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农历新年伊始，中国在元宵节的前一天高规格地召开了一次庆祝大会，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宣布：“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创造了“人间奇迹”。   根据中国官方说法，“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   联合国发展署制定的全球绝对贫困线是人均日收入1.9美元（约合人民币12.31元），也就是年收入693.5美元（人民币 约4496元）。   那么9899万贫困人口这个数字是如何得出来的？中国现行的贫困标准是什么？中国的贫困线与国际上其他国家相比又有什么异同？BBC中文网梳理以下几个关键问题。   中国贫困人口究竟有多少？   首先，中国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如何算出来？   2016年，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向中国人大常委会的一次专题讲座上表示，2012年世界银行根据每人每天1.9美元的标准测算，中国共有贫困人口8700万。   “而我国按自己的标准（2010年不变价2300元/人·年）测算的2012年农村贫困人口则为9899万人。”   2018年，世界银行公布的中国系统性国别诊断报告写道：“尽管减贫成果非常显著，但由于巨大的人口规模，中国贫困人口数量仍居世界第四位，仅低于印度、尼日利亚和刚果民主共和国。”   上述报告还指出：中国“剩余的农村贫困人口可能分散在更加偏远、交通不便的地区，因此更难触及。由于没有官方城市贫困指标，现在对城市贫困情况所知不多。”

上周，由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挑选的调查Covid-19大流行病毒源头的专家组从全球第一次疫情暴发地武汉返回。在与中国科学家达成共识后，该小组计划就该病毒的可能来源发表一份联合报告。 来自中国和世卫组织的两组科学家同意研究中国政府一直在推动的一些想法，比如病毒可能是通过冷冻食品传播的。但世卫组织的团队也对中国拒绝提供原始数据进行分析感到失望。 世卫组织团队成员、纽约生态健康联盟(EcoHealth Alliance)主席彼得·达扎克(Peter Daszak)主要关心的是病毒的动物来源。达扎克是研究动物疾病及其向人类传播的专家，曾与武汉病毒研究所合作——这促使去年特朗普政府取消了拨给达扎克的机构的一笔经费。 他在返回纽约后接受采访时说，这次访问提供了一些新的线索，所有中国和国际科学家都认为，这些线索很可能指向中国或东南亚的动物起源。科学家们大多对病毒起源于实验室的说法不以为然，他们说这种可能性很小，不值得进一步研究。 他回忆了武汉的氛围，以及他第一次看到的华南海鲜市场，那里是去年首次暴发疫情的地方，但不是第一例病例的发生地。他还说，前方的道路在科学上是直接明了的，但在政治上不是。 以下是经过精简和编辑的谈话记录： 你以前去过中国和武汉很多次，这次访问有什么不同吗？ 好吧，这次很奇怪。当你去中国时，有些事情是肯定要做的。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开会，然后和他们吃饭。如果你不吃，会被认为是非常粗鲁的。这次我们花了两周时间在隔离酒店用Zoom开会，然后才和他们见面。但见面后仍然没有和东道主一起吃饭，我们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里吃。 所以这是一次非常艰难、非常紧张、非常情绪化的旅行。在武汉，人们有一种创伤后休克的感觉。 这座城市被封锁了76天。人们被锁在自己的公寓里，有的人死后都没人知道。从那时起，他们被指造成了一场大流行，这个病毒被称为武汉病毒、中国病毒，人们感到愤怒和悲伤。 这是否给这次旅行的科学目的带来了困难？ 不。你是带着任务的。你是自愿来的，也知道会是什么感觉。你被这件事的历史重要性所吸引。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第一批来到华南海鲜市场的外国人，这个市场甚至对中国公民都是封闭的。去过那里的只有中国的疾病调查员。