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1959–1976）

文革中张春桥出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和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一直保持了上海“抓革命促生产”的经济形势不乱，使上海在文革整个国民经济总产值中占据支柱地位。此 外，在张春桥的领导下，上海还向全国提供了如“赤脚医生”、“七·二一大学”等种种“斗批改”的具体经验，使上海成为毛的文革理想的非常重要的试验田，这些都深得圣心 。

近年以来，对毛泽东的接班人情结和林彪悲剧的体制和个人因素的研究，都有了逐渐深化的趋势。其中值得注意的一说是：这一事件不仅是“接班人”的悲剧，其因果还涉及 到了“接班人”的“接班人”、即隔代接班人的选择和指定问题。已故的中国历史学家高华，在２００６年就指出：林彪在“政治上极其幼稚的一面”是在文革中推出他的儿子林 立果作为他的接班人，从而犯了毛的大忌。

9月27日，在八届十中全会的闭幕会上，毛就民主集中制说了一番话：我们现在有六个大区，有六条心，中央有几十个工作部门，有几十条心，那怎么办？所以每年都得有一次到两次，不惜时间，展开辩论分析，把各种意见加以比较，求得一个统一的意志。

毛泽东、刘少奇这一唱一和的发言，和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一样的相得益彰，彭德怀、高岗、习仲勋被他们踩在脚下、任意鞭唾。只是，坐在主席台上的刘少奇或许没有想到，四年以后，他就成了“彭、高、习”的总后台，得到了比“彭、高、习”还要悲惨的下场。此是后话。

前天，（八月一日）我第四次同全体职工一块，听了关于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阴谋叛乱的罪证，和关于陈伯达反共份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份子的历史材料，使我更加感到，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和广大深入的群众运动这面无比巨大的照妖镜，这样迅速地把这帮牛鬼蛇神的原形显照出来，特别是如果不是主席这样从他们的世界观以及他们的政治观点和阴谋活动，及时地查觉出他们的反动本质和极大的危害性，并迅速地把他们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旦他们完全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那不但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会变到资本主义复辟，而且会使我们的国家重新沦入半殖民地的地步，更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

8月17日，毛主持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当李先念谈到阶级问题时，毛说：打了一辈子仗，把阶级斗争忘记了，现在阶级斗争的形式跟过去不一样了，过去是流血的，现在不是了。1 现在的形式是糖衣炮弹式的、是笑里藏刀式的、是和颜悦色式的、甚至是看不见摸不着、不知不觉就着了人家的道的。

阎红彦身边的秘书李原后来撰写的《只唯实－阎红彦上将往事追踪》一书（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5月第一版）的第171到183页中长篇累牍的为阎红彦这段并不光彩的告密事件进行了辩诬。可惜的是李原尽管左支右绌，仍旧难掩其破绽百出。关于阎红彦告密一事，在薄一波等人的回忆录中写的非常明白。

闫红彦，1927年10月，参加李象九、谢子长在陕北发动的清涧起义，成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建国后，历任四川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省委副书记、书记、副省长兼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等职，1959年开始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1967年元月8日自杀身亡，是唯一的一位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开国上将，也是文革中第一位非正常死亡的省委第一书记。

1990年深圳特区成立十周年，习仲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千言万语说得再多，都是没用的，把人民生活水平搞上去，才是唯一的办法。不然，人民只会用脚投票。

一次是一九三五年，陕甘（包括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武装斗争在连续不断地取得胜利之后，发生的一场罪恶“肃反”。在“肃反”中，创造陕甘苏区和红二十六军的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张秀山等人被逮捕入狱，并杀害了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区的一大批革命干部，几乎导致中国革命的最后一块根据地的丧失。在这危急关头，中央红军长征到达了陕甘根据地，制止了这一罪恶的“肃反”。习仲勋曾经对陆定一说过：“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如果再晚4天，我的命就没了，因为要埋（活埋）我的坑都挖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