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世卫组织官员评估中国处理新冠疫情

中国当局对新冠病毒疫情反应的滞后、吹哨人李文亮被训诫,以及大面积封城、隔离引发的诸多问题引起民众的愤怒和质疑。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应该如何应对这样一场公共卫生危机?世界卫生组织公共卫生法暨人权协调中心主任、美国乔治城大学法学院教授拉里·高斯廷(Lawrence Gostin),接受美国之音专访,分享了自己的看法。 高斯廷教授表示,世卫组织相信能够防止疫情蔓延,但也要做好准备,以防在可预见的将来无法控制疫情。目前病毒传染性非常高,“我希望这不会成为全球范围的流行病,不会成为季节性的像流感一样的病毒,但我们也要做好这个准备。”高斯廷说。 为了应对疫情的传播,中国在大量城市、省份实行隔离、封城。对此,高斯廷教授并不认同,并表示担忧。“首先,是公共卫生方面的担心。因为人们聚集在一起,会造成交叉感染,”他告诉记者,“第二,这会造成恐慌、恐惧等问题,这已经发生了,还会造成信任的丧失。公共卫生领域的首要原则就是获得民众的信任与配合。但现在人们很害怕。他们担心没有食物、没有药物,有些发烧的病人甚至去不了诊所。”中国在短期内建造火神山、雷神山医院接受病人,但高斯廷担心这仍然不能满足治疗和检测的需要。另外,他也表达了人权方面的担心。“人们有权外出,有行动的自由。我们需要用尊严和人道主义对待民众。” 高斯廷教授说,中国正面临一个关键时刻。他说:“在当地官员发现病毒之后的三到四周时间里,中国没有做出反应。”他认为中国政府的反应滞后导致病毒在中国和全球大量传播。“目前疫情在中国并没有得到控制,这可能会损害公众对政府的信心,”高斯廷说。 吹哨人李文亮的离世引发民众的讨论。高斯廷认为,有关疫情的信息应该在第一时间向公众公布。在公共卫生问题上,快速反应至关重要。他说:“应该马上公布,在传染病问题上你不能坐视不理,每一天,每个小时都是遏制病毒的宝贵时间。”高斯廷教授表示,像李文亮这样的医生、个人完全有权利向公众披露信息,他说:“如果他不公布,那是不道德的,是不对的。在他心里他想要救人,怎么能有人指责这种做法呢?” 有关中国政府应对疫情的措施,高斯廷建议中国提供医疗车进入社区,提供检测和咨询,他也建议中国接受国际专家的帮助。“我还会邀请世卫组织卫生紧急事件项目的专家,美国疾控中心和其他机构有经验的传染病专家,我会让他们在一线开展工作,对他们公开所有的信息,让他们独立核实信息,这样他们才能在疫情中真正与中国并肩作战。” 疫情期间,社交媒体成为很多民众了解、交流信息的平台,但高斯廷也指出,社交媒体是一把双刃剑。他建议民众查看世卫组织的网站、报告,以及美国疾控中心的网站来了解准确的疫情信息。他也希望中国政府对公民做到诚实、透明,在事发第一时间向公众公布信息。   来源:V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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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炎疫情:湖北一天确诊人数激增上万的背后原因

2月13日一早,中国民众一觉睡醒,得知湖北一夜之间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人数激增1.4万多人。是此前单日增加病例惯常数字的十倍。 截止2月13日北京时间早上10:30分,湖北省的累计确诊案例达到48206例,全中国的累计确诊案例达59882例,死亡1367人。 湖北省确诊人数的陡增,官方解释为根据中国国家卫健委的第五版诊疗方案的建议,将临床诊断纳入确诊方式。即湖北省突增的14840名患者中,有临床诊断病例13332例。 为什么要纳入临床诊断 香港大学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栢良表示,为了更快速,更准确检查病人是否确诊,把临床诊断病例纳入确诊病例为必要的更改。 他解释称,此前必须在实验室测试为阳性后,才可接纳为确诊个案;后来因个案激增,更改成医院以快速测试来确定。不过在疑似病人不断涌现,医院无法为所有人作测试,部分病人未经确诊便死亡,所以未纳入确诊案例。 此前四川成都的一名新冠患者,前4次核酸检测均呈阴性,第5次送检后才被确认。