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回忆录》连载 (40)

3.江青和《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1965年3月,江青在上海,通过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兼市委宣传部长传部长张春桥找到姚文元、要他写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并交给他一本刊登吴晗《海瑞罢有》剧本的《北京文协》杂志。这件事得到了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的人大力支持。当时上海市委的陈丕显、曹荻秋也都是积极参与和支持写作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的。文革结束后把这件事说成是江青他们瞒着上海市委“秘密”进行的。 这是不对的。在1966年上海工人起来造反的时候,曹荻秋还叫人到北京找过我,说上海市委是积极支持批判《海瑞罢官》的,所以他们是“红线”上的人,不是“黑线”上的人,希望中央文革出面对上海造反的工人做工作。

还有的人说,江青开始时是找李希凡批《海瑞罢官》的,但被李希凡拒绝了。这也是胡说。李希凡跟我很熟,上世纪90年代我当面问过他。他说,哪有的事!江青交给我任务,我当时是很高兴的。他说,别说是江青叫我写,就是总编来叫我写,我也不能不写啊。可是他当时手头确实还有别的任务,一下子抽不出时问来。而且他那时对吴晗的《海瑞罢官》根本不了解,他怕完不成这个任务。而江青也不能等到他完成手里的工作再去熟悉材料,再来写这个文章。所以就另外找人了。我跟李希凡一直都很好,我相信他的话。我建议他把这个过程写出来,他答应了。不知道现在他写出来没有?

江青后来跟我说过,本来曾想到让你一起来参加写的。但当时你正在参加批判李秀成的讨论。李秀成讨论结束后,你又去农村搞四清了。四清回来后你又生病住院了。江青是在1965年12月,我发表了《为革命而研究历史》这篇文章之后,跟我说这番话的。她说,我没找你,你自己倒参加进来了,这也挺好。

还有人说《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是按照毛主席预先的布置写的,而后他还亲自改了三遍。这种说法应不符合事实。江青跟我说过,她是和主席商量过组织人写这篇文章的。但具体怎么写?主席并不很清楚。主席后来说,这篇文章“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如果主席看过文章后并亲自改过三遍,怎么会对文章未击中要害这点不加以修改呢?据我所知,姚文元的文章写好后,江青确实送请主席审閲,毛主席也说他看过三遍。但从现有档案看并未看到主席对姚文元文章的文字作过修改,现存的文革回忆文章中也没有任何人能引述主席对姚文元的文字修改。毛主席看过姚文元的文章但未动笔修改,应该是真实的。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文章在上海《文汇报》发表后,受到了彭真的坚决反对和抵制,他不许中央和北京的报纸转载这篇文章。邓小平也是反对这篇文章的,他曾对吴晗说过,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照样打牌。

党内也有很多人,像总理、叶剑英等是支持批判吴晗的。1965年的11月26日罗瑞卿在上海时见到江青。江青跟他说,姚文元在上海写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汇报》发表了,但北京的《人民日报》、《北京日报》都不理睬。罗瑞卿当场表示,我们《解放军报》支持。他马上打电话给《解放军报》社,说《海瑞罢官》是大毒草,叫《解放军报》立即在第一版上全文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并加了一个态度很鲜明的编者按。后来还听说,周总理11月26日在上海向毛主席汇报工作。周总理得知姚文写作与发表是毛主席同意与支持的。27日回到北京,即向彭真讲明,并与他一起审定《人民日报》转载姚文的按语,在11月30日在《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上作了转载。

姚文元的文章,我也是从那天的报纸上看到的。那时《文汇报》记者艾玲来北京,她分别找了我和关锋等人,想听听北京学术界对发表这篇文章的反映。艾玲跟我说,她听江青同志介绍过我的情况。我那时和关锋还不在一起,我俩也没有商量过,但却都对姚文元的文章表示了支持。艾玲听了我们的意见大为高兴,因為她跑遍了整个北京,没有在学术界找到什么人支持姚文元的文章,现在居然有关锋、戚本禹表示支持!她就把这个情况反映了上去。主席、江青对我们很满意,我们就成了北京的左派,我支持姚文元主要是从革命的立场出发的。但从心里说,我觉得姚文元的文章有些地方写得还不够理想,一个是没把“清官”问题说清楚。没有揭露出“清官”在本质上也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另外,我觉得把海瑞“退田”和1962年的“包产到户”、“单干风”联系在一起,也有点牵强。海瑞要大官僚徐阶把多占的土地退出来,退给其他的官绅地主。可当时主张“包产到户”、单干的人,是要人民公社向农民退田。两者不是一码事。

1965年12月21日毛主席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一个是为海瑞鸣不平,一个是为彭德怀鸣不平的。这才把《海瑞罢官》这出戏的主题给点出来了。

我当时听了主席关於《海瑞罢官》要害问题的传达,真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我难以相信,怎么深居简出的毛主席对社会动向的了解竟然会那般细致入微。当时,1960年初期,社会上确实存在一股很大的势力,他们确实借著《海瑞罢官》这部戏剧在为1959年庐山会议翻案。他们认为彭德怀就是现代海瑞。他们不管海瑞和彭德怀所主张的退田内容有什么不同,反正认为从公社退田单干才是中国农村的出路。他们认为彭德怀是为民请命,所以才遭到了海瑞同样的命运。“罢官”。

