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回忆录》连载 (13)

第六章 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号召全国人民帮助党整风

 

附录:毛主席l957年2月底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原始内容(根据戚本禹个人记录整理)

 

新中国开头几年,因为毛主席没有离开第一线,走得是很踏实的:土改、合作化、三大改造,一步一个脚印,到 1956年初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大业初见曙光。

不料,1956年初国际风云突变,2月24日,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闭幕之前,作了一个关于斯大林错误问题的秘密报告。这个报告虽然没有向苏共全党传达,但仅过了半个月,美国《纽约时报》就全文刊出。随后国际上就掀起一个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风暴。1956年秋季,在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也先后出现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其中“匈牙利事件”是比较严重的社会动荡。

新中国不是世外桃源,国际上的风吹草动都会很快在国内引起反响。当时,我国的社会主义基础还很不牢固。所以,波匈事件一发生,国内一些地方就有跟风的。1957年初,我国个别地方也出现了“小匈牙利事件”,即一些学生上街游行、夺取电台、高喊“打倒法西斯”、 “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等口号……。这些是事情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必须实事求是地承认,解放才刚几年,一些党的干部就开始腐化变质,甚至一些高级干部也不例外,高岗和更早的张子善、刘青山是暴露出来并遭受处理的,没有暴露出来也没有遭受处理的不知道还有多少,而且一些党的干部身上官僚主义作风、主观主义作风也已经相当严重,群众意见很大,社会由此积累了各种各样的矛盾,为一些人反共、反社会主义提供了口实。

毛主席从来不怕问题、不回避问题,面对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政治局面,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无畏精神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高瞻远瞩,在1957年2月27日和3月1日分两次,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一个非常开明的内部讲话,就正确认识和解决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社会矛盾的问题,提出了系统的、精辟的论断。这个讲话本意就是给群众民主权,让群众讲话,支持群众给党和党员干部提意见,也鼓励民主党派站出来,帮助共产党克服官僚主义作风,避免在我国也出现类似“匈牙利事件”那样的事态。讲话出来后,社会反响很好,群众和民主党派中的友好人士,都积极响应号召,以各种形式,包括写大字报,给共产党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

反右派运动开始了,为了提供反右派运动的理论指导,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报》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题,发表出来了毛主席的这篇讲话。但是,它不是原始讲话,它是由胡乔木、田家英和陈伯达等人根据毛主席的原始讲话文件修改而来的,与原始讲话有很大的不同。

我是现场聆听过全部讲话并做过记录的,知道原始讲话和发表出来的文章之间很大的不同到底是在哪里。当时听完讲话,讲话文件都要交回去,我也没有保留下原始讲话文件。不过,我用自己在上海搞地下党时自创的“戚氏速记法”,较为完整记录下了这个讲话。平时开会我都是用正常文字记录,但这次不同,一开始我就被主席的讲话吸引,觉得不能漏得太多,就破例启用了自己的速记法。我是很赞成这个讲话的,我自己的记录又不是文件,我就没有交出这个记录。后来,我看到过毛主席亲笔拟写的讲话提纲的手迹,就抄录了一份。

以下有一个附文,它就是我根据我自己抄录的毛主席的讲话提纲手迹和我的现场速记记录整理出来的部分内容,可以用来与实际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文章进行对比。对比了就知道,哪些是主席的东西,哪些是他们后来加进去的,哪些是真正的主席的思想,哪些是党内其他高层领导的意见。

主席当时提的是应该在全国搞民主,没有什么反右派,没有什么六条,没有什么钓鱼,都没有。反右派是后来根据整风运动中右派的乘机进攻的情况加上去的,是主席在这个问题上,同意吸收不同意见补充上去的。主席是真诚地希望大家帮助党整风。主席说了,人们总是会有些不同的意见,就是有些不对的,也不要紧,不用怕。发表出来的文章把带棱角的话都去掉了,这不是主席个人的意见,而是代表全党的意见。主席讲话后,社会上出来那么多言论,其中很多是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也许主席就觉得自己讲话有不妥,又可能受到各种上报材料的左右,他就同意做改动,但改了的东西不如原先的好。胡乔木改的较多,以至于后来胡绩伟就揭发说,胡乔木乱改主席讲话。但据我所知,胡乔木改稿是根据主席综合了党内其他同志的意见后提出的修改意见进行的,不是他自己乱改的。

毛主席的这个开明讲话,虽然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了,但是对我这个当年在现场的聆听者来说,却是言犹在耳。毛主席讲话激情洋溢,风趣幽默,各种典故,信手拈来,随便什么问题,他借典故一点就就通彻透亮。整个讲话气势非凡,高屋建瓴,振奋人心。大家都全神贯注,生怕少听了一个字。这个讲话,在我看来,不但在当时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导作用,就是在今天和将来的相当长的时间里,还是具有伟大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著名作家、翻译家傅雷当年也在现场听了主席的原始讲话,他也对主席的讲话佩服得五体投地,后来还在一封家信中说到当时激动的心情。他说毛主席“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信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毛主席胸襟博大,思想自由,当然国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会贯通的人”。逄先知、金冲及他们主编的《毛泽东传 1949—1976》第641页还引用了傅雷这封家书的部分内容。傅雷看到正式发表的文章就大失所望了。这个翻译家很是可惜,他真心爱人民,真心拥护毛主席,但他不知道中央上层有那么复杂的情况。社会上确有右派进攻,主席受到他上下左右人的影响,要平衡各种力量和意见,包括他的那些老战友、老部下和他们的意见,所以才同意修改他的原始讲话,违心放弃一些本来合理的主张。傅雷若是了解和理解了这些情况,或许就不会自杀了。