目前为避免漏诊,“把部分新冠肺炎病例不发热、核酸检测有可能出现阴性”等情况纳入医护人员的日常实操中。 中国官媒央视引述中央指导组专家、北京朝阳医院副院长童朝晖称,第五版卫健委的方案里已经对湖北地区已经提出来临床诊断病例问题。其次根据病学原理(核酸检测)确诊的病人占比有百分之二三十,有百分之七八十靠临床诊断。 临床诊断的依据包括发热、呼吸道咳嗽、憋气的临床症状和临床体征、CT影像和流行病史等综合因素给病人下结论。 中国门户网站搜狐的文章称,投入使用新的诊断标准,带来统计数字上的巨变,更要记住标准之变的另样含义:它预示着此前统计的缺陷,一些等不到核酸检测的市民死去,被当成其他死因,或笼统称之为重症肺炎,没有纳入新冠病毒死难者名单。这是统计学的憾事,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牺牲,以及人道主义的代价。 为什么2月12日突增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国家卫健委的诊疗方案于2月8日公布,到2月12日湖北的确诊数据激增,中间的4天时间发生了什么? 2月10日晚,武汉市前市委书记马国强在发布会中表示,截至2月9日,武汉户数排查的百分比已达到98.6%,人数排查百分比达到99%。此外马国强还表示,武汉的1499名重症确诊患者全部入院。 此话引发公众质疑,在央视微博的评论中有许多疑似患者发布个人信息,称自己未被收治和确诊。公众批评马国强睁眼说瞎话。 也在同一天的2月10日,湖北省卫健委党组书记和主任被免职。 2月11日非典专家,传染病防治领域的权威人物钟南山接受路透社采访时指出,新冠病毒疫情可能4月终结。此前他曾预测拐点可能会在二月出现,现在被证明当时的判断为时过早。 2月12日,湖北的确诊人数激增1.4万人。 2月13日,湖北的人事出现调整。中国当局对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主要负责人职务作出调整。上海市长应勇接替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职务,济南市委书记王忠林接替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职务。 有中国微博网友评论称:“怪不得一下子一晚上突然增加了一万多,原来是为了盘账、理库存,毕竟换了掌柜,不能把老账算到新掌柜身上。” 来源: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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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何迟迟不让美国专家去帮助调查疫情?

世界卫生组织的医疗专家先遣队在等待了近两个星期后终于抵达中国,但是美国的医疗专家仍然没有收到中方的邀请,尽管美国多次提出请求。中国政府为什么不愿意邀请美国专家前往中国,实地了解疫情并帮助抗击疫情的扩散呢? 谭德塞:希望世卫组织专家组的其他成员尽快前往中国 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专家先遣队已经抵达中国,协助调查在中国爆发的新冠病毒疫情。 世卫组织的总干事谭德塞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由加拿大急救专家艾尔沃德领导的专家小组和他的同事将与中方的专家一道工作,确保这个团队中“有合适的专业知识,能够回答正确的问题”。 谭德塞说,希望这个专家组的其他成员能够很快前往中国。小组可以由10到15个人组成。但他没有提供这些专家的身份。 获得让这个专家组前往中国的许可花了将近两个星期的时间。 美国政府多次表示希望派遣专家前往中国协助遏制疫情,但是到目前为止,美国的专家还没有能够前往中国。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派驻在北京的工作人员也未能前往疫情爆发的中心武汉。 NIH专家弗契:美国需要了解疫情的实际情况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所属的国立过敏与传染病研究院主任安东尼・弗契(Anthony Fauci)星期二在一个研讨会上再次表示,美国需要了解疫情的实际情况,包括疫情的范围、严重程度、无症感染以及病毒传播的情况,因为这会对美国的政策决定产生很大的影响。 