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和中国已经就贸易协定第一阶段的条款达成一致，该协定将部份减少美国对中国商品的关税，同时促进中国人购买美国的农产品，能源和制成品，并解决美国对知识产权做法的一些不满。 以下是双方发布的交易细节。总体轮廓与特朗普去年10月宣布的一项原则性交易相似，该交易以中国增加对美国农产品的购买为主导。 关税 美国将不会对原定于周日生效、对价值近1600亿美元中国商品开征15％的关税，其中包括手机，笔记本电脑，玩具和服装。 中国取消了同样原定于星期天生效的报复性关税，包括对美国制造的汽车征收25％的关税。 美国将把9月1日对价值12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税率降低一半至7.5％ 美国对价值2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的25％关税将保持不变，作为美国明年第二阶段谈判的条件。 贸易赤字 美国官员说，中国同意在未来两年内，将对美国产品和服务的购买额增加至少2000亿美元，并期望在此之后继续增加购买额。 官员说，购买的产品包括制成品，农产品，能源和服务，预计将减少美国与中国的4,190亿美元贸易逆差。美国数据显示，在贸易战开始之前，中国2017年购买了1,3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和560亿美元的服务。 农业 中国已同意在两年内将对美国农产品的购买增加320亿美元，这将使得每年平均的总计达到400亿美元，而在贸易战开始之前的2017年，每年的基准数字是240亿美元。 特朗普要求中国每年购买价值50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表示，中国同意尽最大努力将其采购额每年再增加50亿美元，达到接近500亿美元。 中国答应减少对农产品的非关税壁垒，如禽肉，海鲜和饲料添加剂，以及对生物技术产品的批准。 知识产权 协议包括中国法律对专利，商标和版权在内项目的更严格的保护，其中含有改进刑事和民事诉讼程序，以打击在线侵权以及盗版和假冒商品。 协议包含中国承诺遵守先前的承诺，消除外国公司为获得市场准入、许可或行政批准而必须向中国公司转让技术的任何压力，并消除此类转让的任何政府优势。 中国还同意避免直接支持旨在获得外国技术以满足其工业计划的境外投资，这些交易已经受到美国安全审查力度加大的限制。 货币

加拿大另类政策研究中心（CCPA）说，加拿大“种族化人口”在过去十年中大幅度上升，但是他们的收入和就业率仍然偏低。种族化人口指的是能够被看出属于外来移民的黑人、亚裔和阿拉伯裔人等有色少数族裔。该中心12月9日发表的报告还指出，同为移民，有色族裔移民和白人移民之间、有色族裔移民群体内部不同族裔之间的收入也存在着明显差异。这份报告采用的数据来自加拿大统计局的人口普查。 根据加拿大2016年人口普查（最新一次），加拿大有770万有色族裔人口，其中最大的群体是南亚裔。华人为第二大群体，接下来依次为黑人，菲律宾人，拉美人和阿拉伯人等群体。2006年，加拿大有色族裔人口占总人口的16%。这个比例在十年后上升到22%。 有色族裔人口中的女性失业率最高 2016年，有色族裔人口的失业率为9.2%，比白种人高出将近2个百分点。如果男女分开统计的话，两个群体中的男性失业率差距还不到1个百分点。但是有色族裔女性人口的失业率为9.6%，比白人女性人口高出3.2个百分点。 华人男性在这一年的失业率为7.7%，在有色族裔男性人口中仅比日裔和菲律宾裔高；华人女性为8.1%，比日裔，东南亚裔和菲律宾裔的女性高。 失业率最高的有色族裔男性群体为黑人（12.8%），女性为阿拉伯裔（15.6%）；失业率最低的有色族裔男性群体和女性群体均为菲律宾裔，分别是5.8%和4.7%。 收入差距 收入上的男女差距和种族差距并不是新鲜话题。但值得注意的是，加拿大有色族裔和白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在2005到2015这十年间几乎没有变化。 2015年，白人男性每挣一加元，有色族裔男性和女性只能分别挣0.78加元和0.59加元。在有色族裔的各个群体中，华人的收入略高于平均水平。仍以白人男性每挣一加元为标准，华人男性可得0.87加元，女性可得0.66加元（如与白人女性相比则为0.99加元）。