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回忆录》连载 (28)

第十三章 七千人大会和会后党内出现的两条道路斗争

 

1、关于七千人大会的大会讲话

 

就在我主办《群众反映》后不久,1962年1月,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龚子荣通知我以《群众反映》主编的身份,列席参加这个大会。

七千人大会的主会场在中南海的怀仁堂。第一天在大会上讲话的是刘少奇。不过刘少奇那天在大会上只是做了口头讲话,他代表中央向大会做的报告,是事先印发给大会代表的,并没有在大会上念。

刘少奇在讲话中闭口不谈他自己在“大跃进”期间所做的事和所讲的话。反而假借着某个地方的群众之口讲,造成“三年经济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而当谈起责任的时候,他只是说,这些责任全都应由中央来承担,却丝毫不说他本人应该承担什么责任。这在当时会议的现场上就给人一个明显的感觉,他把责任都推到毛主席身上了。特别是他讲得激动的时候,一副慷慨激昂样子,好像错误都是别人的,而他则是纠正错误的人。我当时在现场听了心里就觉得很不是个滋味。在刘少奇讲话的时候,会场里到处都在窃窃私语地议论着,很嘈杂。

由于刘少奇的讲话是口头讲话,后来七千人大会以后中央有个文件,里面汇集了中央领导在大会的讲话,我看了一下,刘少奇在会上说的那些尖刻的话上面都已经没有了。

后来我知道,刘少奇的这种表现可以说是一贯的。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统治时期,刘少奇也同样是表现得很“左”的。当年毛主席写的批判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九篇文章里,就点了胡服(即刘少奇)的名的。可是到了延安整风的时候,他也是像个没事人那样的大批王明的“左”倾,一点不提自己在那个时候所犯的错误。后来在“五一六通知”通过以后,他就说“五一六通知”里面讲的“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那样的野心家”就是朱德,在中央的会议上批斗了朱德。

紧接着,第二天林彪就在大会上讲了话。林彪那天的讲话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当时林彪手里拿着几张稿纸,可他并没有照着稿纸来念,而是脱开稿纸讲的。林彪的声音非常洪亮,一点都没有生病的样子。他前面说了几句以后,紧接着他就讲,不是毛主席犯了错误,是我们自己犯了错误。你说有哪件事情,毛主席没有事先提醒过我们?都是我们没有按照他的意见去做,所以才出现了错误,才遇到了困难。他说,刮“共产风”就是主席最早提出叫我们纠正的,虚报粮食产量也是主席首先发现了提出纠正的。接着他就说,历史证明,凡是我们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的,我们就取得成绩,就取得胜利;凡是我们没有按照—毛主席指示去做的,我们就犯错误,就遭遇到困难。他这几句讲得铿锵有力,全场鸦雀无声。我在现场听了之后,所感觉到的效果要比后来看到的印成了文件的效果好多了,这与刘少奇讲话时的会场气氛恰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从此林彪在党内的威信就大为提高了。

过了几天,毛主席在大会上作了讲话。毛主席的讲话照例是高屋建瓴,博古通今;他语言生动,诙谐幽默。把整个会场的气氛都带动起来了,会上所有人的情绪都随着他的讲话起伏跌宕,时而满堂大笑,时而静默无声。毛主席讲到,所有中央所犯的错误,都由他第一个来承担责任,因为他是党中央的主席。所有与会的人听了无不为之动容。毛主席讲话的主题是要加强党内的民主集中制。

为什么毛主席要在这个时候强调这个问题呢。建国十几年了,前面几年走得都很顺。当时担任党和国家的各级的主要领导人基本都是从长期的战争中打出来的,他们中的好些人都是战功卓著的,也有思想觉悟。但是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对于国家政权的运作,和组织大规模经济建设都是没有经验的,对经济管理和科学技术则可以说都是从一窍不通开始的,有的甚至连文化水平都还是很低的。他们有的只是战场经验和对部队的管理经验,最多也只是在根据地做群众工作的经验。但就是凭着这样一股革命热情和干劲,他们也还是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硬是把这么大的一个贫穷落后,千疮百孔而且外部条件也极其恶劣的中国搞得欣欣向荣,蒸蒸日上。1956年召开“八大”,毛主席让田家英给他起草开幕词的时候,中心的意思就是要大家在成绩面前不要骄傲。经过了“大跃进”的高潮和“三年困难时期”的低谷,这些在管理上、技术上缺乏经验和知识的问题都充分地表现出来了。像在大跃进时期的“命令主义”、“瞎指挥”,有些表现不但是幼稚,甚至是无知的。但你不能说他是有意想把事情弄坏的,而是他以前在战场上就一直都是这么干的。在战场上,你违背客观规律,那是会立见胜负,马上就看到后果的。但在经济建设中,你违背了客观规律,那不是马上可以知道结果的,可能要过些时候才会尝到滋味的。所以,从“大跃进”到“三年自然灾害”,给全党包括毛主席都是一个严重的教训。不过,对于在“大跃进”时期的错误,毛主席始终认为,大家的出发点都是好的,是要干社会主义的,是急于想让国家摆脱经济落后情况的。所以,当彭德怀在庐山会识上要把它提升到“路线斗争”的时候,就被毛主席认为那是企图分裂党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所以在七千人(在这个七千人当中,可以说绝大多数的不是红军指战员、就是抗日老干部)大会上,毛主席主要是强调了要加强党内的民主,要克服官僚主义,要加强党内的民主集中制。毛主席主动承担了中央的第一的责任,也主要就是为了不过多追究底下人的责任,而让大家从错误和失败中总结出经验教训。

