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回忆录》连载 (37)

再看另一个历史人物。

这就是那个在国家危难时投笔从戎的遵王赖文光。他在南京城破后仍然继续在长江北岸艰苦地同反动派作坚决门争。他联络并且领导了北方的农民起义兄弟捻军,把清朝名将僧格林沁和曾国莶的新湘男打得落花流水。不幸1868年(同治七年)兵败被俘,他对惨酷的刑戮毫无畏惧,真是赤胆忠心的铁打好汉。他坚持革命气节,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还在自述里无情地揭露反动派残暴不仁的反动本质,斥质敌人“行一不义,杀一无辜。”

他在自述的末尾,叙述自己复国不成,以身殉节的心情,慷慨激昂,悲愤壮烈,使人读后为他坚定不移的革命意志感动不已。

“独力此间数裁,战无不捷,彼霜蹈雪,以期复国于指日,恐独立难持,孤立难久,是以于丙寅十六年秋,特命梁王张宗禹、幼沃王张禹爵、怀王邱远才前进甘陕,往连回众,以为犄角之势。天不佑我,至于今日,夫复何言?古之君子,国败家亡,君辱臣死,大义昭然;今予军心自乱,实天败于予,又何惜哉?惟一死以报国家,以全臣节。”(同上,第863页。)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赖文光的自述,才真正是太平天国英雄的“就义歌”。

同一时代,同一种历史条件,却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物。一种人宁死不屈,慷慨赴义;另一种人投降变节屈膝媚敌。怎么能用“历史局限性”来为后一种人辩解呢?

 

英雄为什么还会投降变节?

 

历史上有过这样的英雄,他们曾经骑着骏马,驰骋在疆场上,同敌人进行过殊死的战斗,但是他们最后却经受不起失败的考验。“士众灭兮,名已溃”,在军队溃散,身陷困境的时候,他们的风云壮志消失了,于是丧师辱志便接踵而来。这种人在太平天国的历史上也不是个别的。苏州的叛将,“渺一目”,屡次打败英法侵略者的宁王周文嘉,上面说道的听王陈文炳,都是这样的例子。

李秀成的投降变节不是偶然的。

从他的自述里可以看出,他虽然曾经进行过勇敢的战斗,但是在他的思想里,对于洪秀全、杨秀清等人倡导的太平夭国的革命理想,一直缺乏明确的认识和坚定的信念。他在太平天国后期斗争越来越困难时,就逐渐失去了对革命事业的信心。他形容自己是“骑上虎背,不得下骑”。因此,一旦别人能把他从“虎背”上拖下来,他是不会再去坚持革命气节的。

他在参加革命前受到许多封建思想的感染。所谓“天命”、“天数”、“明良”、“在秦为秦,在楚为楚”一类东西,都是这种思想遗毒的反映。

他虽然是贫苦农民出身,但是从士兵变元帅以后,首先从生活上,慢慢从思想上逐渐背离了本来的阶级,做了元帅以后的李秀成并没有保持他难苦朴素的作风。

十年壮丽的天王府,早已烟消云散,洪秀全的宫殿已经找不着了。但是“忠王府”的遗迹,仍然在苏州的“拙政园”任人凭吊。

“忠王府”是个未完的工程,几千个工人长期建筑了三年多,到苏州陷落时仍未竣工。王府的设置富丽堂皇,“内外四五十间,纯用金银装饰。”(姚济:《小沧桑记》,卷下。)叛徒献城以后,李鸿章入踞苏州,这个骑奢淫逸的反动将军见了“忠王府”也不禁叹到:“琼楼玉宇,曲櫊洞房,真如神仙窟宅。”(李鸿章致弟李鹤章信,转引自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增订本),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243页。)

李秀成的金银财宝也不少。有一次因为同洪秀全闹矛盾,被勒令交出饷银十万两。南京陷落以前,他说自己银米都没有了,但是为了给叛徒陈德风等人疏通,一次还能拿出成千两的银子。