华人女性的平均收入是有色族裔群体当中最高的。男性平均收入最高为日裔（1.05加元）。 移民之间的对比: 有色族裔移民和白人移民的收入差距延续到第三代 白人移民在就业和收入方面比有色族裔移民占优势，这并不是秘密。但是加拿大另类政策中心的报告说，这种优势一直延续到第二代和第三代，甚至更久远。这说明有色族裔移民在就业时受到的阻碍并不完全源于他们的资历。 25岁到54岁的白人移民和有色族裔移民的收入差距，男性为1加元比0.71加元，女性为1加元比0.79加元。在出生于加拿大的移民后代当中，这两个族裔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虽然缩小，但仍然存在。第二代白人移民和有色族裔移民男性的收入比为1加元比0.79加元，第三代为1加元比0.91加元。 在两大移民群体的女性当中，第二代和第三代的收入差距均为为1加元比0.96加元。 华人第二代和第三代的收入略超白人移民后代 但是在有色族裔群体的后代中，华人、日裔、韩裔和南亚裔赶上甚至超过了白人移民后代。以华人为例，白人移民后代与第二、三代华人的收入比均为1加元比1.03加元。 韩裔后代收入增加幅度最大，与白人移民后代相比，第二代为1加元比1.01加元，第三代为1加元比1.53加元。日裔第二代为1加元，第三代为1.24加元。   新闻来源：RBC；作者 吴薇

1、Nathan VanderKlippe，《环球邮报》驻亚洲记者：非常感谢任先生能够再次接受我这名加拿大记者的采访。现在距离孟晚舟女士被捕已经整整一年了。因此，我想问问您一年前发生了什么。关于孟女士被捕，在加拿大发生的事情我们已经比较了解了，但在中国发生了什么，您个人身上发生了什么，我们了解得还不多。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在孟女士在加拿大被捕前两年，她就没有去过美国了。请问华为是不是从2017年开始就已经知道美国正在进行调查而且孟女士正面临风险了？   任正非：孟晚舟事件应该是美国政治上的行动策划。华为在美国市场长期受排斥，在美国已经没有什么销售，业务收缩了，高级干部去了也无事可做，为什么要去美国呢？所以都不去美国了。   Nathan VanderKlippe：所以，不去美国并不是为了避免在当地被捕或者逃避法律问题？   任正非：不是逃避。而是因为我们高管没有工作需要去美国。我们早几年就已经把美国市场当成一个小国市场来处理，授权代表处自己决策，因为销售额太小了。   2、Nathan VanderKlippe：孟女士在温哥华被捕后，您是如何得知这一消息的？您当时在哪里？是谁通过什么途径告诉您这个消息的？   任正非：孟晚舟被逮捕的时候，我在中国，没有出发去阿根廷。公司法务部门向我报告孟晚舟被抓，当时不知道是美国政府发动的这么大的打击事件，以为只是某方面的误会引发的事件。   Nathan VanderKlippe：当时您本来也要去阿根廷。您一开始是不是也计划从加拿大转机？  

过去一年来，加中关系降温几乎致冻结状态。这场外交寒流的起点是去年12月1日，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温哥华机场转机时被逮捕。此事发生一周年之际，加拿大全国媒体Globe and Mail刊登深度报道，力图根据不同消息来源还原孟晚舟被捕前后加美双方的运作和沟通。 孟晚舟被捕后，中国从政府到民间基本无人相信这是根据加美引渡条约的常规运作。前加拿大驻美国大使麦克诺顿（David MacNaughton）在接受《环球邮报》采访时说，中国方面坚信这是加拿大和美国联手搞的一场政治阴谋，认为肯定是加美政界的最高层在一起商量过。“但事情完全不是这样的。” 今年八月份刚刚卸任的麦克诺顿直接参与了所有涉及孟晚舟案的加美沟通。他说，美国的引渡要求来得突然，而加拿大遵守了程序。如果时间能够倒流，加拿大事先得到通知，有时间考虑后果，是否还会应美国要求逮捕孟晚舟呢？麦克诺顿说他也不知道。“但现实是我们没有得到通知。” 特鲁多和特朗普事先都不知情 2018年12月，当地时间1号下午在香港机场，美方人员看着孟晚舟和一个同事登上国泰838航班，然后把她们的身份信息和衣着特征发给了FBI，美国司法部，加拿大皇家骑警和加拿大边境服务署。几个小时后，孟晚舟在温哥华机场被截住。 此时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都在阿根廷出席20国峰会。