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回忆录》连载 (12)

安子文也是刘少奇的老部下、心腹大将,他在以副部长身份主持组织部工作期间,行为和杨尚昆如出一辙,在刘少奇的授意之下,有好多重大的事情都不请示主席,甚至任命省一级的干部都不请示毛主席。安子文当时还犯了很多其他错误,例如提倡剥削,公开支持党员雇工,说党员不带头雇工,群众就不敢雇工,生产就不能发展;还说,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占三分之二,我们的党应该是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党……。所以组织部长的位置,主席没有让他接,是调来饶漱石接。

饶漱石这个人很不简单,是很有能力的。他原来是留学苏联的,见过斯大林,是“莫斯科派”“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里面的,后来从王明阵营里反出来了。饶漱石上任组织部长后,就了解到安子文私自拟定八大的政治局委员名单——这事很可能是刘少奇授意的,没有刘少奇的授意,安子文怎么敢?实际上,刘少奇一直是想插手军队的,但军队没有人听他的,他插不进去,就通过安子文控制下的组织部,在党内安排自己的人。当时就有传言,说党、政、财权都不在主席手里:党权是在安子文,政权是在彭真,财权是在薄一波。这些都是刘少奇的人。所以组织部那个时候是刘少奇的重要力量。私拟政治局委员名单可是个大事,属于党内的小组织(宗派)活动。饶漱石就追查这个事件,追查下去当然要追到刘少奇那里,但是刘少奇不承认,安子文就代他受过,一个人挨批了。刘少奇和饶漱石在新四军时期就有矛盾,这个事情一出来,两人的矛盾可能就更加深了。而饶漱石和高岗解放前就没有工作关系,解放后即使都进京了,也没有什么工作上的交叉。刘少奇把饶漱石和高岗绑在一起,实际上不过是因为饶漱石揭露了安子文私定政治局名单,让安子文替刘少奇受过遭受批判。安子文既然是刘少奇的人,那反安子文,就等于是反刘少奇了。高岗反刘少奇是分裂党,那饶漱石反安子文也成了分裂党。就是这么个逻辑,它暴露了刘少奇的宗派思想。所以,刘少奇对高岗、对饶漱石,都是一点情面都不留的。

饶漱石没有倒,批判安子文还好,等到饶漱石倒了,说批安子文批错了,安子文就稳坐了组织部,从副部长变成部长了,权威更高了。换句话说,刘少奇在党内的力量因为饶漱石的倒台又加强了。高、饶的案子,在我看来,就是刘少奇搞的名堂。高岗再不好,但在合作化的问题上,在怎样对待富农的问题上,都是正确的。刘少奇先就反对办农业合作社,后来又认为搞合作化向社会主义过渡搞早了,主张搞一段资本主义,主张富农可以入党,可以雇工,要“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在这些问题上,高岗和刘少奇有明显的分歧,而主席是支持高岗,反对刘少奇的。主席在1953年6月政治局会议上公开但不点名批评过刘少奇,说他的“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想法,是阻碍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提法不妥,“走向”就是老在走,而没有达到,或者不想达到(这些批评在1977年出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里也有,见“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一文,但后来出的毛主席建国以来文稿就删除了)。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毛主席又是那么支持高岗,刘少奇不把高岗搞掉,是坐不稳权力的。(毛主席对刘少奇右倾思想的批评还进一步反映在高岗事情之后毛主席亲自主编的“中国农业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之中。该书实际就是批评刘少奇的。主席还在一次中央的会上说,对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办合作社,这不仅是个方向,而且是当前的任务。这其实也是针包括刘少奇本人在内的一批人的。而且1955年主席说的“小脚女人”表面上是说邓子恢,实际是批评刘少奇)。

主席信了刘少奇他们的,以为高岗、饶漱石真是一起的,就做了一次“党的钟馗”,让刘少奇借了去打高岗、饶漱石。党内当时是有很多人不信饶漱石和高岗是一起的。所以,毛主席在1955年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还在报告里亲自出面说服党代表接受饶漱石是和高岗一起反党的说法。高岗、饶漱石都是刘少奇搞掉的,他很善于搞这些,不要以为他是傻瓜。主席调邓小平进京,原意也是用他分刘少奇的权,但邓小平和刘少奇搞到一起去了,邓小平在高饶事件中也起了很不好的作用。回头看历史,刘少奇、邓小平都是高饶事件的直接得益者,而毛主席则是最大的受害者。