具有象征意义的一件事是李秀成的性命,最后竟给一堆珍珠宝物断送了。

“我命该绝,……身上带有宝物,用绉纱带捆带在身,哪知此日心如此之迷,到此破庙亭(停)息,将此珍珠宝物吊在树下,……那邦(帮)百姓得我宝物,民家见利而争,带我这邦(帮)百姓,去问那(帮)百姓,两欲分用。被邦(彼帮)百姓云:‘尔问我分此物,此物是天朝大头目有,如(余)外别无。尔必拾获此头目。……因此我藏不往(住),是以被两国(个)奸民获拿。”(《校补本》,第110—111页。)

此目的“心迷”,乃是往日“心迷”的结果。李秀成当初如果不贪恋这堆珍珠宝物,他是可能安全回到自己部队的。

明朝末年,被清军俘虏的洪承畴,因为屡次拂扫衣服上的尘土,被范文程窥破了他心理上的秘密,“一衣犹爱惜如此,况其身耶?”果然,正当崇祯皇帝准备亲自为这个道德典范举行祭奠的时候,他已经批上了皇太极的貂袭,做了满族统治者的奴才。既然如此,我们对国破家亡时念念不忘珍珠财宝的李秀成,又怎么能企望他坚持革命气节呢?

李秀成的自述作为一种太平天国的史料,有重要的价值。但是,现在的问题不是史料价值问题,而是对它的根本评价问题。

由于李秀成已经不仅是历史学家研究的对象,而且是各方面拿来在群众中进行广泛宣传的人物,因此,正确地估计他的表现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

我们祖国人民的光荣斗争传统是反抗阶级压迫,反抗民族压迫的革命传统。中国近代史上许多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正是这种传统的继续。在太平天国的历史上,我们也看到了这种光荣的斗争传统,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林风祥、李开芳、陈玉成、谭绍光、洪仁玕、赖文光以及成千上万的革命战士,尽管他们有这样那样可避免的或者不可避免的缺点和错误,但是他们坚持了反对封建压迫、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为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的胜利开辟了道路。他们在革命事业遭到失败,个人生命遭到威胁的时候,仍然继续争,绝不变节。他们赤诚的革命忠心,磅礴的革命气概,在阶级斗争的历史上永远发射着不朽的光芒。他们才是我们历史上可敬爱的革命英雄,我们应当承继的正是这种光荣的斗争传统。李秀成呢?虽然他在太平天国革命史上起过很大的作用,但是他最后丧失了革命气节,背叛了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他的自述既不能代表我们历史上的光荣斗争传统,也不能作为鼓舞后人战斗的榜样。

如果我们尊重革命的历史、尊重历史唯物论的真理,我们使不能让变节分子的“自白书”继绩彪炳于革命的史册。

(原载1963年第4期《历史研究》杂志)

第十八章 调《红旗》杂志社和参加通县的“四清”运动

 

1.调入《红旗》杂志社

 

1964年夏,我评李秀成的第二篇文章《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问题?》写出之后,康生告诉我,他本想调我到他们的反修写作班子去的。可他正打算向中央办公厅管人事的龚子荣要人的时候,陈伯达却抢在他之前,向毛主席提出调我到《红旗》杂志社去。陈伯达是以当前史学领域斗争尖鋭复杂、为增强该领域中的力量为理由,打报告给毛主席,要调我去《红旗》杂志担任历史组的组长,结果获得毛主席的批准。田家英跟我说过,要去就去康生那里,不要去陈伯达那里。所以,在邓力群代表《红旗》跟我谈话,要正式调我的时候,我对邓力群说,我不想去《红旗》。邓力群一听就板起脸来说:这个事是给主席打的报告。主席批了,没得商量了。邓力群也是老资格,又有主席的批示,我没有选择了,不得不到《红旗》杂志社去。

我知道田家英和陈伯达矛盾很深,田家英曾当面给我说过,他担心我万一不小心,在陈伯达面前说一些对他不利的话。现在我要调《红旗》杂志社,到陈伯达手下去工作,当然需要考虚田家英这位老领导的心情。所以,在成行前我专门去给他辞行,请教他我到了《红旗》该注意些什么,实际上是跟他保证一下,让他不必有多余的担心,我不会在陈伯达面前说他的坏话。

