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回忆录》连载 (34)

3.江青向我传达毛主席的批示

 

1964年春天,江青三次派人来找我,前两次因我去了外地,第三次江青的秘书沈同打电话找到了我。他让我在我当时办公的居仁堂的走廊上等他,随后他就带我去了江青家里。见面之后,江背对我说,她从《历史研究》看到我的文章,觉得好,就把文章连同《北京晚报》的报道,和《光明日报》的内部动态一起送给了主席。主席看了你的文章就叫我和秘书找资料,主席看了很多有关太平天国的书呢。江青拿出一本蓝色封皮的线装书对我说:最重要的是这本。这是台湾新近出版的《李秀成供状》,白纸黑字呀。这是上海市委宣传部张春桥他们从香港进口的,毛主席仔细看了,还在书中夹了条子。毛主席说你弄不到这本书,叫我把这本书送给你,叫你继续研究,继续写文章。她还告诉我,主席说了,别企望用一篇文章改变人家研究了一辈子的观点。接着江青说:主席终于对李秀成问题表态了,他批了十六个字:“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忠王不终,不足为训。”接着她说:这可不是个简单的表态呀,这是大是大非呀,是一场牵涉面很大的原则斗争啊!国内外的修正主义者,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叛徒呀!江青还告诉我,主席的批示是写在一份报道学术动态的材料上的,主席把它批给了中央有关领导传阅;在批示的最后,主席还写着“退江青”的字样。她说,批件正在传阅中,等退回来后就给我看。江青最后对我说:你做了件好事,给人民立了功。但你不要骄傲,还要再看材料,继续写文章。你别怕大人物的干涉,主席支持你,怕什么。

可是不知为什么,可能因为忙,主席的批示江青后来没有拿给我看。所以我开始还以为主席批的是“忠王不忠”。所以我后来的文章里有“忠王不忠”这句话。后来邓力群告诉我,主席写的是“忠王不终”,是晚节不保的意思。邓力群从康生那里看到主席的批件了。

1966年5月我因主席召见去了上海,住在锦江饭店,正好那天总理也到了上海,也住在锦江饭店。晚上曹荻秋、魏文伯宴请总理,也请我出席作陪,在宴会上总理与我说了不少话,还约我第二天早晨到饭店的顶层呼吸新鲜空气。第二天早8点不到,我就去了。总理先问我的经历,我告诉他年轻时在上海参加地下党、搞学生运动。总理说他30年代也在上海搞过地下工作,对上海很熟。在谈话之中,总理忽然很诚恳地说:我对不起你,周扬批你是我批准的。其实我也觉得你的文章写得好,有气势。可他们都要批,讲了好多理由。我也没有好好研究就批准了。幸亏主席及时发现了,不然可要犯大错误。

总理曾在文革时的一次群众大会上,喊出了“向青年历史学家戚本禹同志学习”的口号。可是,在我1968年被捕后,总理却在一次群众大会上说,戚本禹的文章也是让别人帮他写的。我是一直都很敬重总理的,到现在还是这样。可对总理的这个讲话,我也一直是有意见的。当然,在当时总理也只是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

 

4.后续的事情

 

我写的文章受到主席肯定,这下可出了名了。胡乔木,田家英等都提出要和我合作写文章。江青知道了,就对我说,你找他们干什么,她让我去找康生。田家英,胡乔木和江青的矛盾很大。江青最早看出这两个人不可靠。后来的历史也证明,江青是对的。

按照江青传达的毛主席的指示,1964年夏天,我写了关于李秀成的第二篇文章《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问题?》。

文章初稿写好后,我就去找康生领导的反修写作班子帮助修改。在钓鱼台,我受到了康生和反修班子全体成员的热烈欢迎。记得王力当时还对我说,你的文章对我们写反修文章都很有启发,最近广播的一篇反修文章中的一句“你们倾伏尔加河之水,也难以洗刷背叛革命之耻辱”,就是从我文章中的“化长江的波涛,也洗不净李秀成背叛革命之耻辱”移植而来的。在讨论修改我的文章时,吴冷西、姚溱讲的意见最多,他们认为我这第二篇文章气势不足,不是高屋建瓴,是跟着对手的调子来申辩自己,好像理亏似的,要知道不是我们理亏,是他们理亏。康生提出连带汪精卫都要好好地批。他说,汪精卫曾是辛亥革命的英雄,后来当了汉奸。联上汪精卫,人们对李秀成的英雄情结就化解了。我虚心听取了他们的意见,根据他们的意见修改出来的文章果然气势大增,江青看了也说好,还说:我叫你去找康老没有错吧。姜还是老的辣,他可是一颗老姜。