5.2 关于彭德怀等批判粟裕

1955 年,彭德怀在中南海的西楼开会斗争粟裕,骂粟裕骂的都是很下流的粗话。那是夏天,办公室的窗户都开着。我的办公室离西楼会场的距离是两部汽车并行的路宽加上人行道,合起来是十几米,声音斜传过来还要再加几十米,这么样的一个距离,彭德怀骂的下流话,我都可以听到。我打听了一下,知道是军委在开会,就在休息的时候有意路过那里看了看,发现主席不在,几个老帅在,邓小平也参加了。老帅资格老,坐在前面靠着桌子,彭德怀在那里拍桌子。后来知道,那次是批刘伯承的军事教条主义,刘伯承是军事学院的院长,粟裕在这个学院有兼职,受到牵连。彭德怀批粟裕的理由是说粟裕下命令,调动了几个部队为解放马祖作准备。其实,这事粟裕和毛主席讲过,毛主席也同意,只是没有形成文件。彭德怀他们就抓住这一点,说没有毛主席的签字,也不给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报告,就下达调动部队的命令,是有野心,是极端个人主义,是想夺权。

粟裕这个人是很了不起的。黄桥战役是粟裕指挥的,后来“七战七捷”,那是不得了的。国民党五大主力有三个都在那里对付粟裕,粟裕照样打胜仗。那时几乎所有人都打得不好,聂荣臻丢了张家口,李先念打成中原突围,林彪在东北四平打败仗。唯独就是粟裕打胜仗,还是在人家国民党家门口打胜仗。陈毅也指挥过一个战役,涟水战役,结果打了败仗,后来陈毅就不指挥了。那个张灵甫可是国民党的第一英雄啊,那时我在上海,国民党的报纸每天都宣传他。他打败陈毅后,向蒋介石吹牛,说共产党算啥,我这个部队就能把他们都消灭了。这“第一英雄”也还不是让粟裕给收拾了!他那个部队清一色的美式装备,部队训练也好,都不怕死的。所以,打国民党七十四师,解放军也死了很多人的。林彪后来说过,那个仗他不敢打。建国后,论战功,粟裕是应该评为元帅的,可粟裕却从不争功。江青对谁都看不上眼,但就是佩服粟裕。《南征北战》这部电影是赞美粟裕的,就是江青亲自去作指导的。毛主席也是偏爱粟裕的,见了粟裕一天都高兴,听到粟裕来,马上出来迎接。李银桥告诉我,淮海战役后粟裕回中央,主席急急忙忙跑出来接。那是他们自井冈山后第一次见面,主席高兴得流泪!

毛主席抉择抗美援朝的时候,最早是想叫粟裕去朝鲜的。因为指挥过用现代化武器进行大规模战役的就是粟裕和林彪两个人,别的人都没有经验,彭德怀没有这个经验,他那是小米加步枪,刘伯承也没经验。在解放战争中,缴获美式现代化武器最多,并把它们用于作战的,就是林彪的四野和粟裕的三野。他们两人懂得怎么运用那些远程武器来打仗,而且两人都组织过几十万人规模以上的大兵团作战。粟裕脑袋上留有三块弹片,时常会头痛的,当时在住院。尽管如此,粟裕还是愿意去朝鲜,但底下人反映他不能去,说他犯病时经常是不省人事的,无法指挥这么重要的战争。最后主席亲自给粟裕写信,让他安心养病。林彪不愿去朝鲜跟美国打仗,就推称有病,因为那是个苦差事,弄不好一世英名就没有了。这方面彭德怀是够英雄的,他就敢去,但回来以后就骄傲了。

彭德怀斗粟裕的时候,聂荣臻、徐向前也都很积极。当时说粟裕是得罪了三个半老帅,那半个是叶剑英。粟裕是只听毛主席的,其他人怎么说,他都不管的。所以,彭德怀骂他,说他什么他都承认,还自我检讨,这样他们就斗不下去了。不管彭德怀他们怎么整他,主席还是信任他。毛主席说过:“粟裕是打不倒的,打起仗来我还是用粟裕”。彭德怀整刘伯承、整粟裕,在政治上是犯了大错。刘伯承、粟裕底下有多少人啊!他们对彭德怀能满意吗?事实上当时不但是这些人对彭德怀不满,而且是党内普遍对彭德怀有怨气。1957年,彭德怀又批判粟裕,说粟裕私自发布命令,调志愿军回国。当时,调志愿军回国是军委决定了的,但总参不能发布命令,只有军委才能发布命令。粟裕是总参谋长,总参发布命令,涉嫌越权。彭德怀是常务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就抓住粟裕这个事情不放,小题大做。粟裕承认越权。其实那只是一个程序问题,不是实质问题,如果不是军委已经做了决定,那就是实质问题了。粟裕有了不起的战功,又是一个与世无争的人,毛主席都说粟裕是“大树将军”【注7】,对这样一个人搞残酷斗争,彭德怀的做法显然是不妥的,甚至是犯了众怒。这也为他后来在庐山会议上“墙倒众人推”埋下了一个伏笔。

