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1959–1976）

我在中南海工作时，有个随手记日记的习惯，虽草率、随意，不连贯，散乱错杂，但真实、私秘、便于翻查。可惜这些日记多在文革受审时失落了，也许被有心人收存起来，或者当作废纸处理了。只有1962年4月20日—1962年10月24日的日记残页，在我1986年出狱时夹在归书中退还给我了。

田家英参加了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那时从北戴河到中南海有直达的班车，所以他常在北戴河和中南海两头来来回回的。8月25日和26日，他在秘书室室务会上分别传达了会议的情况，这些我当时都记在自己的工作日记上了。田家英传达的具体内容可见下章日记残页的1962年8月25日、26日两天的日记。

1959年开春我到四川新繁县去种试验田，一有空余的时间我就骑着自行车去周围的农村搞调查，差不多把新繁县周边方圆二百里的地方都跑遍了。我采访了很多农民，他们都说，58年好啊，58年办食堂，我们比赛吃，看谁吃的多，结果有人吃撑了，送到医院，想拉开肚子，把吃下去的拿些出来，结果肚子还没有拉开，人就死了。这样的事，我听到的就至少有三次。就是说，撑死人的事还不是个别现象。

七千人大会的主会场在中南海的怀仁堂。第一天在大会上讲话的是刘少奇。不过刘少奇那天在大会上只是做了口头讲话，他代表中央向大会做的报告，是事先印发给大会代表的，并没有在大会上念。

谭震林的夫人葛慧敏很厉害，谁都不敢惹。谭震林当时是管农业的副总理，享受首长特供，可是葛慧敏对特供还不满意，还用首长专用的军用飞机去农村采购活鸡。带活鸡是不能坐飞机的，葛慧敏就很强硬说是首长要的，非让人家运。活鸡是放在一个筐里运的，下了飞机，要把筐还给人家，哪知道就在把鸡从筐里拿出来的时候，一失手，那鸡在机场里到处飞。这下问题大了，飞机场最怕这个飞的东西了，那鸡万一钻到飞机的发动机里面去，飞机就要出事的。她就叫警卫赶紧去抓，结果一大群人就在机场里面抓鸡，闹了个大笑话。

原来对王刚的处分是开除党籍。通过一起在二七厂劳动，我们彼此都增进了了解，相互之间产生了感情，他也认识到了自己以前的错误。从二七厂回来后，我们就提出能不能把对他的处分改为“缓期执行”。田家英给主席汇报，主席表示同意。田家英向我们传达，主席说这是个成功的经验。主席还说，“缓期执行”这一条可以试试看，如果效果确实好，可以写进党章。文革中，我们中央文革小组还讨论过，想把这条用来处理犯走资派错误的一些干部。王刚高兴极了，说多亏了戚本禹，否则谁替我们去跟主席说话啊！1976年10月以后，王刚又被调回到秘书室当主任。

1959年庐山会议后，党内开始了批判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北京市委向中央办公厅反映，那些因为在中南海“八司马事件”里犯了错误而被下放到北京郊区劳动的干部，在背地里牢骚很大，有的甚至还流露出了对彭德怀的同情。田家英知道后就把他们叫回来进行了整风，并向他们传达了庐山会议的粮神。当田家英把这次整风的结果报告给毛主席的时候，毛主席就对田家英说，你们让犯错误的人自己下去劳动，也没有很好的去关心和照顾他们，他们当然会有情绪。尽管他们以前做的是错误的，但你们那些积极分子应该带着他们一起下去劳动锻炼，一起改造思想。并且要以身作则，做他们的榜样，让他们慢慢认识自己的错误，把思想转变过来。

庐山会议结束后，在会议期间一直在主席身边工作的林克，告诉了我在庐山会议上发生的这样一个情况。在庐山上，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周惠、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李锐等几个人经常晚上聚在一起。山上站岗的警卫战士发现了一个异常的情况，就是等他们这些人都进了屋子以后，就把屋子里面的灯都关上了，别人还以为里面没有人。等过了几个小时以后，人又一个一个地从屋子里面走出来了。警卫战士把这个情况都作了记录，把他们几点关的灯、几点开的灯、都有什么人进去、出来等等，都做了详细的值班记录。负责会议保卫工作的是罗瑞卿。

新繁县今年和去年的粮食产量，现在还没有最后算出来，罗世发说，党委也没有做研究，不敢说。一种估计是400斤左右。但从今年春季麦子收交帐上看，似乎不够这个数目。罗世发这个管理区今年小春麦子是880亩，完成征收人任务22万斤，留麦种17000斤，还有3万斤没打的麦泡泡。照这样算，产黄有340？350斤。究竟实际有多少，还摸不很准。

等插下去的秧苗长起来后，老农告诉我要去间苗，就是要把长得不好的苗拔掉。我说，拔掉后不是苗就少了吗？老农就说，这种长得弱的苗以后是不会结果实的，但你不把它拔掉，它就会争肥，这样就影响了好苗的生长，就会影响收成。老农还教我看什么样的苗算是弱苗，要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