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全球大流行”以来，病毒感染者已经超过1.85亿，造成400万人死亡。   人们希望接种疫苗可以让世界回到某种正常状态，让过去16个月来影响我们生活的种种限制措施得以放松。   但是科学家们越来越确信，新冠病毒将继续存在。   今年1月，科学杂志《自然》询问了全球100多名免疫学家、病毒学家和卫生专家，新冠病毒能否根除？近90%的受访者说“不能”。他们说，有证据表明，新冠病毒可能会成为地方性病毒，并继续在世界各地传播。   在人类与疾病的斗争中，这并非前所未闻，但这种病毒带来了一些特定的挑战。所以，科学是如何预测未来几年我们将必须与新冠病毒共存？   为什么我们难以很快根除新冠病毒？ 根除传染病并不常见。事实上，世界卫生组织迄今只宣布了天花和牛瘟被正式根除。   天花是一种古老的疾病，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流行，并在20世纪造成了5亿人死亡，直到20世纪80年代被根除。只有天花在地理分布和覆盖范围上可以与新冠病毒相比。   一系列独特的条件帮助根除天花，主要是通过开发一种疫苗来切断天花病毒的传播。不幸的是，新冠疫苗至今还没有达到同样的效果。   “我们现在使用的疫苗在某些情况下并不能预防感染。它们只是缓和感染，让疾病不那么严重。”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传染病流行病学教授海曼（David Heymann）说。  

在大学里讲课时，我被问到的最难回答的问题就是：“我想追逐我的梦想，但我的父母想要我做别的。我该怎么办？” 我感同身受。我年轻的时候，成为一名作家并学习文学会让我感到快乐。而能让我父母开心的是我要像哥哥一样成为一名医生，他去了哈佛和斯坦福。我该如何回家告诉在杂货铺一周工作七天的难民父母，我想读简·奥斯汀(Jane Austen)和浪漫主义诗人的书并主修英语，一种他们在家中不会使用的语言？ 最终，我还是告诉了父母我要主修英语，但一开始我还没准备好告诉他们我想成为一名作家。那有点太遥远了。我的正职工作是做一名教授，我梦想的工作是做一名作家，作家的工作占据了我的夜晚、周末和夏天。这很辛苦，但我父母为我们做出的牺牲也很辛苦。 我没想到我的父母会读我写的书。他们接受我成为教授的选择，对我来说已经足够。然后有一天，我向他们展示了他们没想到的东西：一本小说。惊不惊喜！ 当我们的父母对幸福的定义使我们的幸福变得遥不可及时该怎么办？在大学校园，问我这个问题的年轻人通常是像我一样的亚裔美国人，但是当我在Facebook上提出这个问题时，各种不同背景的人——其中许多是成功且富有创造力的人——写下了他们的经历和建议作为回答。 没有某种解决方案适用于所有情况。境遇、资源和机会千差万别，父母试图引导孩子走向或远离特定职业的动机也各不相同。 除了关心孩子的生计之外，父母可能在试图保护他们免受失败的痛苦。如果是这种情况，他们是对的——失败（和贫困）总是一种风险。我们中的许多人相信追求梦想会带来幸福。但也许不会。我花了20多年的努力才成为一名作家，但也有可能，经过这20年的努力我发现我并不是个作家。这不就是人生彩票的一部分吗？ 一旦我们决定追求我们的爱好，接下来怎么做最好？以下是从我的朋友和熟人那里收集到的一些策略： 放手去做吧。 清水裕子(Yuko Shimizu)的父母想要她过墨守成规的生活，所以她去了东京的大学读广告学。然后在33岁时，她辞去了公司公关部门的工作，离开了她的祖国日本，移居美国成为一名艺术家。她这样解释她的决定：“你的父母最终会去世，你必须为自己而活。” 你的父母容忍你的选择可能就足够了。 阿德里亚娜·拉米雷斯(Adriana Ramírez)告诉我，她的父母对她选择的诗人生活“仍然不接受，而且永远不会接受”。但“因为他们爱我，所以他们就容忍我的选择”。 没必要太诚实。 作家齐亚·海德尔·拉赫曼(Zia Haider Rahman)建议的策略则是：“说谎。” 有时，这是避免毫无意义的对抗的唯一方法。我经常对父母撒谎，有的是真骗，有的只是故意不说。例如：我父亲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每天都去教堂，而我是一个无神论者，但我回家探望他时，我带他去教堂，对我的信仰只字不提。（我们的父母可能也对我们撒了谎。）

