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1959–1976）

老实说，那时我们对如何炼钢，产（实）际上是一点基本的概念都没有的，就是冲着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一定要把钢炼出来。我们一面看书，按照中国古代的方法去炼钢；一面请冶金部冶金研究所的同志来跟我们上课。炼出了一块钢之后，马上就拿到冶金部的冶金研究所去化验，看看是不是合格。人家看到是中南海送来的，当然不敢怠慢，就一次次地给我们化验。而当时我们是连一点成本的概念都没有的。

中秘室的运动比全国慢“半拍”，全国范围的反右斗争在1957年夏末己经结束，而中秘室的整风才刚刚结束，从9月份开始了一场持续达一年的争论，焦点是围绕着何载的问题究竟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右派”性质的问题。

我是“八司马事件”中的主要当事人之一，而且，就给何载写大字报而言，我的确是这一事件的始作俑者。但是，由于何载等人对我们搞打击报复，后来的事情都脱离了我个人和我们八个人的控制。这正是这件事一波三折，直到主席介入才峰回路转，我们才获得解放的原因。文化大革命后，这个事件再次翻转过去了。

中南海的“八司马事件”始发于1957年春的整风运动期间，延续到嗣后的反右派运动中，直到1958年5月才告结束。这个发生在毛主席身边，而毛泽东直到最后阶段才知情并加以解决的政治事件，具有非同小可的政治含义。它决不只是“八司马”遭受何载他们的打击报复这么简单，而是反映出了当年党内整风运动的艰难曲折和反右派运动被一些人人为扭曲的复杂历史过程，更折射出了一些人在中央中枢机构搞小动作，在毛主席身边搞小动作，企图渗透毛主席直接领导的秘书室，把自己的人安插到毛主席身边。

反右派总要一个指导文件吧？解铃还须系铃人，党中央就用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来做文章。毛主席是尊重党内其他同志意见的，也是遵守党内一贯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的。他也许是看到自己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出来后，社会上出现那么多的言论，又受到周围各种材料和上下左右的人的影响，就把他原来的讲话，交由胡乔木、田家英和陈伯达他们，吸收党内高层其他人意见进行修改。

罢工、罢课、游行、示威我说是又好又不好。商品有两重性，这事也有两重性。和匈牙利、波兰事件一样有两重性。匈牙利事件不好，又好，又不好。匈牙利闹事不好，但闹事也帮了我们很大的忙。首先是，匈牙利局势稳定下来了，现在匈牙利的局面要比过去好。再者是社会主义阵营得到了很大的教训。全世界出现了反苏、反共的高潮。这件事，第一当然不好，但第二好。因为帝国主义阵营的反苏反共，锻炼了各国共产党。法国共产党的机关被打乱，瑞士共产党领袖躲到山上，找我大使馆。大批共产党员离开党。英国、荷兰、比利时的知识分子党员纷纷脱党。他们脱党是好事，纯洁了党。主要方面是好的。

我讲战略方针。要认真救灾。全国有很多灾，每年有灾，要拨粮，给他们救济粮。要搞好统销，统销苏联没做过，我们在全国有计划地统销粮食。还有安排就业，统战方针，所有这些都是统等兼顾，合理安排。去年就安排300万人就业，按照计划只能安排80万人，多了220万人，因此麻烦很大。工资出去了，发了1800万人的工资，增加了300万人。失业只能逐步消灭，还不能完全消灭。

人们说我们反复无常，“早知今日，何必当初”。1950—1952年我们大约杀了70万人，香港报纸说杀了2000万，多了1930万，“纣之不善。不如斯之甚也”。也不必对帐了。哪里有几千万，70 万则有之。

不料，1956年初国际风云突变，2月24日，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闭幕之前，作了一个关于斯大林错误问题的秘密报告。这个报告虽然没有向苏共全党传达，但仅过了半个月，美国《纽约时报》就全文刊出。随后国际上就掀起一个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风暴。1956年秋季，在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也先后出现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其中“匈牙利事件”是比较严重的社会动荡。

安子文也是刘少奇的老部下、心腹大将，他在以副部长身份主持组织部工作期间，行为和杨尚昆如出一辙，在刘少奇的授意之下，有好多重大的事情都不请示主席，甚至任命省一级的干部都不请示毛主席。安子文当时还犯了很多其他错误，例如提倡剥削，公开支持党员雇工，说党员不带头雇工，群众就不敢雇工，生产就不能发展；还说，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占三分之二，我们的党应该是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党……。所以组织部长的位置，主席没有让他接，是调来饶漱石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