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1959–1976）

中国同莫斯科的争端，使康生有机会同当时党的总书记邓小平有了紧密的联系和合作，邓被毛授权全盘处理对苏关系，二人的密切关系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建立的。康生和邓小平两人都有国内和国际事物的背景，康生紧跟毛泽东的“爱屋及乌”、“恨屋及屋”，邓小平早期受到来自莫斯科王明等人“左倾”的迫害，使两人对苏联产生强烈的厌恶。

在十一届三中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点了康生的名，说康生的错误是严重的，要中央批判他，邓并不赞成。邓复出工作后，所请顾问之一就有康生的秘书李鑫。有人要整李鑫，邓保他，让他继续担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职务，后因无事可做，到经济所任副所长）。

第一件事是“延安整风”。自从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前共产国际肯定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以来，军队和根据地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理论上有形成了足以对国共关系乃至中国革命起指导作用的新民主主义思想，毛泽东的工作算是顺风顺水。然而，这个时候的中共在组织系统上仍然是共产国际的一个下级支部。包括相当一部分主要领导人都曾留学苏联或接受过共产国际的教育培训，对共产国际从心理到思想都有极大地依赖和服从。

与1959年庐山会议、毛的初衷是要纠正经济上的“左”所不同的是：这次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毛的初衷是要纠正刘少奇、陈云等一线领导人的“右”，且不只在经济范畴，具体就是前面说的“三风”，即“单干风”、“黑暗风”、“翻案风”。为此，毛在开会的当日，就祭出了“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大旗。

8月3日，毛在同来北戴河出席中央工作会议的西北地区的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五省区负责人谈话时说：这次会议的问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单干道路？还有形势问题。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斗争，这个斗争是长期的。苏联革命四十多年，还有修正主义。形势，究竟怎么样？是一片黑暗，或是一片光明？现在讲黑暗的多了，在我们党内有一部分人，各级都有。

前一句发生在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当时彭德怀因谏言之“信”而问题升级后，毛专门找了支持彭的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谈话。谈完话出来，遇见田家英，李锐颇有点轻松之感，将“解疙瘩”、“湖南集团”是误会等告诉他。田家英说：决不要轻信，大难还在后面。1 其后，除了周惠被从轻发落外，黄、周、李，皆未幸免。

此时，当杨尚昆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杨谈话的要点后，聪明绝顶、心领神会的周立刻意识到，这是毛在用毛的方式，既笼络亦警告自己：要稳住脚、选好队、听指挥。而毛泽东也抓紧谋划布局。7月19日，即杨秉承毛的旨意，向周汇报的第二天，毛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提出要反对分散主义，并认为中央各部门是最大的分散主义。同时，毛认为，外事系统是比较好的（周恩来主管的部门），党的联络部（邓小平主管的部门）、军委（林彪主管的部门）是好的。

实际上，爆发前的毛泽东已经在不断有所流露，且越来越明显。1962年7月18日毛叫来正在参加刘少奇对下放干部讲话会议的杨尚昆（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书记处后补书记。是后来“文革”之初，被打倒的“彭罗陆杨”之一）谈话。同日晚，杨向周恩来报告毛与其谈话要点，《杨尚昆日记》（下）（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96页）用黑粗体记载如下：“是走集体道路呢？还是走个人经济道路？对计委、商业部不满意，要反分散主义。我觉得事态很严重！！十分不安！”

“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指派田家英带队到湖南他和刘少奇的家乡，调查了解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后农村贯彻《人民公社六十条》的情况，及农村还存在什么需要解决的问题。在此前一年左右的时间里，田家英受毛泽东委托搞了一系列调查，参与了《人民公社六十条》、基本核算单位下放等文件、指示的起草，以出色的工作赢得毛泽东的高度信任。毛泽东说：六十条的发明权，是田家英的。这一时期，是毛泽东与田家英关系极为和谐、密切的时期。

之后，让毛继续憋气的事，接踵而至。其一，1962年3月，周恩来在广州国家科委召开的全国科学工作会议和文化部、中国剧协召开的全国戏剧创作座谈会联席会议上，作了题为《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其中指出：“十二年来，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有了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报告肯定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要求：“过去对同志们批评错了的、多了的、过了的，应该道歉。”并代表中央“利用这个机会，再作个总得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