他认为,目前看到的病例数据很可能不反映实际患病的人数。 他说:“很明显,当你面临目前的这种情况,病毒非常容易传播,尽管我们不知道,但很可能的是,轻症或是无症状病人比因患有重症而去医院就诊的病人的人数要大得多得多。” CDC官员麦斯尼耶:美国专家随时可以动身 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CDC)国家免疫和呼吸疾病中心主任南希‧麦斯尼耶(Nancy Messonnier)星期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作为正常程序的一部分,世界卫生组织组建了一个大的有不同专长的专家团队,随时待命。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以及其他政府部门也做好了前往中国的准备,只等中国发出邀请。 她说:“这个名单上的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科学家是对这种病原体有很多经验的流行病学家。我们还有实验室的专家,一旦收到前往中国的邀请,他们随时可以动身。 麦斯尼耶:世界上有很多称职的专家可以帮助中国 如何解释中国政府迟迟不邀请美国这些顶级的医疗专家前往中国协助抗击疫情呢? 麦斯尼耶说:“我想,世界上有很多称职的科学家,可以给中国提供帮助。当然,我们希望我们的科学家获邀进入中国,但是我们不得不等待他们向我们提出来。” 利伯曼参议员:中国没有好理由不让专家去,不会被看成是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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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禽流感、新冠病毒:为何很多流行病暴发在中国?

SARS。禽流感。现在是新型冠状病毒。 似乎有很多流行病是从中国来的,导致一些人横加指责。特朗普总统的贸易主管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甚至曾经把中国形容为“疾病孵化器”,那是在最近的疫情暴发之前。 虽然某些最严重的疫情可以追溯到中国,但其他与中国有关的疫情可能是在别的地方开始的。 过去的刻板印象也助长了把中国作为传染病根源的无端描绘,但事实上,在消除可能在发展中地区猖獗的病祸方面,中国比许多国家都取得了更大的进步。 然而,中国最近关于人畜共患病感染——在动物和人之间传播的病毒、细菌和寄生虫——的历史,引发了人们对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公共卫生实践的质疑。 尽管中国政府加强了疾病检测和监测能力,但它对大规模暴发轻描淡写甚至掩盖的倾向,可能助长了传染病的严重性和规模。 研究机构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的流行病学家和高级政策研究员詹妮弗•黄•布依(Jennifer Huang Bouey)博士说,中国已经成为传染病研究领域的领导者。例如,美国使用的流感疫苗通常可追溯到中国所做的研究。 布依说,与此同时,中国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就像一个实验室。 她说:“有相当数量的流行病源自中国或经过中国。” 以下是有关中国和传染病的五个基本问答。 问:有哪些疫情追溯到中国? 2003年在北京建立的SARS隔离病房。 20世纪两次毁灭性的流感大流行——1957年的亚洲流感和1968年的香港流感——都起源于中国,在世界范围内造成约300万人死亡。 2003年的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SARS)流行,造成774人死亡,几乎所有死亡病例都在中国大陆,该疾病追溯到中国南方食品市场上作为野味出售的果子狸。 1997年,香港暴发致命的禽流感,导致至少18人死亡,据信该病毒源自中国大陆南部饲养的家禽——这个中国领土的几乎所有禽肉都来自那里。 