里很多人都替总理说话,说不是总理的责任。后来就追到薄一波,就发生了薄一波错误【注2】。

高岗好像不很尊重总理的。我进中南海的时候,当时中南海有两个舞会,一个是主席那里,另一个是总理在紫光阁单独有个舞会。高岗一来,就在他自己家里也开了舞会,变成了中央有三个舞会。那些舞会跳正统的、规范的交际舞。我当时年轻,也常去参加的。我听高岗秘书说,高岗叫总理去他那儿参加舞会,就像是指挥部下一样指挥总理。当然这只是一点迹象,或许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关于高岗和总理的关系,高岗夫人李力群有个回忆,其中有些内容是可作参考的。李力群说,高岗从来就没有反总理,倒是在毛主席面前给总理说过不少好话。李力群既然这样说,就说明当时高岗和总理之间的关系,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都是有不协调的因素的。高岗主持的经委和总理主持的政务院是平行的,高岗当时还是第一副主席,宋庆龄、李济深这些民主人士副主席,是摆样子的,不能定事情的,按工作程序总理也要向高岗汇报的。高岗出问题了,在七届四中全会受到中央批评,之后立即就有一个“高岗问题座谈会” (这两个会议主席都没有参加)。

这个座谈会是周总理主持的,会上陈云他们一大批人揭发高岗这个那个,高岗反驳,周总理不让他反驳。这也可以反过去证明,高岗之前和总理的关系应该是不融洽。

高岗对于主席调他进京的用意有明显的判断错误。他当东北王当惯了,到中央以为是主席喜欢他,其实主席是倚重他而已,不是像喜欢林彪、粟裕那样的喜欢他【注3】。他在工作上是很有能力,但在物质生活和道德生活上是腐烂的,在东北乱七八糟的事情太多,还搞了一个北欧女人,也不知道人家的底细,是不是什么国家的间谍。主席对腐败问题一向是深恶痛绝的,他的那些事情主席不会一点不知道,知道了就不会喜欢他。刘少奇不愿意搞合作化,要搞一段新民主主义,“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注4】还有乱发文件,这些主席的确也是不满意的。1953年年底,主席带人到南方搞宪法,让大家想一想,提提建议,看中央日常工作怎么安排。这个时候,高岗误解了主席的意思,他跟陈云、邓小平他们私下商量,多设几个副主席,轮流值班,你一个,我一个。这就等于真理过一步就是谬误。拉帮结伙,搞宗派在当时是比刘少奇反对搞合作化还要严重的错误,主席当然也不能放任自流。无论谁,一旦卷入宗派之中,主席打击起来都是毫不手软的。这就难免给一些人以利用的机会。刘少奇搞掉高岗,明显是利用了主席的毫不手软打击宗派主义。陈云、邓小平到主席那里告状,刘少奇就有了机会,就借机搞名堂,说高岗是分裂党,还里通外国。这样,主席也只好把高岗拿下【注5】。高岗当时自杀了,如果不自杀,也许很多事情很快就可以弄清楚,比如“你一个,我一个”这个话,到底是什么一个情况下说出来的?到底是谁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问题要弄清楚了,也许就没多大个事了。

刘少奇的人特别喜欢在底下四处散布关于高岗生活上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把高岗讲得像魔鬼一样。高岗的那些事是有,不能说是无中生有。但刘少奇那些人在散播中是夸张过分的。我们秘书室是何载去参加中央会议旁听的,何载回来后就跟我们大讲特讲高岗的生活作风问题。后来刘少奇叫何载写关于高岗问题的社论,何载肚子里东西不多,写不来社论,就叫我帮他弄,我那时也不知道高层斗争那么复杂,就帮他弄,我弄了好几个晚上没有睡觉,弄出个题目来叫“保持党的团结”。我念初中时就看过斯大林写的《列宁主义问题》等书,所以很多地方我就根据上面的语言稍作改变就写到社论里去了。何载为了动员我帮他写社论,又跟我讲了很多高岗的事。