这篇文章的最后修改稿在发表前,又送总理、康生、江青、陆定一、周扬、陈伯达、田家英、吴冷西、范若愚、许立群、关锋、黎澍、邓力群等审阅。他们或电话或书面给了我回话,周扬也在电话里表示支持。关锋等人对文章又作了最后的修改。

在这之前,李秀成问题的论战是按照《人民日报》副总编辑陈俊生拟定的计划进行的:重发我在《历史研究》发表的批判文章,陆续在报刊上发表各种不同意见的文章,以便展开讨论。这期间在中央召开的一次文艺口的会议上,周总理和康生分别在讲话中谈到李秀成问题。我根据当时的记录稿整理他们的发言要点如下:

周总理说:太平天国李秀成的问题可以讨论。忠王李秀成,是近代史上的突出人物,但后来写了个自述,向曾国藩投降,并表示愿意为曾国藩收编太平天国的队伍。有人认为李秀成这样做是出于策略。但无论如何,投降是错误的,面对忠王这个“忠”字,那是有愧的。曾国藩是杀害革命人民的刽子手,怎么能向他投降呢?这样的人能称为忠吗?这个问题可以讨论,但他的自述白纸黑字,是没法改变的……太平天国的英雄还是应该写,陈玉成就是一个。

康生说:现在报纸上大登评论李秀成的文章。李秀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现在罗尔纲和戚本禹有两种意见,一个说他是英雄,一个说他是叛徒。戏剧界也上演了《李秀成之死》。辛亥革命前,汪精卫办《明报》好不好?好!刺杀摄政王好不好?好!大革命时在广东干革命好不好?好!到武汉当左派好不好?好!但后来宁汉合流,他投靠了蒋介石,反共啦!后来又投靠日本人,当汉奸!老百姓谁不骂他!对原来的革命者,后来投降叛变应该怎么看?希望你们认真想一想。李秀成究竟好不好,你们心中应该有个数。

1964年8月23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同时发表了我评李秀成的第二篇文章,《历史研究》也在1964年第四期发表了这篇文章。本来是决定先由《人民日报》和《历史研究》发表,然后各地报刊转载的,可是时任《光明日报》领导的穆欣却找我要清样,他坚持要和《人民日报》同时发表。我请示康生,康生和他关系很好,所以同意文章在这两张报纸同时见报。

这篇经过钓鱼台反修班子修改的气势恢宏的文章,见报后在各地迅速被转载,很快就在全国意识形态领域形成一场大讨论。本来在我第二篇文章没有发表时,支持和反对我观点的文章都有,折中于两者之间的也有,现在大家听到了周总理和康生的讲话,又看到中央报刊的表态了,于是支持我观点的文章大增,反对我观点的文章大减,慢慢的就不大见了。这又是我始料未及的,也不是我愿意看到的,更不是我造成的。我始终是希望它是一场学术争论,但是持反对意见的人不写文章了,所以本来我起草了第三篇文章,并以《红旗》未定稿印了几份,以征询意见的,这时也没有发表的必要了。

导致一场学术讨论发生变质的其实正是周扬这些人。我后来才知道,毛主席当年对周扬他们用政治手段干预学术讨论是很恼火的。直到1966年3月30号,主席在上海同康生、陈伯达以及一批学术专家等人谈话的时候,还提到这件事,说:什么叫学阀?学阀就是那些有阀无学,自己不读书,不看报,不学习,包庇叛徒李秀成,到处发通知,不准登戚本禹文章的人。

对于与我持不同学术观点的罗尔纲,后来在文革时候,我负责历史所的运动时,我不准历史所的造反派整罗尔纲,我说那是学术争论,而且罗尔纲在解放前是积极支持民主运动的。所以,罗尔纲在文革期间没有受到什么冲击。

 

5.伏契克的呼喊:警惕呀,人们

 

以上就是《评李秀成自述》引发的学术和政治风云的大致过程。我的文章不是一些人自以为是的“遵命文学”,也不是其他什么人叫我写的,那是我体会毛主席的历史观之后纯粹的个人自觉行为。让我始料未及的是,这篇文章就像一块巨石从高高的山崖掉进了山下平静的大湖,在史学界掀起那场大波浪,还引发了文学界、戏剧界、机关、学校的大争论,甚至有很多工厂也卷进了争论。还有传闻说作者是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生,《评李秀成自述》是作者的处女作。