尽管一度被贬斥为阴谋论，有关武汉一个实验室是新冠病毒起源的未经证实的看法也赢得了信任。现在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利用这个科学界想法的转变，来鼓动他的支持者。   在6月26日晚上俄亥俄州的一场集会上，特朗普就是这样洋洋得意地说，自己被证明了是对的。   他提到了自己的观点——新冠病毒是在中国城市武汉的一个实验室以科学方式人工制造的。   “我说它来自武汉——它来自那个实验室，”他向支持者表示。现场的男女都戴着红色的“Make America Great Again（令美国再次伟大）”的帽子，聚集在克里夫兰西南边的现场。他说的是这种致命病毒的源头。   特朗普解释说，以前他这样说的时候人们就“变得疯狂”。但是之后，人们又用不一样的方式看待他的观点。“现在他们说：它最有可能是来自武汉实验室。”他说到自己有关实验室泄漏病毒的观点以及现在科学们认真看待这种说法的一刻，人群中响起赞同的呼声。这名美国前总统和他的支持者曾经因为这种观点而被嘲笑，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直到几个月前，《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等媒体机构的很多记者都以一种不屑的态度来看待“实验室泄漏说”，美国的科学家也是一样。   在2020年4月，仍担任美国总统的特朗普说，人们在仔细研究有关实验室泄漏病毒的说法。   彼时，新冠病毒正在美国肆虐，眼看就要压垮美国的经济并摧毁特朗普的政治前途。美国有超过60万人死于这种病毒，时至今日它仍然继续在全美及世界各地造成可怕的死亡数字。   病毒的源头仍然未知，实验室泄漏说仍然只是一种观点，一种未经证实的假设。然而对于很多人来说，这种说法已经变得更加可信，一部分是因为支持其他说法的证据并没有出现。

一年半过去了，我们仍然无法确定：新冠大流行是如何开始的？ 从疫情暴发之初，大多数科学家就认为，SARS-CoV-2病毒可能在2019年底从动物传到人身上，可能是在中国武汉的一个肉类市场。该市有1100万人口，首批已知的新冠病毒病例就是在这里发现的。但今年5月，《纽约时报》报道称，美国情报机构正在调查另一种争论了数月的解释：病毒是从实验室意外泄漏的。 这个曾经被视为阴谋论的想法是如何成为病毒起源的合理假设的呢？为什么是现在？下面是人们的看法。 关于实验室泄漏说 2020年1月下旬武汉封城后，《柳叶刀》(The Lancet)发表了一篇中国科学家的论文，认为病毒来自蝙蝠，可能是通过武汉肉类市场上的另一种动物。这在目前仍然是一个合理的假设：这种从动物到人类的传播称为人畜共患传染病，据信是三分之二人类传染病的来源，包括埃博拉、SARS和许多类型的流感。 但在2020年2月，两名中国研究人员在一篇现已撤回的论文中指出，SARS-CoV-2“可能源自”两个实验室中的一个——武汉病毒学研究所或武汉疾病控制中心。二者都通过收集洞穴样本，对蝙蝠冠状病毒进行一些世界上最广泛的研究，经常产生重要的发现：2017年，杰出的武汉病毒所病毒学家石正丽将2002年暴发的SARS追溯到一群中华菊头蝠。后来她还发表了一些关于SARS-CoV-2最重要的早期研究。 不过，长期以来一直有人担心，这种对蝙蝠传播病毒的深入研究本身可能引发溢出事件。 在现场，武汉疾控团队负责人田俊华曾公开表示，自己曾忘记穿个人防护装备，被蝙蝠血溅到身上不止一次。2019年12月，疫情前夕，中国电视台播出了田俊华团队在蝙蝠洞中采集样本的视频。这次探险的发现从未公开过，而且田俊华已经有一年多没有公开讲话了。 在实验室内，有两个团队在生物安全二级环境下进行了蝙蝠病毒研究，常有人说这个生物安全级别跟牙医诊室差不多。2018年，美国官员访问了石正丽在武汉病毒所的实验室，注意到一些可能导致SARS类病毒暴发的隐患，该实验室得到了美国政府的经费。 有人认为石正丽的团队不只要为意外泄漏负责，而且病毒还是他们制造的。在2015年的一项争议性研究中，北卡罗来纳大学(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一座实验室使用石正丽的数据——以及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的经费——制造了一种冠状病毒，可以感染人类呼吸道细胞。有科学家认为，这类所谓的“功能获得性”研究有助于我们为潜在的疾病大流行做准备。但是也有人持批评态度，认为风险过高，因此令人猜想SARS-CoV-2是否在石正丽的实验室进行过工程改造后逃逸。 石正丽本人对这两个版本的实验室泄漏说都矢口否认：她上周对时报说，她的实验室从未进行过增强病毒毒性的功能获得性实验。去年七月她还坚称，自然溢出事件也不可能的，因为病毒所没有人员感染SARS-CoV-2。武汉疾控中心也否认存在任何感染。 然而中国拒绝接受独立调查，导致这些说法很难得到验证。据凯瑟琳·伊班(Katherine Eban)的《名利场》(Vanity

