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回忆录》连载 (29)

4、关于饿死人的时间和原因

 

一直以来,有许多人都错误地以为是大跃进办食堂饿死了人。其实,办食堂是不会饿死人的,只会撑死人。当然,这是造成了一定的浪费,但这些浪费根本不足以导致后来发生的饥荒。

1959年开春我到四川新繁县去种试验田,一有空余的时间我就骑着自行车去周围的农村搞调查,差不多把新繁县周边方圆二百里的地方都跑遍了。我采访了很多农民,他们都说,58年好啊,58年办食堂,我们比赛吃,看谁吃的多,结果有人吃撑了,送到医院,想拉开肚子,把吃下去的拿些出来,结果肚子还没有拉开,人就死了。这样的事,我听到的就至少有三次。就是说,撑死人的事还不是个别现象。

事实上,办食堂是刘少奇首先提倡的,当然,主席也没有反对,也出来讲话表示支持的,这是实际情况。关键的不是食堂,现在的人不是都愿意有食堂吗?食堂省事、方便。可在当时也造成了很多浪费和一些负面的东西,这也是事实。为了知道食堂到底好不好,主席特别叫田家英搞过一个关于食堂的调查报告,那是田家英唯一的一个他自己独立搞出的报告。我曾经问过他对食堂是什么态度,他说他是“维持派”。理由是,与其让一些干部贪污了粮食,还不如让食堂把粮食统一管起来,统一管理起来了,农民多少还有点吃的。在庐山会议上,毛主席把我写的和田家英的关于食堂的调查报告,一起批给了大会。

困难时期的饥荒也并不是一下子突然出现的,是在1959年初开始露出苗头的。那时,在我去新繁县大丰公社种粮的时候,第一天吃的是干饭,后来就越来越稀了。不是农民对我们不好,是没有那么多粮食给我们吃,不光一个队这样,各个队就都这样。农民说,我们没去之前,他们都吃菜粥,还很稀,家里有病人了才到公社领点粮食回去。这就说明粮荒那时就开始出现苗头了。我们工作队下去,上面是拨了粮食给公社的,我们吃的比老百姓的好,老百姓也跟着吃得好一点、饱一点了。所以老乡们是非常欢迎我们去的。但拨给工作队的那点粮食是解决不了多大问题的,我到底下小队里面吃饭,都没怎么吃饱过。那时工作队有规定,不能自己带饼干等干粮下去,我们就偷偷带点糖什么的应急。

当地有些农民小青年,很喜欢听我讲故事,尤其是讲历史故事,他们觉得比他们听过的说书还好听。这些小青年来听故事,总会把他们家里好吃的带点来给我们吃。记得有个女孩子,家里很困难,但她还是每次都带些东西过来给我们吃,她自己却不吃。大家发现后,都不忍心吃她的东西了。

我们下去后不久毛主席来过电话,我估计田家英在电话里把我们看到的情况都给主席汇报了,他还告诉了主席1958年下面的粮食产量虚报严重。全国情况差不多,同期都有粮荒的苗头。到1959年夏季收获后,全国普遍出现瞒报产量、私分粮食的事情。这就说明事情在起变化了,全国真正开始出现粮荒了。新繁县大丰公社党委里那些人比较有头脑,他们在大跃进的时候就是把一些粮食交给国家,一些却放到公社的仓库里面保管起来。他们知道粮食产量没有报的那么高,有的农民把粮食种子都交了,到了开春,如果农民连种子粮都没有了,那明年的生产就不能维持了。他们藏起来的粮食,一部分就是要当种子来春发给农民的;另一部分就是作为公社储备粮,用来对付粮荒。我们到大丰公社后不久就看见(不是公社告诉我们的),公社叫大队的人到公社里来,把公社的存粮往下运,那基本就是种子粮为主。1959年夏收之后他们又私下搞储备,这大概就是所谓的瞒报、私分了吧。这个时期,粮荒虽然有了,却没有达到饿死人的程度。吃不饱又没有饿死,关键的就是公社偷偷搞的那个储备粮!公社在最关键的时候发点给农民起到了作用,而且有的农民家里有病人了,还可以到公社去领一点照顾粮。此外,农民在自家的田梗上种的粮食是不交公的,归自己,像葫豆(蚕豆)、南瓜,那也挺管用的。

