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回忆录》连载 (36)

问题的焦点是怎样评断李秀成的动机

分明是一个投降变节的“自白书”,可是罗尔纲等先生却说这个投降是假投降,说自述里那些“颂谀敌人、污损自己”的话,都是欺骗敌人的。

问题的焦点是怎样评断李秀成的动机。

为了对历史负责,必须遵循正确的历史观点。

毛主席说:“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70页。)评断历史人物主观动机的好坏,唯一的标准是他自己的社会实践,这里必须避免主观的臆测。李秀成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述,是他投降变节思想的合理的产物。

我们且分析一下李秀成提出的十条纲领,即“招降十要”。李秀成认为,“天朝之根已去,能收复此等之人众齐来”,就可以迅速平定天下,“免大清心腹之患再生”。(《校补本》,第119页。)“招降十要”就是为这个目的而提出的。

“招降十要”的办法之一,就是用“恩赦两广之人”的政策,瓦解最坚决的革命队伍。“肯散两广之人,其各易办”。他主张利用太平军的俘虏作宣传工作,以使“人人悉中堂、中承(丞)宽恩赦他,其心免结,圆事速成。”他又建议曾国藩“出示各省远近州县乡村,言金凌(陵)如此如此,今各众不计何具(俱)救,仍旧为民”。(这里以及以下所引“招降十要”原文,均见《校补本》,第113—118页。)

在这里,李秀成又一次表示要利用天朝统帅的威信,亲自参加招降活动。

李秀成在“招降十要”的结尾部分里说:“昨夜承老中堂调至驾前讯问,承恩惠示,真报无由。罪将一身屈错,未逢明良,今见老中堂恩广,罪将定要先行靖一方酬报。昨夜深惠厚情,死而足愿,欢乐归阴。”

在这里,分布在大江两岸的太平军变成了李秀成晋见新主人的见面礼。罗尔刚先生在《笺证》里说,李秀成这里写的“罪将”句并不是向敌人“低头”,而是说罪在“不能保卫太平天国”;“死而足愿,欢乐归阴”的话,表明李秀成早有了为革命而死的决心。(罗尔纲:《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四版,第35、64页)罗尔纲先生似乎错误地领会了李秀成的意思。李秀成的“罪将”明明是向敌人表示忏悔的自称;“死而足愿,欢乐归阴”明明是向敌人表示忠心的谀词。翻译成现代的话,就是:“我的罪极大了,您老却这样恩待我,真使我粉身碎骨难以报答。今后为您赴汤蹈火,牺牲生命都是心甘情愿的。”试问,从这里能够找出什么为革命而死的决心呢?

李秀成的招降计划,共分三步:

第一步,“先收我儿子为先”,要曾国藩准他找人带着他的亲笔信,去办这件事。

第二步,“要收我堂弟李世贤为首。李世贤之母亲及其家眷概被苏州李抚台溧扬(阳)带云(去),业宽养重代(待)。欲收我弟,速见攻(功)者,求中堂行文取其母到皖省,我行文前去,可速成功定也。其视(事)母至孝,今我被擒,办此者之易甚也。”李世贤是太平军在长江以南的大部队,招降李世贤是消灭太平军的重要一着,清廷对这件事很重视,李秀成死后,还下谕旨向李鸿章查问情况。李世贤后来没有投降清朝,但是李秀成为了招降李世贤竟然想拿人家的母亲做人质,简直是不择手段了。

第三步,儿子、堂弟“收复”以后,再收听王陈炳文。“陈炳文与我至爱,两好作为亲亲。我今被获在此,我文至,其定肯从。其各肯从成此事。因我在此,各有去路,定而成也。陈炳文从,汪海洋亦至,我家弟从,朱兴隆、陆顺德从之定也”。“又收黄文金”,“其事定成”。“天朝独我部众,我将我部收齐,其余各记(寄)话而从。”

