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北矢

加拿大和中国的黑龙江差不多，冬天长，天气冷。加拿大人主要聚住在圣劳伦斯河和五大湖周边地区。就多伦多而言，冬天不是很冷，和北京的温度差不多，雪却很大，每年的冬天总会下几场大雪。这里的老百姓很多人都喜欢冬天，可以出去滑雪。在多伦多，冬天保暖不是问题，

美国人数学不好，这是国内人们的普遍看法。说美国人，当然是泛指，比如澳洲人，新西兰人，加拿大人，英国人这些国家的人和美国人也都差不多。说他们数学不好，这还是高看一眼，因为数学至少还包括了偏微分方程实变函数什么的这些比较深奥的知识，应该说他们算数不好这就更贴近事实。

给国内朋友打电话，晚上打过去，朋友问，你们那是几时？ 我说，我们这是晚上，你们那是白天。 朋友则说，你们那是我们的昨天，我们这是你们的明天。

朋友的话没错。 中国在东边，加拿大在西边，中国比加拿大先看到太阳。 对应格林威治时间，多伦多和北京差了十三个时区。 世界时区的划分是加拿大人首先提出的。 加拿大在二十世纪初成为工业化国家，一个世纪以来，加拿大国泰民安，国体稳健，国民生活素质位居世界前列。 中国进入二十世纪后，却是另外一幅景象，战乱频生，外敌入侵，军阀割据，国共内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国民性命如同草芥。 新中国成立后，人的生命被任意杀戮的战乱时代虽然结束，但扼杀人灵魂的政治运动接连不断。 政治信仰主宰一切，经济落后，国民贫穷，人的思想被禁锢到单一型态。 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国家践行改革开放后才发生了根本变化。 三十多年以来，中国的经济一直快速增长，到处呈现生机。 加拿大却是暮气陈旧，经济萎靡，十年如一日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记得20多年前在国内，人们见面都习惯性的致以问候”吃了吗?” 回话”还没呢”，或者”吃了”紧接着又会反问一句”你呢?”那个时候，人们见面都问这个。其实也不是真的想打探别人吃了或者没吃，那是一个规矩，民以食为天，老一辈传下来了，见面这么一通问候，彼此都感到礼数到了。 来到加拿大以后，发现了一种与中国完全不同的现象，喝比吃还重要。可口可乐、果汁、西红柿汁、热巧克力、苏打水、牛奶、矿泉水、啤酒、葡萄酒等等一大堆喝的，每家的厨房随手就能拿到。

那天去银行办事，我排着队等着，一个穿着很体面的中年男子在柜台前跟银行职员开账户，这名中年男子可能刚从国内移民过来没几天，英语不是很顺，也听不懂，披着金色长发的白人女职员突然间竟用标准的普通话问道：“你是说国语呢还是说粤语呢？”这位男子回答说国语，这位金发女职员又说：“好吧，你就和我说国语吧。”让我惊奇的不是她竟然能说流利的而且发音准确的国语，而是这间银行，我经常去，这么多年来，我第一次知道，这位金发女职员竟然懂国语还说得那么好。

加拿大有联邦、省和市三级政府，实行公务员制。政府公务员薪水普遍不高。在安省，年薪10万以上的公务员每年都要对民众公布，上网就能查到。公务员没有什么特权，也没有什么吸引力，不容易吸引到优秀人才。政府为民服务的部门，比如办驾照，健康卡，社会福利等等这些部门都散布在老百姓经常去的商铺区，门脸不大，一个小厅面对着几个窗口，里面坐着专业、教条、僵化、按章办事的公务员，这些公务员估计非常容易会被机器人取代。在加拿大称得上领导干部的不是这些人，而是那些头面人物，比如市长、省长、总理，还有议员。在加拿大当官也就是当公众人物，需要有绝活或者独特的个性，还要有很强的自我表现能力，嘴能说腿勤快会笑，这些都能获得选民的兴趣。