陈伯达在争取我到《红旗》去的时候很积极,但其实他只是做个姿态给主席看的,说明主席支持的人我也支持。我真的去了之后,他也没有怎么重视我。我去报到,他也不见我,只是让邓力群安排我在副总编范若愚的一个很大的办公室里面办公。等报到后我去他办公室见他,他也就一句“你来了”,并不和我谈具体的工作。后来《红旗》成立历史组,他才任命我当组长(正局级)。

康生没有要到我,但他跟我说,我们这里的事情你还得干,你要和《红旗》副总编范若愚一样,经常来参加钓鱼台的工作。于是,我调出中央办公厅之后,编制虽然是在《红旗》杂志社,人却是经常要到钓鱼台给他们写文章。可是这年的十月,赫鲁晓夫突然下台了。这样一来,反修写作班子的任务就没有了,随后它们就作为彭真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写作班子了,“二月提纲”开始也是由这个班子起草的。康生和彭真的关系很好。平日里康生在中间一坐,秀才分坐两边,一句一句地讨论文章。但是“二月提纲”最后的定稿是彭真定的,是彭真拿到家里让许立群他们几个人又作了修改的,没有经过康生他们。在康生那里,主要动笔的是吴冷西和姚溱。王力主要是担任记录。后来王力说“二月提纲”主要是由他起草的,那是瞎说。王力的特点是擅长记录和在记录后很快地把观点整理出来。在这点上,别人是比不上他的。但要说写文章,他的笔头不行。

然而陈伯达却一直没有给我什么工作。只有一次,贺龙要人给他写《贺龙传》。陈伯达很起劲,他要我参加,因为我是《红旗》历史组组长,所以他要我来主持编写。我当时就推说我对军队的情况不熟,坚决推辞了。其实我当时多少还是知道点军队的事的,知道是很复杂的。而且江青也跟我说过,连她自己对军队都很谨慎,从来不多说话的。我怎么能去写这个《贺龙传》呢。

因为没什么事可干,而我又是个闲不住的人,所以那年(1964年)入冬,我就主勋要求去参加“四清”工作队。

 

2.参加“四清”运动

 

我去了北京郊区的通县,参加那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称“四清”运动)。邓力群是带队的队长,陈茂仪(《红旗》杂志秘书长)任副队长,苏星、关锋、海波、钟林和我分别担任小组长,其他还有十几个文化战士,陶文鹏、王梦奎、邓绍英、滕文生、王锐生等。我带的小组来到了宋庄公社的翟里大队。

翟里大队的一个副大队长叫邓庆福,他私分私藏了不少粮食,群众反映非常强烈。我们通过调查掌握了证据后,经过请示就抄了他的家。那时普通的社员家里连吃东西都很少,可是在邓庆福家里的几个屋子里却都是东西。他家院子很大,搬出来很多箱子,打开一看满满的都是粮食。为了教育干部社员,我们搞了一个展览,社员们看了惊讶得不得了,他们从来没有见到那么多的东西,吃的、用的、穿的,花花绿绿什么都有,还有补品、贵重物品,连当时还相当先进的收音机也有,他家的家具也是全村最好的。这些东西在当时是超出普通农民太多了,光是抄出来的粮食堆起来就像座小山!当时的粮食是先由队里上交公粮,然后是社员按所得的工分来分粮食的,等社员都分完后还会剩下一些,那这些粮食就不在统计数字之内里面的,所以等社员都走了,他就带领几个干部私分、私卖。参与的有保管、会计、队长,这个副大队长分得最多。一个普通的大队干部,居然就私分得那么多的财产。

上有所行则下必有效!有一个小队长,是个皮匠,也私分粮食,群众揭发他,他还不承认,硬说是节省下来的。我们从小队会计那里突破,这个会计先也不讲实话。我们说,不讲我们就带人抄家。一听要抄家,他就主动交代了。我们去小队长家,发现粮食都藏在柜子里。一个小队的干部,就那么一点点权力,就敢在社员的眼皮底下私分集体的东西。所以,社员就没有积极性了。他们说,我们干那么多,都是给他们干部干的,我们工分那么低,就分一点点钱,一点点粮,他们说是为集体,其实都是为他们自己了。实际上这就是毛主席说的新的地主、新的富农。解放前是公开的剥削,他们这是不公开的剥削。我亲眼看到这些之后,就觉得得毛主席讲重点是斗争走资派讲得真对。