研究人员发现，在疫情开始前的两年里，中国城市武汉的市场上出售的三十多种动物可能携带着传染给人类的病原体。这为野生动物贸易在新冠病毒起源可能起到的作用提供了新的线索。 研究人员在武汉发现貂、果子狸和貉的销售，但没有发现穿山甲或蝙蝠——它们被怀疑是新冠病毒的可能来源。 研究人员总共记录了2017年5月至2019年11月期间武汉市场上38种动物超4.7万只的销售情况。研究人员说，其中33种动物之前曾感染过可影响人类的疾病或致病寄生虫。 随着新冠病毒去年初开始迅速传播，中国暂停了野生动物的售卖和食用。该国的野生动物贸易曾经是2000年代初期SARS暴发的关键。 今年率领世卫组织代表团前往武汉的一个专家小组检查了供应商记录和该市动物市场的其他证据。但该团队没有就市场在疫情中的作用或新冠病毒可能通过哪些特定物种传播给人类得出明确的结论。 疫情暴发一年多以来，病毒起源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仍未找到答案。拜登政府上个月宣布了一项新举措，调查病毒是否可能从武汉的一个实验室意外泄漏。 拜登总统采取行动的同时，高级卫生官员本周再次呼吁进行更严格的调查。此前，世界卫生组织召集的一个国际专家小组起草的报告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该报告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病毒是从武汉病毒研究所意外泄漏的可能性。 许多科学家支持调查所有可能性，包括来源于实验室的可能性，尽管他们认为该病毒可能是在实验室外从动物传染给人类的。萨斯喀彻温大学(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疫苗和传染病组织(Vaccine and Infectious Disease Organization)的病毒学家安吉拉·拉斯穆森(Angela Rasmussen)在谈到这项新研究时说，“这大大增加了病毒自然起源并通过中间宿主传播的可能性。”她说，虽然这篇论文“没有证明任何事情”，但“提供了明确的证据表明野生动物市场确实没有得到足够的调查”。 本周发表在《科学报告》(Scientific Reports)期刊上的动物市场研究论文是由隶属于西华师范大学、牛津大学和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作者撰写。 2017年至2019年期间，其中一名研究人员对武汉市场上将活体野生动物作为食品和宠物贩卖的所有17家店铺进行了月度调查。其中七家店铺位于该市的华南海鲜市场。武汉的几例早期新冠病例与该市场有关联。 研究人员最初是为了调查一种通过蜱传播的病毒。但研究人员写道，他们的结果“意外地”与新冠大流行有关。 据研究人员称，在武汉出售的其他物种包括獾、刺猬、黄鼠狼、豪猪、土拨鼠、赤狐、鼯鼠、八哥、蛇、毒蛇、眼镜蛇和暹罗鳄鱼。研究人员写道，几乎所有的动物都是“活体出售、关在堆叠的笼子里、状况不佳”，并且经常是现场宰杀。

拜登政府上任以来中美首次高级别官员面对面会谈在美国阿拉斯加结束。双方火药味十足的唇枪舌剑引人注目，引发各种评述。   代表中国出席会议的是主管外事工作的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和外交部长王毅。美国的代表则是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与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Jake Sullivan）。   布林肯在会后形容对话是“艰难而直接的”。他还向媒体表示，双方谈到存在根本分歧的议题，包括新疆、香港、西藏、台湾问题，以及中国在网络空间的作为。“当我们明确直接地表达这些关切时，得到了戒备的回应，这不令人意外。”   杨洁篪则在中方记者会上表示，会议是“坦率的，建设性的，有益的”，但他指出，双方仍存在重要的分歧。   有分析认为，双方此次会议均显然是有备而来，尽管言语激烈程度可能出乎意料，但双方都有各自国内政治需求。   阿拉斯加会议概况 双方代表两日内共展开了三轮会议。18日当地时间下午与晚上举行了两轮，19日早上第三轮。   会议大部分时间闭门进行，但向媒体开放、常规只限于数分钟的开场白部分，却因双方激烈交锋而延长至一个小时以上。   中美高官的唇枪舌剑暴露两国当前深刻的分歧。有分析认为，这显示本次世界瞩目的会议，不仅没有为中美关系“破冰”，似乎还可能寓示着双边关系进入了“冰河世纪”。   中美外交官唇枪舌剑