去年,引发非洲猪瘟的病毒导致中国将近一半的生猪死亡,这是一种目前无法治愈的疾病。尽管这种病毒不会感染人类,也不是起源于中国,但批评人士说,中国政府的政策和管理不当可能无意中加速了该疾病在该国生猪中的流行——该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生猪存栏量——并传播到亚洲其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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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南山:新冠病毒疫情可能4月终结

现年83岁的钟南山在2003年”非典”疫情期间成名,是中国传染病防治领域的权威人物,目前的正式头衔是中国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他在周二(2月11日)接受路透社采访时,对于疫情将很快出现拐点表示乐观。根据最新数字,湖北以外地区的新确诊病例数量已经连续7天处于下降状态。 钟南山表示,根据数学模型、最近势态发展以及政府采取的措施判断,疫情将在2月中下旬达到高峰,然后进入一个平台期并缓慢减弱。 “我希望疫情也许会在4月左右结束,”他在广州医药大学巡视病房时作出以上判断。当地收治11名新冠病毒感染者。 尽管他的最新判断也许能平息全球范围对于新冠病毒的恐慌心理,但路透社同时指出,钟南山此前数次关于”疫情将出现拐点”的预测事后都被证明言之过早。 新冠病毒疫情已经造成超过40000人感染,1000多人死亡,大部分感染和死亡病例都发生在中国内地。 “我们不知道它为何会感染性那么高,这是一个大问题,”钟南山表示。 他表示,自己所在的广东省新增确诊病例正在逐步减少,浙江和其他一些地区同样如此。 疫情爆发之后,中国政府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封闭疫区,遏制病毒传播渠道。对于针对疫情中心武汉的”封城”措施,钟南山表示赞赏。但他同时表示,病毒扩散早期出现失控状态。 “地方政府,地方卫生当局应该要负一些责任”,他表示,”他们的工作没有做好。” 人们普遍认为,此次新冠病毒疫情去年12月开始在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最先出现。该市场除销售海鲜之外,也有野生动物贩卖。 “中国英雄”   1月初,武汉医生李文亮将疫情信息发布在微信群中,却被人举报”造谣”,遭到警方训诫。上周五,李文亮也因感染新冠病毒而去世,引发中国网络舆情汹涌,许多人对于政府的做法发出抨击。 钟南山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大部分人都认为他是中国的英雄”。他一边擦拭泪水,一边说:”我很为他感到自豪,他12月底就告诉了人们真相。后来他去世了。” 钟南山表示,除了李文亮之外,还有数百名医生都希望揭露真相,现在政府也鼓励他们这样做。”我们真的需要聆听。” 2003年非典疫情中,钟南山曾表示,政府不愿意公布信息造成疫情延长。他表示,政府这次在透明度和与世卫组织合作方面比当年好得多。 但他同时强调,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完成,包括禁止野生动物交易,在卫生科技方面进行更好的国际合作,改善疾控中心的运作以及建立预警潜在疫情的全球”哨兵”机制。 “如果我们有更好的合作和协调,我们就能更早发现病毒以及人际传播的现象,”他在这次历时90分钟的访谈中表示。他认为,如果有这样的预警机制,这次疫情不会如此严重。 钟南山表示,目前仍不清楚病毒感染病人的具体途径,是否可以通过粪口传播以及”超级传播者”是否在疫情传播中扮演角色等。 迄今为止,中国方面的数据显示本次疫情康复率相对较低,只有不到10%的确诊患者最终出院。但钟南山表示,官方不敢掉以轻心,许多健康状态已经相当不错的病人目前仍处于隔离状态持续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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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炎疫情:种族歧视开始蔓延全球

