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回忆录》连载 (26)

5、共同劳动结成的友谊

 

1961年6月,我们结束了在二七机车车辆工厂的劳动锻炼,我仍回到秘书室工作。一回到秘书室。我就给田家英打了个报告,说跟我们一起下工厂去的王刚等人在劳动中表现得都很积极,他们的思想也都有转变,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因此,从工厂劳动回来以后应该给他们分配工作,而且对他们以前所犯的错误,也可以取消或者减轻原来的处分了。

原来对王刚的处分是开除党籍。通过一起在二七厂劳动,我们彼此都增进了了解,相互之间产生了感情,他也认识到了自己以前的错误。从二七厂回来后,我们就提出能不能把对他的处分改为“缓期执行”。田家英给主席汇报,主席表示同意。田家英向我们传达,主席说这是个成功的经验。主席还说,“缓期执行”这一条可以试试看,如果效果确实好,可以写进党章。文革中,我们中央文革小组还讨论过,想把这条用来处理犯走资派错误的一些干部。王刚高兴极了,说多亏了戚本禹,否则谁替我们去跟主席说话啊!1976年10月以后,王刚又被调回到秘书室当主任。

其他的人也都分配了工作,有的继续留在秘书室。张一平原来是从中央膂卫局调来秘书室的,就又回了中央警卫局。后来他当了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的局长。我出狱后去看过他,我们一起谈起了汪东兴。他很蔑视地说,那是条连主人都咬的狗。他还告诉我,1968年我被捕审查以后,汪东兴为了整我的材料,把他们这些人都找去,要他们揭发、批判我。汪东兴原以为他们都因为“八司马事件”而受到了处分,所以是都对我有仇的。结果他们几个除了说我有些自高自大、批评人太厉害之类的小事,其他的什么东西都弄不出来。倒是原来在“八司马事件”中跟我站在一起的有几个人,后来我进中央文革后又加以重用,在我被捕后,可能是为了撇清自己,和我划清界线,而乱说我一气。

通过在二七机车车辆工厂的劳动锻炼,我深深地体会了毛主席关于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和正确对待犯错误同志的思想是何等的英明伟大啊!

第十二章 天津调査和主办《群众反映》

 

1、随陈伯达、田家英等到天津搞工业调查

 

1961年国民经济调整已经取得很好效果,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农村六十条》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由于纠正了“一平二调”、“共产风”的错误,建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基本经济核算制度,保障了人民公社的健康发展,农村的形势逐步好起来了。这时,毛主席要着手解决工业的问题了。为了制定《工业七十条》,他叫陈伯达、田家英组织一个调查组到天津做工业调查。

调查组出陈伯达担任组长,田家英任副组长。下面设三个小组,一个小组去钢铁厂、一个小组去机械厂、还有一个小组去公交单位。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柴沫、副主任马仲扬分别担任了两个小组的小组长。另一个小组由我担任小组长,柴沫和马仲扬都是抗战时就入党的干部,都是正局级,跟田家英是一个级别的。而我当时还只是个科级,是被破格重用的。

我带的小组是去了天津机床厂搞调查。刚开始调查的时候,对工厂所存在的问题,怎么查也查不出来。从账面上来,一切都是正常的。我心里有点纳闷,而另外两个小组下去后,遇到的情况也与我差不多,都查不出哪里有什么问题。这时我就想,应该下去和工人们一起劳动,也许这样能了解到一些真实的情况来。我在二七机车车辆工厂时当过学徒工,虽然技术要求太高的活做不了,但一般的活还是可以干的。我开过车床,也可以独立操作磨床,但铣床的难度大,我不行。二七机车车辆工厂用的还都是进口的机床,都是比较精密的,而这里用的都还是国产的,比较简单,我上手就能干,而且还操作得挺麻利。工人师傅一看,哎,是行家啊!就这样工人们一下子就跟我搞得很亲近了。在二七厂的时候,还代理过车间的支部书记,知道怎么和工人,特别是老工人打成一片。这种经验,这时正好也派上用场了。

