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回忆录》连载 (46)

2.中央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

 

彭、罗、陆、杨在中央会议上受到批判以后,会议对“五一六通知”的文本进行了讨论。

“五一六通知”的文稿起草出来以后,主席亲自对它作了多次修改,并增写了大段大段的文字。经过多次讨论和修改,然后又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讨论通过之后,才提交到这次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来进行讨论的会议先是分小组会议进行讨论。在收集了各小组的意见和建议后,又作了修改。经过小组会议的充分讨论,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以后,才在大会上举手通过的。

“五一六通知”的正式定名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因是在5月16日这一天的会议上通过的,所以后来一直被称为“五一六通知”。

在中央下发的正式文件里,主席在修改时所加进去的话,都用加粗的黑体字印刷。

 

3.林彪的“五一八讲话”

 

五一六通知”文件通过的第三天,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大会上作了讲话,这个讲话别具一格。主席那时候在杭州,看了林彪讲话整理稿后说,从来没有人这样讲政变,有些是旧的历史观,不符合马列。主席本来是不想往下批的,但是中央很多领导人都希望批下来,主席才批准下发。

在林彪讲话之后,总理指示,要中办秘书局在第二天的上午就必须把讲话稿整理出来。接到总理的指示后,我马上和中办的工作人员梁川一起连夜进行整理。林彪的讲话没有书面讲稿,他只是写了一些条条杠杠。我们在整理的时候,主要是根据我自己在现场做的速记。我在中央团校学习和从事秘书工作时,为了记录方便,自己琢磨出了一套速记方法,制定了一些别人看不懂的简单符号,在自己学习和工作时一直沿用这个记录法。我看着自己的记录一句一句念,梁川就一句一句地写。林彪这次讲话讲得非常流畅,不用添加什么,实录下来,就是一篇很通顺的稿子。需要查对的只是一些历史典故、年代、姓名等。而这又正好是我之所长。所以我俩仅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问,就把这个讲话给整理出来了。

梁川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受到我的牵连,被审查了很长时间。现在他对文革还仍然坚持着自己的观点,但表现却比较消极。他说,以我们个人的力量,你和我,搞不过邓小平他们。连毛主席都没斗过邓小平,我们有什么办法?他说,他的家也破了,爱人也死了,自己劳改了这么多年。文化大革命还不是失败了?看起来我们是决定不了祖国的社会主义命运的。算了吧,就当是一场梦吧!

其实他去的只是五七干校,也不算劳改。他说,如果他当初搞科学技术,现在应该过得不错。我读了那么多马、列、毛的书,可还是说服不了他。

我把整理好的林彪讲话送机要处印厂排印好以后,先送给林彪审阅。林彪看了觉得很满意,说这是高水平的整理。林彪办公室还专门打电话来询问:是谁整理的?办公室的同志告诉他,是戚本禹亲自整理的。后来听叶群和林彪的秘书张云生说,林彪当时就对他们说,往后写什么东西,可以送给戚本禹看看。

也是在这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我在小组会上有一个发言。我在发言中谈到了我前几年,听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后的感受,我用了“疾风知劲草”这个比喻,形容林彪这个讲话。这个发言被登在了会议的简报上了。我自己还觉得自己讲得挺好。不想却挨了江青的批评。江青在电话里跟我说,不是说你讲的内容不对。现在你的身份不一样了,你作这样的发言,事先得跟我们打个招呼。关锋在底下跟我说,江青的批评是对的。你这么一个敏感的讲话,是会引起各方猜测的。

 

4.刘少奇主持批斗朱德

 

5月23日会议通过了对“彭、罗、陆、杨”的组织处理决定,停止他们在中央书记处的职务。同时增补了陶铸、叶剑英进书记处以及任命李雪峰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在处理了“彭、罗、陆、杨”之后。由于在“通知”里主席加上了这么一段话,“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所以许世友等一些人就提出来问了,毛主席说的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究竟是谁,怎么不把他揪出来?他们问总理,总理说,主席那只是泛指,就是一般地说说,并不是专指。可还是有人不断地提问,说这话主席都说过好几遍了,现在又正式见了文件了。而且有一次主席还亲自跟我们说,“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要造反,要像蔡锷那样。”从这些话看,主席一定是有所指的。于是他们就又去问了刘少奇。据说刘少奇说,主席说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可能是指朱德。朱德是有“野心”的,在井冈山的时候他就反对毛主席。

就这样刘少奇他们组织了一个小范围的会议,批斗了朱德。林彪、邓小平、陈毅等人都参加了这个会议,陈毅的态度最严厉,他说朱德在井冈山的时候就是野心家,是个危险人物。陈毅这么一说,这个会的气氛就变得很严厉害了,斗得很凶。我后来听朱德的军事秘书曹全夫(他是主席母亲文家的后代,跟主席是亲戚)说,康克清跟他发牢骚,说他们斗朱德比在庐山上斗彭德怀还厉害。 我是在几个月后才听总理跟我说起这件事的。

 