关锋管的那个队,副大队长也食污,情况和我这个队的副大队长类似。也办了一个展览,绸子缎子一大摞,皮箱放不下,电器都是新的,饼干都是铁盒子装的,数不过来究竟有多少盒。那时刚从困难时期出来不久,这些都是很高级的东西了。他贪污的粮食多,把粮食高价卖到自由市场上去,钱也就多,所以家里东西自然就多。光是这些东西,他也够得上是个贪污犯了。当然,就贪污的数值来讲那是和现在没法相比的。而且这个人是曾经做出过一点成绩的,他在公社里有点名气,上上下下的关系都很好。所以,虽然他贪污的证据确凿,却因为上面有人给他撑腰,谁也拿他没有办法。谁要拿他,他就搬来上面的人,把拿他说成是整群众,而上面的人居然都是听他的。关锋对这事感到非常愤怒,就是要拔掉这个钉子。这个人不光是贪污钱和粮,平时欺压老百姓的事儿还很多。关锋很仔细,他让滕文生搞了一个小册子,把他的种种恶行、斑斑劣迹都写出来了,最后还是把他拿下了,开除了党籍。文革之后,北京市却给这个人平了反,平反的时候,也不讲点具体材料,不谈事件的来龙去脉,就是一句话:一批极左分子,在关锋的领导下,诬陷造谣,加给×××的罪名都是诬陷不实之辞。关锋到去世的时候对这个事情都不服气。他指着他当年搞的那个小册子说:我就写本书定在那儿,他怎么翻案也翻不了的。但还是没有用,他自己人也死了,那本小册子人家不给他发行。“真理”都是相对的,谁掌握权力了就是“真理”。当然这个“真理”是打引号的。真正的真理是动摇不了的。

我那个大队的副大队长邓庆福也是这样。文革之后,北京市就给他平反了,说他没有私分粮食,也没有贪污。还有一个人,解放前当过地主的狗腿子,他在队里打谷场管称杆子,他就利用这个权力和当时粮食紧张,采用“高抬低压”秤杆的办法,来霸占和欺压妇女。他看中谁家妇女,就让秤杆高高翘起多给人家一点粮食,用这个办法去诱骗人家;诱骗不成的,他就把秤杆压得低低的,克扣人家的粮食。有个外号叫“小半仙”的妇女,比较放荡,她也不结婚,喜欢谁,谁只要给她一点东西,她就跟人睡;但要不喜欢谁,你再给她钱,给她粮食,她也不干。她就是不喜欢这个把秤的,他再怎么高抬秤杆她也不干,这个人实在没有办法,最后竟把她给强奸了。就这样一个坏分子,邓小平重新掌权后,北京市居然也给他平反了。只要当年是我们搞的,北京市一律都给予平反,连证据确凿的坏人也给平反。理由居然是他们都是当年被我们“迫害”的群众。这应是人们没有注意到的,邓小平、胡耀邦他们平反“冤假错案”另一面的真相。看看今天中国的农村,许多地方村霸、恶霸猖獗,欺压老百姓。这些是不是与他们当年的“平反冤假错案”时不分是非一风吹有关?你再怎么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你能阻止这些血腥事实的持致发酵吗?