 

2、参加小组的讨论

 

我是以《群众反映》主编的身份列席参加会议的。同时,中南海后楼研究室的《情况反映》派了一个编辑,名叫王青林和我一起列席会议。我们两个是可以任意到各个小组,参加旁听他们小组讨论的,因为这样可以方便我们把所了解到的情况,及时地反映给中央领导。

由于安徽的问题多,在困难时期死的人最多,群众来信也最多。所以我特别注意安徽组的讨论,去参加他们的小组讨论的次数也最多。在安徽小组的讨论会上,我亲眼看到,那些参加会议的地委书记和县委书记们,对曾希圣可以说是愤怒到了极点了,他们控诉他在大跃进中怎么虚报成绩,怎么打击迫害抵制他搞“浮夸风”的干部;以及当后来发生饥荒的时候,群众没有吃的,都饿死人了,他又是怎样下令封锁消息,不让上报;谁要是说了真话,他就残酷打击谁,不但把人家的职务一撸到底,有些还被打成反党集团或反党分子。那些县委书记们在批判曾希圣时那个激动的样子,简直无法形容。有几个人在说到激动的地方几乎就要冲上去和他拼命了,像恨不得要吃他的肉一样。都几十年过去了,那个场景在我脑子里还是清晰如当年。

我参加小组讨论后,就把所听到的这些情况,通过“情况反映”汇报了上去。刘少奇也知道了有关的反映,他听说由于曾希圣本人也在小组讨论的会议上,所以还有好些人不敢在会上发言。后来安徽小组再开会,刘少奇就不让曾希圣去参加了。这样在后来的小组会上,发言就更加激烈了。有的人甚至提出要开除曾希圣的党籍,送他去劳动改造。各个地、县都有人提出这个要求,而且也没人提出反对的意见。刘少奇知道了后说,这个问题大家不要讲了,曾希圣对党有特别的功劳,不能随便开除党籍,大家有意见可以讲,但处理由中央来研究决定。

我从一些老同志那里得知、曾希圣在长征时候是负责电台的,是他领导破解了国民党军队来往电报的密码。他这个人非常聪明,经常是别人破解不了的密码,他都能破解出来。那时有人甚至开玩笑说,这个曾希圣一定是国民党派来的,不然他怎么什么都知道?曾希圣后来是从部队的情报部门调出来当省委书记的。这么一个聪明人,而且又是老革命,怎么饿死了那么多老百姓他都不关心,还要把反对他搞浮夸的人打成反党集团呢?可见一旦地位变了,人也容易变。

在七千人大会上,追查在“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的事是会议的一个重要的内容。毛主席在大会上说,对出现饿死人的省、市要进行检查,并责成他们汇报对群众生活安排落实的情况。如果哪个地方饿死人而隐瞒不报,或者看见群众饿死而不管的,查出来要受严厉处分。他还再次强调:不准饿死一个人是我们的一贯政策。

在这次会议期间,毛主席就亲自派了在他身边工作的叶子龙、林克,去河南信阳调查饿死人的情况。中央派了董必武(董老当时是中央监委书记)亲自带人去安徽调查究竟饿死了多少人?但是曾希圣想方设法掩盖真相,听参加会议的安徽代表揭发,当地政府把中央调查团可能要去的地方的挨饿的村民,都集中到几个偏僻的村里,每天供应他们一些稀饭喝,等中央调查团走了,才让他们回去。而那些饥民们由于被集中了以后还可以得到一些食物吃,所以也没有什么意见。这样中央派下去的调查团,最后也没有能把全部的真相都调查清楚。