有一次我骑自行车在达县跑,实在累了就到一个小店买碗面吃。吃着面我发现有两个人在等着我,好像是找我有事,看上去他们是正经的农民,不是流浪汉。我边吃边问他们是不是找我有事、什么事。他们说:“等你吃完了,我们喝点汤”。我一听是这么回事,就说:“这我都吃过的,不卫生”。他们说:“你一来,我们就注意你了,你不会有病的”。我觉得很不好意思,当时,我还带着一点粮票,就给他们买了一碗面,叫他们分着吃了,还给店主说多给点汤。我正这样安排着,后面又来人了。我一看情况不对,我也没有那么多粮票和钱,就赶紧骑车走了。这事儿是都发生在1959年初。这就是说,这个时候,农民已经很困难了。据我后来向人打听,像这样的农民,去饭馆喝人家剩下的汤水,主要是出于节省,还不是已经饿翻了。而且,这种情况也是个别地方,不是很多地方都有。

但与此同时我也见到,尽管四川的粮食已经很紧张了,自己都吃不饱,老百姓却还把很多粮食用“鸡公车”(一种手推独轮车)推去火车站、码头,交公粮支持全国。

我从四川回到秘书室后,就收到了大量群众来信、来访,反映有饿死人的事。还有一些从中央办公厅下放去河南、山东的干部以及一些地方上的干部也来信反映说,他们那里有很多因饥饿而患了浮肿病的人。这些情况秘书室马上汇总后报送给毛主席。主席看了这些讯息,立刻和总理商量采取紧急措施,用军车调粮给断粮地方的群众。

1960年夏,我去二七机车车辆工厂的时候,常在星期天和厂里的工人一起去他们家,看到工人都比较困难,吃的是玉米、高粱,还吃不饱,但没听说有饿死人的,只是有个别得浮肿病。那时我们也都定量了,定量不够吃,和我一起下去的马之江也得过浮肿。我听说外地有饿死人的,又知道四川是浮夸风的重灾区,我在那里种过试验田,农民对我们很好,我对那里是有感情的,就打电话给宋德成,问他四川有没有饿死人的事。他告诉我:“别的地方有饿死人的,但我们这里没死人。这多亏了你老戚、田家英来了,我们得到了照顾”。我在四川的时候没有亲眼看到饿死人,老宋现在也说他们那里没有饿死人。我相信老宋说的话。

造成1959年开春后的粮食紧张和后来的大饥荒,一方面的原因是1958年很多粮食没有收上来,丰产不丰收,因为农村很多壮劳力都去大炼钢铁了,田里人手不够,很多庄稼都烂在地里了。这个情况我1964年在北京通县搞四清的时候也得到了农民的证实。不过这还只是次要的原因。主要的原因一个是遭遇了自然灾害,一个就是“浮夸风”。

现在很多人不承认天灾。其实当时北方发生大干旱、南方出现大水灾的情况都是客观存在的。刘少奇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七分人祸”他不是用来推卸自己的责任而诿过于人的话,那应该指的就是“浮夸风”。可他自己和邓小平却正是这个“人祸”的主要责任人。

毛主席是党内第一个提出要纠正和制止“浮夸风”的人。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就不断讲话,要求纠正左的错误。1959年春、夏之交,他写了那个党内通信,直接发到生产大队支部这一级,并要大队的干部直接去给农民去讲,要他们都来抵制高指标、抵制“浮夸风”。但我知道,全国很多地方都没有把毛主席的信传达下去,因为一传达,毛主席批评他们了,他们就很难办事了,四川省就是这样的。我估计四川省就我们新繁县传达到了公社、大队,这还是我们工作队去传达的。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把各个生产队拉上线,接上有线广播,连到公社。前面说过,开始是田家英亲自去广播站读毛主席的信。但田家英的口音不标准,当地农民不完全能听懂,后来就选了个初中毕业在公社工作的小姑娘做广播员。她口齿很清楚,田家英还说要把她调到中央广播电台来工作,当然后来也没有调成。