加拿大上一任保守党总理斯蒂芬·哈珀（Stephen Harper）在上周五的一次国防研讨会上受邀发言，并与参会者互动。他认为，目前的世界秩序又重新回到了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冷战，但这次是由美国与前苏联改为美国和中国之间。 国防研讨会是由总部设在渥太华的加拿大研究所举办的，通常是每年在国际安全防务会议之前召开，今年是第89届，以视讯连线的方式举行。 哈珀从2006年起担任加拿大第22任总理长达9年，在2015年11月的大选中， 他领导的保守党被特鲁多领导的自由党击败， 之后退出政坛。他从2018年开始出任“国际民主联盟主席”。该联盟由63国家的7个各政党和团体组成，是一个持中间偏右立场的保守主义国际组织。 哈珀在周五的国防会议上说，尽管像加拿大这样的中等国家也会参与到美中两个大国之间的竞争中，但由于缺乏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影响力，无法对结果产生决定性作用。他说：“确实，像加拿大这样的中等大国可以发挥作用，也应该发挥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独立于两大巨头之外设置议程。” 俄罗斯现在降为“搅局者” 哈珀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及其盟国与苏联及其卫星国进行了长时间的冷战。尽管俄罗斯今天在“战略上仍然很重要”，但它的经济在苏联解体后已相对较小，无法与当今的中国和美国平起平坐。这使它沦为世界秩序的最大破坏者”，其它的破坏者还有伊朗和朝鲜等流氓国家。“他们是黑客、破坏者、唯利是图”。 哈珀也谈到美中双方的力量消长。他说，尽管美国仍然是世界上的“主要力量”，但它作为主导或压倒性力量的时期正在消退。“而中国在多个领域都已成为美国的竞争对手，包括经济、安全，以及社会制度的竞争”。 哈珀还提到新冷战与以前的不同之处，例如现在围绕在两个超级大国周围的集团都没有像美国和苏联冷战时那样明确。还有另一种转折：“竞争虽然激烈且不断发展，但双方也有一定程度的相互依赖。而苏联和美国冷战期间没有这种依赖”。 美国的领导角色在减弱 哈珀提到自他2015年卸任加拿大总理以后出现的一个“巨大变化”是， 美国的自由世界传统领导作用正在减弱，其中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实行的孤立主义政策，成了“美国政治”的主流。 哈珀认为，中国在过去几年里正变得更加咄咄逼人和“霸权主义”，并且在可预见的未来很可能会保持这种状态，无论其领导人是否会换人。如果中国的生活水平达到其所追求的西方先进国家程度，“就意味着，中国的庞大经济规模将是美国鼎盛时期的三倍。它不仅拥有威权主义的体制，而且还希望在世界范围内传播这种体制。而这才是不可掉以轻心的事情”。 哈珀说，亚太地区其它国家，例如印度，正试图跨越篱笆，进入超级大国之列。他们会在加强与中国经济关系的同时，加强与美国的安全合作关系，以求保护自己免受霸权野心的侵害。 哈珀也谈到加拿大应该采取的应对策略。他认为，挑战之一是如何阻止中国的国有企业控制加拿大的资源部门。他说保守党政府执政时就已开始采取措施防止这种情况发生。而现在，加拿大绝对不应允许华为或中兴等中国技术巨头参与核心数据和技术服务，包括5G无线网络的开发。 他特别提到此是因为，尽管加拿大所在的“五眼”联盟其它国家已经禁止华为参与5G网络，但现任加拿大自由党政府仍未作出最后决定。 哈珀认为，中西方之间的“技术分歧”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两个社会对技术的应用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他说，在西方国家，人们担心大型科技公司“侵犯隐私，监视民众，滥用个人数据”。而在中国，“整个国家的技术系统都是为此目的设计，并为政府服务的”。 作者：亚明

