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吗?

长期以来,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一直是研究人员和中国研究专家争论的焦点,尤其是在中国以及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全球制造业强国之际。 在最近于约翰内斯堡举行的“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峰会上,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表示,“中国一直是并将永远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员。 然而,在华盛顿,国会议员们提出了一项立法,要求美国政府利用其在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来剥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地位。 这场辩论可能听起来很学术,但它对现实世界有影响。发展中国家标签带来的好处包括发达国家的优惠关税待遇,使其出口在国际市场上更具竞争力。中国还利用其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来证明对渔业和科技等行业的补贴是合理的,即使许多行业实际上是国有的,并具有全球影响力。 一个国家的发展状况是由不同的国际组织以不同的方式决定的。例如,世界贸易组织(WTO)允许各国自我认同为“发展中国家”或“发达国家”。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其他国际组织使用各种指标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生活水平,使用人均国民收入、人均国民总收入 (GNI)、预期寿命和教育措施等指标。 乔治·梅森墨卡特斯研究所(George Mason’s Mercatus Institute)高级研究员钟伟峰(Weifeng Zhong)对美国之音说,这些是试图衡量同一件事的不同方法。 “我认为这归结为人均水平–即人均收入有多高,所以当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足够高时,我们认为它是发达国家而不是发展中国家了,” 钟伟峰说。 中国是如何被归类的 北京在世贸组织中将自己归类为“发展中国家”。然而,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 Development Program)将中国归类为“中上收入”国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称中国为“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 分析人士说,中国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无法轻易分类。 “当有一个国家,它拥有发展中国家的许多特征,历史上有资格成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从技术上讲,在许多方面仍然有资格成为发展中国家,但也具有富裕的发达经济体的许多属性,在某些方面则是一个庞大的富裕发达的经济体,”全球基础设施分析和可持续发展2050(Glob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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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媒体看中国:西方何以不再信任中国?

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在可见的、不远的将来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说法一度甚嚣尘上,甚至成为一种流通广泛的共识。然而,在过去的两年里,尤其是在过去的两个月里,世界媒体又呈现出各方的另一种共识,这就是,中国经济增长乏力,经济不增长或慢增长的中国对全球经济和国际秩序构成拖累乃至破坏。 疫情清零政策后果严重 中国崛起势不可挡,中国经济增长势不可挡,即将超过美国甚至实际上已经超过美国,这种说法在大约2019年达到顶峰。然而,进入2020年,形势陡然发生突变。 