吴晗老觉得他的《论海瑞》是奉胡乔木之命而作,而且不是刮“翻案风”、“单干风”。但在当时的社会思潮中,那股逆时代发展的暗流才不管这些,他们就是要借助《海瑞罢官》这个题目来阻止中国社会主义改造,为复兴中国的资本主义道路鸣锣开道。所以双方都在上纲上线,而且上得都很高,只不过一方是明线,一方是暗流。

为什么一篇文艺评论文章会引起这么大的历史反响,关键是文章背后双方所代表的社会力量的对抗和冲突。这才是要害,其他都是枝节。吴晗、邓拓、彭真、姚文元、张春桥、江青等等的个人命运不过是这两股强大社会力量总体对抗和衝突中不可避免的章节而已。

 

4.《为革命而研究历史》

 

我写《为革命而研究历史》这篇文章,也和我写《评李秀成的自述》的文章一样,并没有谁给我下过什么指令,完全是自发的,那时我从通县搞“四清”回来,在家养病,因为不用上班,所以就经常到“红旗”杂志的图书馆去看报刊杂志,了解当时学术界的动态。那时学术界还是很活跃的。我看到了翦伯赞不断在倡导他的反对用阶级观点看待历史的所谓“历史主义”。我就想,这种脱离阶级观点的历史主义,其实也就是资产阶级的历史主义。毛主席强调阶级斗争,并充分肯定和赞扬农民革命对历史发展的进步作用。可他们这些教授却认为农民革命,在历史上只起到了破坏和倒退的作用。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历史观。于是,我就在文章中写道:

你看,从孔夫子以来,大家都说农民造反无理。众多的是史学家,为了教育活人的目的,而把无数的明枪暗箭投向那些在叛逆的事业中死去的农民英雄,把他们描写成为暴戾咨睢、罪大恶极的“犯上作乱”者。就是“五四”运动中的一些新文化战士,在这样一种千百年来习惯舆论的压力下,也觉得没法子否认那个加在叛逆者头上的“乱”字。

轰然一声,马克思主义者突兀而起,向人群大声宣告“造反有理!”

我的这篇文章是由《红旗》杂志总编辑陈伯达,和副总编辑胡绳、范若愚、邓力群四人审阅签字,发表在1965年12月6日的《红旗》杂志第13期上的。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并不知道姚文元在上海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但我的文章在阶级立场上和历史观上与姚文元的文章都是一致的。而这个时候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出来,事实上就成了呼应姚文元的第一篇文章了。

1965年12月21号,离我的文章发表才半个月,离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也才一个多月,毛主席在杭州找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五个人、一起谈哲学和历史问题的时候对他们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我没有参加那次谈话。那次关锋离开北京的时候,跟我说是他母亲生病,他要回山东看母亲。他回来后,我问他,你母亲的病好了没有?他说,你真以为是我母亲生病?我母亲没有病,是主席要我去杭州。然后关锋向我传达了主席说的这些话。

1966年7月18日主席回北京后,有一次同我们见面的时候,主席又谈到了我写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主席说:你的文章好就好在提出了“造反有理”。“造反有理”是马克思总结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得来的。也是我说过的老话了。你把我的老话又重新翻出来了。在主席对我说这话的时候,我实际上还是没有真正明白主席的意思。到了1966年8月毛主席在支持红卫兵运动时,再次引用了这句话,使“造反有理”成了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口号和行动纲领的时候,我才深刻地理解了它。

在主席指出《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一文的缺点后,我和林杰、闫长贵三人组成了一个小组,继续以《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为主题写了第二篇文章。这篇文章中点了翦伯赞的名。之后,写第三篇文章又进一步上纲上线。这第三篇文章虽然是闫长贵执笔的,但参加讨论、修改是三个人。发表的时候也是署三个人的名。在这篇文章里提出了翦伯赞在土改中有包庇地主家庭的问题。我也没有认真地去核对地方上送来的材料,就说他包庇地主,并进而把他说成是“阶级异己分子”了。文革后经他家乡党组织核查,翦伯赞在土改中虽然对家庭成分的划分有看法,但并构不成是“阶级异己分子”。所以我当时这样说他,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而且应由我负主要责任。

1968年冬,毛主席提出要纠正对翦伯赞过分的批判,指示要保护翦伯赞,给出路,还让总理派人去北京大学传达了他的意见。那个时侯我已经被关进秦城近一年了。当时聂元梓已失去权力,由军人王连龙领导的军宣队掌握领导了北京大学的文革运动。军宣队、工宣队违背毛主席的指示,配合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的人逼供翦伯赞。1968年12月16日下午,翦伯赞夫妇自杀身亡。尽管翦伯赞死亡悲剧发生时,我和林杰、闫长贵都已进了秦城监狱,他们夫妇也不是为我们写的那篇文章自杀的,但我们的文章也确曾给他造成了压力。对此,我一直都感到内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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