我结交了车间里的一个会计,不久我们两人就亲如兄弟了。一次我们在一起吃饭,他见我一付苦恼的样子,就问我怎么回事。我说,我实在弄不清楚这个厂的真实情况究竟是怎样的,怕完不成下来调查的任务。会计悄悄告诉我,你想了解工厂的真实情况,就该去找银行。我问:找银行干嘛?他说,工厂的盈利、亏损是多少,银行都一清二楚的,否则它怎么贷钱给你啊。

听了会计的话,我心头豁然一亮。银行是管着钱的,工厂上交利润,下发工资,都是要通过银行的。后来我知道,那时银行的主要业务就是管企、事业单位的钱的,而且一家银行还不只是管一、两家工厂,它所在区域的很多单位它都管。老百姓的存款那只是捎带的小事。办理老百姓的存款,手续复杂,利润还少。而给企业贷款,把国家的拨款贷给企业,坐收利息,利润还高。

我到市里开了张介绍信,就去银行作调查,这一下就把问题都给搞清楚了。工厂的利润是产生在哪里的;工厂的亏损又是怎么造成的;出现了亏损以后工厂又是怎么处理的:在账面上又是(怎么)做的?银行都跟我说了。比如某批产品的质量有问题,出了次品、废品,工厂就和银行商量,如何销掉这笔帐,而把出现的亏损摊到别的地方去。可是这样一来,其实是国家受了损失。

从银行把问题搞清楚了之后,我就去找了厂长,我问他,有一批产品你是怎么处理的,为什么在账上没有显示?厂长听了大吃一惊,朝我看了半天。他早就从工人那里知道我经常和工人一起干活,而且我还会开机床。但他以为,我是不可能从工人那里了解到的这些情况的。我也没跟他说我去过银行。所以他搞不清楚我究竟是怎么查出他们的亏损的。看到事情已经瞒不住了,他又知道我是从中央来的,所以干脆就不瞒了,他把怎么销账、怎么做虚假利润等情况,都给我讲了。讲完后他说,既然你都已经知道了,那我大概也干到头了,要被撤职了。我对他说,我虽然只是个小干部,但既然你都跟我讲了老实话,那我可以保证至少在我工作期间不会撤你的职。就是将来你因此而被撤了职的话,我也会向市委书记去替你说情的。

后来我知道了,那时有很多工业企业都是在瞎报成绩的。它的帐面上都做得很好看,可很多是假账。我查了相关的资料,当时我们的废品率是较高的,就是跟苏联和东欧国家相比,我们也是没法比的。很多产品报废了,国家损失了大量资金,但这些在账面上却并没有反映出来,报上去的还都是取得的很大成绩。这种情况并不只是个别工厂的问题。

我把我所调查到的情况,汇报给了陈伯达。陈伯达听到我们调查出了真实的情况,就表扬了我们。他问我是怎么调查出来的,我把前后过程都讲了。柴沫说,你怎么不早告诉我们,我们也可以这样去调查啊。我说,咱们没有在一起开过会,所以我也没有机会跟你们讲,再说我去银行调查之前也不知道能不能查出问题来。他说,那你也该先通报一下呀。我说,我也不知道你们在哪里啊。实际上,我当时认为他们都是老干部、而且还是大干部,肯定比我有经验、有办法的。我只是发愁我自己调查不出问题来怎么办,根本没有想到要通报他们。陈伯达认为我这个从银行找突破的办法很好,之后他自己去调查工厂也都要找银行。这事现在都已经不新鲜了,都知道银行重要了,可在当时企业和银行的关系确实还不大有人知道的。

天津调查前后历时几个月,到1961年底,我们结束调查,回到中南海。陈伯达叫我起草了一个天津工业调查报告,我就把调查到的各种问题都写了进去。这个报告主席也作了批示了。后来制定的《工业七十条》,也参考了我们的这个天津工业调查报告。薄一波说,我们调查出的许多内容是别人都没有调查出来的,他承认那时在工交口所发布的一些成绩中是有夸大成分的。

不过我那时感觉到,毛主席在制定《工业七十条》的时候,他最关心的问题是怎么才能让工人在工厂里真正做到是当家作主的问题。而绝不是要制定出一套什么方法,来监管工人。他不希望把工人的劳动搞得太紧张的,就像他后来在作“五七指示”时所说的那样的。当时华东局有个干部给主席写信,说工厂应该建立起有工人参与的监察的制度和相应的机构,而且工厂如果搞得好就应该和工人的利益挂起钩来。主席很重视他的意见,批示要找人研究。当时陈伯达还曾经发起过批判“计件工资”,他认为那就是资本主义剥削工人的“泰罗制”。这曾引起过一些争论,但后来也不了了之了。