许多批评者和观察家说,2020年年初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中国官方媒体最初长时间使用的名称是“武汉肺炎“疫情)借助中国共产党采取的强有力的舆论封锁和虚假信息宣传在中国大爆发,随后扩散到全世界,导致全球百年未遇之大瘟疫,大变局。 疫情发生之后,在中共领袖习近平的“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之下,中国采取了举世无双的所谓的疫情清零政策以彰显中国制度的优越和中共/习近平领导的英明。被广泛认为是严酷的清零政策包括动辄封户,封区,封城,封省,封路,封港口,禁止人们出行上班,甚至禁止人们出行求医保命,或购买食品活命。 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大都认为,这种富有中国特色的疫情清零政策的确带来了举世无双的诸多巨大后果,其中最显著和最重要的后果之一是给中国经济造成了严重和超严重的打击并产生全球性影响,破坏甚至毁坏了成千上万中国人和中国公司的生计,使中国经济赶上美国成为遥不可及的中国梦和白日梦。 疫情清零政策强制推行了三年,导致中国人苦不堪言。习近平本人在2022年年底也对到北京访问的外国领导人承认,中国许多城市冒险上街抗议的年轻人是对疫情清零政策不满。也是在2022年年底,中国的疫情清零政策无预警地全面放弃、放开,导致数亿人短时间内集中感染,医院和殡葬系统不胜负荷。中共当局再度采取封锁消息、不发布死亡数据等措施控制疫情,并宣布自己取得了举世无双的防疫抗疫成功。 从2022年12月开始,清零政策放开,中国对国际国内的旅行限制放开,中国经济重新开放,一度呈现出快速恢复和发展的苗头。观察家们注意到,中共当局不是检讨自己前三年瞎指挥推行严酷的疫情清零政策给中国造成的祸害并向中国人民谢罪,而是再度自我吹捧自己审时度势,决策英明,领导有方,成效显著。与此同时,早先为中国的疫情清零政策感到绝望的外国投资者也再度看好中国。 对中国经济前景的悲观成主流 然而,好景不长。中国经济从中共清零政策的严厉和有效打击下强劲恢复和反弹的势头只是昙花一现。今年年初国际间对中国经济全面复原并恢复强劲增长的乐观情绪近两个月来已烟消云散,悲观看法成为主流意见和见解。 在这方面,法国主要报纸《世界报》6月12日一篇报道的导语可谓当今世界媒体的一种广泛共识。该导语说:“在今年年初的有力开始之后,在国际经济形势和消费者信心缺乏的影响下,中国工商经济活动似乎放慢下来。” 这个新闻导语所引出的新闻标题则是:“在疫情清零终结六个月之后,中国经济再受挫折”。 专门报道经济和工商新闻的法国《资本》月刊杂志则更直言不讳。该杂志6月7日发表文章,标题是,《增长:中国经济令人失望,对美国对欧洲,‘最坏的事情’还没有到来》。 《世界报》和《资本》杂志这两家法国媒体都开宗明义地点出了当今中国经济恢复强劲增长以解决失业等严重社会问题(中国年轻人失业率20%以上)所难过的坎,这就是,强调对敌斗争、强调所谓的国家安全实际上使中国当局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关系变坏,影响了经贸关系。 此外,三年严酷疫情清零政策导致中国消费者对自己钱包和对自己的经济前景和“钱途”充满不安全感。他们纷纷选择减少消费、保存现金以防备当局再推出一种什么断绝大众生计的政策。这两种因素导致或加剧了中国经济的外需和内需不足,导致经济增长乏力,导致依赖对中国出口的欧美企业,其中也包括日本和韩国企业前景不妙。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在中国崛起不可阻挡的大舆论环境中,当今中国经济前景不妙之类的消息也时常出现。但跟过去二十年不同的是,在过去的一年里或半年里,中国经济前景不妙的消息逐渐形成了舆论大环境,这一点从国际媒体近日来有关中国经济新闻的报道标题也可以看出个大概,如, ——外国投资者逃离,中国技术业界群体处境艰难(《金融时报》,6月11日) ——与总部断绝联系,全球投资基金经理们困坐中国黑箱中(《华尔街日报》,6月10) ——在市场悲观丧气中,中国共同投资基金销售干枯(路透社,6月9日) ——外国投资者近来持续大举抛售中国资产,把钱放在中国将变得更有风险(雅虎财经,6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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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冠实验室泄漏说,我们的关注点全错了