我们会见了治疗第一批已知新冠肺炎患者的医生。 这些人经历了痛苦，现在他们在中国被誉为英雄，而现在轮到世界其他地方在打这场仗。当然，中国对这种病毒的再次流行感到无比震惊。 当你到达机场的时候，穿着全套防护服的人会到飞机上来；你被带到另一条隔离通道，再做核酸检测。你被送到酒店，回到自己的房间，然后被锁在里面两周。真的很严苛。来到你门前的人都是穿着全套防护服的。你的垃圾和酒店房间里的垃圾会被放进一个黄色袋子里，袋子上有生物危害标志。 当我回到家时，那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体验，在那里我甚至没有收到要我隔离的通知。我注册了纽约州的应用程序，但没有人会来敲我的门，告诉我“待在室内”。 在这次旅行中，你有了解到什么以前不知道的东西吗？

本周，第一个赴武汉寻找SARS-CoV-2病毒源头的任务结束了。   来自世界各地的十几名专家，包括流行病学家、兽医、医生和病毒学家，过去两周在寻找病毒来源的线索。   昨晚，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世界卫生组织食品安全和动物疾病专家彼得·本·恩巴雷克（Peter Ben Embarek）表示，冠状病毒不太可能从中国实验室泄漏，最有可能是通过一种中间物种传染给人类。   如果参照之前的疫情调查，在这个首个调查团之后，还会陆续有为数不少的其他调查团。   新冠疾病是一系列人畜共患疾病中的最新一种，这种感染始于动物，但蔓延至人类。   兽医流行病学家休姆·菲尔德（Hume Field）说，通常情况下，识别病毒通常的动物宿主需要多年时间。菲尔德曾协助追踪多种病毒的来源，包括首现于中国的非典病毒和澳大利亚的亨德拉病毒（Hendra）。   第一种非典病毒SARS-CoV-1于2002年跨物种传染给人类，其动物起源直到2017年才被确定，当时中国科学家报告说，他们在一群马蹄蝙蝠身上发现了非典的所有基因构件。   有时，科学家可能要寻找数年，但仍无法找到确定病毒的主要宿主，埃博拉病毒就属于这样的情况（到目前为止，仍未确认）。   菲尔德博士说，而有时，找到主要宿主所需时间可能相对较快，菲尔德现在是位于美国的非政府组织生态健康联盟（EcoHealth

世界卫生组织（WHO）赴中国专家小组在武汉与中国展开联合调查后，就新冠病毒的起源、华南海鲜市场、蝙蝠的作用以及武汉病毒研究所“泄漏病毒”等问题公布了调查结论和结果。   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型冠状病毒溯源研究联合专家组2月9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参加的三位专家是中国前国家卫健委体制改革司司长、现任清华大学公共卫生学教授梁万年、世界卫生组织丹麦籍科学家彼得·本·安巴雷克（Peter Ben Enbarek）和荷兰病毒学家玛丽安·库普曼斯（Marion Koopmans）。   新闻发布会就外界关心的问题公布了本次联合调查的结论：   武汉华南海鲜市场 联合专家考察组中方组长梁万年说，根据对武汉200多家医院的病例来看，2019下半年武汉未出现未被识别的新冠病毒传播。   梁万年说：2019年12月武汉市人群中发生了一定规模感染，许多早期病例与华南海鲜市场有关，只能证明该市场是病毒传播点之一。根据目前资料无法确定新冠病毒是如何传入华南海鲜市场的。   记者会上专家还表示，最初的感染病例部分与华南海鲜市场有关，部分与其他市场有关，部分与任何市场都无关。   蝙蝠与病毒 就蝙蝠可能是病毒直接起源的说法，专家组表示蝙蝠所携病毒并非新冠病毒直接祖先。   梁万年表示，蝙蝠、穿山甲身上发现的冠状病毒被认为和新冠病毒关系密切，但还不足以使其成为新冠病毒的直接祖先。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中共负责外事工作的政治局委员杨洁篪通话，是拜登政府上任以来双方第一次高层的对话，字里行间透露出双方关系的症结所在。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与中共负责外事工作的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在2月6日通了电话。   中国外交部在公布这一消息时，特别强调杨洁篪“应约”同布林肯通电话，表示这一次电话由美方主动发起。   