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卫生组织（WHO）总干事谭德赛对中国政府的新冠感染“清零”政策表示忧虑，认为“不可持续”；而彭博通讯社引述上海复旦大学一项最新研究结果称，假如中国政府放弃“清零”，使奥密克戎变异株得以肆意传播，结果很可能是一场吞噬160万人生命的“新冠海啸”。 谭德塞博士5月10日在媒体吹风会上说，WHO认为，考虑到病毒变异、传播和免疫逃避能力，中国的新冠“零感染”政策难以为继，且已经把这个看法与中方专家沟通，希望促成变化。WHO还提到“零新冠”政策的经济和人权影响。 复旦大学的研究报告经同行评审发表在《自然医学》杂志上。鉴于老年人的疫苗接种率低，以及新冠病毒变异株对现有疫苗的免疫逃避能力，中国 3 月份启动的大规模接种行动获得的免疫程度“不足以”避免可能导致重症监护能力无法应对海啸般袭来的新一波奥密克戎株疫情。 不过，即使大多数国家已基本解除旅行禁令和防疫限制措施，日常生活几乎与寻常无异，一个必须正视的事实是，新冠病毒依旧活跃，变异仍在继续，今后若干年 Covid 很可能与我们“共存”。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与新冠“共存”？生活怎样“回归正常”？除了疫苗更新、接种和药物研发，我们还需要做些什么？ 新冠病毒可能怎样“存在”？ 伦敦大学学院（UCL）临床运筹学部门负责人克里斯汀娜·佩格尔（Christina Pagel）指出，生活回归正常轨道有前提条件。 一方面，病毒在不断变异过程中日趋温和，疫苗和治疗方式与时俱进； 另一方面，我们在心理上和认知层面要“接受世界已经不同这个事实”，建立相应的监测和防疫系统，重构生活方式，使得新冠病毒传播得到有效控制，而包括易感染群体在内的所有人的生活都“更自由、更健康”。 她指出，新冠不是“超级流感”；新冠感染死亡率即使在疫苗、治疗和自身免疫力作用下逐渐降低，但它对心脏、肺和心理健康的长期影响比其他呼吸系统疾病更严重，长期症状发病率更高； 疫苗可以有效减少严重病症和死亡，但对避免感染和轻症则效力较弱，现在全面解除限制的做法“可能导致今后若干年许多人将面临重复感染风险”。 BBC 健康事务主编休·皮姆（Hugh Pym）引述英国专家说， 一般认为病毒随着时间推移会变得更温和，但并不是必然如此。

美国疾控中心最新公布的一项新冠抗体血液抽查结果显示，将近60%的美国成年人感染过新冠病毒。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健康安全中心高级学者艾米什·阿戴尔贾（Amesh Adalja）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美国已经进入新的防疫阶段，政府的政策目标和追踪疫情手段都发生了变化。他说，由于新冠病毒永远不会消失，现在的政策目标应该是使用一切办法尽可能降低住院率和死亡率，而疫情之初每天紧密追踪的新冠感染人数不再是衡量疫情的最好办法。至于中国清零政策，阿戴尔贾说，这是一个会不断变种，会一再感染人群，无法被完全消灭的病毒，因此从科学的角度来说，清零并不理性，是个失败的政策。 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2月，已经有将近60%的美国成年人，和75%的儿童曾经感染过新冠病毒。阿戴尔贾说，美国全部具有免疫力的人口比例可能更高。 他说：“这项研究的对象是指完全通过自然感染而产生抗体的人群。所以60%这个数据与感染新冠病毒的人口比例有关。但如果你想获得完整的已具备免疫力的人口数据，这个比例有可能更高。因为在这项研究中，那些通过接种疫苗产生抗体的人没有被计算在内。”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已经达到了群体免疫呢？阿戴尔贾说：“我们已经进入新冠大流行的新阶段，但我不想用‘群体免疫’这个词形容。因为当我们说群体免疫的时候，传统上我们会想到麻疹这类疾病，当越来越多人获得免疫力时，病毒的传播也随着下降。但新冠病毒并非如此，我们得到的免疫力是让我们免于出现重症、住院和死亡，但是并不能避免我们再次受到感染，因为这个病毒是来自于一个能够再次感染人群的病毒家族。” 