如果能的话,想象一下你是在2019年新冠病毒大流行前的几个月。想象一下,那时你被告知,一种新型病毒将在中国出现,然后传播到世界各地,感染全球的大部分人口,导致的死亡被某些人估计为逾2000万,并在这个过程中搅乱了人类的大部分社会、政治和经济活动。 想象一下,你后来被告知,一些专家认为,新病毒的出现让他们对某类科学研究的安全性产生了怀疑,比如病毒学家们在野外采集罕见病毒,将其带回位于城市或城市附近的实验室,在实验室里对其中一些进行小改造,以帮助预防或更好地应对未来大流行病。 想象一下,你被告知的这一切不是以党派政治或民族主义的词汇表述给你的。想象一下,唐纳德·特朗普不是总统,也没有人使用“生物武器”一词。然后想象一下,有人对你提出一个问题:实验室事故导致大流行病的可能性需要是多大,才会证明就这类研究的安全性展开广泛和公开的讨论是正当的? 你会怎么回答?你会说,实验室泄漏理论必须得到完整可靠的证明,没有丝毫疑问之后,才应该进行这种明确的讨论呢?还是你会说,只要泄露理论的可能性比不可能要大,符合法律上的“优势证据”标准,就需要对实验室的安全方案,以及对让病原体变得更危险的所谓“功能获得”研究是否明智进行全球估算呢? 美国能源部一个内部小组最近采用的就是“优势证据”标准,据《华尔街日报》周日的报道,这个小组修正了自己的评估,现已“得出结论”——尽管是以“低置信度”——新冠病毒大流行很可能始于实验室泄漏。美国联邦调查局之前也以“中等置信度”得出了类似结论。 其他四个政府机构和一个国家情报小组已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即新冠病毒大流行起源于他们称之为自然的或“人畜共患”的病原体。受正式委托对大流行起源进行评估的另外两家机构得出了不确定的结论。 没有一篇对能源部结论的后续报道提供了任何支持该结论的新证据,让新闻读起来不像是推翻了以前的结论,或披露了真相,让一些人觉得自己沉冤得雪并可以反咬一口,倒更像是在许多其他数据点外增添的一个额外数据。不管实验室泄露论在你的社交媒体圈子被贬还是受捧,它并不代表一个新的共识,它反而只是明显提醒人们,已知事实很复杂,不同党派的人将不同的叙事强加于人,以试图把同一个不确定的情况表述清楚。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周日接受CNN采访时被问及能源部的结论时,除了耸耸肩,基本上无可奉告,他只是承诺政府正在尽其所能对新冠病毒大流行进行溯源调查,但同时承认,美国情报部门内部的意见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分歧。 这让我们在一个如此神秘的问题上陷入了一个奇怪的认识论困境:三年过去了,可信赖的证据似乎尚未出现,无论是以何种方式,部分原因是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一直阻碍溯源调查。这意味着,所有思考新冠病毒起源以及与其相关的实验室安全问题的人,都是在某种程度上从不明确和概率的出发点进行操作。 但是,假设你在2019年就被告知,这将是2023年的认识水平的话,你难道不会觉得,没有对当时进行的有潜在危险的病毒研究是否明智开展广泛公开的讨论这一点非常奇怪吗?你不会觉得,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这么多耗时、耗力的党派争论,而没有对实验室事故引发大流行病可能性的政策影响的公开辩论非常奇怪吗?你不会觉得,国家生物安全科学顾问委员会的一个专家小组一个月前发布的、目前正在白宫审核的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一组改革是悄悄汇集起来的,除了那些已经参与实验室安全辩论的人外,几乎没有得到公众关注这件事非常奇怪吗? 主流讨论的界限已暗示,在讨论实验室泄漏假说意味着什么之前,我们应该先解决新冠病毒起源的问题。但这已被证明是一个无法操作的标准,不仅是因为溯源调查的核心工作几乎没有取得多少确定性进展。一个世纪以来的最致命大流行病是怎么开始的是一个不可否认的重大问题。但是,采取哪些措施来预防下一个大流行病也是一个不可否认的重大问题,考虑到对包括安东尼·福奇在内的许多人来说,那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就我个人而言,如果有人问我,实验室事故导致疫情暴发的可能性需要是多大才能证明有理由对实验室安全进行大声和公开讨论的话,我会选择比100%的证明低得多的可能性。实际上,我甚至会选择比“优势证据”低得多的可能性,低至 5%,也许1%或更低。坦诚的答案是,我不敢保证这种可能性需要高于零,考虑到2020年初,许多后来成为实验室泄漏理论最坚定批评者的科学家们曾在私下里承认,新冠病毒溯源是个争议很大的问题,实验室泄漏是SARS-CoV-2几个月前在武汉出现的一个完全合理、甚至最有可能的解释。 自从BuzzFeed通过一起FOIA诉讼案获得了世界上许多最知名的病毒学家在2020年1月的最后一天和2020年2月早些时候交换的一系列电子邮件,并在2021年6月的一篇文章中将它们公开出来后,这些电子邮件已经成为实验室泄漏理论的核心。斯克里普斯研究所的演化生物学家和病毒学家克里斯蒂安·安德森曾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将新病毒描述为“与演化理论的预期不一致”。