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父亲在北镇的岁月 

作者:曹庆选(来稿,青岛)

今年的1月22日,先父曹来宾离开我们已整十载,忌日追思,往事如烟,历历在目,恍若昨日。

父亲于1946年考入山东大学医学院,1952年毕业留校任教,业从当时医学前沿的放射诊断学。从医60载,伴陪着青岛医学院的发展,其中尤经历了迁往北镇办分校的特殊岁月。身为老人家最疼爱的女儿,我有幸跟他在北镇度过了数年时光,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当年文革中,遵照最高指示“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全国医校都要分赴乡下开办,青医搬到了山东省惠民地区行署所在地北镇(现今滨州)。父亲被通知首批走,母亲列第二批。那年我刚初中毕业,虽可在岛城就业,爹妈考虑到阖家都要下放、不放心唯一的女儿单留青岛,我便与其他类似状况的子女们去了北镇就业,因此见识了父辈在那儿的生活。

北镇乃鲁北最穷困地之一,虽是地级市,城建却不及胶东的县城,仅有十字交叉的两条大马路,南北向路旁有新华书店、电影院、人民剧场和一个百货商店;东西向道旁是地委大院、党校、农校、京剧团和吕剧团;再远些有军分区、东方红旅店、长途汽车站,稍一走就到头了,与今日的滨州市霄壤之别。城周有活塞厂、柴油机厂和青岛国棉四厂下放的北镇棉纺厂,我因“出身不好”,难进厂当务工,其时“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很高,“黑五类”子女的我无缘,被分配到地区医院“以工代干”。

因内迁仓促,当地根本无接纳条件,青医只能暂居党校、农校里,住教室作集体宿舍,父亲栖身在卫校外的小平房内,每间屋住八人,上下双层床,上层放东西,下层住人。屋前是土操场,屋后荒草丛生,露天茅房在较远的旮旯里,风雨或雪天如厕是件很困难的事。

父亲宿舍中最年长的是白发苍苍的李教授,年轻的才卅多岁,他们的孩子都还小,晚上瞅着家人的照片默默流泪。我的集体宿舍离着挺近,几乎每晚都去看爸爸,跟同屋的长辈们感情也深厚。

大家的三餐都在食堂打饭,后来有了小煤油炉及简单厨具,可以自做点饭菜。记得有一年冬,农民在门前兜售黄河滩打来的大雁,一元钱一只,父亲买来拔毛收拾好,在炉上炖煮,宿舍像过年般的热闹,那是我头一回吃雁肉,虽很粗糙,但在当时已是上等美味。在北镇我见识了农民在供销社里用一分钱买小半碗醋或几根火柴,真是一分钱掰成两半花。下乡巡回医疗到公社卫生所,当地男大夫们晚上就着一碟咸菜喝酒到半夜,情景令人毕生难忘。

北镇地处黄河下游冲积平原,盐碱地,水质更不好,记得刚去时用的是井水,头发洗完后硬得像铁丝,好在后来用上了胜利油田引接过来的管道深水,略强点。宿舍内无上下水道,用水要提桶到校园的水喉处接。我便学用扁担挑,一路歪歪扭扭的,回来一桶水洒得只剩一半,还常惹得路人嗤笑。要强的我于是夜晚练挑水,一周后水就不洒了,扁担也能颤悠起来,可在白天闪亮登场了,但双肩的红肿和疼痛持续了许久。

洗澡没处解决,只能打水回来在室内搓擦,幸亏胜利油田一分厂医院里有父亲的学生,通过这层关系可去那儿的澡堂淋浴,个人卫生问题得以解决。但来回步行一个多小时,到了冬天,大岁数的老专家担心天冷路滑而暂停了,自谑道:人家农民冬天从不洗澡,从小如此,也没见脏出病来,我们就与工农相结合吧。

北镇的气候不好,夏热难当,蚊虫繁多,当地人称“三个蚊子炒盘菜”,可见蚊子肥大,没有蚊帐不行。但“地面部队”则难防范,从医院带回的跳蚤和臭虫让大家痛苦不堪。公共场所的长条凳不敢坐,开始时并不知,坐一会便感腚火辣辣的,伸手一摸厚厚地肿起一层,俯看凳时,木缝里密密麻麻的小动物在缓慢蠕动,竟能透过裤子咬人,更能赖在衣服上续享美食。用手纸捻死一批,马上涌来另一批,这种臭虫是我到北镇才认识的,端的厉害。