在七千人大会一结束,中央就决定把曾希圣调离安徽,让他到华东局去当第二书记,实际上是闲置了起来。中央决定调李葆华担任安徽的省委书记。李葆华是个有共产主义理想的人,他是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搞集体经济的。毛主席对李葆华的父亲李大钊是很有感情的,他亲口对我们说过,李大钊是他的老师。后来在文革中,我和李葆华谈过一次话,他说他当时在安徽搞的是“责任田”,不是“包产到户”。他搞的责任田是集体的。他对“包产到户”是加以限制和抵制的。李葆华一上任,就处理了原来曾希圣底下的一些人。李葆华的工作作风与曾希圣完全不同,下面支持他的人很多。所以到了文革的时候,安徽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保李葆华的是“保守派”,可安徽的“保守派”力量很强大。而在安徽的造反派里面,却反而有很多是被李葆华处理过的原来曾希圣的那些人,他们在文革中也跟着造反派一起造起李葆华的反来了,可是安徽的造反派的力量始终很小。而毛主席在文革中也一直是保李葆华的。

在会议期间,我也去参加了几次四川的小组会议。因为在1959年的时候我去四川种过粮,尽管四川在“大跃进”的时候也有“浮夸风”,虚报粮食产量,在困难时期也有饿死人的情况发生。但在最困难时期,四川还拿出了很多粮食支持其它的省市。

在大会期间,李井泉专门跑到我的办公室来找我,他对我说:1959年,你们在四川作的调查是对的,我错了。当时我还跟田家英争论,被主席批评了。现在我已经给田家英道了歉。因为那个报告是你写的,我也要向你道歉。李井泉是个老同志了,那时头发就已经都白了,他态度那么好地来给我这么个小干部道歉,我当时是很感动的,对他的印象很好。在几年后的文革中,我也没有怎么说过他不好。

 

3、调查各地饿死人的情况

 

关于三年困难时期饿死多少人的事,在七千人大会以前就已经在做了,在七千人大会上,追查饿死人问题也是一个主要议题。会上有很多反映,许多人听到反映,心中都堵得慌。主席的警卫员说,主席在读会议简报时,看了地方上的发言,眼中含泪,饭都吃不下。毛主席要求追查这个饿死人的具体情况。当时先有个初步统计说饿死的人是三百多万。主席说了,都不得隐瞒数字,不然要受严厉处分。后来叫大家放下包袱说实话,又报上来一些,再加起来就有四百万。安徽最多,八十万。

七千人大会是第一次对饿死人数字汇总。七千人大会之后,相关的调查更加细致地展开了。

当时后楼研究室的综合组,汇总了全国在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的材料。这件事是由陈麒章具体负责,王青林协助他,我刚去后楼研究室的时候也是协助做这方面的事,当时还有一个姓周的记者,也是个老干部,他也一起参加了这项工作。我们的任务就是搞清楚,困难时期全国究竟饿死了多少人。因为这事正好是在1963年我写《评李秀成自述》文章之前,而且事情又是特别重大,所以我印象是很深的。

七千人大会是全国五级干部大会,全国的县委书记都来了。开过了七千人大会,全国的干部都不怕讲实话了,饿死人是过去的事,都知道隐瞒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而且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就说了,谁瞒报就要受严厉处分;我们这时又特别向各地打招呼,统计数字要真实,谁不讲真话要负责任的。那时,安徽曾希圣已经调离安徽了,他被调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虚报数字。安徽是饿死人最多的省份,曾希圣不在了,安徽上报的数据也比较真实了。其他地方的上报数据也都比较真实。所以,1963年各地上报的数字是可靠的、可信的。只是个别地方实在很难统计出来,是用估计的。

我们所得出的数字,比七千人大会上的又有所增加,接近600万。我们打算向主席、总理报告600万。但有一个姓曹的地委书记说,实际上恐怕还不止这些,因为有一些边远地区可能统计不出来,是估计出来的。我们接受了他的建议,在600万的基础础上,增加了20%,这样就达到720万。事实上,到那个时候的气氛完全都变了,谁都怕因为瞒报而受处分。有人提出在720万上再增加一些,最多不超过800万。所以最后上报总数是800万。这800万也是了不得的,当时我们心里是很不好受的。汉朝末年的大灾荒,死了2,000万;抗日战争的死人总数是3,000多万。而在和平时期,三年死了800万人,那也是不得了的事啊!

我觉得,当时的调查报告是由综合组根据各地上报的数据和材料经过反复的集体核实,研究做出来的,是很严格的。如果说数据还有不准确的地方,那800万只会是多了,不会是少了。因为真正在边远地区,人烟稀少,而且可以当作食物的动物、植物又很多,所以饿死的人反而是少的。那个20%的修正值实际是放得太宽了,何况在这个放宽了基础上又增加了80万。

参加当年调查的人,有个叫靳耀南的,是山东的一个地委书记,我和他关系很好,在后楼研究室解散之后,我曾把他调过来当了我的秘书。他也是一个重要的见证人,可惜现在已经去世了,很可能他的后人会知道一些相关内容,如果是这样,就希望他的后人有一天能出来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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