实际上在布林肯与杨洁篪通话之前，还在周五（2月5日）与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外长举行了网络电话会，内容涉及到伊朗、中国、俄罗斯、缅甸、气候变化以及新冠疫情。这次电话会议，也是美国与欧洲三大主要盟国在近三年来的第一次外长级会议。   会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莱斯（Ned Price） 表示，四国外长们“在处理安全、气候、经济、健康和其他世界棘手问题上确定了跨大西洋关系的核心地位”。   普莱斯还说，布林肯向欧洲盟国们“强调了美国对采取协调行动，克服全球面临挑战的决心。”   有关中、美高层的本次接触，双方会后表态却很能说明现阶段双边关系的症结所在。   中国如何表述？ 中国外交部的新闻稿，用了大量的篇幅陈述杨洁篪在通话中的观点：  

命令是1月12日夜里下达的。几天前，环绕北京的河北省暴发了新的新冠病毒疫情。中国政府的应对方案既大胆又直截了当：必须建设一个预制房的完整小镇把人隔离起来，项目于次日一大早开工。 部分工作落在了建筑公司老板韦烨的身上，他将在征用来的农田上搭建安装1300个预制房。 韦烨说，合同、图纸、材料订单——所有事情“经过几个小时都给落实了”。他还说，他和手下为了赶工拼死拼活地工作。 “这个压力肯定是会有，”他说，但他也为能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感到“特别光荣”。 在新冠病毒肆虐全球的这一年里，中国已经做了许多其他国家不愿或不能做的事情。使用同等程度的强迫与劝说，中国调动起庞大的共产党机构，渗入到私营部门和广大人口之中，对大流行病展开了一场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所说的“人民战争”，并取得了胜利。 中国现在正在从中收获长期的好处。当新冠病毒最早在中国中部城市武汉出现、中国领导层似乎处于1989年“六四”事件以来最紧张时刻的时候，这个结局几乎没人预见到。 这一成功已让中国在经济和外交上处于有利地位，反击美国和其他担忧其不可阻挡的崛起的国家。这一成功也让习近平更有信心，他将中国经验作为榜样提供给他国。 虽然当初武汉的官员们曾因担心政治后果而犹豫不决、行动迟缓，但现在只要有新感染的迹象出现，当局就会立即采取有时甚至是过头的行动。今年1月，河北当局马上动用了中国早已练就的策略，对数百万人进行病毒检测，将整个社区隔离起来——所有这些做法的目的，是让官方通报的感染病例——14亿人口中每天仅几十例——归零。 中国政府采用了多年来的惯用做法，在基础设施项目上投入大量资金，同时为支持企业发放贷款并减税，以避免出现与大流行病有关的裁员。尽管去年年初曾出现萎缩，但中国目前是恢复了稳定增长的唯一主要经济体。 在疫苗研发方面，政府为疫苗生产商建新厂提供土地、贷款和补贴，还提供了快速审批渠道。两种中国疫苗正在大规模生产中；更多的疫苗即将到来。尽管中国疫苗表现的效力低于西方竞争对手的疫苗，但已有24个国家签约购买，因为在政府的敦促下，中国公司承诺更快地供货。 新西兰和韩国等其他国家没有采取严厉措施，也已很好地遏制了病毒，在民主制度下，中国式的严厉措施政治上不可接受。但在中国领导人眼里，这些国家没有可比性。 北京在遏制大流行病的各个方面，包括医疗、外交和经济方面取得的成功，让其更加坚信其迅速调动人员和资源的威权主义能力，认为这让它具有美国等其他大国没有的决定性优势。这是一个强调不惜一切追求结果，并且需要公众默然接受的模式。 按照这种观点，中共不仅必须控制政府和国有企业，还必须控制私营企业和个人生活，将集体的好处置于个人利益之上。 “他们能够将这个一党专政国家的所有资源调动起来，”纽约福特汉姆大学(Fordham University)中国法律与政治学教授明克胜(Carl Minzner)说。“这当然既包括强制性工具——对上百万人的流动实行严格的强制性限制，也包括可能是中国独有的高效率官僚工具。” 通过这样做，中国共产党当局压制了言论、管束并清洗了异见观点，并且扼杀了任何个人自由或流动的概念——这种做法在任何民主社会都是不得人心且不能为人所接受的。 在中共领导层中，一种被证明是正确的感觉显而易见。在2020年的最后几天，中国的最高政治机构——由七名成员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了一个相当于年度政绩评估的会议，理论上，常委们能在会上对自己和同事进行批评。 他们非但未对任何不足之处有任何暗示——例如，中国在全球面临着日益增长的不信任，反而高度赞扬了中共的领导力。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时与势在我们一边，”习近平在1月的另一个会议上对官员说。