“浮夸风”确实是造成困难时期饿死人的主要的人为的原因。瞎报粮食产量可是不得了,产量报高了,征购就多了。报二千斤,那征你一千斤也不算多,可你实际只有500斤,最多也不过800斤,那你怎么办?连带种子粮全部交征还不够,后果会怎么样?那不就要出饿死人的事情。

湖北王任重搞浮夸是最厉害的一个,征起粮来又是最厉害的。粮食都征走了,湖北的粮食都不够了,武汉面临了断粮的危险。他就派人去把长江上从四川经武汉运往上海的粮食抢下来。后来上海把这事告状一直告到主席那里。

田家英与王任重的矛盾很大。田家英告诉我,那时王任重向主席汇报工作,常常是在自己的两个口袋里准备两份材料,看主席的情绪和态度决定用哪份材料,主席倾向“纠左”,他就拿出纠左的材料来汇报;主席要批右,他就拿出批右的材料来汇报。发生饿死人的主要年份是1960年。到1961年情况就有所缓解了,因为国家进口了很多粮食。但是肉食、鸡蛋、水果还很紧张。当时苏联向我们逼债,为了还债,征收了大量的农副产品。所以,市场的供应很紧张。

 

5、七千人大会以后党内出现的分歧

 

一个中央的工作会议,扩大到全国的县级以上(当时又叫“五级干部会议”,即中央、中央局、省、地、县五级)的干部(包括一些重要的工矿企业和军队)一共七千多人来一起参加,这是建党、建国以来所仅见的。这件事的本身就体现了毛主席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博大的胸怀,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伟的气魄。现在有些人说什么“七千人大会”是毛主席认错的大会,那完全是胡说八道。

从1959年上半年开始,为了从1958年所刮的“共产风”,“瞎指挥”等错误中走出来,毛主席就一直在考虑如何调整人民公社体制,提出要缩小核算单位,搞队为基础。毛主席是党内第一个重视以小队为基础的中央领导。他好几次在视察的时候向地方领导征询过意见,但他没有说这是他自己的意见,而是说“有人认为如何如何”。是用一种征询意见的方法,他要说是他自己的意见,那地方领导恐怕就会顺着他说了。到1959年初的第二次郑州会议,毛主席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想法就基本形成了,只不过那个“队”还相当于以前的高级社,即大队。

在1961年1月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毛主席提倡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说要让1961年成为调查年。他亲自下令让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各带一个小组,到不同的地方继续去搞农村调查。

1961年3月,毛主席在广州主持“三南会议”(西南、中南、华南),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条例》,即后来一般说的“农村工作六十条”。农村情况就开始大为改观了。

1961年秋,田家英按照毛主席的思想为中央起草了《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中央打算正式确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村核算制度,并规定至少三十年不变。这个“队”不再是大队(相当于之前的高级社)而是“小队”,相当于解放初的初级社,一般是10到20来户人家。“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核算制度,是在七千人大会上获得通过并随即正式下发全国农村的。

当时毛主席亲自抓了三件事:缩小公社和生产队的规模,取消农村公共食堂,改变农村基本核算单位。改变了人民公社成立初期的一些幼稚的和错误的做法,使得人民公社这个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体制,逐步得到了巩固和完善。现在很多人一说到人民公社,就是“一大二公”,就是“绝对平均主义”。这实际上是对人民公社制度从发生到发展再到完善的过程的不了解。实际上在新的核算制度之下,人民公社完全废止了“一大二公”,消除了核算单位太大造成的过于平均的弊端。

到了1961年秋,最困难的时期实际上就已经过去了。我国农村在1962—1966年出现前所未有的真正的高增长,粮食是平均每年增长260亿斤,棉花是平均每年增长600万担。这些现在都是有案可查的。

我记得1962年的时候,当年我在四川种试验田的大丰公社有个干部给我写来一封信,他在信上说:老戚,不要着急,我们现在这里是风调雨顺,一年就能把经济恢复过来。我当时就把这封信选登在了《群众反映》上了。没有想到,毛主席在《群众反映》上看到了这封信,非常高兴,马上把它批给了全体中央常委看。