消息传来时，三人在参加峰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一名官员悄悄把一张纸条递给特鲁多的高级助手巴茨（Gerald Butts）。特鲁多看到纸条时完全没有思想准备。也许是因为措手不及，他没有利用在一起开会的机会和习近平提起此事。 而在美国这边，时任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John Bolton）12月6日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也没有把逮捕孟晚舟的事提前告知特朗普。1号晚上，孟晚舟在温哥华已经进了拘留中心，特朗普和习近平则在共进晚餐，并商定中美贸易战“停火”三个月。 《环邮》采访到的中国消息来源说，习近平后来对自己没有从加方得知此事非常生气。在加拿大是否及时通知中方孟晚舟被捕这件事上，加中各执一词。加拿大外交部官员表示他们在孟晚舟被捕后立刻就通知了中国驻加使馆和驻温哥华领事馆，而中国外交官员称他们是从北京得知此事的，并指责加拿大没有遵守两国领事协议。 哪些加拿大官员在12月1日之前得知此事？ 有消息来源说，当时的加拿大司法部长威尔森-雷布尔德（Jody Wilson-Raybould）是在11月30日得知美国要求的。她的办公室随即通知了枢密院，再由枢密院通知总理。总理办公室说，特鲁多在次日得知此事。当时威尔森-雷布尔德和总理办公室的关系已经因SNC-兰万灵案闹得很僵。 另外在11月30日就知道此事的还有司法部副部长德鲁安（Nathalie Drouin）和该部国际协助小组（IAG，负责引渡事宜）的资深律师查理福尔（Cathy Chalifour），当然还有加拿大皇家骑警和加拿大边境服务署。枢密院和外交部官员收到了汇报。司法部批准了引渡逮捕令。皇家骑警、边境服务署和FBI及美国司法部制定了计划。有关官员说，时间太紧，加拿大政府没有时间考虑此事的潜在后果。 麦克诺顿说，在他们看来，这就是处理一项和加拿大签有引渡条约的一个国家提出的正常要求而已，总理并没有得到关于此事潜在后果的警告或建议。

北约（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各国领导人星期二（12月3日）将在伦敦开始为期两天的北约特别峰会，会上将讨论” 中国崛起 “等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在会上谈论“中国威胁”。为对付前苏联集团而成立的北约为何把对付的目标转向了中国？ “不是北约要进军南中国海，而是中国正在靠近我们” 这是北约首次将中国议题纳入峰会的正式议程。斯托尔滕贝格11月29日在就本次峰会举行的记者会上说，中国崛起虽然给北约成员国带来了新的机遇，但北约需要关注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巨大发展、中国在从北极到巴尔干等地区的活动、以及中国在欧洲基础设施建设中的重大投资。 斯托尔滕贝格还说：为了应对这一系列挑战，北约已经更新了包括5G网络在内的通讯设施的底线要求，并达成一致。他还说：“我们将持续确保北约在 5G 通讯以及重大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安全，因为这对我们的军事行动和日常生活非常关键。” 斯托尔滕贝格星期一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商业频道（CNBC） 采访时说，讨论中国崛起，“不是北约要进军南中国海，而是中国正在靠近我们”。 他对CNBC的记者说，“无论如何北约不会进驻南中国海，但是我们不得不应对这样的一个事实，中国距离我们越来越近，中国大举投资我们的基础设施。”不过，他强调说， 这个由29个成员国组成的军事联盟并不希望把北京当成敌人。 北约对中国的担忧 斯托尔滕贝格此前也在多个场合表示，北约必须直面中国的崛起。斯托尔滕贝格8月份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也说，随着中共力量的全球扩张，北约需要了解中国崛起的影响，包括对北约成员国带来的挑战。 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防务问题专家巴里·帕维尔（Barry Pavel）八月份在“防御第一”（Defense One）网站上发表文章说，最近两年，是中国在欧洲周边和本土越来越多的行动将中国推上了美国和欧洲官员的议程之上。 