防疫新阶段新政策 感染人数意义不大 身兼美国传染病学会发言人，多年来为许多美国联邦和地方政府机构及医院担任传染病和公共卫生等议题顾问的阿戴尔贾说，在防疫新阶段，新的政策目标应该是使用一切办法，包括抗病毒药物、单克隆抗体、快速测试，尽可能地降低住院率，避免病患成为医院的主要问题。 他说：“当然总会有一个基数，我是指感染率、住院率以及死亡率。我们的政策目标要体现出在应对一种流行病，要使它易于控制，就像我们不间断地每年都需要应对其它呼吸道病毒那样。” 数据显示，过去一周美国的新冠病例平均每天约为57,000例。可是，自奥密克戎传播高峰以来，美国的PCR检测数量下降了约5倍，追踪感染案例变得越来越困难。一些人会担心美国到底有多少病例？周围是否有人感染？ 阿戴尔贾说，关注每天的病例数不是目前衡量疫情的最佳方法。 他说：“我认为现在最好的衡量标准是住院人数以及医院的收治能力。我们还可以参照卫生设施样本，看一下污水采样，看看它与一周前的情况相比是在上升还是下降。这可以帮助判断病毒传播的情况。但要知道病例数总会忽高忽低，不可能变成零。我认为可以参照污水样本，还有就是观察附近医院的情况以及你周围人的情况。谁被感染了，谁没有被感染，从而判断你面临的感染风险有多大。但我不认为关注每天的病例数是目前衡量疫情的最佳方法。” 引发大规模重症可能性小 有人担心，如果病毒继续传播会导致变异并产生新的变体。阿戴尔贾说，这种病毒会一直传播下去不会消失，也会有更多变种，病毒将常态化，冠状病毒通过演化来逃逸人们身体里的免疫力，永远不可能病例清零。 他说：“我们的目标是在病毒发生变异的时候能够识别它们的变体，采用新手段、新方法、新知识来对付它们。这才是我们需要牢记的。尽管大家担心变异，但新变体不太可完全逃避人们的免疫力。也就是说像BA2那样的变体能让我们再次感染。但如果人群中已经较为普遍地产生了对新冠的免疫力，变异体不太可能引发大规模重症。” 面对一个不会被消灭的病毒，清零不是理性的策略 与此同时，在地球的另一边，奥密克戎在中国大规模爆发，上海全面封城，北京也有可能面临全面封城，这引起了人们对清零政策还能坚持多久的疑问，中国要如何走出不断封城的怪圈？阿戴尔贾说，面对这样的病毒，清零不是理性的策略，应该认识病毒相关的科学知识，了解清零是难以为继的。 他说：“中国的出路是提高老年人的接种率，给他们接种有效的美国生产的mRNA疫苗。要找到一套方法，不仅仅是隔离，还要科普人们如何评估感染风险。走出限制个人自由的封城误区，同时接种疫苗，并且承认这种病毒是无法完全消灭的。否则清零就会没完没了，中国人也无法与人社交。他们必须要停止清零，不要担心产生的政治影响。因为从科学的角度来说，清零政策是失败的，推行清零政策的人应该被中国人问责。” 中国政府说，如果放弃清零，中国的感染人数会激增，卫生系统会瘫痪。阿戴尔贾指出，中国有两年时间来思考，他们没有做到一件最重要的事，那就是给高风险人群接种疫苗，而且没有使用他们可以得到的最有效的疫苗。 他说：“他们继续诽谤mRNA疫苗，抵制有助于控制病毒的辉瑞和莫德纳疫苗。因此中国的尴尬处境是政府自找的，清零是他们的选择，是他们领导人的选择。现在他们面临一个无法被根除的病毒，一群没有任何免疫力的高风险人群，和一个被这个情况绑架的卫生系统。他们只能怪自己的领导层让他们陷入了这个困境。”

“遇到的问题：我们也吃不上饭……物资就发过一次，一箱茄子完了什么都没有。公司从疫情第一天开始，就没有管我们，公司对我们很不负责任的。这是卖命赚来的钱。” 这是一名上海的速递小哥（外卖骑手）小武（化名）向BBC中文吐露的心声。来自山西的小武与许多同事今年三月来到大上海，加入兴盛的外卖行业。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刚到这里不到一个月，便遇上了封城。 新冠变种病毒奥密克戎（Omicron）在上海爆发后，原本政府宣布的五天封控，至今已超过一个月。小武与超过2500万上海市民生活在严格的封控政策中。疫情中，平常只是匆匆来去的外卖速递小哥（也有许多女外卖员），现在成为了市民眼中需要倚赖的人。 BBC中文访问了几位身在上海的外卖小哥及社会学者，了解封城下的这个特别群体。 “这是血汗钱” 晚上八点钟，正在暂时休息的小武，好不容易拨出时间与记者通话。从上午11点上线到半夜2点钟下线，他的工作时间因为这场上海封控，不断的延长。 上海政府正挣扎着与各大外卖电商合作，解决骑手不够的问题。根据中国新浪网报导，现在大上海的外卖骑手现在在岗人数达1.8万人，每日约有180万张订单。 小武与同事本来住在城市外围，公司提供的宿舍。疫情爆发后，邻居担忧他们的工作性质会把病毒带回社区，便将他们赶了出去。他们于是与另外10位骑手一起，在上海某区租了一个很简易的住处，工作比较方便。但这样一来，房屋租金及食物，公司都没有协助，至今只有一箱茄子分给大家。 小武说自己已经吃了半个月的方便面，“这是（挣的）血汗钱。” 小武现在每天收入比过去增加了几百元，一天平均大概可以有1000到1200人民币的收入，确实比起其他打工族好多了，但因为是跟着公司，不可能再高了。针对网上传出有外卖骑手一天可以赚到一万元的说法，小武说，估计这是极少数，而且是跑“众包”（亦即电商外包给跑单帮，非正式聘用劳工）的骑手。而且这些骑手都明白，疫情过后，这样的收入将瞬间消逝。 他们在封控期间仍有许多特别花费，比如为了赶单，他们要每天去做排队时间少的自费核酸检测。 上海一解封就离开 另一位骑手，小武的同事宏伟（化名），今年29岁。来自中国中部某省。他本来在江苏打工，因为看着上海的经济发达，疫情管控得宜，在三月初来到上海。但不到几周就遇到封城。至今还看不到尽头的封控，将他的上海梦敲碎。 宏伟在访谈中，先用对“好像对一个小孩的成长或未来很悲观”来形容上海。访谈结束前他强调说，“现在上海就像个癌末的病人”，表达他个人对这座城市的束手无策之感受。 “我前几天经过闵行区，经过机场上面，我看到满满的飞机停在那边，你看这一天是要损失多少钱。还有东方明珠（周边），那些市中心的办公大楼都空了，现在一天是要损失多少钱。” 宏伟告诉记者，他与许多同事决定，只要上海一解封，他们就会离开。即便现在接单多了，他并没有太多想法，现在就是等待封控结束的那一天。 “现在就是吃面包喝点水。90%做核酸都要钱，每天都要花钱的。”他说，食衣住行，还有车子电瓶充电费，加上反覆自费核酸检测，一个月下来，自己也花上了一万多元，这并不是一个轻松的工作。 此外，外卖骑手的安全问题，也引发关注。4月22日署名帐号@superpeur 在微信朋友圈分享一段视频，视频中的一名快递员深夜在上海延长中路撞上路旁树木，在血泊中等待救护车。这段视频迅速被转发，但很快遭到删除。 “光靠政府是不够的”

27岁的美国人倪杰柯（Jackson Nemeth）去年9月来到上海，在这个中国的金融中心开始了自己的新工作。像所有人一样，他也没有想到几个月后，繁华的上海竟然会一夜之间空空荡荡。 “从4月1号我们开始隔离，最开始他们告诉我们就四天，所以我只储备了四天的口粮。。。算下来，到今天已经是整整第三个星期了”, 他通过电话对美国之音说。“我们楼每天都有新病例，所以现在看起来解封遥遥无期。没人知道这什么时候会结束。” 倪杰柯居住的小区位于上海静安区，由于每天都出现新的病例已经被划分为封控区。4月11日，按照新冠病例的多少和分布，上海将全市分为三个区域，封控区、管控区和防范区。封控区目前涉及1188万人，其管理最为严格，居民除了极特殊情况没有外出机会。从18日到21日，封控区的居民连续接受每日核酸检测，20日开始，管控区居民开始接受每日核酸筛查。 对于住在封控区的倪杰柯来说，测核酸是他唯一外出的机会。 “隔离期间，测核酸基本上就是唯一外出可能接触其他人的时候了。尤其是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一栋一栋楼下去，人们会排队，但是人们离的也不算远，” 他说。“我记得当时志愿者给我们发了快速检测盒，但是没有人会用，所以我们都围着志愿者看，检测盒从一个人手里递到了另一个人手里。” 核酸检测导致交叉感染？ 但是由于每天都有阳性病例，楼里的人们恐慌情绪越来越严重。“现在人们排队都会间隔一米。不过我住的是老的筒子楼，没有电梯。人们觉得病毒就在楼梯上，出去的话就会得病，” 倪杰柯说。“很多人就在微信群里说，我们不去，他们叫我们测我们也不去。” 微博上，网友们也有相同的疑虑。 “现在上海又开始实行新的政策，封控区和管控区每天都要进行核酸检测，但是这个渠道产生的交叉感染的风险很大，但是却没有很好的防范这个漏洞，”网友toughtomatto说。 “两次核酸间都没有超过24个小时，请问核酸的意义在哪里？为核酸而核酸吗？”另一位网友糖糖白相相说。 新华社援引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医院检验实验中心主任高春芳的话说，高频次的核酸检测“十分必要,” 原因是所有病原体都有潜伏期，同时如果病毒载量比较低，初次检测可能会漏掉一些病例。 虽然已经多次大规模检测，上海的病例数始终维持高位。据上海卫生健康委员会的报告，4月21日，上海新增病例1931例和无症状感染者15698例。4月20日，上海新增2634例确诊病例以及15861例无症状感染者。 西方防疫专家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每天大规模的检测核酸似乎并没有必要。 “我确实认为大规模集中核酸检测有可能导致新冠传播，而不是遏制它的蔓延，”乔治城大学法学院教授、世界卫生组织公共卫生法暨人权协调中心主任拉里·高斯廷(Lawrence Gostin)

乔·拜登认为，民主与专制之间的斗争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决定性冲突，这是正确的。那么，哪种制度在压力下表现更好呢？ 在过去的几年里，专制统治似乎占了上风。在专制政体中，权力是集中的。领导者能够迅速应对挑战，果断转移资源。中国向世人展示了专制能够带来大规模繁荣。专制在全球取得了发展，而民主却在继续衰落。 另一方面，在民主国家，权力是去中心化的，且时常是两极化和瘫痪的。美国的政治体系公信力下降，功能失调。一个本土准独裁者赢得了白宫。学者们写了一些《民主如何死去》之类的畅销书。 然而，过去几周的情况颇具启示性。很明显，当涉及到政府最重要的职能时，专制制度有严重的弱点。现在不是高呼民主必胜的时候；而是对威权主义的无能乃至可能的不稳定性进行评估的时候。威权主义的弱点是什么？ 众人的智慧胜过狂妄自大者的智慧。在任何系统中，信息如何流动是一个基本的表征。在民主国家，决策通常或多或少是公开的，有成千上万的专家提供事实和意见。去年，许多经济学家说通货膨胀不会成为问题，但拉里·萨默斯等人说会成为问题，事实证明他们是对的。我们仍然会犯错误，但系统会吸取教训。 在专制国家，决策往往是在一个封闭的小圈子里做出的。信息流被权力扭曲了。没有人会对高层说他不想听的东西。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情报失误令人震惊。弗拉基米尔·普京不知道乌克兰人民想要什么，不知道他们将如何战斗，也不知道他自己的军队是如何被腐败和贪污分子摧毁。 人们想获得最美满的人生。如今的人都希望拥有充实、丰富的生活，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潜力。自由主义的理想是让人们尽可能自由地构建自己的理想。专制政体为了秩序而限制自由。因此，许多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正在逃离俄罗斯。美国驻日本大使拉姆·伊曼纽尔指出，香港正在遭受毁灭性的人才流失。彭博社报道称，“教育、医疗保健甚至金融等行业的人才流失所带来的影响，可能会在未来几年让当地居民感受到。”目前，美国机构中来自中国的顶级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几乎与来自美国的一样多。只要有机会，有才能的人就会去往让自己有成就感的地方。 体制内的人变成了黑帮分子。人们通过无情地服务于组织和官僚机构在专制制度中脱颖而出。这种无情使他们意识到其他人可能更无情、更善于操纵，因此他们变得偏执和专制。他们常常把权力个人化，所以他们就是国家，国家就是他们。任何异议都被视为对个人的侮辱。他们可能会实践学者们所说的“消极选择”。他们不雇佣最聪明最优秀的人。这些人可能具有威胁性。他们雇佣的是最笨、最平庸的人。就这样得到一个由三流人员组成的政府（看看俄罗斯军队的领导人）。 民族国家主义的自我陶醉。每个人都有崇拜的东西。