全面脱贫是中国在上一个五年计划中取得的伟大成就。20年前，五成左右的中国人还生活在世界银行公布的贫困线以下。如今，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已经有了质的飞跃。近几年，尽管有地缘政治及流行病疫情的影响，中国依然完成了脱贫任务。 国际货币基金数据显示，1978年中国开始推行改革开放政策时，中国有64.3%的农村居民，其人均年收入仅为100-300元，而33.3%的农村居民其人均年收入甚至低于100元。当时的中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82%，也就是说大部分人口的生活水平在贫困线以下。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政府并未对私企做过多干涉。如今，中国先后涌现出了阿里巴巴、华为、滕讯等世界级大型民营企业，中国政府开始关心，如何保证这些企业的财政风险规避以及良性发展。改革开放初期的当务之急是解决大多数人的温饱问题，因此当时大量的中国私企都以粗放的模式经营，无视安全、生态及劳保规则，由此产生了中国当时最大的竞争优势—大量的廉价劳动力。 民营企业逐渐成为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动力。目前，80%以上的中国企业为民营企业。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60%来自于民营企业。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出口产品的三分之二出自国营企业，是当时的国民经济支柱。至2013年，国营企业的出口份额下降到了11%，80%的工作岗位由民营企业提供。因此，要想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发展国民经济，必须大力发展民营企业。 然而，实践证明，资本的无序发展将导致社会极化过大。即特定阶层的一部分人越来越富，而弱势群体则越来越边缘化。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在1990年为32.2（该系数值越大，贫富差距越大），而2010年则达到了43.7。中国的大都市，特别是沿海省份的大都市以惊人的速度不断发展，而中西部的贫困乡村却始终贫穷落后。几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始终依托于出口创汇。因此，中国的产销业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中央政府非常清楚，如果国家不做出调整，那么贫富差距和社会矛盾将会愈演愈烈。 由此产生了对国库收入按地区进行分配的原则。为西部落后省份提供补贴。国家出台的边远地区移民计划也助力落后省份的发展。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姚云竹解释说：«转移支付是中国比较有特色的方式之一，即从中央层面加大对西部贫困地区的财政支付力度，相当于将东部富裕省份上缴中央政府的税收转移到贫困地区。比如西藏80%的财政收入都来源于中央政府的财政支持，若仅凭自己是无法实现脱贫目标的。另外，我们还有扶贫搬迁措施。对于一些过于贫穷和环境非常恶劣的地区，地方政府会帮助他们搬迁到环境相对好一些的地方，以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同时在扶贫过程中，我们还确定了对口帮扶政策。通过东部沿海城市对口帮扶西部贫困省区，实现一对一的保护支持和传授经验，尽快推动他们实现脱贫». 中国不断发展国民经济及人民福利的主动力来自于基础设施的建设。在这方面，中国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进行了财政改革。此后，地方政府开始自主发展地区经济、制订社会政策。与此同时，在完成主要经济指标及保障社会义务等方面，地方政府所承担的责任也更大。因此，地方政府纷纷致力于发展基础设施的建设，由此带动地区经济的发展。大型基建项目涉及国民经济各部门，从而能有效带动国民经济的增长。通过大型基建项目，就业率及生活水平将得到保证。高架公路、机场、电站、工业园等现代文明的产物影响着人民的生活水平。几十年内，中国建起了总长超过3万5千公里的全世界最为发达的高速铁路网。而高速公路的总长度则超过了14万9千公里，其规模已远超美国的公路网。此外，中国已是全世界第二大民用航空市场。中国已形成全方位多样化的工业网，有着完善的物流体系和发达的基础设施。无论从经济角度还是从社会角度来看，中国全面脱贫的时机已成熟。而中国特有的政治体系能够调动所有资源来实现脱贫目标。 