5.3 两次高层斗争对我思想的触动

我参加地下党后,作为基层党员,看到的党内同志关系是很好的。那时,我们同国民党的斗争是很激烈、很坚决的。但自己同志之间都是亲密无间的,大家像是一家人,像兄弟一样,谁有什么缺点和错误,只要不是原则问题,不伤害党组织,一般都不太当回事。开生活会,有批评,也有自我批评,没有什么你害我,我害你,对哪怕最不好管理的党员也不会搞什么揭发斗争。党员之间扯开脸皮,你骂我,我骂你,根本就闻所未闻。

错误和缺点,领导会批评几句,在当时的条件下,领导一般也不可能讲得很多,只是对要害的问题点到为止。领导一讲,我们就懂了,就会注意改正。因此,我那时对党内斗争的激烈程度是没有什么体会的。高岗的事情暴露出来,给我的震惊是非常大的。第一个震惊是我没有想到党内高层斗争会会是那样一种方式,那样一种惊心动魄。那些平时很受尊敬的领导,相互斗争起来是不得了啊。我亲眼见到刘少奇和高岗相互斗骂,王光美哭起来了。党内斗争似乎是一个传统,当它是为了正确的路线,就像延安整风那样,是公开的,是光明正大的,即使表现很激烈,也不是坏事;当它是为了个人权力和小组织利益,变成搞宗派活动、搞阴谋诡计,那就损害到党的肌体和党的团结,而且有的时候损害是非常大的。高、饶事件无疑是一次对党的肌体、对党的团结的巨大的损害。这一事件的受益者,刚才说过,主要是刘少奇、邓小平他们这些人。而毛主席其实是受害人,不仅当时就直接损失了自己路线的强有力党内支持者,而且现在还在蒙受污蔑,还在代刘少奇、邓小平、陈云这些人受过。

第二个震惊还不是高岗的分裂党或者里通外国的问题,而是他的腐败问题。那时我对于他的分裂党、里通外国的事情,并不是完全能理解和接受,但对于他的腐败却是非常反感的。1949年的时候,党内腐败问题还像是太阳黑子那样不明显,1950年我来秘书室不久为毛主席处理群众来信来访,也听闻到不少党的干部腐化变质的事情,包括那些军队高级将领的夫人来中南海反映的、他们的将军丈夫和其他一些军队高级干部腐化变质的事情;高岗事情一出来,我就联想到了这些事情,但他们也都没有高岗那么严重,就是杀了的刘青山、张子善也没有那么严重。高岗的腐败一传下来,我就对党的看法都有了变化:怎么会这样呢?现在有人呼吁给高岗平反,平反不平反,我是不在意的。因为高岗在物质讲究上比刘少奇还严重,拉帮结派和刘少奇类似,生活作风又严重不检点,凭这几点要在文革中也是走资派。不过,我希望饶漱石要平反,他是一个贡献很大的党的高级干部,党性强、组织性强、廉洁、光明正大。他是一个真的大冤案啊!不平反对于恢复党的威信是不好的。

至于彭德怀他们批斗粟裕,它一发生,我就更对党内一些人和一些事感到失望了。彭德怀战功赫赫,是元帅,我一向也是很敬佩的。我到中南海工作之后,和他在一个院子里面,他去小灶食堂吃饭,我们去吃大灶,经常会在路上遇到他。那条路很窄,只有一个多人宽,两个人相遇要侧身才能过去。我们在路上碰到他的时候,他总是停下来,侧身在一边等着,让我们先过去。我说,你是大元帅,你先走。他说,不行,你们走,你们走。所以我对他的印象一直很好。但没有想到,他对粟裕骂那么下流的话。战士都不骂的,一个我们敬佩的首长怎么能骂呢?他可能是口头语,可是我们听到就不舒服。

我在搞地下党的时候,整天被人抓,整天东躲西藏的。突然有一天解放了,谁解放的?粟裕解放的。我的家乡威海也是他解放的。我可以说是抱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心中装着保尔•柯察金参加革命的。所以,我这个人有点英雄崇拜情节,粟裕在我心目中一直是大英雄。我曾仿司马迁“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的句子,刻章一枚,上写“粟裕门下牛马走”,以表示对他由衷的敬佩。看到彭德怀大骂我心目中的大英雄,我心里是很不满的。我很惊奇,也很不解,就问何载。何载说,嗨,这个老干部都是这样的,你不懂,你是个小资产阶级。但我和毛主席接触了十八年,毛主席从来没有动粗骂人,最难听的恐怕就是“放屁” ,而且居然还能把它写进诗词里面去,真可谓化腐朽为神奇。我也没有听到周总理骂什么粗野的话。不过,有一次我跟康生说起周总理不说粗野的话时,康生说,嘿,你不知道。康生对周总理更了解,但周总理在和我们的接触中的确没有说过粗话。