李秀成南京突围时保护过的幼主,现在变成了重新检验他政治立场的试金石。他知道,他必须对这个重大的原则问题表示态度,否则新主人就不会信任他。

他解释道,他过去保护幼主,是一种“愚忠”。他估计幼主一定在突围时被杀害了,“此人必不能有了”;但是,万一幼主没死怎么办呢?幼主,这点象征革命的骨血,对有过“朱三太子”闹事经验,又受过农民大革命浪潮冲击过的,腐朽圮败的清朝统治者,却是一个危险的人物。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李秀成彷徨了。

曾经主张“不计是王是将”,都“赦其死罪”的忠王,对这个老天王临危托孤、清白无罪的小主人,也爱莫能助了。“查幼主果能到处,再有别样善谋,又再计效(较)”。李秀成的“铁胆忠心”,在这里完全被碎了。

李秀成还表示,在天朝将兵“收复”以后,他还愿意为镇压北方的农民起义军效犬马之劳。“罪将邦(帮)筹为引……稳(捻)匪作乱,举手而平。”(罗尔纲先生曾经在一个注解里说:“忠王所说的‘捻匪’乃指蒙城、亳县起义群众里扰害人民的分子。……那些扰害人民的坏分子,在革命内部看来,也还是以匪看待的。”《笺证》四版125页。这也是值得商榷的。如果“捻匪”是指几个坏分子说的,那么“举手而平”的当然也只是几个坏分子,除掉了几个坏分子,革命队伍更健康了,革命事业更发展了,这样,李秀成“办好两岸”、“先靖一方”的保证又怎么实现呢?)这真是最彻底的背叛了。

这些事实,这些彻底叛贲革命事业的行动纲领,难道还不能说明李秀成的真正居心吗?

李秀成的“招降十要”,每一条都可以马上实行,而且都可以立即收到应有的效果。当然,在实行的过程中,也一定会遇到坚决革命派的抵制;但是,它仍然可以帮助敌人更快地摧毁大江南北的革命队伍。

李秀成不会“助纣为虐”,干出这种卑鄙的劝降勾当吗?请看他向敌人立下的军令状吧。“如办不成,正国法是定。”他的头颅和热血已经为他投降的决心作了担保。

是真投降还是假投降,李秀成自己不是清清楚楚地答复了吗?这就是我们评断李秀成动机的根据所在。能不能说,李秀成的招降的为了保存革命群众的力量,也就是“保民为乐”呢?

对革命群众,李秀成确实主张“亭(停)刀勿杀”。不杀当然比杀好。但是,李秀成的不杀是有条件的。这条件就是:彻底投降,不再革命。从太平军出来的李秀成深知,革命群众是“杀之不尽”的,而且杀的越多,反抗的也越多,所以“平定天下”要以“仁爱为刀”。否则,“虽中堂兵欲争,能平此等,实有费力费财”,而且“尔兵到此,其又去被(彼),何不有乱于民?被为(围)严紧,尚有计他逃,不独该在外许广野而无别计者乎?”由此看来,李秀成这种以“仁爱为刀”的不杀办法,对反动派来说,倒的确的一种大有好处的万善之策。无怪乎杀人如麻的“曾剃头”曾国藩,看了这一段话,也要向皇帝说“其言颇有可采”了。(《曾文正公全集》,卷20,《贼酋分别处治粗筹善后事宜折》。)

也许,在李秀成自己想来,他为了保存自己的生命,甘愿从此作一个“顺民”,他想保存自己儿子和部下的生命,也必须诱使他们都变成甘愿被套上奴役之轭的“顺民”。但是这种想法本身就是投降变节者特有的可耻的想法。他所设计的招降办法并不是什么保存革命实力的策略,而是一种瓦解革命实力的策略。革命群众的生命既不能用乞求的办法保存,更不能用投降的办法保存。革命群众的生命只能依靠革命群众自己机智、英勇的斗争来保存。

能不能说,李秀成是发了挑起满、汉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而投降曾国藩的呢?