他写道：“这些行动包括华为在欧洲和北美电子基础设施上的努力、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全球战略在欧洲及其周边进行的掠夺性经济活动、中国大规模的网络间谍和盗窃西方知识产权活动、中国在北极的日渐增长的活动以及在北约边界的活动、与俄罗斯军队在太平洋、中亚以及北欧和波罗的海地区的联合军演、中国在意大利的里雅斯特等欧洲重要港口日渐增加的所有权、中国在对北约和美国海军的非常关键的海事设施的投资等等。” 帕维尔说，凡此种种促使欧洲委员会在三月份的一份政策文件中将中国称为“系统性竞争对手”。欧洲委员会为此还提出了加强与中国关系的10项行动的目标，其中包括采用欧盟共同的5G网络安全措施，提高对关键资产、技术和基础设施的外国投资的风险意识，并“迅速、全面和有效地实施‘外国直接投资审查制度’”。 前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Anders

自从大约一年前加拿大应美国引渡要求扣留华为财务总监孟晚舟以来，加中两国的关系就一直处于紧张状态。而在此期间，华为在加拿大的业务似乎并未受到影响。 加拿大广播公司电视新闻频道在周二晚间的全国联播节目中，播出了调查记者彼得•阿姆斯特朗（Peter Amstrong）的深度报道，揭开华为在加拿大多所大学投资科研的总体情况。这篇报道还回答了有人认为，加拿大的大学从华为公司得到科研经费，应算是受益者，到底“谁才是最终受益者“的问题。 报道中说，华为在加拿大有1200名雇员，花费巨额投资在无线通讯和信息技术领域的研究和产品开发上。华为加拿大公司副总裁阿里克汗•威尔士（Alykhan Velshi）说：“华为是在加拿大无线通讯和信息科技领域投入科研经费最多的公司，即使不是第一名，也是最多的两家公司之一”。 华为在加拿大大学的科研投资总额共达5650万加元 记者就此在加拿大的大学进行了调查，归纳出华为投资的大学有17所，其中很多都是加拿大的理工名校。 以下是华为投资超过百万的加拿大高校： 滑铁卢大学， 1,530万加元 西蒙•菲沙大学，850万加元 阿尔伯塔大学，770万加元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760万加元 多伦多大学，650万加元 麦吉尔大学， 600万加元 卡尔顿大学，178万加元 蒙特利尔大学，109万加元 其它获得华为科研投资的大学还有: 圭尔夫大学、麦克马斯特大学、卡尔加里大学、维多利亚大学，

据美国和中国官员、议员和贸易专家称，由于中美两国“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达成过程遇挫，更深入的“第二阶段”贸易协议达成的希望减弱。 10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称，一旦“第一阶段”协议完成，他预计第二阶段的谈判将立即启动。他当时表示，第二阶段谈判将聚焦于知识产权这一关键问题。美国称，中国强迫美国企业将技术转让给中国竞争对手，实际上窃取了美国的知识产权。 但消息人士称，2020年11月美国总统选举、完成第一阶段协议的困难、再加上美国不愿与其他国家共同向中国施压，削弱了近期实现更大进展的希望。 贸易专家和接近白宫的消息人士表示，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可能要拖到明年才能敲定，因北京方面向美方施压，要求取消更多加征的关税，而特朗普政府也向中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中国官员称，他们预计在美国大选前不会就第二阶段协议展开谈判，部分是因为他们想等待观察特朗普能否连任总统。 “想签订这些协议的是特朗普，而不是我们。我们可以等，”一位中国官员对路透表示。 美国民主党众议员Jim Costa周三在国会表示，“务实的”中国消息人士对他说了同样的话。Costa是两个重要农业委员会的成员。 据特朗普政府官员称，目前特朗普的主要优先事项是确保宣布达成重大的第一阶段协议，锁定中国对美国农产品的大规模采购，以便可以在竞选连任时吹嘘自己取得了重大胜利。 该要求匿名的美国官员称，在这之后，特朗普将把重点转向国内问题，中国在他政策日程上的重要性将降低。