武汉疫情尚未平息,世界各地都在为抑止疫情蔓延尽最大努力。然而,全球各地却陆续传出亚洲人在世界各地遭受种族歧视甚或暴力的意外。 BBC中文访问了居住在德国,遭遇大小歧视的亚洲民众分享他们的经验。他们说,种族歧视不是因为武汉疫情才发生的,那是一种根深蒂固对外来者的排斥。但他们也说,并不认为自己只是单纯歧视的受害者,他们能够反击,或用艺术设计为人权发声。 “我不是病毒” 世界各地都接连传出对亚洲人不友善的举动。包含在欧洲在内,许多在德国居住或求学的亚洲人都在社交网站上分享,自从武汉疫情开始延烧之后,在日常生活中被歧视的不快经历。 前一周,根据德国媒体《每日镜报》,有中国女留学生在柏林米特区(Mitte)上学途上,被两位德国女青少年辱骂并吐口水,她反击后被肢体攻击,受了伤。之后在微信中提及自己的遭遇,表示攻击她的人是中东背景的德国人。遇袭事件发生后,中国驻德使馆高度重视,要求德国重视此事以及防范。 一位台湾女学生陈同学,在台湾留学生脸书社团提及,上个月底时在德国乘坐地铁时,验票员竟然告诉她,“你生病了,离我远一点”。她感到十分愤怒及难过,并计划投诉。 同样也在德国求学后工作的台湾人翁郁婷,在脸书与许多旅德的台湾人彼此分享自己近日在柏林生活中遇到的遭遇。她与同样留德背景的设计师友人吴思盈,一起发起了“我不是病毒”的设计,计划生产“我不是病毒”的背袋,希望唤起大众的平等意识,不向种族歧视以及病毒低头。 在柏林就业的翁郁婷告诉BBC中文,自从新冠病毒成为国际事件,有次逛超市时有两个年轻人看到她,突然“大动作地后退,并且拉高衣领遮住口鼻,一方面觉得他们很无知,但另一方面还是会有点小伤心。”她说。 另外,她说跟公司同事出去午餐,也听到德国人在大声嘲笑中国新冠病毒,当发现餐厅有位亚洲人后,还连忙跟自己解释不是在说她。 24岁的翁郁婷补充说,因为自己的亲身体会,再加上听到许多和他类似的事件,让她最近出门都格外小心。“就连最近因为感冒,我都不敢在外面咳出声音,深怕引来许多不必要的误会。”她补充。 一起合作的吴思盈也表示,她们的艺术创作是一个“社会设计”,尝试去解决目前当下社会文化差异之下,所产生的价值冲突:德国人与亚洲人对于“戴口罩”有明显的认知差异,因此他们希望这个设计能一来解释亚洲人戴口罩的原因(不一定是生重病才会戴),二来是降低欧洲人对“戴口罩”的恐慌感并降低亚洲人被歧视或受到攻击的可能性。 今年23岁,高中毕业就到德国读书的,要求不用真名的台湾移民小红(化名)告诉记者,她在仅有100多人居住的柏林近郊村庄居住,但远在天边的武汉疫情也开始影响她的小村子。小红说,这个村庄居民多数是退休的德国白人,全村只有她一个亚洲人,但她与丈夫一直与村民相处平顺。不过,武汉疫情爆发后,德国陆续传出确诊个案。他们相熟的一个邻居,突然打电话告诉她说,村子认为她是中国人,现在都人心惶惶。这位老邻居也开始小心翼翼的先在电话上问她身体状况,才愿意串门子喝茶,不若以往热络了。 德国社会种族歧视阴影仍在 但是这些移民都不认为他们是受害者。 访谈中小红一再强调她同意她的德国丈夫说的,德国人对种族歧视很敏感,很害怕被称为种族歧视者,却又对自己的种族言行没有反思。因此遇到被歧视的时候,小红并不回避冲突。 小红提到,之前住在柏林时,大大小小的种族歧视对她来说几乎是家常便饭。譬如,好几次街上会陌生人介入她与朋友的对话,模仿他与朋友讲中文的音调; 或把眼皮拉成单眼皮,在他们面前做出功夫熊猫的举止。印象较深的是有一次,一个德国青少年走过来问她说,“你黑头发黑眼睛,妳身上有带白米吗?”小红说她那次回应对方说,“那你金头发蓝眼睛的德国人,是纳粹吗?” 对方一听反应很大,回说,“你怎么可以说我是纳粹?”小红笑着说。 还有一次在电车上卖报纸的小贩到她面前就用德文说了一句,“反正你也读不懂,不会买我的报纸。”小红马上用德文回他说,“你是在歧视吗?你这样还卖得出报纸吗?”对方马上要辩解说他没有歧视。最严重的一次,是下电车时,有一个白人醉汉从后面推了她一把,让她重重的摔在地面上,并骂她“越南婊子”之类的粗话,她身后的先生见状开始与对方理论并发生冲突。 小红说她自己是看情况回应歧视行为,前提是在保护好自己的情况下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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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疫情“吹哨人”:李文亮医生生前采访实录

