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1959–1976）

我听总理讲，章士钊家是聂元梓下面的人去抄的。聂元梓听了总理的指示，赶紧叫人把抄走的东西一件不少地还了回去。后来，根据主席的指示，列了一份需要保护的人的名单，并派部队去切实保护。名单中第一位是宋庆龄，接着是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蔡廷锴、邵力子、蒋光期、沙千里、张奚若以及李宗仁等。在李宗仁之后就是国务院几位副总理，还有好多部长、副部长。江青一看有意见了，说，总理，名单里名人没几个，怎么都是你国务院的人？国务院副总理就不用说了，还那么多部长、副部长？

文化大革命从批判《海瑞罢官》开始，又是先在学校里面发动起来的。这使得当时一些学术界的“权威人士”，和学校里的一些教师与学校的领导，同时首当其冲地受到了群众运动的冲击。毛主席在建国初期就曽经说过，无产阶级在夺取国家政权之后，只有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革命是不够的，还必须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展开对资产阶级的批判。否则，无产阶级的胜利是不牢固的。在文革前夕，根据苏联出现修正主义分子上台的历史教训和中国当时的情况，毛主席又提出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无论从当时的情况或者从毛主席逝世以后的情况来看，都证明了毛主席要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正确性。

北京四中是“高干子弟”集中的中学。四中的高中学生孔丹，父母长期在周总理身边工作。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周荣鑫对孔丹的情况也很了解与熟悉。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孔丹作为中学生的唯一代表，被安排列席会议。陈毅的儿子陈小鲁是北京八中的学生。由孔丹、 陈小鲁等人适时牵头发起，在8月25日成立了“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简称“西纠”）。随后又有“东纠”、“海纠”成立。孔丹他们自认是红卫兵中的优秀分子、中坚力量，他们要站出来执行政策，制止武门，维护秩序，要来纠察其它的红卫兵组织。“西纠”成立的时机与活动是与当时中央文车正在调査处理“老红卫兵”的暴行，毛主席发出“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批示相呼应的。

现在被称为“红二代”的“高干子弟”群体，今天仍然是中国政治、经济舞台上一支活跃的力量。而在文革运动的初期，这个高干子弟”群体里的大多数人，出身在解放战争的炮火中和建国初期，正在大中学校读书，有着青春的激情、活力与冲动，适逢毛主席发动文革运动这个大舞台，是最先积极登台表演的群体。而他们身后父辈们的利益、分歧、恩怨、冲突，也被文革引发与公开，并深刻地影响到他们子女们的立场、取向与行动；尤其在文革初期，对文革运动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本来“破四旧”是“十六条”中提出一个号召。我们中央文革小组当然是支持的，所以在红卫兵小将上街进行“破四旧”的活动时，我们都讲了话，给以支持。《人民日报》还发了社论，赞扬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行动。但是，后来在某些权势人物的唆使下，把“破四旧”行动演变成了一场乱抄家、乱打人、打死人、乱没收私人财产、随意驱逐“地、富、反、坏、右、资”所谓“黑六类”家庭，和出身成分不好的人离开北京等等的非法行动。

毛主席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一场空前规模的群众运动，其主要的目的，除了要防止党内的一些“当权者”为了谋取其自身的利益而走向资本主义之外，再一个就是要让广大的人民群众，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在这场运动中得到锻炼，经受考验，培养成具有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理想的新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主席把文化大革命看作是一场“反修防修”的重大战斗和培养共产主义新人的大学校。

966年8月8日，即主席的大字报印发给与会代表的第二天，八届十一中全会正式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又称“十六条”）。这个文件全面阐述了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方针政策，实际上是批判了刘少奇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只是在这个文件中还没有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概念。

1966年8月1日在北京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是具有重要历史转折意义的会议。尽管在5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但是这个运动究竟怎么搞，在党内是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主张的。按照刘少奇、邓小平他们的方针，那么文化大革命在打倒“彭、罗、陆、杨”之后，就将是一场更大规模的“反右运动”了。这也是他们一贯的做法，到头来，运动的矛头就还是指向广大的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而根本不可能去触动与斗垮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出现的党内官僚主义特权阶层。

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和我等人去了以后，主席和我们一一握了手，随后就让我们把前些日子所看到的，和了解到的情况跟他汇报一下，一些已经向他汇报过的情况他也还要我们都再讲一遍。在我们汇报的时候，主席对北大发生的6•18事件特别关心，还特别关心刘少奇对“九号简报”作的批示发下去以后，学校所发生的死人事情。他听得很仔细，反复问，是真死人了吗？我们说，是真死人了。他就问，怎么死的？我们回答，清华有一个青年教师被逼服农药自杀了，有的是跳楼、有的是卧轨等等。主席听着听着，表情显得很凝重。看得出来他对学生的死非常难过。这时张春桥把北大的“九号简报”和刘少奇批发的中央文件送给毛主席看。主席看后说，怪不得到处镇压群众，现在才明白有一个司令部。

工作组派下去以后，不去领导学生批判“二月提纲”、斗争走资派，却反过来去斗争学生、斗争群众，很快引起了学生们强烈的不满。在一些学校里出现了工作组与学生的冲突。陕西省委打电报过来反映，说西安交大有一些学生在底下秘密策划，准备有组织、有计划地向党委和工作组发动进攻。听到这个消息，刘少奇发火了。他立即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在全国范围进行“反干扰，抓游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