在自由民主国家，对国家的崇拜是特殊的，对自由理想的普遍热爱可以制衡它。随着共产主义的灭亡，威权主义失去了普世价值的一个主要来源。对国家荣耀的追求带有一种令人迷醉的原教旨主义。 “我相信激情，相信激情理论，”普京去年宣称。他还说：“我们有一个无限的基因密码。”“激情”是俄罗斯民族学家列夫·古米廖夫创立的一种理论，认为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精神和意识形态能量水平，都有自己的扩张精神。普京似乎相信，俄罗斯在一条又一条战线上都是出类拔萃的，而且“正在前进中”。这种荒诞的民族主义误导人们去追求远远超出他们能力范围的野心。 反对人民的政府是走向衰落的秘诀。至少在理论上，民主的领导人是为选民服务的。专制领导人在实践中则是为他们自己的政权和持久统治服务，即使这意味着忽视人民。托马斯·宝利基、塔拉·坦普林和西蒙·威格利阐明，在最近向专制过渡的国家，预期寿命的提高速度已经放缓。理查德·容阿平和约差·O·米埃罗对76个国家的400多名专制者的研究发现，专制者的年龄每增加一年，其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就会下降0.12个百分点。 当苏联解体时，我们得知中情局夸大了苏联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通过中央集权来成功管理一个大社会是非常困难的。 对我来说，教训是，即使我们面对中国这样迄今为止很成功的专制国家，我们也应该学会耐心，相信我们的自由民主制度。当我们面对像普京这样的帝国主义侵略者时，我们应该相信我们现在的应对方式。如果我们稳步、耐心而无情地加大经济、技术和政治压力，这个政权固有的弱点就会越来越严重。 来源：纽约时报

土耳其非常谨慎地将自己定位为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中间人——这似乎正在见到成效。 周四（18日）下午，普京致电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亮出了俄罗斯对与乌克兰达成和平协议的确切要求。 电话结束后半小时内，我采访了埃尔多安的首席顾问兼发言人易卜拉欣·卡林。卡林是听取普京和埃尔多安通话的几名官员之一。 俄罗斯的要求分为两类。 根据卡林的说法，前四项要求对乌克兰来说并不太难满足。 其中最主要的是乌克兰接受它应该是中立的，不申请加入北约。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似乎已经接受了这一点。 在这一类要求中还有其他一些款项，这些似乎主要是为了让俄罗斯“挽回颜面”。 乌克兰将接受逐步解除武装，以确保它不会对俄罗斯构成威胁；乌克兰必须保护乌克兰境内的俄语语言。还有，就是去纳粹化。 这一点对泽连斯基来说有更强的冒犯性，他本人是犹太人，一些亲属在大屠杀中丧生。但土耳其方面认为，让泽连斯基接受这一点不会太难。也许，乌克兰谴责一切形式的新纳粹主义、并承诺打击就足够了。 第二类要求是难点所在。 普京在电话中表示，在就这些问题达成协议之前，他需要与泽连斯基进行面对面的谈判。泽连斯基已经表示他准备与普京会面、进行一对一的谈判。 卡林对这类要求没有具体阐述，只是说它们涉及乌克兰东部顿巴斯的地位。顿巴斯部分地区已经脱离乌克兰；还有，就是克里米亚的地位。 虽然卡林没有详细说明，但我们可以假设，俄罗斯将要求乌克兰放弃乌克兰东部的领土。这将是非常有争议性的。 我们还可以假设，俄罗斯将要求乌克兰正式接受俄罗斯在 2014 年非法吞并的克里米亚现在确实属于俄罗斯。 如果真是这样，那将是乌克兰很难吞下的一颗苦果。 不过，这已是既成事实，尽管俄罗斯没有任何合法权利拥有克里米亚，而且在共产主义政府垮台、普京上台之前还签署了一项国际条约，接受克里米亚是乌克兰的一部分。 尽管如此，普京的要求似乎并不像一些人担心的那么苛刻，而且似乎并不值得俄罗斯如此大动干戈、给乌克兰施加这样严重的暴力、流血和破坏。