冬又很冷,常大雪封门,有时要从窗户跳出去,再铲雪开门。不生炉子的房间晚上牙杯里不能存水,否则次日早上牙刷会被冻住,好在父亲宿舍里给配备了炉子,每天生火取暖,长长的烟筒从窗户伸到屋外,而我的宿舍无此待遇,晚上冻的实在睡不着,就和同事两人挤在一床,盖条床被子在瑟瑟中入眠。

那时的交通不便,车行往来青岛要一整天。早上六点从北镇走,一个对时才抵岛城。回去更麻烦,先坐晚上火车半夜在淄博张店下,走一段昏暗的小路去长途汽车站,换乘清晨6点的巴士。记得有一年冬我带的东西太多,下火车后走得不快落单了,猛然间背后有人卡住我的脖子抢行李,吓得大叫起来,幸被对面的来人给冲散了,当时的惊恐和勒颈的窒息令我余悸终生。而长途车到了博兴县小营的渡口,要乘轮渡河,宽阔的水面,滔滔的黄河,风大时站在船边河水溅到衣服上留下斑斑泥印。到岸后重新上车,中午前后方到北镇,当年青医分校的职工们都是这般来回奔波的。

师生们是借农校的教室上课,没有附属医院,就在地区医院见实习。老师去农校教学时,无公交车和自行车,皆是走上五六里地的泥土路,有次一位教师冒雨前往,凉鞋陷在淤泥里,使劲拔出时带儿断了,只好尴尬地提着凉鞋进课堂。而解剖课示范用的尸体标本,因与青岛的学生共用,所以在两地之间拉来拉去,路上要有公安局的批文,真不容易。不过缘此职工及子弟可搭这便车,偶而幸运地坐敞篷卡车免费往返。

生活也极其单调,闲暇时就是在宿舍里聊天,难掩有家难回的苦闷。有时父亲借来自行车和我去30里外的滨县及杨柳雪骑游。杨柳雪村因粮棉双高产,被树为全国“棉区的一面红旗”,令我诧异的是尽管当地盛产棉花,但来就医的婴幼儿居然没有尿布,统统装在一个盛满沙土的布袋里,任其拉尿,每天更换新沙。就诊时从布袋中拎出浑身沾满了沙土的小孩。下乡巡回医疗时,见谁家门口堆有沙土,便知家有小儿,该风俗不知今日是否依旧。

最为期待的是看露天电影,胜利油田一分厂周末有时放映,大家扛着凳子前去,操场上人山人海,周围村子的老乡早早就占据了有利地形,我们只得看银幕的反面,也渐渐习惯了。当时放的主要是样板戏、南斯拉夫战争片与朝鲜故事片,其音乐和对白众都耳熟能详,平时收音机里播的也这些,那年代的过来人都能唱上一些样板戏片段,至今不忘。

由于黄河道的长年泥沙沉积,河床远高于城区地面,堪称悬河,每逢洪峰季节,各单位都要抽人上坝抗洪,医务人员也轮流上阵。记得有一年水位超警戒线,我和父亲站在最后一道大堤上,弯腰伸手可及水面,坝背后就是城区的众房顶,一旦决口必是灭顶之灾。夜晚睡觉都把几块木板放在床边,以备水来时逃生,回想起来可怕至极。

林彪事件后,政局改变,高校在下办学实在困难,就都陆续返城,1974年青医的部分教研室回青,整体下放事不了了之。父亲和好多老师们重归故里,而我们这些子女就惨了,因户口已落当地,不能随返,不少人已就地成婚。极少数的仍单身,我是其中之一,终在十年后费尽周折调回青岛,已是名副其实的剩女了。

感谢青医没有忘记为校做出卓越贡献的老一辈,在家父离世六年后,附院的放射科大楼被命名为“来宾楼”,门旁墙上镶嵌了父亲的浮雕铜像。德国柏林大学医学院Dieter Apitzsch教授带队专程来参加命名仪式,代表德国放射学会赠送了伦琴的坐像。父亲的在天之灵定会感知这一盛况,得见医院的大发展,莘莘学子的成长成才,无比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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