这种说法也是缺乏事实根据的,至少,从现在有的材料里,找不出这种根据。相反,我们从李秀成的自述里,只能看到他经常把“中丞大人”、“老中堂”、和“大清皇上”并提,而且总是把“大清皇上”写在前头。此外在他的自述里,歌颂“大清皇上”的词句屡屡可见。如“清朝有厚福”、“大清之福”、“满洲之人过我大国为帝,此是天命而来”、“此是大清皇上鸿福”“仍大清再复升平”、“大清皇上格外之福”(《校补本》,第49、55、69、107、113页)等等。从这里似乎找不出一点挑起满、汉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线索。

曾国藩、李鸿章、赵烈文这些镇压农民革命颇有经验的巨奸大憝们对李秀成的态度是看得很清楚的,他们并不认为李秀成是“伪降”。曾国藩对李秀成的评论是:“宛转求生,乞贷一命”,“献谀乞怜,无非图延旦夕一命。”(《曾文正公全集》,卷21,《钦奉谕旨分条复陈折》。)赵烈文在日记中两次记述李秀成“有乞活之意”,有“乞恩之意”。至于李鸿章对李秀成的看法就更难堪了。李鸿章本来对李秀成非常害怕,在来往文书里有时称他为“忠老”,后来知道李秀成写了一个投降的自述,在致曾国荃的信里说:“阱虎乞怜,曾狗鼠之不若,殊可嗤也”。

既然如此,曾国藩等人为什么不接受他的投降,反而认为“此贼甚狡”,“不宜使入都”,而且迫不及待地把他杀了呢?

这个问题并不难理解。李秀成在整个革命战争期间始终活跃在最前线,又是后期太平天国最主要的将领之一,他对于战争的颠末经过是了如指掌的,曾国藩、李鸿章和清军其他部队狼狈溃败、腐败无能,奸淫捕掠以致欺君卖国的独种劣迹在他脑子里有一本清帐。他在曾国藩面前固然尽量颂扬这位“侯爷”,但是对李鸿章就并不客气,随笔拈出几件事情,就揭了李鸿章的老底。假如准他投降,清廷一定会命他入朝,谁能担保他到了北京不会照样把曾国藩的丑事揭露一番呢?曾国藩深知清廷对他是非常猜忌的,而他十几年来虚诳欺骗朝廷的勾当又不知有多少!虽然李秀成自述里没有挑起满汉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意思,但他曾国藩却不得不深加戒备。他权衡反革命利害的轻重,就断然把李秀成送上了断头台。

“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李秀成却含着羞愤的眼泪,怀着失节的悲痛,回到了他的“天国”。

谈字里行间的“革命立场”

吕集义先生说:李秀成的自述“字里行间仍然到处表现出他的坚定的革命立场”。他举出了实例,如“在时间上写的是太平天国天历”,“在称谓上仍然称‘天朝’、‘天国’”,写上帝、天王时抬格,“凡是为太平军攻克的城池都书作‘克服’,而被清军攻陷的地方则作‘失’或‘失守’”,“起义的字眼更是数见不鲜”(《校补本》,第18—I9页)等。罗尔纲先生也引证了这些材料,并且认为这表明了李秀成的自述,其“文字的实质和精神,依然表现着坚定的立场”,他还说,对这一点“不仅要从中国传统的春秋史笔的书法去体会”,而且还要和当时的叛徒听王陈炳文、宁王张学明等人在投降文书里诬蔑天朝的军队为“贼匪”、“贼垒”,称颂清朝的法令为“钦命”、“国法”等作比较。(《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四版,第63页。)

怎么解释这些现象呢?既然李秀成要投降了,为什么在自述里还使用着革命队伍里的称谓,保持着太平天国的用语习惯呢?