5.“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成立

 

中央文革小组的名单,最后是由出席会议的中央常委们开会商量决定的,在1966年5月2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闭幕大会上通过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后,1966年5月28日由中共中央向全党发了这个名单的通知:

《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的通知》

中央决定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领导下。现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通知你们。

组长:陈伯达

顾问:康生

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

华北、东北、西北、西南四大区参加的成员(四人)确定后,另行通知。

不久中央又确定:华北:郭影秋(北京新市委文教书记)、东北:郑季翘(吉林省委文教书记)、西北:杨植霖(青海省委第一书记)、西南:刘文珍(西南局宣传部部长)为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

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中央又发出通知,陶铸兼任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8月底又发中发[66]439号通知,在陈伯达因病休养期问,组长职务由江青代理。

 

第四章 毛主席作“五七指示”

 

1.紧急飞往上海

 

1966年5月12日下午,毛主席的机要秘书徐业夫打电话到钓鱼台找我。徐业夫在电话里对我说,主席有重要的事情召见陈伯达、杨成武和我。让我去通知他们,我们三个人必须在明天一早赶到上海。

接到徐业夫电话,我立刻告诉了陈伯达。然后又打电话给杨成武。杨成武说,他也接到徐业夫的电话了,并且已经安排好了飞机。他让我和陈伯达明天凌晨去北京郊区的某军用机场,然后一起乘专机去上海。那时我们都习惯在夜间工作,所以那天晚上我干脆就不睡了。到了5月13日凌晨3时左右,杨成武就来电话催我们出发了。我和陈伯达坐车去了机场,与杨成武会合。我们刚登上飞机,飞机就起飞了。那是一架叫做子爵号的中型专机,飞起来很稳。飞机上还有可以办公和休息的小房间。飞行途中,我心里就一直在嘀咕,主席这么紧急地召见我们,究竟是为了什么事?那时正在传说北京有发生军事政变的迹象,这次又有代总参谋长同行,是不是与军事政变有关?

大约飞行了三小时,我们就抵达了上海的虹桥机场。徐业夫已在机场等候我们了。我们一起坐上了一辆有三排座位的轿车,在我们的车子前后还各有一辆开道车和护卫车。在车上,徐业夫把已经印好的文件分发给我们。打开一看,是林彪转呈给毛主席的解放军总后勤部的一个报告,和毛主席在上面作的批示,主席的批示是写给林彪的。我们在车上就看了起来。

毛主席是比我们早几天从杭州抵达上海的,他给给林彪的批示应该是在上海写的。照例这样的文件都得由经过审查的专门工厂印制。我不记得杭州有这样的工厂,上海倒是有的。所以这个文件是在上海印的,要不就是用飞机送到北京去印的。

 

2.亲聆毛主席讲“五七指示”

 

大概清晨7点左右,我们就到了主席下榻的西郊宾馆12号楼。我们到的时候,主席还没有起床。但主席事先有交代,我们一到就马上叫他起来。所以护士长吴旭君叫我们在客厅里先坐下,然后她就去主席卧室敲门,告诉他,我们到了。客厅不是很大,在客厅的一边是两张单人沙发,对面是一张三人沙发,在这张三人沙发旁边有一把靠椅。杨成武硬要让我坐在三人沙发上,他自己坐旁边的椅子。我想他是老革命,我一个小青年,怎么可以我坐沙发,让他坐椅子呢?经一番退让,最后还是我坐了椅子。我们坐下后,都继续埋头看文件。一会儿我们看到主席穿着睡衣,从卧室里走了出来。我们知道主席通常都是晚上工作的,很少有这么早就起床的。

主席出来后,和我们一一握手打招呼。在和我握手时,主席说,好久不见了。主席这样说,那是因为1964年夏天,我被调去《红旗》杂志工作以后,就没有再见到过主席。我在中南海工作时,住的地方离丰泽园很近,平日我常骑自行车经过丰泽园的后门出海办事。有时遇上主席在那里散步,我远远看见了都会立即下车,想从靠墙一边悄悄推车过去,以免打扰到主席。可是主席只要看到我,总会向我抬手打个招呼。主席又说,上次讨论哲学问题,让《红旗》派人来参加,你没有来。主席指的是1964年秋,他召集了一些人作过一次关于哲学问题的谈话。我从主席的话中听出来,主席或许以为我会去参加那次哲学问题谈话。但当时《红旗》杂志陈伯达是叫吴江、邵铁真去的,没叫我去。主席给大家打完招呼就在单人沙发上坐了下来,随后就拍了拍他旁边的另一张单人沙发,让我坐到他的边上去。因为是主席叫我坐的,我就不好推让了,于是我就坐到了主席的身边。原来我坐的那个椅子是斜对着主席卧室的门的。主席出来后,我总感觉卧室里好像还有人。果然不一会儿,江青也从卧室里走了出来。我马上从沙发上起身要让座给她,可主席用手示意,要我仍坐在他边上。江青就坐到对面我原来坐的椅子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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