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1959–1976)之八十三 

闫红彦,1927年10月,参加李象九、谢子长在陕北发动的清涧起义,成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建国后,历任四川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省委副书记、书记、副省长兼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等职,1959年开始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1967年元月8日自杀身亡,是唯一的一位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开国上将,也是文革中第一位非正常死亡的省委第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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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1959–1976)之八十一 

一次是一九三五年,陕甘(包括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武装斗争在连续不断地取得胜利之后,发生的一场罪恶“肃反”。在“肃反”中,创造陕甘苏区和红二十六军的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张秀山等人被逮捕入狱,并杀害了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区的一大批革命干部,几乎导致中国革命的最后一块根据地的丧失。在这危急关头,中央红军长征到达了陕甘根据地,制止了这一罪恶的“肃反”。习仲勋曾经对陆定一说过:“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如果再晚4天,我的命就没了,因为要埋(活埋)我的坑都挖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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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1959–1976)之八十  

康生就是这样,以艺术家天赋般的敏感敏锐、权术家的心计阴鸷、特工专家的缜密冷酷,再加上中国政治里不可或缺的资历以及看透了毛泽东骨子里帝王意识后的不拉派结党(注:把康生说成和江青一伙,文革时是毛的“拉郎配”,文革后是党的“拉郎配”。康生和绝大多数老干部一样,内心是看不上江青的,康只对毛负责。毛任命其为“文革”顾问,也有“监军”意味,这也是心知肚明、深晓毛老谋深算的江青等人对其恭敬有加的隐因。详情后述),使其成为毛发起的政治斗争中至关重要的一枚“棋子”。不过,解放后“高岗事件”和1959年“庐山会议”,并非毛主动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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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1959–1976)之七十九   

另外一件相当重要的朴朔迷离之说,是关于康生临终前,向毛告了邓小平一状,最终促使毛下决心反击了“右倾翻案风”。官方以及众多史家、包括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其《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第391页)也写到:“这期间,除了毛远新的作用外,已经病入膏肓的康生,也趁机向毛泽东进谗言,说邓小平‘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然本人仔细查阅了中央文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年谱》,未找到康生告状一节。如果有,官方断不会对此瞒匿。真可不记,假亦不发,这也是一种进步,可喜可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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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1959–1976)之七十六  

中国同莫斯科的争端,使康生有机会同当时党的总书记邓小平有了紧密的联系和合作,邓被毛授权全盘处理对苏关系,二人的密切关系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建立的。康生和邓小平两人都有国内和国际事物的背景,康生紧跟毛泽东的“爱屋及乌”、“恨屋及屋”,邓小平早期受到来自莫斯科王明等人“左倾”的迫害,使两人对苏联产生强烈的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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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1959–1976)之七十四  

第一件事是“延安整风”。自从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前共产国际肯定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以来,军队和根据地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理论上有形成了足以对国共关系乃至中国革命起指导作用的新民主主义思想,毛泽东的工作算是顺风顺水。然而,这个时候的中共在组织系统上仍然是共产国际的一个下级支部。包括相当一部分主要领导人都曾留学苏联或接受过共产国际的教育培训,对共产国际从心理到思想都有极大地依赖和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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