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1959–1976）

一次是一九三五年，陕甘（包括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武装斗争在连续不断地取得胜利之后，发生的一场罪恶“肃反”。在“肃反”中，创造陕甘苏区和红二十六军的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张秀山等人被逮捕入狱，并杀害了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区的一大批革命干部，几乎导致中国革命的最后一块根据地的丧失。在这危急关头，中央红军长征到达了陕甘根据地，制止了这一罪恶的“肃反”。习仲勋曾经对陆定一说过：“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如果再晚4天，我的命就没了，因为要埋（活埋）我的坑都挖好了。”

康生就是这样，以艺术家天赋般的敏感敏锐、权术家的心计阴鸷、特工专家的缜密冷酷，再加上中国政治里不可或缺的资历以及看透了毛泽东骨子里帝王意识后的不拉派结党（注：把康生说成和江青一伙，文革时是毛的“拉郎配”，文革后是党的“拉郎配”。康生和绝大多数老干部一样，内心是看不上江青的，康只对毛负责。毛任命其为“文革”顾问，也有“监军”意味，这也是心知肚明、深晓毛老谋深算的江青等人对其恭敬有加的隐因。详情后述），使其成为毛发起的政治斗争中至关重要的一枚“棋子”。不过，解放后“高岗事件”和1959年“庐山会议”，并非毛主动而为。

另外一件相当重要的朴朔迷离之说，是关于康生临终前，向毛告了邓小平一状，最终促使毛下决心反击了“右倾翻案风”。官方以及众多史家、包括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其《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第391页）也写到：“这期间，除了毛远新的作用外，已经病入膏肓的康生，也趁机向毛泽东进谗言，说邓小平‘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然本人仔细查阅了中央文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年谱》，未找到康生告状一节。如果有，官方断不会对此瞒匿。真可不记，假亦不发，这也是一种进步，可喜可赞。

从上述采访中，虽不难看出曹轶欧对康生人之常情的辩护之意，但将彭德怀指责为王莽、并一连为江青提了几个笔杆子来看，还是接近真实的，尽管有避重就轻之嫌。但康生将彭德怀视为篡位的王莽，或许比他人将彭看做直臣的海瑞，对毛来说，更欲除之而后安。

赫鲁晓夫离开中国后，对中共领导人的强硬态度一直耿耿于怀。10月6日，他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发表访华归来后的公开讲话中影射攻击中共领导人“像好斗的公鸡”。

中国同莫斯科的争端，使康生有机会同当时党的总书记邓小平有了紧密的联系和合作，邓被毛授权全盘处理对苏关系，二人的密切关系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建立的。康生和邓小平两人都有国内和国际事物的背景，康生紧跟毛泽东的“爱屋及乌”、“恨屋及屋”，邓小平早期受到来自莫斯科王明等人“左倾”的迫害，使两人对苏联产生强烈的厌恶。

在十一届三中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点了康生的名，说康生的错误是严重的，要中央批判他，邓并不赞成。邓复出工作后，所请顾问之一就有康生的秘书李鑫。有人要整李鑫，邓保他，让他继续担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职务，后因无事可做，到经济所任副所长）。

第一件事是“延安整风”。自从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前共产国际肯定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以来，军队和根据地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理论上有形成了足以对国共关系乃至中国革命起指导作用的新民主主义思想，毛泽东的工作算是顺风顺水。然而，这个时候的中共在组织系统上仍然是共产国际的一个下级支部。包括相当一部分主要领导人都曾留学苏联或接受过共产国际的教育培训，对共产国际从心理到思想都有极大地依赖和服从。

与1959年庐山会议、毛的初衷是要纠正经济上的“左”所不同的是：这次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毛的初衷是要纠正刘少奇、陈云等一线领导人的“右”，且不只在经济范畴，具体就是前面说的“三风”，即“单干风”、“黑暗风”、“翻案风”。为此，毛在开会的当日，就祭出了“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大旗。

8月3日，毛在同来北戴河出席中央工作会议的西北地区的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五省区负责人谈话时说：这次会议的问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单干道路？还有形势问题。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斗争，这个斗争是长期的。苏联革命四十多年，还有修正主义。形势，究竟怎么样？是一片黑暗，或是一片光明？现在讲黑暗的多了，在我们党内有一部分人，各级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