 

2 、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之间的关系

 

这一时期我和陈伯达的直接接触多起来了,因为他是三个小组的总负责,经常要我去向他汇报工作。但我在无意中却发现,只要我去向陈伯达汇报工作,田家英就不高兴。那时他们两人之间的矛盾已经很大了。我夹在他们中间,左右为难,不好处理。田家英以前对我一直都很好,可在这次调查中却老挑我毛病,只要是被陈伯达肯定和支持的事,他都说我办得不好。

陈伯达、胡乔木和田家英作为毛主席的秘书,在庐山会议上,因为都和彭德怀站到了一起而都受到了枇评,但是主席都把他们保了下来。陈伯达当时就马上转了过来,他在庐山上就写了批判彭德怀的文章,还被主席引用过。胡乔木也写了批判彭德怀的文章。可是从庐山会议以后,胡乔木的身体就一直不好。也可能是因为受到了惊吓和刺激,他老是睡不好觉。本来他写东西笔头很快的,可那时哪怕让他写点小的东西,他都觉得吃力了。这一直到文革发生以后,他一直都是处于这种状态。主席倒是很关心他,还专门写信安慰他,叫他放下工作,安心养病,好好休息。胡乔木和田家英的关系很好。他们两个和陈伯达的关系却都不好,他们碰在一起就老要说陈伯达的坏话。

陈伯达这个人心眼小,他和田家英的最初的矛盾,是因为主席原来让陈伯达起草他在“八大”上的闭幕词,可陈伯达引经据典,长篇大论的,写了几次主席看了都不满意。作为闭幕词,提纲挈领的就可以了。后来主席就叫田家英重新写,主席对田家英起草的闭幕词很满意。这样一来,陈伯达对田家英就很嫉恨了。

田家英跟我说,陈伯达对自己手下的人很不好,就像对奴隶一样。陈伯达的秘书姚一、史敬棠都一天到晚挨他的骂。到最后他们给调走的时候,陈伯达把他们的鉴定都写得很坏。柴沫也是属于陈伯达领导的,可是他和陈伯达的关系也不好,他老往田家英这里跑,他和田家英谈得来。陈伯达因此也对柴沫记恨在心。

 

3 、主办《群众反映》

 

在1961年底,我参加天津调查结束以后,仍然回到了中南海的秘书室。在讨论我的工作安排时,田家英说,戚本禹农村也去过了,工厂也了解了,毛主席又说他是个好同志,那就应该让他做些重一点的工作、全局性的工作了。中央办公厅常务副主任龚子荣的部下巩若英告诉我,龚子荣也提出来,戚本禹这个人很优秀,要给他加担子。

那时的秘书室还是照例每天都要把群众的来信来访整理出来,汇总后写成报告呈给主席。以往我在秘书室的时候,汇总的工作通常是由我来做了。可那时候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主席在看了我们送上去的反映群众意见的报告后,经常会直接在上面作出批示。我们送得多了,主席的批示也就多了。这样一来,不仅刘少奇、杨尚昆他们有意见,连周总理有时也会有意见。因为许多事情他们都还不知道,主席已经知道了,主席一旦作了批示,这让他们就感到很被动。尤其是在1959年初主席宣布退居二线之后。这个矛盾就更明显了。