高岗事件确有苏联因素。高岗是经常给苏联提供情报的,关键时刻,苏联出卖了高岗,踩了他一脚,把他的材料给了主席。这好像是给主席送礼。高岗说要建立联邦共和国,美国要打过来,那就如何如何。那其实是底下说说。有人说他给苏联提了,跟苏联提了那就问题大了。我觉得,说高岗“里通外国”,从党的原则上来说,也是可以讲得通的,因为他是通了外国的。只不过这个外国不是帝国主义国家,而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又还要作历史分析。共产国际刚刚解散,一些习惯的做法是不可能一下子改变的。而且高岗较长时间主政东北,与苏联为邻,为搞好与苏联的关系,获取支援,向苏联通报一些情况是在所难免的。但是,说高岗卖国就不能成立,他卖国是不可能的,并且在毛主席提出批评之后,他马上就不再继续向苏联通报情况了。

刘少奇、王明那时都是亲苏联的。苏联踩高岗一脚是不是刘少奇一派搞的阴谋,让苏联支持刘少奇?这就不好说了。但“莫斯科派”(“国际派”)发挥了作用是无疑问的。战争年代,王明是“莫斯科派”的领袖,唯斯大林马首是瞻。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这些人其实都是“莫斯科派”的。王明搞左倾路线的时候,周恩来、张闻天就是王明的坚决支持者。虽然延安整风后,王明路线不吃香了,王明和他的“莫斯科派”遭到分化,刘少奇成为了毛主席的支持者,周恩来遭受了批评,关向应、任弼时这些人已经转向了毛主席。但周恩来与王明有那么深的历史渊源,怎么可能完全分手呢?解放后他们实际上还是关系很好,而解放后王明在党内还是很有力量的,“二十八个半”中的人,还在党内的,好些都还是王明的支持者。王明那时支持刘少奇,周恩来跟王明。这就好像“莫斯科派”又重新集结起来了,只是当年的王明为核心变成了现在的刘少奇为核心了。高岗如果真像事发后传出的那样和总理过不去,要打倒总理,而苏联又出卖高岗,狠踩他一脚,那主席就是想保他,也是保不住的。降职使用,让他去当个地委书记,恐怕就是主席当时最大的能力了。高岗要是不自杀,就是去当个地委书记,也还可以东山再起,可是他自杀了,说什么也没用了。所以,主席对他的自杀是很惋惜、很气愤的。但主席对他的遗孀李力群和她的孩子都关照不错。相反,周总理对李力群和她的孩子是有点刻薄的。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主席和总理在对待犯了错误的同志方面还是很不同的。

饶漱石的问题和高岗还不一样,饶漱石案子是完全的冤案。连高岗都说,把饶漱石搞进去,是大冤案。饶漱石调来中央是当组织部长。组织部原来的部长是李富春,李富春调到政务院后,主持组织部工作的是副部长安子文。主席为什么不让安子文直接接任组织部长呢?刚才说过,刘少奇、杨尚昆他们以中央名义发文的问题,并没有因为毛主席的委婉批评而收敛,违反组织原则一直违反到解放后。后来因为一个重要文件主席发火了,说以后重要文件不经过我的同意,不能以中共中央名义发。我是党的主席,你们却发文不经过我的同意。话说到这个程度,就说明主席是忍无可忍了。这个事情华国锋1977年把它公布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里了,其中的《对刘少奇、杨尚昆破坏纪律擅自以中央名义发出文件的批评》说的就是这个事,全文如下:

对刘少奇、杨尚昆破坏纪律擅自以中央名义发出文件的批评

(一九五三年五月十九日)

 

 

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

 

 

(一)请负责检查自去年八月一日(八一以前的有过检查)至今年五月五日用中央和军委名义发出的电报和文件,是否有及有多少未经我看过的(我出巡及患病请假时间内者不算在内)以其结果告我;

(二)过去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注6:该文件具体来源和原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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