普京本来算好的要打闪电战，此前在克里米亚，在格鲁吉亚，都是旋风般取胜的，没想到这次遭遇乌克兰顽强抵抗，以至于俄方军力军备损失惨重。最近甚至传出，俄罗斯要中国提供武器。   法国智库国际关系战略研究所俄罗斯中心研究员Dimitri Minic认为，对人员死伤武器被毁的数字需谨慎处理，但俄罗斯方面的死亡数字仍然很惊人，莫斯科3月5号第一次公布，500士兵阵亡，之后再没有数字，而基辅则称俄军死亡12000人，真实的数字应该在两者之间。美国五角大楼3月8号的评估，俄军死亡2000至4000人，而美国情报机构最新的评估是5000至6000人，这两个数字，第一个已经与俄军当年侵略车臣十年战争死亡的数字接近：4280人人；第二个已经大大超过车臣战争俄方死亡人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宣布，乌克兰军人1300人丧生。   Oryx平台根据视频查证评估双方军备损失，截至3月11日，俄军损失186辆坦克，包括被乌军炸毁、缴械，丢弃以及损坏。也就是平均每天损失11辆。还有，损失271辆装甲车，333辆运输车辆，11架飞机以及10架直升战斗机。从统计方法看，这一评估属于低估。车臣第二次战争的俄罗斯军备损失的数据是个谜，但根据俄方自己公布的参与叙利亚战争的数据，从2015到2018，俄军总共损失8架飞机，7架直升战斗机，一到两辆装甲车。   专家认为，仅从严格的计算学角度看，根据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评估，俄罗斯有充足的储备，目前俄罗斯投入乌克兰战争的有15至20万士兵，俄罗斯可以投入的军力为90万，其中28万陆军，这不包括200万预备军人。从军备看，虽然俄罗斯已损失了很多坦克，但它能够行动的坦克有3000辆，主要类型是升级版的T72，还有更新型的T80和T90，仓库中还有10000辆。除此之外还要加上5180步兵作战车辆，1968门自动炮以及6000辆运输军车。   Dimitri Minic指出，近日，一列列火车从俄罗斯开进乌克兰，满载着重型装甲军备，法国战略研究基金会俄罗斯防御及安全专家Isabelle Facon认为，普京输不起这场战争，所以他做好了投入大量军备的准备，至少要让地面形势转换到有利于或然的谈判，普京的立场看起来丝毫未变。   不过，Dimitri Minic分析，开战仅仅两周，俄方损失相当严重。理由很简单，乌克兰正在发生的战争是一场强度非常大的战争，俄罗斯早已不适应这样的战争。俄方在第一阶段企图实施类似于美国1990至2000那种快速打乱对方战略，主要以“外科手术般精准打击”为主，失败后，被迫早早开始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人的付出和军备的付出代价都很高昂，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场欧洲早已消失的规模庞大的常规战争。   这一战争节奏可能继续在未来延续，包围城市，俄国人最后将面临以死伤惨重出名的街巷战，莫斯科是否准备好了牺牲巨大数量的士兵以达到占领城市的目的？Dimitri Minic分析，在俄罗斯传统战略文化上，人力不足可惜。这点与西方相反，在西方，一个人战死，即被视为是失败。因此，或可预见的有两种局面，俄方在未来数周把战争强度提升到到最大化，包括频繁轰炸，缩小包围圈，在最短时间夺取哈尔科夫、马里乌波尔和基辅，或者俄方延迟军队进城，等待补足新的兵源试图在优势地位下展开谈判。但Isabelle Facon分析，目前给人的印象是俄罗斯想尽力避开城市街巷战，他们清楚，等待他们的是什么。  

对演员来说，这是有史以来最扣人心弦、最令人恐惧的台词。 “这是文学界的蒙娜丽莎，”本市莎士比亚剧院公司的导演西蒙·戈德温说。“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东西，很难带来新的背景，让它重新生动起来。” 因此，一位不以古典表演闻名的演员居然以哈姆雷特的独白作为开场，而且比吉尔古德、伯顿、奥利维尔或康伯巴奇这些演员显得更有戏剧性的力度，这的确令人震惊。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我们现在的问题，”泽连斯基周二在视频通话中用乌克兰语告诉英国议会。“这是莎士比亚的问题。