这位官员表示，特朗普可能将其他有争议的问题交给高级助手，这些助手可能继续在知识产权、南海和人权问题上向北京施压。 “我们一完成第一阶段协议，就会开始第二阶段谈判，”另一位美国政府官员称，“至于何时能完成第二阶段协议，我无法推测。” 特朗普政府起初针对调整美中关系制定了野心勃勃的计划，包括应对美国贸易代表2018年调查结论中得出的有关北京“不公平、不合理和扭曲市场的做法”。 特朗普指责中国多年来从事经济间谍活动、网络攻击、强制技术转移并倾销享有政府大量补贴的低价商品。这些指控也获得美国政坛跨党派的广泛支持。 但很多这些关键问题都将无法在第一阶段协议中解决。第一阶段协议聚焦于中国采购农产品、取消已加征关税以及一些知识产权承诺等。 “这些都是简单的问题，”Costa表示，较为棘手的是“行业间谍、版权、这些问题的处理与执行、以及隐私和安全性问题。” 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的是，特朗普的经济顾问们意见不统一：一部分人士敦促特朗普迅速达成第一阶段协议，以安抚市场和企业高管；另一部分人则希望他推动达成更为全面的协议。 与此同时，中国官员则不愿对经济实施更大的结构性改革，也不愿表现出屈从于美国利益的样子。 前美国政府官员、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专家Matthew Goodman表示，中国和美国都明确希望尽快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以安抚市场，并缓解国内政策担忧。 他认为双方很有可能达成第一阶段协议，但在大选前达成更广泛的协议就远没有那么确定了。他指出，一个关键问题是美国应对中国的战略缺乏连贯性。

  美国参众两院先后通过两项支持香港示威者的决议之后，只待总统特朗普签署之后既可以法律形式生效。   这两项法案，一是《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另一项法案则是《香港保护法》，后者禁止美国向香港当局出口催泪弹、胡椒喷雾和橡皮子弹等人群控制产品。   下一步会怎样？   路透社分析认为，一旦特朗普在这两份法案文件上签了字，美国国务院就有义务每年向国会提交报告，确认香港自治地位仍满足1992年《香港政策法》的规定，香港才能继续从美国那里获得特殊贸易待遇。而这一待遇对于香港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来说具有一定的重要意义。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生效之后，对香港人权侵害事件负有责任的官员也将受到相应的制裁。尽管很多人认为，这部法案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作用，但是路透社的分析认为，它有可能会从本质上改变美国和香港之间的关系。   根据1992年《香港政策法》，香港在贸易、运输等领域被美国视为和中国大陆不同的特殊地位。但是如果总统认定，这个特别行政区已经”不具备充分的自治地位”，就有权签署一份行政令，中止香港的特殊待遇。   但是如果《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经总统签署生效后，香港的”充分自治地位”将会受到更为严密的审核。   香港面临何种影响？   从经济角度来看，香港之所以具有国际金融中心的特殊地位，就是因为它被视为与中国大陆区别开来的单独关税和贸易区域。拿中美贸易战来说，美国针对中国的惩罚性关税就不会适用于从香港出口到美国的产品。   但是在《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生效之后，一旦香港的特殊地位被取消，那么它从美国海关的角度来看，就被视为又一个中国贸易口岸，从香港出口的商品将会被征收和内地口岸出口商品同样的关税。那些原本在香港以中间贸易和转运业务为主要盈利来源的企业，将面临生计困难，可能不得不将业务转移到其它地区。