姚云竹专家说：«中国认为脱贫的本质上与社会问题相关，而非简单的经济发展，比如当地的教育医疗等体系都需要各方面的配套措施。从中国精准扶贫“一达标,两不愁,三保障”的标准可以看出，我们与其他国家还是不太一样。另外，我们还充分发挥了企业家的作用。不少国内有影响的民营或国营企业家都在积极地去扶贫，我认为这种方式也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下的互帮互助。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在脱贫方面能够集中全国力量去实现» . 中国则充分调动各方力量，包括民营企业，来保证国家项目的实施。例如，2016年中国国务院发布了《脱贫攻坚规划》，将电子商务、经济多元化和旅游业作为农村脱贫攻坚的主要手段。同年，阿里巴巴集团设立了2万多个农村淘宝网点。通过这些网点，农户们学习使用淘宝平台，建立自己的网店，从而销售自己的农副产品。设点后的第一年，辽宁省80%的草莓产量就通过互联网售出。此后，又有别的电商加入，如京东。2017年，全国新增9百多万个农户网店，这提供了2千8百万个工作岗位。通过这种方式，农村居民的购买力也得到了提高。根据中国商业部提供的数据，一年之后，全国网上销售额的17.3%来自于农村。 在过去的“十三五”规划中，中国政府将脱贫、规避金融风险以及环境治理并列为“三大攻坚战”。与此同时，全面脱贫并建设小康社会是中国的百年大计。今年恰值中国共产党一百周年诞辰，中国政府宣称，中国已全面脱贫。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无法将中国称作贫困国家，或者是发展中国家（尽管中国对外称作发展中国家，在世贸组织享受相应待遇）。 然而中国在过去的40年内成功使8亿多人口脱贫，这一事实，哪怕是官方数据，也足以令人震撼。更让人震惊的是，2020年是困难的一年，然而这一年刚结束，中国政府就宣布了脱贫攻坚战的胜利。而此时的世界各国还在与疫情做斗争，通过资金流动为经济打气，扶植遭受疫情打击的民众及企业。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在抗疫、脱贫中所取得的成就为中国政府的形象加分不少。   来源：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中国经济永远超不过美国！”这话传到“厉害国”，会有许多人愤怒，也让许多人失落。但是，这很可能就是未来的现实。易富贤根据人口增长趋势做出的预测，在全国和局部都屡试不爽。   美国总统拜登宣誓就职之前，前白宫官员何瑞恩(Ryan Hass) 在美国布鲁金斯研究院主编发布《美国对华政策的未来——对拜登政府的建议》一书所引用的重要参考文献是长期致力于中国人口宏观研究的人口学家易富贤的文章。   易富贤是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的资深科学家，作家。那篇文章是他2019年发表于英文版《南华早报》上的，标题为“比日本还糟：中国迫在眉睫的人口危机将如何毁灭其经济梦想”。   易富贤认为，美中关系恶化的重要原因，是错误的中国人口数据导致的战略误判。对此，美国之音记者对易富贤进行了专访，请他就中国人口真相与经济实力之间的因果及其与美国的关系，分享独到见解，以下是专访内容。   记者：您提出，美国夸大了中国的威胁，为什么呢？   易：我其实研究中美关系10多年了，这个关于中国“非威胁论”的观点，在我的《大国空巢》2007年在香港出第一版时就存在了。那时，中国经济长期以10%的速度增长，人们整体的思路是中国经济很快将超过美国。2011年时，主流甚至认为，20年之后的2032年，中国经济将是美国的两倍。当时国内很兴奋，认为中国正在崛起成为世界第一。   我以为，中国是日本式短跑，就像韩国和台湾一样，而美国是长跑。短跑速度暂时超过长跑的不奇怪，但短跑要一直保持高速是不可能的。何况中国人口结构急剧老化，劳动力在2013、14年就开始减少，而美国劳动力到2050年都不会减少。   美国的精英学者很少从中国的人口数据来进行分析，更不掌握真实的数据，因为有大量灌水现象。我在研究的20多年中，发现曾经的国家计生委、国家统计局、地方教育部门、地方户籍部门和医院等，都夸大人口的数字。这样一来，对未来劳动力、消费力、生产力、创新力等关键经济成份的估算都夸大了，导致未来的经济成长和国力也被夸大。   记者：您说，“中国经济永远不会超过美国”，您的底气从哪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