时任惠康基金会主任、即将出任世界卫生组织首席科学家的杰里米·法拉尔在另一封邮件中总结了另外几名科学家的看法,包括斯克里普斯研究所的迈克尔·法赞,法赞对“意外释放”的判断是“70%可能、30%不可能”,或者“60%可能、40%不可能”。法拉尔本人的判断是“50%可能、50%不可能”。 其他科学家在电子邮件链中提出了支持新冠病毒自然起源的不同看法,然后有人安排了2月1日的电话会议。不到一周后,这些科学家们开始准备一篇文章,将其以“来信”形式发表在2020年3月出版的《自然医学》杂志上,许多参加了电话会议的人在信上签了名,但帮助安排了会议的福奇没有签名。那封公开信成了该研究领域当权派的共识声明:新冠病毒自然演化来的可能性是压倒性的;没有证据表明新冠病毒源自实验室泄漏。(“我们的分析清楚地表明,SARS-CoV-2不是实验室构造或有目的地操纵的病毒,”信的作者们语气明确地写道。) 法拉尔还与他人共同起草了发表在2020年2月的《柳叶刀》杂志上的声明,暗示那些提出不同观点的人是在从事阴谋论,只会加剧外界对中国科学家的偏见。(这里暂且不提盛行的“人畜共患”叙事也依赖于某些种族主义老调,将注意力集中在武汉“鲜活市场”的不卫生环境上,也暂且不提武汉实验室进行的“功能获得”研究与美国资助的研究伙伴关系有关。) 在一些支持实验室泄漏论的人看来,这么多知名专家在表达了他们的怀疑后就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这么快地一起发表宣称自然起源论的声明,这个事实是“人畜共患阴谋论”的证据,是他们压制SARS-CoV-2实验室起源可能性讨论的协同努力。而许多参加了电话会议的人把会议描述为一次坦率的观点交流,之后形成的“共识”是科学思考和辩论的真诚结果:进一步的考虑和讨论,以及对病毒基因组的更好了解,解决了他们对病毒特征的许多最初的问题,让他们把集体判断从“可能”改为“不大可能”,甚至“几乎不可能”。 但是,认为我们应该对实验室安全和功能获得研究有更多的讨论,并不需要你从那些电子邮件中看到阴谋,或认为参加了电话会议的人发表共识是心存不良,或那些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继续争论的人是在帮助掩盖事实。有许多充分理由让人怀疑实验室泄露假说时,你不需要相信新冠病毒大流行源自实验室。你只需要相信那些科学家说过的话: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最初日子里,他们对SARS-CoV-2基因组以及对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项目的性质的了解不少于世界上任何人,他们曾相信有实验室泄漏的可能性。光是这个事实本身就很可怕。毕竟,新冠病毒大流行已导致了逾2000万人死亡。 共和党议员们已在本届国会上开始了对大流行病起源的调查,在听证会上重新上演了我们已在参议院看到的激烈调查的预演。调查恰好是在国家科学顾问委员会提交的实验室安全建议静静地待在总统办公桌上时进行的,这是有关新冠病毒溯源的辩论非但没有引发对实验室安全的讨论,反而将这种讨论排除在外的又一最新例证。 虽然有关实验室安全的讨论一直在继续,但往往是未引起注意或幕后进行的那种。领导讨论的是伦敦国王学院的菲莉帕·伦佐斯和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全球生物实验室项目的格雷戈里·科布伦茨,伦佐斯把这种讨论描述为“看不见的工作”。例如,核威胁倡议组织的安吉拉·凯恩等人已提出了一个将对新的大流行的起源自动启动调查的“联合评估机制”。现已蒙羞的前加密货币亿万富翁萨姆·班克曼-弗里德曾短暂地让实验室安全成为美国国会的一个重要关注的问题,但甚至在那时,这个问题也几乎没有引起公众的多少关注。也许最异乎寻常的是,就发生所有这一切的时候,据最近的可靠民意调查,有超过一半的美国人看来已相信新冠病毒确实是从实验室出现的。 然而,政府对这类试验正在哪里进行甚至没有保持一个真正全面的数据库,更不用说对它们进行严格监督了。目前的做法反而是,按照粗估风险类别和资金来源对研究设施实行不同的安全标准。在我对伦佐斯和科布伦茨的采访中,科布伦茨把目前的系统描述为“完全不理智的规则拼凑”,让人们对哪些实验室在什么人的监督下、以何种水平的安全和预防措施做什么工作,存在“大范围的不确定性”。全球范围的管理和监督结构就更是个拼凑之物。从进行这些实验之处的数量来看,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后,风险也许正在增加,而不是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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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还能再信任中国吗?