在七千人大会结束以后,毛主席就去了南方,中央工作又交给在一线的刘少奇来负责。可是毛主席前脚刚走,刘少奇后脚就在中南海的西楼召开在京的中央常委会议,(后来就把这次会议叫做“西楼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就推翻了七千人大会对形势以及我们工作中的成绩和错误所作的判断。把形势说得是一片黑暗。认为工作中的成绩和错误不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甚至也不是“三七开”,而是错误占了主要的地位了。这些东西首先都是由陈云提出来的。在文革中,总理要财贸口的领导与造反派批判陈云,就把陈云在西楼会议上的讲话拿出来批判了。刘少奇、邓小平的看法当然也都是和陈云的看法一致的。总理当时的态度也不是很明朗,好像是有些地方赞成,有些地方反对。后来毛主席把这种对形势估计是一片漆黑的说法,叫做刮“黑暗风”。

其实对形势作悲观估计,主要的目的就是为实行“包产到户”作舆论准备的。陈云当时就是竭力主张“包产到户”,甚至要“分田到户”的,他说如果不搞“包产到户”,那恢复经济至少需要八年,搞“包产到户”就只要四年。而刘少奇则更过分,他是坚决主张分田到户的。这些也就是后来毛主席所批评的“单干风”。

在七千人大会上,一些在大跃进期间因为反对“浮夸风”而受到错误打击,以及在庐山会议以后又被错误地打成“右倾机会主义”的同志得到了平反。这一来,连彭德怀都向中央写了“八万言书”,提出要翻案。这就是后来毛主席批评的“翻案风”。

 

6、围绕“包产到户”问题党内展开的两条道路的斗争

 

关于“包产到户”的起源,最早是安徽曾希圣搞的,他1961年就已经在安徽做单干试点了。当时主席听说后也没有完全否定它,只是说,你们可以试验嘛,搞坏了检讨就是了。但是到了1962年,各个地方的单干风越刮越大了。刘少奇的秘书姚立文,他是除王光美之外,刘少奇的最重要的秘书。平时我们常碰面的,关系也挺好的。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都很少谈论重要事情的,因为大家彼此心里都明白,是“各为其主”的。可有一次我问姚立文,怎么少奇同志老批那些“单干”的材料,主席不是反对这样搞的么?姚立文说,你不知道,要不是少奇同志压着,下面的呼声还要高呢。

但实际上刘少奇不但是支持搞“包产到户”的,而且他是主张要搞“分田到户”的。田家英向毛主席提建议,说下面调查的结果显示,中国的农民要土地,要求分田,你只有给他们土地,他们才会有积极性。主席听了十分生气,斥责了田家英,认为他给自己做秘书做了那么多年,都不知道什么叫社会主义,还跟着人家后面跑。主席问田家英,这究竟是你的意见,还是别人叫你来说的。是谁叫你来说的。其实主席说这个话,他心里就已经是很清楚的了,这一定是刘少奇叫田家英来说的。可田家英当时还坚持说,没有谁让他来说的,那只是他自己的意见。毛主席就此对田家英彻底失望了。

围绕着是否搞“包产到户”所展开的党内斗争具有前所未有的特点。之前在党内发生的高岗、彭德怀事件,主要还是一些历史恩怨和如何维护党内团结、防止出现党内的分裂的问题,并没有往是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件事上发生争议。而这一次的斗争则是关系到了究竟走社会主义的集体化的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的“单干”的道路问题了。

毛主席很清楚,当时政治局常委的多数和他的意见不一致,如果在这个时候召开中央常委会或者常委扩大会,来表决走什么道路这样一个大政方针的话,他很可能会变成少数。这样一来,主张“包产到户”的那些人马上就可以转变党的路线。其实,像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都不是一般的人,他们所考虑的问题也不是单纯的个人权力问题,或者仅仅是个人的利益问题。那样看问题的话,只是把问题庸俗化了。他们都是有着自己的政治抱负的,至于他们的抱负是不是正确,那是另外一件事了。所以,在这个层面上来讲,这绝非是单纯的个人权力之争,而是方向路线之争。这并不是说他们不要权力,而是说权力是为路线服务。

这个时候,我深深体会到了毛主席驾驭党内斗争的高超的艺术。他首先召开了由各大区,各省、市领导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为召开中央全会作了准备。因为在那些具体负责地方工作的领导中,反对搞“包产到户”的占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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