什么事情都有发生、发展的过程,投降变节也不例外。决定投降变节是一回事,养成投降变节的全部心理和习惯又是一回事。李秀成可以在一个极短的时间里作出投降变节的决定,却很难在一个极短的时间里养成投降变节的全部心理和习惯。一个历史学家说过,“臣妾签名谢道清”的南宋皇太后,当她手拉着小孙子朝见忽必烈大汗的时候,她还没有养成全部的奴才心理。同样道理,在农民起义烽烟里翱翔过的雄鹰李秀成,当他被敌人抓住,决定投降变节的时候,他也还没有具备完备的叛徒心理。这一点李秀成自己意识到了,他在自述里,不是明白地向曾国藩的“师爷”们说,“恐有违犯字样,是烦劳清心改除可也”(《校补本》,第84页)吗!如果有一个“师爷”,真的按照李秀成的请求,替他把“时逢甲子”一类的话,改为“同治三年”,李秀成大概不会提出抗议吧!决定问题性质的是自述的根本立场,而不是某些习掼称谓。投降还是不投降,革命不革命,这是检验李秀成阶级立场是否坚定的根本标志,离开了这个根本标志,其它一切都不过是枝节末端而已。

舍去了充满李秀成自述里的那些投降变节的话不管,只去埋首考证几句表面上符合太平天国习惯的称谓和用语,其结果就会把一个变节分子当成“曲线救国”的英雄。

太平天国的另几个叛徒在投降文书里污蔑天朝的军队为“贼匪”、“贼垒”,称颂清朝法令为“钦命”、“国法”,这当然是无耻之尤了。这说明他们的叛徒思想早就成熟了,所以一见了蟊贼就会做出卑鄙可耻的奴才相。但是拿这几个叛徒作尺子,仍然否定不了李秀成投降变节的事实。事实上,在李秀成自述的最后部分,所谓“字里行问”的“革命立场”或者什么“春初史笔的书法”,再也找不见了。在这里,农民的“起义”,已经变成了“乱民”、“害民”,革命方面的“失”或者“失守”,已经变成了“大清”王朝的“收复”或者“平定,”最严重的是太平天国的革命军队和革命群众,在这里已经被称为“众匪”了,这个字眼已经和叛徒的口吻完全一致了,至于称清朝的法令为“国法”,则早就有了。

可见,只要投降变节,就会认贼作父。心理和习惯上的不协调、不一致终究只是暂时的现象。

关于“防鬼反为先”

李秀成的“防鬼反为先”的思想,经常被当作证明他并非真投降的论据。“防鬼反为先”的确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这一点也洗白不了他投降变节的错误。

封建反对派和外国侵略者同是太平天国革命的敌人。在太平天国的革命者看来,一个是“妖”,一个是“鬼”。投降了“妖”,请他来防“鬼”,或者投降了“鬼”,请他来反“妖”,同样都减轻不了他背叛革命事业的错误。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来进行革命斗争,是一种革命的策略;但是叛变了自己的阶级,并且企图不择手段地替反对派作招降工作,甘心情顾地去策助敌人“平复”“众匪”,“安定”天下的人,是谈不上什么革命策略的。

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是在封建反动派和外国侵略者的联合进攻下失败的。“妖”、“鬼”尽管有矛盾,但是还是一家人。如果背弃了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去投降封建敌人,企图请他们来防备外国侵略者,那只能是一种无法实现的幻想。这一点,近百年的历史已经为我们做出了结论。

从太平天国起义到失败的十几年里,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两个阶级在战场上同外国侵略者相遇过。一个是清朝政府代表的地主阶级,一个是太平天国代表的农民阶级。他们的对手都是英、法侵略者,但是斗争的结果是那么不同。地主阶级很快向侵略者妥协、投降、割地、赔款;而农民阶级进行了英勇的战斗,给予侵略者严重的打击,并且以自己坚决反侵略的光辉榜样,激发了后人的英勇斗争。历史事实证明,抗击外国侵略者,只能依靠革命的群众。革命的群众即使在挫折、失败的困难情况下,也能用自己的力量给外国反对派以沉重的打击。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一个曾经依靠革命群众同外国侵略者作过斗争的农民领袖,背弃了革命的路线去投靠封建反动派,而且还幻想依靠他们来反对外国侵略者,这在历史上不是进步而是退步。

李秀成的投降变节是不是因为历史条件的限制?