在当今世界众多的汉学家(中国研究者)当中,意大利学者弗兰切斯科·郗士(Francesco Sisci)比较特殊。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第一位外国研究生。从2004年起他长期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与意大利交流项目的组织协调人。在郗士博士看来,当今中国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是美国、西方国家缺乏对中国的信任。. 从很多意义上说,作为一个以中国研究为业的人,弗兰切斯科·郗士的教育背景和履历都是不同寻常的。他跟中国官方、中共中央党校有长期打交道的经验。他也当过新闻记者,采访过中国领导人江泽民,也在2016年采访过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那是教宗方济各就中国问题首次接受媒体专访。教宗方济各在采访中督促世人不要害怕中国的崛起。 在中国留学之后,他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早期墨家思想和政治言说的合理化》(Rationalization of Thought and Political Discourse in Early Mohis),并以此获得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中国古典语文学与哲学博士学位。 由于他的特殊经历背景,郗士可谓中共所说的外国友好友人士。然而,郗士日前发表文章,标题是,“世人还能再信任中国吗?” 郗士为什么要提出这样敏感和尖锐的问题?西方国家、美国对中国失去信任的来龙去脉是怎么回事?失去美国和西方国家的信任,失去世人的信任,中国会有什么问题?当初美国和西方国家信任中国是否是受骗上当?美国当初信任中国,中国获得了什么好处? 郗士日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就这些问题陈述了他的坦率看法。郗士表达的是他个人看法,不代表美国之音。 为什么要提出如此有风险的问题 金哲问:你的文章的英文标题是——世人(这世界)还能信任中国吗?Can the world 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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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亚变体XBB.1.5有什么特点?我们应该担心吗?

在过去几个月里,美国的新冠病例和住院人数不断上升。这至少部分是由于六个亚变体导致的,它们似乎比以前的病毒变体更擅长免疫逃避和传播。 现在,其中一个亚变体XBB.1.5似乎传播得更快。它是两个BA.2变体的混合体,所谓的“噩梦变体”的XBB的亲戚,XBB在秋季引起了新加坡的病例激增。眼下正值人们从假期旅行返回,XBB.1.5引发了对美国潜在感染浪潮的担忧。 根据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数据,XBB.1.5的流行率在12月的每周几乎都翻了一番。就在圣诞节前夕,它占美国新增新冠病例的21.7%。疾控中心在12月30日的更新中表示,XBB.1.5占病例的40.5%,并且已经挤掉了目前导致美国其余病例的其他子变体(如BA.5、BF.7、BQ.1和BQ.1.1等)。在东北部,XBB.1.5的优势更是明显:造成了大约75%的新病例。 以下是迄今为止专家们对新亚变体的了解,以及它的突变对重复感染、症状、病例数和治疗方案可能意味着什么。 问题有多大? 新冠病毒变体的演化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病毒和病原体一直在努力适应和逃避我们对它们施加的免疫压力,”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医师兼流行病学家阿尔伯特·柯说。 XBB.1.5与其亲属略有不同,因为它不仅可以逃避保护性抗体,还可以更好地与细胞结合。这意味着健康的成年人即使在接种疫苗或感染不同毒株后也更容易感染该变异株。 但免疫系统的其他部分仍然可以为我们提供防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大卫·格芬医学院的传染病医师和免疫学研究员奥托·杨说。 杨说,即使病毒某些部分的突变使抗体无法阻断感染,T细胞也应该能够识别病毒刺突蛋白的主要部分。而且由于T细胞会根据它们从过去的感染或疫苗中学到的经验知道如何对新冠病毒做出反应,因此如果你真的被感染了,它们可以迅速发起攻击。“它们可以预防重病,”杨说。“在大多数情况下,那些及时接种疫苗并及早接受奈玛特韦/利托那韦(Paxlovid)或瑞德西韦(remdesivir)治疗的人都会没事。”(奈玛特韦/利托那韦是一种口服抗病毒药物,瑞德西韦是一种注射药物。) 免疫逃避和感染对于免疫功能低下或对疫苗没有强烈免疫反应的人来说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弗雷德·哈钦森癌症中心的传染病专家阿尔帕纳·瓦赫玛说,这包括接受过干细胞或实体器官移植的人、接受癌症治疗的人、患有自身免疫性疾病的人以及需要针对各种医疗状况使用免疫抑制药物的人。 