作者：北矢 规矩在加拿大很重要，生活的各个方面到处都有规矩，公司有公司的规矩，商铺有商铺的规矩，公众场所也有自己的规矩，甚至邻里和家庭也有规矩，有些是明文写清楚的，有些是约定成俗的。规矩要服从法律，加拿大的合同或民间契约常常会有一条独立的条款，那就是本合同若与法律不一致要服从法律。加拿大法律遵从的是案例法，就是用以前判过的案子个例来作为现在案子判决的依据。也就是说，先前判过的案子个例，对以后的案件都有法律效力。法官尽管放心去套用以前的案例来断现在的案子。法律的历史年久，案例浩如烟海，再专业的律师也不可能通晓。规矩的说道就更多了，涉及到生活的每一个方面，老百姓只能遵规守法，才能享受自己的安逸生活，才能不受到违法和违规而带来的扰乱。在加拿大生活，一般老百姓很少触及刑事，大量的是民事纠纷。加拿大有一类法庭叫做小额法庭，在安大略省，小额法庭的限额为2万加元。若民事纠纷在2万加元以内，就到这类法庭。民事纠纷的缘由很多，在加拿大，任何纠纷都能用钱来衡量用钱去解决。小额法庭专门处理民间琐碎事件，这类事件，民不告官不管，最好私了，节省纳税人的钱。但是，加拿大较真的人非常多，动不动就法庭见，所以，加拿大的小额法庭非常之忙碌，打一场小官司，二、三年能结案那就算是高速了。在小额法庭，随时随处都能见到道德和规矩的碰撞和法律的碰撞，道德在加拿大社会没有什么价值，在加拿大的法庭同样也不值钱，法庭讲的是法律和规矩。 先说一件事。我常去办事的多伦多东区的一间银行，一个月被抢劫了二次，犯案的是同一个人。在加拿大，抢银行不是什么大事。有人缺钱，临时起歹意，或有人闲得无聊，萌生了想去试试身手的念头，都可能抢银行。抢银行的一般做法是，蒙着脸罩，一只手拿着一张纸，上面写着，“抢劫，把钱拿出来”，另一只手放在兜里朝外顶着，佯装有枪的样子，几乎没有什么悬念，银行柜员会迅速地把钱袋递出来。当然也有拿真枪的团伙劫匪，另外，也还有高雅的打劫者。曾有个女士守规矩的排着队， 等轮到她走到到柜员前，才拿出一张纸条递给柜员，纸条上面写着，” 我在打劫，交钱”，柜员虽然惊奇但也配合递出一些钱免灾。那个一个月抢劫二次银行的犯案者，第一次只拿到了不多的钱，几天后钱花光了，又回去打劫，这次拿到了一袋子钱，还没有逃出银行多远，钱袋内设置的自曝装置喷出红色粉末，那边的银行也报了案，打劫者很快被警察抓到，钱袋里被污染的钱票全部被当成了法庭证据。在加拿大抢劫银行如此顺手，可能与银行的规矩有关，银行不许员工发扬见义勇为的精神，也不让员工挺身而出舍己为公与打劫者拼命，而是让员工配合打劫者，甚至预先就准备好了钱袋。在这里，道德被规矩打败。 讲道德在加拿大还会遇到另外的障碍。加拿大是多元化社会，有的族裔信奉的道德或信仰，别的族裔可能就不认同，或被认为是伪道德，或被视为洪水猛兽或恶魔咒语。一个社会不可能遵从一个共同的道德标准，却可能让社会的每个成员都守规矩遵从法律。加拿大政府不会号召人民树立道德观念，政府官员也没有教育人民遵从道德的责任。事实上，多伦多前市长福特长期吸毒，行事粗鲁，现任安大略省长韦恩是同性恋，现任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也有吸毒历史，他们被很多人指责，也被很多人力捧，尽管人们的道德观不同，却没有影响到社会的和谐。社会的安定和平和，真正有效的约束利器不是道德而是规矩和法律。

加拿大有三级政府，联邦，省和市政府。这三级政府各管各的事，机构不重复设置，联邦政府的部门，在省和市政府都没有下级部门，省政府的机构，在市政府也没有下属单位。比如，联邦政府管人力资源、移民、入籍、税务等等，省和市政府就没有这些机构，你要出去旅游办个护照，就得去联邦政府的办公楼办，在一些人口密集的城市都有联邦政府的办公楼。省政府管的事，联邦和市政府都不管，比如办个驾照、健康卡、儿童福利什么的，就得去省政府办。省政府为民服务的这些部门，前几年被压缩成了一个部门，叫“服务部”。安省的省府大楼在皇后公园，省议会开会时省民可以去听，老百姓和省政府打交道最多的是办驾照办健康卡这类事，很少去省府大楼，直接去“服务部”就办了。“服务部”散落在城市的一些小商业区内，基本都是些矮趴趴陈旧的房子还是租商家的，和小商铺混杂在一起。政府都是花纳税人的钱，面向省民办事的地方，要是整得有模有样的，容易招惹非议。市政府办理婚姻登记、物业费、种树砍树、改建房屋、垃圾回收这些事。三级政府的具体业务和人事任命等各面都是互不相干的。在用钱方面，互相纠缠的事不少，省政府给联邦政府纳税，省政府向市政府抽税。联邦和省市之间常常为分账的事闹纠纷。

以前听人说，住美国房子，娶日本老婆，开德国车，吃中国餐，比喻为最好的生活。其实，生活在加拿大任何一个稍有些规模的城市，除了娶日本老婆外，实现其他三个都不难。特别是吃中国餐，非常方便。比如在多伦多、温哥华、蒙特利尔、渥太华、卡尔加里，埃德蒙顿等中心城市，说起中餐馆的数量，都不能以“个”来计算，要以“片”来计算，中餐馆一片一片的出现在街区或购物中心。中餐馆在加拿大算得上数量最多的族裔餐馆了。

单说大多伦多地区，中餐馆就有数千家之多，居加拿大之首。在中国城、士嘉堡、北约克、万锦、列治文山等地，中餐馆一家挨着一家，招牌琳琅满目，都写着地道的中文。大多地区有60多万华人，来自中港台的，东南亚的，加勒比海的，哪来的都有。20多年前，华人中多数来自香港，中餐馆给人的感觉就是小碟小碗的点心，年糕，鸡爪，咸粥什么的。大陆人后来居上，移民总人数超过了港人，福建内蒙的，上海新疆的，南方北方的，各地方言秉性肆意流行于多伦多，各具特色的中餐馆也逐年增多，做满汉全席的，蒸窝窝头的，云南米线，烤羊肉串的，北京烤鸭，大漠风情的，各家有各家的主打来吸纳食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