有人用“历史局限性”的观点来为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辩护。他们说,李秀成在自述里所以“夹杂着一些对敌人过分期待的话语”,是因为他“对阴险狠毒的阶级敌人认识上有历史的局限性,”是因为“农民革命的局限性”。(《校补本》前言;《笺证》四版,第39页。)

如果这种说法是指:李秀成的投降变节作为旧式农民革命中常常会出现的现象之一,是这种农民革命的历史局限性的一种表现,这是对的。

但是,如果认为因为旧式农民革命有着一定的局限性,例如对于封建统治者的认识上的局限性,所以,投降变节行为对于李秀成来说就是难以避免的,是不必加以责备的,是可以原谅的,那就完全错了。

农民群众的英勇斗争在新的社会阶级形成以前是历史的唯一的动力;没有这种斗争,历史就不能前进一步。自己放弃斗争,还以策划招降的办法来协助封建统治者瓦解这种斗争,这不是历史对他的局限性,而是他对历史的反动。

旧式农民革命打击了封建统治者,但是不可能推翻封建社会。农民群众认不清封建制度的本质,他们常常反对旧日的坏皇帝,而拥护新的所谓“好皇帝”。但是李秀成却不是这样,他是去拥护坏皇帝,而污蔑自己的天王;他是企图去帮助当时农民群众正在反对的坏政权,而出卖自己的太平天国。这不是农民阶级的意识局限了他,而是他对农民阶级的背叛,是他对农民阶级的罪行。

同李秀成一样出身、一样成长、一样失败被俘,有着一样的局限性的许多别的太平天国将士,却没有象他一样投降。

有一个和李秀成时代相同、家乡相同、出身相同、境遇相同的伟大人物。这就是青年英雄,勇猛善战,世罕其匹的英王陈玉成。他在1862年(同治元年)被另一个反动将军胜保俘虏了,胜保劝他投降,他宁死不从,而且还描叙胜保打败仗的情形讥笑敌人。后来终于被残酷杀害了。有一个无名氏,写了一篇《陈玉成被擒记》,替我们记下了这个伟大农民领袖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的英雄气概。

“玉成既为苗沛霖所赚,解至胜保营。玉成入,胜保高坐腭眙曰:‘成天豫何不跪也?’玉成曰:‘吾英王,非成天豫,奚跪为!尔本吾败将,何向吾作态!’胜保曰:‘然则倾听为我檎?’玉成曰:‘吾自投罗网,岂尔之力。吾今日死,苗贼明日亡耳!尔犹记合肥官亭,尔骑兵二万,与吾战后,有一存乎?’胜保默然,予酒食,劝之降。玉成曰:‘大丈夫死则死耳,何饺舌也!’”(见罗尔纲《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自传》,《历史教学》,1953年4月号。刀口余生《被捕纪略》里也有类似记载。)

相同的时代,相同的家乡,相同的出身,相同的境遇,一个巍然矗立,一个屈辱变节,“历史局限性”为什么竞会有这样的不同!?

也许有人想李秀成被俘的时候,南京已经被敌人攻破了,历史条件还是有些不同。那么我们看看另一些历史人物吧。有一个差不多和李秀成同时被俘的太平夭国领导人,这就是干王洪仁玕。

这个洪仁玕是李秀成看不起的人物。他是有缺点的,但是他被敌人俘虏以后的壮烈表现,却是李秀成之类永远不及的。他在反对派面前自称“本藩”,直指敌人为“妖军”。他崇高的气节,坚定的立场,视死如归的决心,表现了太平天国英雄们为革命不怕牺牲的伟大精神。

他的自述:

“故赵宋文天祥败放五坡岭,为张宏范所擒,传车送穷者,亦只知人臣之分当如此,非不知人力之难与天抗也,予每读其史传及正气未尝不三叹流涕也,今予亦只法文丞相已。”(《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47页。)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汉青。”洪仁矸不愧为文天祥浩然正气的继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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