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回忆录》连载 (44)

4.“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名单的产生经过

 

就在我们讨论和起草“五一六通知”的时候,按照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决定,要成立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

中央文革的组成人员先是由康生、陈伯达、江青提名。康生提了吴冷西、王力、穆欣。江青提了张春桥、关锋和我,此外她还提了陈亚丁。陈亚丁是总政文化部的副部长,他和江青一起搞过样板戏,也参加过江青主持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及会后《纪要》的起草工作。江青说他在这几次活动中的表现都很好,所以提议他参加。但是,刘志坚坚决反对他参加中央文革。因为他们是部队系统的。所以,江青没有办法。陈伯达提了尹达。我记得王任重是由总理提名的。总理没有参加起草小组的会议,但有一次他来看我们,正好说起。总理说,毛主席很信任王任重的。

提名之后,名单送给了主席。主席说,中央文革不能只由笔杆子组成,各大区、各省、市都要有人参加。所以,这就又有了第二次提名。

第二次提名的时候,我和王力、关锋、穆欣等人都已经在钓鱼台办公了。第一次的名单里没有姚文元。我就想,搞文化革命,姚文元是冲锋在前的。怎么他却没有进中央文革呢?我心里是很想让姚文元参加进来的,在第一次名单里,年轻人只有我一个,其他都是老干部。我希望有个年轻人和我在一起。所以,第二次提名时,我就提出希望让姚文元参加进来。江青同意我的意见。但是陈伯达反对,他的理由是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在历史上有变节行为。这个问题就提到了主席那里,主席就说了,老子反动,儿子就不能革命啊?这是两回事嘛。老子反动儿子革命的很多。陈独秀后来叛党,可他的两个儿子是革命烈士!毛主席一锤定音,姚文元进了中央文革。

吴冷西没有进中央文革,这可能与主席曾在一次会上说他是个“半马克思主义者”有关。他过去在彭真领导下也犯过点错误。其实他的理论水平是很高的,他善于作理论概括,不但话讲得透彻,文章也写得好。我曾两次参加钓鱼台“反修写作班子”的会议,其中作用最大的就是他和姚溱两个人。我那时还年轻,不太懂事。吴冷西有个眼睛不好,老是带着有色眼镜。有一次我问他,老吴,你怎么老是带着有色眼镜,你的眼睛怎么了?他就和声细语地跟我解释了一番。王力知道后就跟我说,你真是的,怎么问人家这个问题。这是他最不愿意人家问的问题。谁问他他都会跟谁发火的。因为这是他的一个先天的缺陷,当时我心里觉得很对不起吴冷西,同时也感激他把我常成小孩,没跟我发脾气,还耐心给我作了解释。

现在,在所有我看过的回忆录中,我觉得写得最好的就是吴冷西。有理论,讲公道,对毛主席的评价很中肯。主席批评他是半马克思主义。这其实是不简单了。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毛主席也说他自己顶多是百分之七八十的马克思主义。

江青提名的陈亚丁被刘志坚否定了,刘志坚说他政治上不坚定,个人作风方面也有些问题,改为谢镗忠。陈亚丁就此恨死了刘志坚,后来打倒刘志坚,很多材料都是陈亚丁和总政的造反派一起搞的。谢镗忠是总政文化部部长,老红军,老革命,党性很强。但是人太老实了,在文革中,他去处理部队的事情,两派都不听他的。

 

5.江青告诉我回中南海上班

 

在我即将要回北京的时候,江青又叫我去和她见了面。在这次见面的时候,她告诉我,你回北京以后不要再去《红旗》杂志上班了。她要我直接去中南海找汪东兴报到。她说,关于你的工作,中央另有安排。我当时已经听说田家英出了问题,中央决定要对他进行审查。但我没有想到的是,中央还决定由我来接替田家英的工作,担任主席的秘书室主任。

这时中央已经开了会,决定审查罗瑞卿了。江青跟我说,上次碰到罗瑞卿的时候,和他说了彭真抵制姚文元文章的事,罗瑞卿支持了她。所以,她觉得罗挺好。但没想到,原来他们是一伙的。从江青的话里,我听出来,她事先并不知道罗瑞卿有问题的。我就问她,罗瑞卿的事情,中央是怎么知道的。她说,是林彪让叶群来向毛主席告的状。她说,叶群还神秘兮兮的,单独找主席谈话,都不让我们知道。我想,毛主席决定处理罗瑞卿的问题,是在叶群汇报谈话后作出的,不然,他会和江青先打招呼的。

 

6.惠安童生

 

我是和陈伯达,还有其他几个参加起草文件小组的成员,一起乘专机返回北京的。在飞行途中,陈伯达和我有一段有趣的对话。

当我问起他年轻时候的经历,他谈兴很浓。由于口音的障碍,他就一面说,一面写。因为飞机上没有书写的纸张,他就写在了专机上的“飞行报告”的背面。这些纸后来我都夹在了一本书里,我从秦城出狱后,在归还给我的一部分私人用品里面看到了这些纸。

陈伯达在上面写道:“最近看过清朝一个官僚的信,其中说,有一天,暮宿惠安,城小如瓮、县清似水。可见我生活的环境,是很狭窄的,眼光太小。敝县在前清时,童生最多,号三千,每三年到泉州考秀才,卷子大量不通,流传的笑话很多。泉州所属各县,称不通的人,为‘惠安童生’。我是惠安童生之一。”

这篇短文倒是陈伯达很少有的一个幽默小品。他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话呢?就在此前不久,在讨论“五一六通知”文件时,田家英擅自删掉毛主席批判《海瑞罢官》要害的讲话,是与会者的一个中心议题。在陈伯达的报告交给主席之后,江青为此与身在杭州的毛主席通了个电话,主席在电话里对江青说,怪不着田家英要到我这里来游说“包产单干”呢!“谮言如水,渐以成之”。江青没听懂,主席就一个字一个字地又向她说了一遍,可她还是似懂非懂,只是不好再问。但江青知道了主席引的这话,意思是说:坏话所以能影响人,就是它像水的浸润力一样,是慢慢形成的。江青的理解是正确的,但她把主席说的“谮言”念成谗(chan)言了。有一次开会,江青对大家谈起了她与主席的通话,康生说,谮言应读“zen”言,谮不读为谗。陈伯达听了说,这两个字古代是通用的吧!康生没再说话。过几天大家又开会,康生拿出一张纸,上面写着他从《说文解字》、《康熙字典》抄来的“谮”字和“谗”字的音韵古读,还有从《正字通》抄来的一句话:“谮,俗作谗,非。”(大意)江青看了这张纸,说对呀,主席湖南话我听不大清,但他好像是把“谮”字读为“zen”的。这件事把陈伯达搞得不好意思。他心里肯定是觉得没面子。我心里明白,他在我面前以“惠安童生”自喻,其实是怕我会受到康生的影响。所以,我就跟他说,你哪里是什么惠安童生,我在参加校对《毛选》工作的时候,看到你在整理编辑《实践论》、《矛盾论》所作的贡献,后来还看到你在整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所作的贡献。我这样一说,陈伯达挺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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