高、饶事件和粟裕蒙难这两个事情一发生,我就更加有点理解毛主席进城前说的那些话了:“两个务必”、“进城赶考”、“万里长征刚走完第一步”、“我们不等做李自成”、“不能当刘宗敏”等等。

1955年我自己还处理过一个高级干部变质案。新疆农垦文工团的一个唱京剧的有名的花旦,一个小姑娘,来告一位很高级别的将军,说他和她生下孩子后又不管她们母子了。她去找他,他就告诉下面的人说他不认识她,不见。这事情是我和王文两个人直接处理的,但知情者还有杨尚昆和他的秘书孟繁述。当时,我是科长,王文是我科里的,是支部书记。凡控告这一类的信件,我让王文具体负责。他把小姑娘告状的事告诉我之后,我觉得我们两人级别不够,听多了不合适。我就去找杨尚昆的第一大秘书孟繁述汇报,说有人来告某某,我们不好谈,你看是不是请杨主任出来见一见?孟繁述也觉得这是大事就立即请示了。可杨尚昆说,你们去谈,不要说我,不要答应说领导要见,我也不能见。你们谈了以后,写出来按程序往上报,写出报告后我再报告主席。但是,我们谈了把情况都汇报给他了,他还是一点动静没有,也不给主席汇报。这位姑娘告状的时候就住在崇文门外花市上三条,见不到中央领导,得不到答复,她就天天到中南海来,比我们上班还来得早。我知道这事儿那位将军不对,可是我不能处理他。那姑娘又挺可怜的,而杨尚昆到了也没跟主席说这事,我就自己给新疆打了个电话,找了那里的领导人,叫他们来把小姑娘接走,还叮嘱千万不要报复她,否则再出了什么问题,比如她想不开了自杀了,那责任追究起来就都要受处分了。后来新疆派来一个副书记接人,问我到底怎么回事,我就对他讲,不要多问,她要跟你讲,你们也不准扩散,扩散了你们自己恐怕也会有麻烦的。我又劝这个女孩子,调一个单位,找个人结婚,不要再提这个事儿,忘掉,就当做了一场恶梦。她说,我对××(职务)还有感情,不愿嫁人。她又问我她能不能回老家。我说,回老家,人家问你孩子哪儿来的,你怎么回答?给你调个地方吧。后来这个女孩没有再来,可能新疆那边处理好了。

杨尚昆回避,我和王文就只好商量着处理。这件事那位将军不承认。可人家小姑娘讲得有根有据的,将军身上有什么疤痕,她都讲了,不会是捏造的。这事我都不愿意再提,真觉得将军给党丢脸,他做的还不如一个普通男人,一点儿不负责任,更不如托尔斯泰《复活》里的聂赫留朵夫!人家最后还知道忏悔呢,将军却不知道忏悔。毛主席当时是党中央的最高领导,群众来访他不可能都出来接见。这个级别人物的事,我不能自己上报主席。而杨尚昆该汇报的却不汇报。所以,毛主席是不知道的。在我看来,就腐化变质而言,党内的“高岗”,决不是一个。

高岗事情、粟裕蒙难和这位很高级别的将军的不齿行径,以及建国初那些老大姐们反映的高级将军们的腐化变质和堕落行为,都加在一起,我就开始赞成和拥护毛主席的纯洁党的思想了。所以不久之后,即1957年党内整风运动开始后,我就积极参加整风运动,给秘书室和中办的一些领导提意见,成为了中南海“八司马事件”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再后来,我也是满怀热情和真诚积极投身于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在文革中造反派也造了那位高级将军的反,但毛主席不知道他在新疆的那些事还要保他,而且是让我去保他。我真是不情不愿。主席要保我也不敢不保,就出来为他说好话。我对造反派们说:“将军当年打仗非常英勇,全国的解放,他是有功劳的,他是你们的解放者,也是我的解放者。”将军为此给我写过感谢信,用毛笔写的,写得很诚恳:“很感谢你在这么困难的时候帮助我,你讲的话非常好,我会永远记住……”我1968年出事后,这封信也被抄走了,估计他们烧了。邓小平上台后,这位将军,当了很大的官。后来去世葬礼很隆重,给他的评价很高。

毛主席发动文革,也是想重用粟裕的。粟裕是唯一由主席亲自指定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可是,大概是那三块弹片的原因,粟裕身体不行,他有几次打电话给我说,我头痛的不行,不能来开会,你千万给我说说,我好了就来参加。

无产阶级政党如何在取得政权之后防范党的干部腐化变质、党自身的腐败变质、不正常的党内斗争和军内山头主义等等,对党的肌体和党的团结的损害,是无产阶级政党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解决的问题。毛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种积极的探索。但最后还是没有完全解决这些问题。未来的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有勇气和智慧,找到合适的办法解决好这些问题,否则即使建立起来了无产阶级的政权,也难免遭受党内腐败分子和新生的资产阶级的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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