在本该是安心教书的古稀之年，71岁的经济学教授尤盛东却在美国多地奔波往返，寻找能为他提供三尺讲台的美国大学。 本来在厦门大学嘉庚学院任教的他，因为批评中共领导的宣传口号与官方贸易政策等言论，而遭学生举报，随后被开除。这意味着中国国内任何一所大学都不会再聘用他做教授。为了能够继续教书，他义无反顾地远赴美国，在那里的高等院校奔跑，以期能重返讲台。 尤盛东教授的遭遇并非个案，在近几年，有数十位中国大学的教师因为在课堂上发表了所谓不当言论而被学生举报，或者被停职，或者被开除。中国的大学甚至在学校公开招聘教学信息员来监督老师的教学，有的学校在招聘描述中要求学生信息员举报传播迷信思想、西方价值观以及批评党的原则的教授。 自从去年11月到达纽约之后，习惯中国南方温暖湿润气候的他花了很长的时间适应美国的气候，他在那里没有亲人，一切生活都需要自己打点。第一年他说他的目标就是“先活下来，生存第一”，现在他开始往返于美国高校之间，毛遂自荐教学和科研类的职位。 访谈以电话与电子邮件进行，内容经过删减。 问：今天回头来看，你对当初的遭遇有什么感触？ 答：我教课几十年，说真话在讲台上本来就应该的，我也没想到里面有学生就向上面去汇报，说我讲的话里面可能牵扯到一些对社会现实——就是中国大陆的社会现实——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我教授世界经济，不管是讲市场经济也好，还是讲世界贸易组织也好，这些东西的话都是经济学里面大家公认的真理。 我都是在阳光下很公开地讲课，我也不怕躲避谁，猜疑谁，不要怕别人举报我，不要怕别人给我穿小鞋，就去说假话，害学生。这个事情我宁可从讲台上下来，也不愿意去那样做。 校方对我都很好的，尽管我被学校里面解聘离开了。天理在，人心在，99.99%的学生都是支持我、声援我、挽留我的，（这是）有目共睹的，学生上网上呼吁留我下来，这都是事实。我离开了，我并不恨学校，我到现在我还是爱厦门大学。 问：你认为当时你说的哪些内容给你带来了麻烦？ 答：我说过这样的话：能量(energy)，这是一个物理学名词，是标量，有大小和强弱，它不是矢量(vector)，所以也就没有方向，“正能量”的说法是不科学的。我告诫学生，以后谁要在作业上、试卷上写“正能量”，我就打错扣分，这样无疑也就犯忌了。 还有这个“中国梦”。梦想它是一种妄想、狂想，而不是一种理想，理想它是有根据的，就和说共产主义理想一样。 还讲了，我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们就要履行世贸组织成员国这种权利与义务，要遵守。我看到前几年，中国大陆因为韩国的乐天公司在本土给美国提供了安装萨德反导系统的土地，就另找借口把它关闭了。我说世贸组织的基本原则，第一条就是非歧视原则，非歧视原则包含两层意思，一个是对人的，二是对物的。对人的叫国民待遇，对物叫最惠国待遇，韩国是世贸成员国，它在中国开办工厂也好，办矿山企业也好，我们都要把韩国人当中国本国人一样看待，不能歧视，不能欺生，不能排外。他们是对中国的投资国家，到我们中国来，既扩大我们消费，也增长我们的就业，我们国家应该保护，而不是应该关闭。 我还讲了，国有企业用补贴，这是违背市场经济原则的，市场经济是由社会用市场的力量配置社会资源，如果给补贴的话，就违背市场经济。因为我们国家要建立市场经济秩序。 经济学理论也好，案例也好，我讲的当然还有很多。所以可能就会有学生说，我怎么讲课和报纸电台不一样。但是报纸电台说话，过去报纸还说文化革命好呢，今天说刘少奇好，明天说刘少奇不好；今天说林彪好，明天说林彪不好，你们在学校里面上课的时候，我不能去乱说话。 问：你之前从来没有因为你在课堂讲的内容和官方或者学生起过冲突吗？为什么现在不一样了？ 答：1990年代初期，在北京化工大学上课时，我说香港是中国对外贸易的窗口，一只下金蛋（深圳）的鸡，一位山东籍高姓学生班长责问道：你这不是美化英国的殖民侵略吗？我当时苦笑着答道，英国是侵占了香港，对于我国来说是不幸的，但也算是塞翁失马吧！他接着到学校告状，校方未予理睬，后来校方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我。 还有某年某校，我在校园遇见并行的学校书记，他轻声告诉我，有学生打书面报告到校方举报您上课说了与政宣不一样的话······校方也没有轻信学生的一面之词，同样未予理会。 几十年来，我在很多高校教书，告我状的学生肯定不是个别的，我感谢至少三位以上的高校书记直接告诉我学生举报我的信息，他们虽然身居高位，却是明白是非、守住做人底线、良知没有泯灭的官员。 每学期两次教学测评中，绝大部分学生对任课老师评价都是公正的，有表扬有批评，当然歌颂、谩骂的也不足为奇，老师们都能遵照教务部门的要求正确对待。