负责治疗李文亮的医院称,这名医生在感染了新冠病毒后于周五去世。他是首批在去年12月底对新冠病毒的暴发提出警告的人之一,随后被警察噤声。 34岁的李文亮医生之死在社交媒体上引发悲痛和愤怒,人们要求当局向李文亮医生和他的家人道歉。 上周,时报研究员陈怡与记者储百亮(Chris Buckley)和Steven Lee Myers对李文亮医生进行了采访。当陈怡在1月31日和2月1日在微信上对他进行采访时,他正因被一名病人传染新冠病毒而住院。 以下是经过编辑和删减的采访记录。 陈怡:最开始您是什么时候知道这个新型病毒的传播性很强的?您自己被传染的时候好像没有做什么防护措施就被传染了? 李文亮:之前一直没有查。从我接触那个病人,到她的家属被感染,之后我才被感染,就发现传播性比较强。当时患者没有症状,我就大意了。 陈怡:12月31号您在群里告诉您的同学们关于类似于SARS的病毒,当时这么做是因为您觉得已经有人传人的高风险吗? 李文亮:我怀疑。而且注意防护总是好的。 陈怡:当时为什么会这么怀疑呢?是当时已经有收到什么信息或者听闻了什么吗? 李文亮:因为当时已经有肺炎患者隔离治疗了。 陈怡:在12月底的时候吗? 李文亮:嗯。 陈怡:除了您之外,当时还有别的医生在分享关于这个神秘肺炎的信息去提醒身边人吗? 李文亮:同事之间有讨论。 陈怡:当时大家讨论的是什么呢?当时对这个情况是怎么判断的? 李文亮:就是SARS可能要卷土重来。要有心理准备,注意防护。 陈怡:现在您回过头看,如果武汉没有阻止像您这样的医生们去警告他人和分享信息,您觉得现在疫情的状况会不会有很大的不同?您觉得对公众和医生们公开透明信息会更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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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肺炎:“吹哨人”李文亮去世会否改变什么

2月7日晚9点前后,以武汉为中心,中国多个城市响起哨声,社交网络被蜡烛覆盖。许多人在用这种方式纪念不久前刚刚去世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吹哨人”李文亮。   在李文亮生前工作的武汉市中心医院附近,八位武汉市民自发组织驾驶八辆车,打开两边闪光灯向李医生致意,他们说这样做是为代表最初因向外界透露疫情消息被公安训诫的八个人。在医院门诊大楼外,陆续有市民在紧闭的大门前摆放花束、李文亮照片与卡片,并鞠躬致意,表达他们的哀思与愤懑。   “长夜将至,我从今天开始守望,至死方休,”一张卡片上写道。   在疫情爆发一个多月后,李文亮去世点燃了中国民间对当局不作为的愤怒与言论自由缺失的不满。但在舆情热度褪去过后,这股力量是会持续启发中国更加开放言论空间,还是会被消磨与打压?   “最大的悲哀”   中国当局的舆论管控机制在这次史无前例的疫情上本已如履薄冰,李文亮去世后,中国互联网上出现了罕见的全民性讨论。   李文亮曾在12月30日在微信群称所在医院确诊冠状病毒病例,相关截图被他人转发,后被武汉当地派出所训诫。   武汉公安训诫“吹哨人”的做法,李文亮去世时间的疑惑,以及武汉当局是否存在瞒报疫情的追问……公众在多个问题上不断提出质疑,一时之间令舆论管控也很难操作。   中国当局在2月7日开始对舆情作出一些回应,希望化解公众的不满。湖北省政府宣布对李文亮记大功,武汉市也为他提供保险补助金80多万元,李文亮妻子工作的单位表示将负担李文亮子女学费及生活津贴直至大学毕业。   之前多次播报武汉公安打击“造谣”讯息的中央电视台也改变口径。2月7日央视主播在央视微博账号的一段视频中表示,对李文亮去世表示“沉痛哀悼”,“感谢他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的敏锐和敬业,感谢他在疫情防控当中作出的努力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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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媒体:“吹哨人”之死 暴露了哪些问题?