中国11月23日宣布，全国832个贫困县全部脱贫。中国官媒表示，中国的脱贫经验给其他国家的减贫措施提供启示，与此同时，中国官媒又说，由于疫情的影响，美国底层人民的发展失衡，生存危机加剧。也有中国学者说过，中国已脱贫，美国有将近4000万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美国应该向中国学习。但是，中国的穷人是否愿意到美国不脱贫，而美国的穷人是否愿意到中国去脱贫？结论不言自明。 美国贫困人口数量和贫困标准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和劳工统计局的数据，2019年，美国贫困人口比例为10.5%，大约3400多万人。​不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今年10月公布的一份最新报告说，今年5月以来，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美国的贫困人口新增800万之多。所以，2020年，美国的实际贫困人口确实差不多4000万人。 2019年，中国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在一次电视节目中指出，“美国4千万人贫困，1850万极度贫困” 。张维为的数据并没有问题，但是有问题的是，他接着说：我们已实现脱贫，美国应该向中国学习很多东西，包括扶贫的经验”。 张维为没有指出的是，美国的贫困标准不同于中国。美国的极度贫困标准也不同于2015年世界银行制定的“极度贫困“的标准，即每人每天生活支出不足1.9美元（12.5元人民币）的人即为“极度贫困”。 根据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最新调查：2020年的美国贫困线标准为单身收入低于1万2760美元，相当于8万4000元人民币、4口之家低于2万6200美元，相当于17万2398元人民币。美国“极度贫困”人口指的是那些收入水平低于上述贫困线标准50%的人。另外，根据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2018年的一份报告，真正属于美国标准的极度贫困人口的数字并非是1850万，而是150万人。 值得指出的是这个数字还没有包括国家给穷人提供的救助福利， 比如住房、医疗、食品以及各种补贴。 那么中国是什么样的贫困标准呢？根据今年3月中国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永富的话，中国的脱贫标准是，包含“一收入、两不愁、三保障”。 根据刘永富，“一收入“指的是国家的收入标准，是2010年的不变价农民人均年收入2300元，按照物价等指数，到去年底现价是3218元，今年为4000元左右。“两不愁“指不愁吃、不愁穿，目前已经做到。“三保障”指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 按照他提供的信息，中国已经脱贫人口的收入人均都在9000元以上，剩余贫困人口人均收入在6000元以上。人均6000元，刚刚超过世界银行的极度贫困标准。 美国穷人有多穷？ 以一个带有两个孩子的单身母亲的生活状态为例。 假定这个单身母亲有一份全职工作，工资水平为联邦最低工资。税后，这位妈妈的年收入看似只有1万3853美元，但是，她还将从食品券、个人所得税抵免，可退还的儿童抵免以及儿童营养计划中获得收益，她从这些福利项目中获得的价值约1万2,600美元。这样一来，她的收入和福利总和大约为26,500美元。 除此之外，她和家人还将获得价值10,000美元的医疗补助。如果她还获得住房援助（大约有四分之一的低收入单亲父母都会获得住房补助），她从收入和福利中获得的经济资源加起来将达到4万7400美元。 美国政府对贫困人口的各种补助 美国政府（州和联邦，以联邦政府为主）针对贫困人口提供多种社会福利，主要集中在医保、食品、住房和子女养育上。 美国贫困人口享受的最大社会福利项目是医疗补助计 划，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都有医疗保障项目、医疗补助，为贫困人口提供医疗保险。各州的申请条件标准不同，