 

附文:毛主席1957年2月底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原始内容

 

(根据个人记录整理)

 

如何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发言

毛泽东

 

同志们:

我今天报告的题目是如何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因为现在我们所碰到的问题,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占去我们的时间很多。

问题很多。

一、两类矛盾

 

有两类问题,两类矛盾:一类是敌我之间的矛盾,一类是人民之间的矛盾。事实有两个问题,不单是一个问题。今天重点在人民内-部矛盾,谈时两个问题都要谈。

两类问题性质不同,解决方法不同。过去有两个口号:要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敌我:多少年来,我们讲的主要是分清敌我,什么是敌人,什么是我们自己。分清是非是将人民内部矛盾,即人民内部的是是非非问题,不是敌我问题。当然敌我问题也是是非问题,这是性质不同的一类是非问题。如我们与蒋美也有是非问题,谁是谁非。是是非非,但性质不同。普通习惯的说法一般说是敌我问题。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是是非对抗性矛盾。

《人民日报》写了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这时,毛主席转向摄影记者插话说:“你干你的,我干我的。”)这篇文章讲了两种矛盾,但文章主要是说国际方面的问题,讲敌我矛盾,很少说人民内部问题。对人民内部问题如何解决,未作分折,只作原则说明。文章说了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集中制的优缺点,讲了无产阶级专政与民主的区别。专政管什么?专政管对付与解决敌我之间的矛盾。压服敌人,不完全是镇压。比如不给选举权、不让他们自由宣传不准自由出版报纸,不让美帝——他们的主子在我们这里出报纸等等。剥夺他们的言论自由,不给选举权,这却属专政范围的问题。这是阶级对阶级的专政,捉、杀、管都要经过人民。人民内部要讲民主,不专制,不杀头。专政不适应人民内部,人民内部的问题不属于专政范围。人民不能自己专自己的政。只要不是敌人就是人民,就不适应专政。人民有言论、出版、示威、游行的自由。所以宪法写了人民民主,人民民主是有领导的民主,不是无政府主义的民主,无政府主义不是人民的要求。

民主有大民主和小民主。波兰、匈牙利有人主张搞大民主!几十万人在街上闹!专政有少数人对人民的专政,有人民对敌对阶级的专政。在历史上,真正的大民主或民主运动都是对敌对阶级的。有些同志,党内的,有些朋友,党外的,搞不清这件事。另一些人则是有敌对情绪。比如有人希望用大民主搞垮政府,学匈牙利,整共产党才开心。有的大学生发表声明:要杀共产党,杀几千,几万,甚至几十万。说共产党太厉害,大家活不下去啦!他们想让我们混不下去,知道其厉害。其实是过甚其辞,真叫他杀,杀不了这么多。叫喊杀共产党,不过是表示其心理状态。有人认为我们的民主不如西方。他们思想幼稚,不了解实际,认为西方民主,议会民主好。人民代表大会比议会差。说民主要有两个党,一个在台上,一个在台下,两党互唱对台戏。有人提出早日取消专政,有人说民主是目的。不同意我们说的民主是手段,或者既是目的又是手段。马列主义的经验告诉我们,民主是政治属于上层建筑范畴,为经济基础服务。提高人民生活才是目的。政治、文化、思想,所有上层建筑都为这个经济目的服务。有的人一听说民主是手段不是目的,就不舒服,只有说民主是目的才高兴。有人说外国自由很多,我们的自由很少。我说外国的自由并不多。议会自由不过是摆个样子给人看。世界上没有抽象的自由,只有阶级的自由、具体的自由。保守党有保守党的自由,工党有工党的自由。保守党打埃及,工党不要。就象艾登打埃及的自由,艾登是有自由的,但这是资产阶级的自由,是少数人、个别人的自由。抽象一般的自由,世界上没有这个东西。艾登有艾登的自由,纳赛尔有纳赛尔自由,要看什么阶级什么集团。所以世界上只有阶级和集团的自由,没有抽象的自由。

思想问题是人民内部问题,不能用粗暴的方法来解决。用粗(暴)方法来解决思想问题,来处理人民内部问题是错误的。以行政命令和武断压制的方法解决这些问题是没有效力和有害的。宗教也是思想范围的问题。也不能以行政命令方法解决。唯心主义不能强制人家不信。思想问题应采取讨论、辩论、批评、教育、说服的办法,使人们相信你。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应该放在哪一类矛盾里?《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中没有谈到。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不应放在第一类敌我矛盾里。民族资产阶级问题应放在第二类人民内部矛盾里,因为它不是敌我矛盾一类。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拥护宪法。接受社会主义,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这时,毛主席对服务员说。“茶水没喝完,别倒掉,要节约。”)民族资产阶级与地主、官僚帝国主义不同。民族资产阶级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是对抗性的两个阶级,但对抗性处理恰当,可以转化为非对抗性。由第一类对抗矛盾转化为第二类非对抗矛盾。非对抗性,如果处理失当,如果不采取团结改造的方法。则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势必走向对抗,为第一类矛盾。由第一类变成第二类矛盾的办法,是要按实际情况办事。在中国,资产阶级有反对帝国主义的特点,所以是民族资产阶级。