在过去的13天里，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但现在我可以给你们一个明确的答案。是的，绝对是生存。” 戈德温指出，这位曾是电视情景喜剧演员的乌克兰战时总统“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演员，讲述了这个世界上最深刻的真理，在有力的背景之下，他用一句诗表达了这个真理”。 莎士比亚对此一定会表示赞同，他知道危急关头才能彰显人格。泽伦斯基已经拿起武器，挺身对抗“无涯的苦难”。 正如莎士比亚剧院公司的常驻剧作家德鲁·利希滕伯格指出的，在那个如今正承受疯狂独裁者“暴虐的毒箭”的地方，哈姆雷特对自杀与死亡的不安引起了共鸣。 “在波兰或乌克兰等中欧国家有一个悠久的传统，就是使用莎士比亚作为一种对更广泛政治形势的隐喻，尤其是哈姆雷特，”他说。“波兰和乌克兰都有过作为国家不存在的时期，他们的语言被抹去，德语或俄语取而代之，成为国家的官方语言和文化。他们知道什么是‘毁灭’。” 乌克兰总统的讲话之所以如此有力，是因为全世界都陷入了这位郁郁寡欢的丹麦王子所提出的生存问题之中。 一旦俄罗斯军队来临，泽连斯基是生是死？乌克兰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存在下去吗？这场危机对美国和西方的身份认同意味着什么？当危机结束时，我们将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个星球还能继续生存下去吗？ 泽连斯基和乌克兰人选择了坚持某些东西，并且选择了生存。他们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团结在一起，而美国已经很久没有这样了——我们在政治上变得越来越分裂，现实和假象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围绕口罩和新冠产生了破坏性的两党之争；还有我们贪婪、自私与亿万富翁的文化所产生的腐蚀作用。 乌克兰展现了一种集体意志，人民团结一心地奋斗，令人鼓舞。他们英勇反抗一个企图建立帝国的贪婪暴君，这一切让人回想起美国的建国之初。他们还向军事专家表明，在常规战争中，美国可以击败俄罗斯。在这场战争中，俄罗斯军队一直进度缓慢，步履蹒跚，尽管它杀害儿童和逃离平民的行为激怒了世界各地的人们。 拜登总统和他的将军们也面临着生死攸关的时刻，他们试图弄清楚界限在哪里，这个问题棘手得令人难以置信。提供标枪防空导弹是可行的吗？提供米格战机是不是太过分了？我们如何才能尽我们所能帮助乌克兰，同时又不刺激精神错乱、有施虐狂的普京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与核危机？ 尽管有这样的威胁，我们必须如乌克兰驻美国大使奥克萨娜·马卡洛娃所说，在这个正义对抗邪恶的“1939年时刻”，选择站在乌克兰一边。 正如《基辅独立报》记者伊利亚·波诺玛伦科周五在Twitter上所说的那样（粗俗字眼已被删除）：“我在想，俄罗斯要对多少个乌克兰城市进行地毯式轰炸，西方才能意识到，每次因为‘害怕激怒普京’而拒绝给乌克兰提供武器，都是在鼓励战争进一步升级。” 我采访了前纽约州州长乔治·帕塔基，他目前在乌克兰靠近匈牙利的地区帮助难民。 “当我们问乌克兰人他们最想要什么，我们得到的回答总是‘关闭空域’，因为许多家庭、家园和城镇正在被俄罗斯军队从空中摧毁，”他说。“不能回应这个问题是非常令人失望的。我明白我们不会设立禁飞区，但我们应该给予乌克兰提供物质支持，让他们能够设立自己的禁飞区。” 前美国驻俄罗斯大使迈克尔·麦克福尔周四晚间对脱口秀主持人斯蒂芬·科尔伯特(Stephen Colbert)表示，“禁飞区是宣战的委婉说法。这意味着美国飞行员要击落俄罗斯飞行员，这就是宣战。”这呼应了美国军方领导人的说法。他还说，除此以外，在军事武器和制裁方面，应该竭尽所能帮助乌克兰。 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溃败使许多美国人对冲突感到厌倦。但现在不是我们退缩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