相比之下,还有个叫老刘的,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老刘后来死了,对于他的死,我一直是觉得很遗憾和内疚的,因为是我没有处理好。在查办了邓庆福之后,有群众说,有个人你们没有查。他姓刘,虽然现在是贫农,可解放前他当过土匪,还经常搞绑票。一般来说,“盗亦有道”,那个时候当土匪也有当土匪的规矩,不能绑票自己村里的人。可这个人不讲这个规矩,曾经绑过村里的人,所以村里的人都不喜欢他。可是我们在“社教”运动中是没有搞土匪的任务的。再说他都已经是贫农了,解放后也没有什么劣迹。而且他的一儿一女,参加“四清”也挺积极的。但是,社员们向我反映了,我也得应着。我说,那好吧,让他交代交代,把事情说清楚,教育教育。我叫我们工作队的小周去找他谈话。结果一谈话,他就觉得很紧张,以为我们搞了邓庆福之后要搞他了,在小周找他谈话后没两天,他就跳井自杀了。

人死了事情就大了。小周说,我也没有逼他,就是照你说的让他交代交代。邓力群经历的事情比较多,他是带队的,我赶紧报告邓力群。邓力群说,没多大关系,过去的土匪死了就死了,但是要报案,给北京市公安局报案。我们报案后,公安局马上来人,法医一套人马也来了。人已经从井里拉上来了,法医翻来覆去地看,照相、记录,都好了就叫我们埋人。我说究竟检查出什么了?法医说,我们的任务是来看是他杀还是自杀,是他杀就要立案调查,是自杀,那就是村里的事了。我问,那怎么知道他是自杀的呢?法医就跟我讲,被推下井的人要挣扎,到井里还要挣扎,指甲盖底下一定有泥灰,这个人指甲盖很干净,没有挣扎的痕迹,他是自己跳到井里的,没有挣扎。

这个老刘,家里一大堆人,他一死没有强劳力了,他家人的生活就困难了。人不死,怎么把他当作土匪都没有问题。等人一死了,大家却又同情起他来了,几十年前的事也原谅他了,反而都觉得是我过分了。其实我又没有整他,或者是抓他,只是让人跟他谈话。可是人死了,就都是我的责任了。我为这事检讨过。后来为了把他家生活稳定下来,我给他女儿找了一份工作,让他一家在生活上有个保障,但是他自己毕竟是死了。

通过“四清”,我们把所存的干部都查了一遍,翟里大队除了那个副大队长,其他干部都没有查出很大的问题,那个小队长的问题也不算大。四清之前社员出工,打了钟还稀稀拉拉的;“四清”以后,没打钟就在钟底下等出工了。我亲眼看见,社员的积极性确实是提高了。社员们说,大跃进的时候,地里的庄稼都没有好好收,南瓜都烂在地里了,收起来的也没有人去分,最后还是都烂掉了。1958年确实风调雨顺,确实丰产了,但人都去修水利、炼钢铁去了,东西收不上来。全国都有这种情况。丰产不丰收,丰收不丰分。老百姓实际没有分到多少东西。后来农民积极性不高,并不是公社搞得不对,主要还是干部的问题,干部自己贪污,又欺压社员。社员怎么会有积极性呢?经过“四清”,把干部队伍整顿了一下,社员积极性又起来了。

我们工作队自己都是很清廉的,工作队所到的地方,干部也不敢贪污,社员分的粮食就多。他们说,你们每年来一次就好了,特别是收粮的时候,你们来跟我们一起收、一起分就好了。这就是说,生产问题解决了,大的问题就是分配问题了,你解决了干部的私分问题,社员的心就顺了。我们走了以后,他们连年丰产丰收,这恐怕也是“四清”运动的成果吧。

就在我下去搞“四清”运动的时候,我看到了毛主席新近的一个批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看了之后,我脑子里轰的一下,就像感到地震一样的。这是我思想上最受到震动的一次。当时我刚写了评李秀成那些文章,研究了太平天国的历史。但在我的认识上,我们党至多达到了肖朝贵的那个状态,总的还是革命的。远没有达到洪秀全那个地步,洪秀全是已经完全变质了的,成了重新骑在农民头上的新的地主阶级了。没想到主席已经把问题提到了形成新的与工农阶级相对立的剥削阶级的高度了。毛主席的这段批示,其实就是与刘少奇辩论的结论。我问了关锋,关锋说理论上是这样的。从理论上讲是已经到了出现了新的剥削阶级了。我也问了邓力群,邓力群表示他对主席批示不理解。但据说邓力群这些年也已经慢慢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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