这个时候,田家英他们就商量了,干脆我们秘书室就搞个刊物,把群众来信来访所提出的意见都集中在这个刊物上,把它们综合地反映出来,然后把刊物分送给主要的中央领导。

田家英把他这个办刊物的设想,以及他提出的负责办刊的人选,向毛主席作了汇报,立即得到了主席的同意。

田家英他们几个秘书室的领导经过讨论,决定刊物的名称叫《群众反映》,并决定让我来负责办这个刊物。

那时中央办公厅还有另外两个刊物,一个叫《情况简报》,它主要是摘编各地和中央各部给中央的报告中的重要内容的。那是由后楼研究室负责编的;另外一个刊物是由机要室编的《机要简报》,它的内容主要是罗列出每天收到和发出的重要电文。他们都有一个专门的班子,有专门的人员来搞刊物的。可田家英让我办这个《群众反映》,却从头到尾就是我一个人。我又做主编,又做编辑,又做记者,甚至连校对都是我自己来做。至于刊登什么内容,田家英也让我来决定的。他和我有个默契,他说,重要的事情你得给我打个招呼,其他的你就自己签发好了。他对我说,你现在已经是秘书室的重要人物了。因为一个“八司马事件”,一个主席称你是好同志,你在中南海里的名气很大了。其实,我心里明白,他之所以让我来签发,是万一出了什么问题,他还可以有回旋的余地。果然,后来杨尚昆为了《群众反映》的事批评了田家英好几次(在杨尚昆的日记上就有提到),田家英就都往我头上推。而我在那时又是被杨尚昆看作是个“刺头”的人,在“八司马事件”的时候就和他顶过,所以他对我也有点头痛,加上我不是他直接的下属,所以他也不好直接来找我。杨尚昆曾经多次提出要由他来审稿,可他也只是往口头说说,并没有作出正式的决定,所以我都没有去加以理会。因为如果经过他的审稿,那还能刊登什么内容呢。

我请陈秉忱(那时他已担任了秘书室副主任)来题写刊名,可他说,这是给中央主要领导看的刊物,由他来题写刊名不妥当,他建议采用从古代的碑帖上集字办法。结果他集选了隶书体的字样做了刊名。

《群众反映》这个刊物是不定期的,一般就是四页纸,内容满了就出版。有时内容没有满,我就编上一些“零讯”,内容就是一句话,两句话的。有时内容多了也有增加到八页的。而遇到有重要情况的时候则可以即时出版。所以通常都是三天出一期,也有的时候是一个礼拜出一期。如果收到的群众来信比较集中,那也有一两天就出一期,甚至一天就出几期的。

刊物是由机要室的“机要印刷厂”印制的,这个厂就往中南海的边上。田家英和印刷厂打了招呼,只要有我的签字,工厂就开印。工厂印制好了,就交由机要室发送。

刊物分为有编号的和不编号的两种,有编号的上面写着:主送:主席、刘少奇、朱德、总理等中央政治局常委;分送: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不是全部都送的,而是送给分管的书记。不编号的,有的是只送给主席,有的是只送给主席、刘少奇和总理等人。

主席和其他主要的中央领导看了之后,如果在上面作出了批示的,中央办公厅就马上会把批示连同刊物上发表的报道,一起抄送给相应的部委或省、市。各部委,各省、市收到以后都会很快去处理,把问题解决。

头几期出来之后,我就找了林克,让他去跟主席说,现在群众来信不送了,改成送《群众反映》了。没想到,往开头的几期《群众反映》上面,主席就一连作了三次批示。这一下子就把这个刊物搞得影响很大了。后来,我问林克,主席是不是经常看《群众反映》?林克说,你不用问了,少送一期都不行,主席要来催问的。在文革的时候,叶群也跟我说过,林彪对《群众反映》也是每期都看,一期不落。几天没有看到,他就要问:《群众反映》呢?

自《群众反映》出来之后,秘书室各个科室都会把他们收到的、并认为是重要的群众来信送来给我;有时田家英也会把他认为重要的一些信件转给我;甚至连杨尚昆也常叫他的秘书送来材料,让我在《群众反映》上登出来。尽管杨尚昆对我办的这个刊物是很有意见的。但是当他看到毛主席常在刊物上面作出批示,他知道通过这个渠道解决问题比其他的要快一点。

那时我也经常到秘书室的各个科里去走走,看看有什么重要的东西。有时为了更好地了解群众在信中所反映的问题,我还独自一个人到反映问题的群众那里去,实地了解情况。

有一次,来自本溪地区的皮匠写来了信,反映现在原材料的价格上涨得很厉害,可是有关部门却对皮革制品的价格控制的很严,使得他们的生产和生活都遇到了困难。我了解到他们都居住在一家旅店里。我就一个人跑去那家旅店,跟他们住在一起,了解他们的情况。后来我把这个情况在《群众反映》上登了出来,很快问题就得到了解决。那些皮匠都对我表示非常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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