美国众议院在过去一周先后公布了两份分别由共和党和民主党主导针对中国的研究报告，让外界窥视了美国在大选过后可能采取的对华策略。 美国共和党主导的中国工作小组发表的报告全盘审视了面对中国的威胁，形容过往假设扩大美中经济关系会促使中共发生变化的策略已经失败，提出几百项政策建议，建议美国和台湾展开自贸谈判，争取台湾在国际组织有更大的参与，通过一些容许美台更多官方交流的法案，并向受到北京压迫的香港居民提供安全的“避风港”。 美国民主党所主导的报告则针对政府的情报机关，认为仍有需要进行改革，促进情报部门与譬如财政部、商务部和卫生与灾难管理机构等非国防相关部门合作，加入和培训更多中国分析人员，加强对中国的情报分析，应对中国的“软威胁”。 两份报告内容是什么？ 美国共和党在5月成立了中国工作小组，由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麦考尔和另外14名共和党议员组成，经过多月的调研，他们在周三（9月30日）发表了这份全长141页的报告。 报告详细列出美中关系在各领域的竞争与变化，认为中国并没有如西方民主世界所预期般进入国际体系后成为负责任的成员，并称美国以前假设美中扩大经济关系可促进美国的国家利益并促使中共产生变化。但报告说，这种接触战略导致以往常对中共“侵犯人权”、“经济恶行”、“扩张主义侵略”等视而不见。 报告列举中国在新疆、西藏、香港问题、中印边境对峙、新冠疫情等事件上的作法，指这些都是一连串的提醒，揭示了中共意识形态正削弱国际系统的核心原则，威胁美国人的安全和繁荣。 报告列出了详细的建议，包括美方应针对中国军队将美国国防预算增长至少3至5%、阻止中国军工产业获得所需支持、制定措施应对中国利用“谎言和恶性意识形态”的宣传机器、阻止中共影响联合国和世卫、支援民主斗士的数字安全、减少产业链上对中国的依赖、审视中共可能对5G网络带来的风险、确保美国纳税人的钱不支持任何中共支持的国营企业。 针对台湾问题，报告建议把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更名为“台湾代表处”，与台湾展开贸易谈判，呼吁通过《台湾保证法案》和《台湾主权象征法案》等多个法案，容许美台之间有更多官方访问，争取让台湾成为世卫观察员和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更大参与，不再阻止台湾在官方活动中展示台湾旗帜。 针对香港问题，工作小组的报告建议要全面执行回应香港镇压的制裁法律，并促请美国国会通过《香港如水法案》（Hong Kong Be Water Act），授权行政部门制裁打压香港言论集会自由的中国及香港政府官员，支持美国为香港被打压的人士提供避风港，并着手研究相关法律，为香港有需要受保护的异见人士提供人道援助。 美国众议院中国工作组主席麦考尔形容，中共是美国“最大的长期威胁”，将会是“世代挑战”，“这份报告是世代文件，它将为国会未来多年政策指引方向”。美国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Kevin McCarthy）则说，这份报告是“一份全面应对中国威胁的真实蓝图”，里面的建议是“大胆、可实现的”，“要确保未来一个世纪还是美国的世纪”。 另一份由美国民主党主导的报告，是对美国情报工作为期两年的检讨总结。这份星期三（9月30日）公布的众议院常设特别情报委员会报告认为，美国情报机关未适应中国崛起所塑造出不断改变的地缘和科技环境，以及国际卫生、经济安全等非军事跨国威胁。报告警告华府若不作出重大改革，美国将难以与中国竞争。 报告同时指出，中国未有如西方国家所期待的那样走向自由化，并似乎想改变国际秩序，推进自己的策略利益而打击西方国家，报告认为中国透过不公平优势及窃取知识产权，试图支配全球市场，继而把全球经济及投资转移到中国，亦透过军事化南海及东海、以胁迫手段尝试控制印太地区。 报告认为美国情报机关要更准确地评估中国的动机和行为，如果美中关系继续恶化，美国领袖们要知道美中双方日后所作的决定可能会有第二、三层次更深远的影响。 中港台方面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