现在讲人民内部矛盾如何处理的问题。这是个新问题,历史上没有突出过,所以马克思恩格斯讲得很少。列宁也是简单说到过,他说到社会主义时,对抗消灭,矛盾存在。即人民内部还有矛盾。列宁虽然说社会主义还有矛盾,但他没来得及全面分析这个问题。例如人民内部矛盾有否可能转化属对抗性矛盾?应该是有可能的,但列宁却没有能评细考察这个问题。这是因为时间来不及。十月革命后不久,列宁就死了,时间太短。斯大林在很长时期内,把敌我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混淆起来了。分明是人民内部矛盾,如人民不满意政府,批评共产党,这是人民内部的批评,应与敌人的攻击有分别,斯大林却在很长时期内对两者的情况不加分别。这是苏联同志说的。他们说,那个时候,只能说好,不能说坏,只能歌功颂德,不能提出批评,谁批评了党和政府就是敌人,就有坐班房和杀头的危险。两类矛盾容易混淆。把两类矛盾混淆,我们也干过。在肃反中我们有些地方把好人看成坏人,把本来不是反革命的人当反革命来斗争。有没有,有。从前有,现在也还有这类问题。但我们有一条:有错必纠,斗错了要平反。并且从延安时就有内部规定,机关、学校、部队、团体对反革命不管真假大小都一个不杀。现在这一条虽然法律上不规定(因为极少数还要杀),实际上大多数是不杀的。这一条好,错了有挽回余地。两类矛盾容易混淆。在这个问题上容易产生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右倾。即认敌为我,不分敌我。现在还有。广大人民看是敌人他们是朋友。我这里有一个材料,有人提议释放国民党大特务康泽。这人是襄阳市的人民代表,原来在襄阳工作过,过去与康泽是朋友,他在康泽问题上思想感情就与广大人民不相同。还有个人老替帝国主义说好话。简直是美国月亮都比中国好。其实美国月亮和中国月亮都一样,我赞成它是一个月亮。美国月亮比中国好我不相信,不赞成。为什么会好呢?在这个问题上的另一种倾向是左倾,带括号的左。这些人过分强调敌我矛盾,强调敌我矛盾过份。斯大林就是这样,我们也有人这样。过分强调敌我矛盾就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在肃反中常会出现这种“左”的倾向。这是括号中之左。

怎样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呢?1942年延安整风时,我们提出过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这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方针。

我们提出的这个公式,详细地说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了新的团结。当时提出这个公式是为了解决党内教条主义与广大同志的矛盾、教条主义与马列主义的矛盾。 教条主义是从西天取回来的经。西天就是斯大林那里,即是从斯大林那里传来的,他们处理内部矛盾的方针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与我们是不同的。我们处理内部矛盾不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是以牙还牙。我们用的方针是团结方针,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的目的,这是1942年整风运动中提出来的,经过三年。到1945年达到了全党团结的目的。

为什么要有第一个团结愿望呢?因为没有这第一个团结愿望,批评斗争就斗乱了。然后就不可收拾,那还不是无情斗争,严厉打击! 没有团结的主观愿望和思想准备不行。因此这个公式必定要把团结的愿望放在第一。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后来推广到党外。到北京我劝说民主党派处理内部问题也采取这个方针,不是要么是你,要么是我,你死我活。以后,对工商业界用这种办法也灵。1955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工商会议,他们团结批评了一个月结果很好,未伤感情,把问题解决了。所以对资本家也可以采取这个方法,对剥削阶级也可以采取这方法。不过我看对台湾采用这个方法有困难,现在台湾蒋介石与胡适斗法,对他们这样的剥削者不适用。因为工商业者与他们是两种剥削者,对前者可以用,对他们不适用,道不同,不相谋。对他们从团结到团结不可能。对民族资产阶级从团结到团结有可能。对犯错误的人,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宗教界、唯心主义者都可以用这个方法,推广这个方法。整个人民内部、学校、工厂、商店、机关都可用这个方法,还可以推广到对解除武装敌人即俘虏,对他们也可以用这个方法。没解除武装的不行,对没有解除武装的,还必须兵对兵,将对将,你死我活。对已解除武装,可以用这个方法。对劳改犯,对解除武器的特务也可以用这个方法改造他。改造就是从团结愿望出发,你还要他活,不消灭他。1956年5月2日我在最高国务会上讲了十馀条,十条中二条,一条是敌我关系,一条是非关系,讲的就是两类矛盾。所谓是非关系就是人民内部矛盾,是内部的相互矛盾关系。半个钟头讲了一个问题,这是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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