美国哈佛著名历史学者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一篇文章中预言，尽管中国的领导人决意避免重复苏联的错误，例如中国今天没有苏联当年的“开放与透明（glasnot）”，甚至决意不在香港搞这一套，在不太远的将来连台湾也没有，但这位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访问教授大胆预言，中国的防火长城将在未来10至20年一如柏林围牆般30年前一样的倒下，外国的压力将会加快这个进程。 1989年夏天，弗格森当时正在德国，自称是个来自英国的苦学生，因为是英国人的身分，他较其他人更容易来往东、西德之间，一边埋首在资料库，一边忙著写新闻，每次从东德乘坐S-Bahn返回西德时，整列火车总是只有他一个乘客，形容有点诡异，但有一天忽然火车坐满了匈牙利和波兰的人民，原来这两个国家首次开放国人前往西方，弗格森有点感到兴奋，并写了一篇新闻稿给了英国的报纸，标题是《柏林围牆倒下了》，但可惜文章没被採用，否则他可能成为一个先知。 然而，自言这些日子在北京的时间比在柏林还要多的弗格森却在文章中指出，中国今天的国力虽远比当年的苏联要强，但无论社会信用制度也好、无论是全天候对人民的监视也好，都难以阻挡中国在未来10至20年内的倒下，原因包括经济放缓、一群冒起而对国家期望日益心切的中产阶级、一个已成顽疾的贪腐政治制度、一个腐蚀性的伪装文化以及已经在周边出现的裂痕。 在这篇题为《外来的力量将推到中国的防火长城》的文章中，弗格森指出，欧盟以及北约在1991年苏联垮台之后有所扩张，但相对中国在1989年之后的奋然崛起，这个成就却显得有点微不足道。他说，我们经常告诉自己，中国总有一天会倒在西方的怀抱，诚如克林顿总统所言，如果要阻止这个趋势，要比用钉子钉住果冻在牆上那般不可能。大家都错了。就好像我们以为中欧国家得到解放后会融入西欧，摒弃他们已有40年共产主义的统治，跟西方一样了。波兰没有，而匈牙利选出来的Viktor Orban更是个欧盟眼中的坏孩子。 不过事实却是中欧现在之前臣服于苏联铁蹄下的时候要自由、富有以及快乐得多的地方，而且更为重要的，弗格森指出，他绝对不同意有人说中国现在正搞专权主义复甦，更有人说中国要利用大数据、面型识别以及人造智能科技，来搞计划经济。弗说他不同意这些看法。他认为有此说法者，对1989年围墙倒下事件因由始末，未能认清箇中的六大教训： 一，苏联帝国只要继续增长，是难以推倒的，但当经济出现滞涨，整个制度就开始崩坏。而1970年代苏联的生产增长就出现了负数，1973至1990年，波兰和所有苏联的中亚卫星国的经济增长都是负数。弗说，中国如经济放缓，诚如所有的指数和估算都认为如此，老百姓对政府将开始理想破灭，正如东欧当年。 二，经济增长将孕育一个中产阶层，他们就算不要民主也不愿意接受空洞的政治宣传。弗引用著名历史学家提莫西·贾顿·阿什（Timothy Garton Ash）所说：”带头革命的，通常都会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弗说，除了波兰的工会领袖瓦文萨为一个例外，捷克的哈维尔以及波兰另一个革命者Bronislaw Geremek，都属于上述类型的人士。中国今天也有这些人，就好像艾未未这些人。 三，一党专政而没有真正的法治，滋生了贪腐、环保倒退、政府功能失效。在一个没有问责而基本上是一个贪腐的制度下，就算反贪腐者，也会是贪腐的一份子。党凌驾在法律之上，只会迈向无法无天。 四，没有任何一套监视人民的制度，足可防止一个失去合法性的政权倒台。东德的特务机关Stasi只需依赖一个庞大的民间相互窥察网络，就不需要任何人工智能都可以知悉国内的一切。知道人民私底下说些什麽，并没有防止东德的垮台。 五，在一个对全民监察的国家，人人于是都满嘴大话，但这样子只会导致例如车诺比的核灾难发生，而这其实是苏联制度死亡的丧钟，又或者是苏联笨拙的公关手法，导致柏林围墙倒下的主因。 六，苏联的崩塌首先是它的周边出现裂痕。这就是为什麽我们要关注香港、新疆和台湾的发展，而不是把焦点放在北京。柏林围墙倒下，是1988年夏天波兰事件（工会发动全国罢工）蔓延到匈牙利然后到德国莱比锡的一串连锁反应的结果。弗说，莱比锡就等于德国的天安门广场，连锁反应然后蔓延到柏林，从柏林辗转间蔓延到保加利亚、捷克、罗马尼亚、匈牙利、立陶宛，最后这股浪潮也淹没了苏联。 弗格森认为，包括了上述六点的过程，也将会把中国的防火长城推到。 来源：RF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