许多免疫功能低下的人所依赖的抗体治疗,如预防性注射恩适得(Evusheld)和静脉注射新冠治疗贝替洛维单抗(bebtelovimab),对XBB.1.5和其他新亚变异株无效。因此,免疫功能低下的人可能会患上更严重的疾病,但其他抗病毒治疗很可能会阻止这一群体的死亡人数增加。 感染新冠病毒新亚变体的症状是什么? 瓦赫玛说,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感染任何新亚变体的人会出现新的或不寻常的症状,或者他们的疾病比我们在之前的奥密克戎变体中看到的更严重。 最常见的症状仍然包括轻微的流鼻涕、头痛和喉咙痛。这些症状可能会在新冠检测呈阳性之前出现,发病期间症状为轻度或中度。 如何防御这种病毒? 大多数人自我保护的最好方式就是接种疫苗和加强针。奥托·杨说,特别是那些高危人群以及在过去四到六个月没有打加强针或没有感染过新冠的人,更应该做好接种疫苗的准备。有专家甚至建议尽早接种加强针。 二价加强针可以让免疫系统学会识别2020年的原始毒株以及BA.5奥密克戎变异株。杨说,虽然二价疫苗产生的抗体抵御XBB.1.5的能力还有待观察,但如果被感染,靠加强针产生的T细胞防护仍能保护人体免受严重疾病的影响。就疫苗有效性而言,“如果我们看到死亡人数减少,患上严重疾病和住院的人数减少,那就算人们确实会被感染,也还是巨大的成功,”流行病学家兼明尼苏达大学传染病研究和政策中心主任迈克尔·奥斯特霍尔姆表示。 如果是新冠重症高危人群或是家人属于易感人群,应该考虑佩戴口罩,避免进入拥挤的室内场所,并询问其他人的新冠症状或接触病毒的情况,特别是在聚会之后。奥斯特霍尔姆表示,这些人还应该频繁进行新冠检测,如果呈阳性应尽早使用奈玛特韦/利托那韦等抗病毒药物进行治疗。 来源: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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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富士康工厂为何大批工人出走“徒步返乡”

位于中国河南省会城市郑州的富士康工厂,这几天传出因为为新冠疫情爆发,迫使厂区封锁,导致大量工人开始从这座苹果公司(Apple) 在中国最大的iPhone组装工厂中逃离。 根据一个在互联网上广传的影片显示,有10个人在工厂外跳过栅栏逃离厂区。当下,中国老百姓和企业正持续努力应对着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严格的新冠“清零”防疫政策。 目前尚无法核实该工厂发现了多少新冠确诊病例。 然而,据路透社报导,上周郑州报告了167例本地新冠确诊病例,高于前一周的97例。 由于中国持续采取严格封锁措施来应对新冠病毒,这座拥有约1000万人口的大城市,部分区域已经进入封锁状态。 作为美国苹果公司的供应商,来自台湾的富士康集团,其郑州工厂就拥有数十万工人,但该公司尚未提供感染人数的官方数据。路透社又说,因为郑州厂疫情,可能导致iPhone11月份出货量减少高达3成。 然而,从中国社交媒体和BBC驻北京记者麦笛文(Stephen McDonell)在推特分享的影片能看到,据称是富士康厂的工人离开工厂,并开始长途步行返回家乡,以避免在公共交通上被逮捕。 一名姓夏的22岁富士康工人对英国《金融时报》称,他和同事被关在里面的宿舍,“一片混乱”。“我们跳过栅栏围墙逃出了工厂”,他说。 工人们称,工厂周围区域已被封锁了好几天,新冠病毒呈阳性的工人每天都要接受检测和隔离,以试图控制疫情。 10月19日,富士康宣布禁止郑州工厂堂食开放,要求工人在宿舍内用餐。 与此同时,该公司告诉媒体称,随着工厂增加最新iPhone 14型号的产量,它还在维持“正常产能”。 在中国严格的疫情“清零”政策下,地方政府有权迅速采取行动遏制病毒的任何爆发。这包括从全面封锁到定期测试和旅行限制等任何措施。 许多民众曾期望习近平能在年底前放弃这种“清零”政策,但在最近的中共“二十大”上,他明确表示这不太可能很快发生。 员工“大逃亡”? 事实上,自上周开始,中国社交媒体开始广传有关富士康员工徒步“逃离工厂”的影片,已经在中国互联网上引发众多讨论。也有许多该厂工人沿路分享自己的遭遇及路线,引发众人关切。 许多河南民众在路上放置饮用水、食物及蔬果,协助过路的工人。10月30日,来自河南、署名“金召”的网路评论作家,在微信“金召故事”上评论称:“从富士康逃出来的工人们牵动着万千人的心。今天看来,出来的人更多了。值得欣慰的是河南各个城市也已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其实这些人一开始并没有逃离,疫情到来后,他们束手无策,只能听从命令……如果不是到了无法忍受的情况,他们愿意配合一切。” 另一篇署名“琉璃”的作者发布名为“请善待徒步回家的富士康员工”的文章也在微信朋友圈中大量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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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是否已经进入衰退?