新冠病毒“吹哨人”李文亮医生病逝,不仅仅引爆了中国的舆论,也在全世界掀起了巨大反响。德国、英国、美国的主流大报都普遍认为,这揭露了中国体制的天然缺陷,同时也担心,这场起源于中国的疫情会殃及全世界。   柏林出版的《世界报》以”中国的真相英雄”为题,刊发评论指出,每天更新的病例数、病逝数背后,掩藏着一个个具体的个人命运,而青年医生李文亮之死,则让”遇难者”有了一张异常清晰的面孔,也揭露了中国当局的缺陷。   “在社交媒体上,李文亮获得了高调纪念。他成为了一个北京不得不害怕的英雄。李文亮这样的人物命运,揭露出中国当局只顾保护自己的权力。李医生之死,让北京陷入了百口难辨的境地,这点从官方媒体试图将李文亮纳入自己宣传口径的做法中就有所体现。官方媒体指出,防疫工作存在’缺失和不足’。但是,这种说法并不能掩盖一个事实:李医生和他的同事们,是被人故意要求闭嘴的。”   文章接着指出,早在九十年代,就有过医生向中国政府警告”艾滋村”风险、却反而遭到当局压制的案例。”而现在的李医生之死,再次让中国民众认识到,个体的生命对中国当权者而言是多么地不值一提,尤其是触及到’永远正确的共产党形象’之时。”   “李文亮这样的英雄,不会推翻这个专制政权。但是这些英雄所做的工作却显示出,在需要为全体的福祉扛起责任时,个人会展现出怎样的无私精神,甚至能顶住一切阻力。而北京现在也无法对他们的声音充耳不闻,这至少也燃起了一丝希望。”   政治病毒   《法兰克福汇报》以”政治病毒”为题,刊发评论指出,中国当局几个星期前试图掩盖疫情、压制李文亮医生警告的行为,如今正在埋葬政权的公信力。作者问道,中国是否会因此而陷入一场政治危机?   “李医生之死,以一种悲剧性的方式表明,开放社会相比威权或专制政体更符合民众利益,不论它们从属哪种意识形态。威权政体的关键在于压制令人不悦的信息,当权者的主动审查只是其中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则体现在:威权政体里的下级部门或官员不愿意反映问题,因为这要面临被当作刺头甚至批评者的风险。于是,每一个机构都有着掩饰不良趋势的内在动机,这一动机逐级加强之后,最终会酿成灾难性的后果。”   “专制的这种特性,并非是在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时才显现出来。当代历史中,已经有过许多案例,比如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苏联一直到西方国家报告环境辐射增强时,才承认发生了核灾难,但是此时已经损失了大量宝贵的时间,许多人因此毫无意义地被暴露在巨大的核辐射风险之中。这种做法极大地损害了苏联掌权者的公信力,以至于切尔诺贝利事故最终也为苏联垮台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那么,新冠肺炎疫情,最终又是否会成为中国政治体系的病灶呢?”   毛主席和新冠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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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肺炎:卷入疫情和假新闻风暴眼中的“武汉病毒研究所”

岁末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把“武汉病毒研究所”这个多少人此前闻所未闻的名字推到了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聚光灯下。   日前,这个研究所就美国药品瑞德西韦抗冠新用途申请专利,引发诸多评论。   从蝙蝠到双黄连,眼下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一举一动几乎都成了关注热点。伴随着病毒传播的,还有阴谋论、假新闻。   那么 ,武汉病毒研究所是怎样一个机构,又如何一次次走到舆论的风口浪尖?   专利“抢注”争议   2月4日,武汉病毒研究所官网发布讯息称,“我国学者在抗2019新型冠状病毒药物筛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文中披露已在1月21日就瑞得西韦申请中国发明专利(抗2019新型冠状病毒的用途)。抗病毒药瑞德西韦是美国吉利德公司专利产品,用于治疗埃博拉等传染病。   美国《新英格兰医学期刊》最近曾报道,使用瑞德西韦后,一位在美国的武汉肺炎患者症状改善。   中国大陆有媒体质疑,疫情当头,武汉病毒研究所为什么对有效性仍在验证中的药品开始“抢注”?   彭博社5日文章则表示,此举或许会重新挑起外界对中国对知识产权尊重问题的长期担忧。   蝙蝠——追查元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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