该文发表三年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运动中对叛徒集团的批判和我个人的浮沉,使该文又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文革中也有人问我:“你写《评李秀成自述》,是不是知道主席要解决叛徒问题呢?”这个问话中的“叛徒问题”不是李秀成的背叛问题,而是指抗日战争初期“六十一人自首叛党”案。我写《评李秀成自述》的时候,根本就还不知道有“六十一人自首叛党”的问题,因此不可能有这种联系。而且我认为毛主席那时也没有想到要解决什么“六十一人自首叛党”问题,他的着眼点就是江青说的是国际、国内的修正主义的问题。

导致一场健康的学术讨论发生变质的是周扬一伙人。周扬他们的政治干预,让毛主席警惕起来,最后有了毛主席关于李秀成的十六个字的批示。我有时甚至想,要没有周扬干预这场学术讨论,就没有毛主席对周扬干预的恼怒和关于李秀成的掷地有声的十六个字的批示,那我戚本禹后来的命运会是什么?

我的第二篇文章是“半遵命的”的——实际是我和反修班子合作的结果,但也不是针对什么“六十一人自首叛党”之类的问题,而是为了把学术讨论引向深入。由于这第二篇文章发表之前就有康生、周恩来的对于李秀成问题的事先表态,一场轰轰烈烈的学术大讨论很快就无声无息了,这同样留给后人很多的思考。大讨论结束后,我很快就和关锋、邓力群、陈茂仪、陶文鷉、王梦奎、邓绍英、滕文生、王锐生等十几个文化战士,一起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去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了。

文革中我的几篇影响很大的文章,有《评李秀成自述》、《为革命而研究历史》、《评〈前线〉和〈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和《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等。我比较满意的是最后这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这篇文章是按照毛主席的指导写的,而且毛主席改过的,后来又经过中央文革小组几次讨论修改方才定稿。毛主席是无产阶级的大权威,他也是满意的。《评李秀成自述》这篇文章,实际上就等于把某些关于叛徒的观念改变了,而且引起了争论。而《为革命而研究历史》重申了毛主席“造反有理”的思想,更是在整个史学界引起震动。这三篇文章都是毛主席点过名的,本身也都有丰富的学术内涵。《评〈前线〉和〈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这篇文章基本上是一个政治评论,主要是指出,彭真他们说“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句话本身没有错,但他们自己就没有贯彻,却是他们自己所说的“以势压人”。就说这个对我的《评李秀成自述》的批判,关起门来批判我,完了还要开大会,组织学术界权威围攻我,都不让我参加会,出了文件也不让我看。这平等吗?主席批评彭真他们的话比我要厉害得多:说是“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你们从来就没有平等过。

我曾经是那么幼稚,以为几篇文章就可以让革命势力战胜背叛革命的势力。那是多么不切实际的幻想。一滴水可以照见太阳,我还清楚记得,我的评李秀成的第二篇文章发表后,我耳边响起了各种衷心赞扬和意图捧杀的声音,上面提到的那位《光明曰报》的领导人,当时对我好话说尽,还绘声绘色,还引用毛主席的诗词说我的文章“横扫千军如卷席”(我不敢当,当然否定,他却还是笑眯眯的)。他在文革中落难,我念及旧情,请示江青、康生、陈伯达,又拉上关锋一起到报社去保他,想不到如今骂我最凶、不惜造谣诽谤我的又是这位老兄。就是他说我盗窃鲁迅手稿、向江青告密等等无稽之谈的始作俑者。这位老兄对于一个友人都是如此反复,那么他对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会持之以恒吗?他身上有无李秀成的影子?进而我想,李秀成“忠王不忠”,又“忠王不终”。如果把当初跟着毛主席革命的人,都放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来看,那么就会看到多少“忠王”不忠,多少“忠王”不终,多少“忠王”不忠当然也就谈不上不终啊!一些人在毛主席奄奄一息的时候,就企图向他的家人和他的事业开刀;一些人在毛主席尸骨未寒的时候,就真的向他的家人和事业同时问斩;一些人说了“永不翻案”,却一朝权力到手,就什么案都要翻。中南海的“八司马事件”案不是翻了吗?李秀成批判案不是也翻了吗?就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案不是也翻了吗?历史已经证明:不仅在几千年来缺乏科学理论指导和社会新生力量支持的农民革命之中,存在革命和背叛的反复斗争,就是在有科学理论指导和先进阶级力量支持的无产阶级革命之中,同样存在革命和背叛的反复斗争。

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伏契克(1903-1943)在法西斯监狱中,写下过永垂不朽的《绞刑架下的报告》,他以自己的生命向我们大声呼喊:

警惕呀,人们!

我愿伏契克的呼喊,永远回荡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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