根据《经济学人》/ YouGov 进行的最新民调,3/5的美国人说美国正处于衰退。那么为何官方没有宣布进入经济衰退? 美国通胀高涨,达到1980年代以来最高水平,令许多人感到悲观。一些美国人为了节约燃料费开始减少开车,不再购买昂贵的有机食品,为省钱寻找减价商品。 当然还有更多的坏消息。一度高涨的房产市场现在也在放缓,令和房地产绑定的股票价值变得不确定。标准普尔500指数也因此受到冲击。该指数今年下降了19%,抹去了数万亿财富,一夜间,从年轻的投资者到即将退休的老年人都心惊胆颤。 但这可能仅仅是情绪上的衰落,负责宣布经济状况的官方机构在经济是否进入衰退问题上一直保持缄默。 究竟什么是衰退? 在增长的经济体系中,一个国家的公民平均而言会逐渐变得更富有,因为他们提供的货物和服务的价值,也就是国内生产总值(GDP) 在增长。 但是有时候这个价值会下降,而衰退通常被定义为下降状况持续2-3个月时间。 这是经济不良的典型表现,在短期可能意味着商业机构会进行更多裁员。 美国进入衰退了吗? 美国的GDP已经连续两个季度下降,2022年第一季度下降1.6%,第二季度下降0.6%。这样的状况在大多数国家都会被算作衰退,但在美国还不是。 正式的经济衰退需要由全国经济研究署“经济循环认定委员会”做出。这个不太著名的的组织由非盈利的国家经济研究局选定的8位经济学家组成。到目前为止该委员会拒绝使用“衰退”的说法。 高利率如何影响美国经济? 为了降低物价,美国央行,也就是美联储提高了利率。提高利率的想法是提高借贷成本,人们就会减少消费,增加储蓄。 消费者需求减少会让已经飙升的物价和服务价格降低,但是这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显示效果。最近汽油价格有所下降,但是食品价格和房租仍然继续上涨,这让美国央行陷入两难境地。 据料美联储会在最近的会议上决定连续第三次把关键的短期利率再提高0.75%,希望以此能加速物价下降。如此大幅度加息会提高美联储的基准利率,使其达到3%到3.25%,也就是14年来的最高水平,这样会对许多消费者和商业公司的借贷产生影响。 这样做的危险是,如果过度提高利率,可能扼杀经济增长,引起失业率上升,会加剧目前人们对经济衰退的担忧。 长期而且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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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三世:他将是一位怎样的英国国王?

查尔斯是英国历史上在位最长的王位继承人,现在他成为国王。 王位继承人的生涯持续了70年,使查尔斯成为英国有史以来准备最充分、年龄最大的新君主,登上王位。 这位73岁的英国国王,在他母亲在位的漫长岁月里一直陪在身旁,见证了几代世界领袖的更迭,其中包括15位英国首相和14位美国总统。 在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卓越的、具有时代意义的统治之后,英国将迎来一位怎样的国王?曾经习惯于对各式议题发表意见的王子,如今将如何适应君主的中立? 而作为国王,查尔斯将不再拥有自己的护照或驾驶执照,也不会在公众面前发表强烈的意见。君主的身份高于个人。 著名宪法专家博格达诺(Vernon Bogdanor)教授认为,君主与王子是具备不同角色、有著不同规则。 “他很早就知道,成为国王后他的风格必须要改变……公众不会想要一个宛如倡议者的君主。” 查尔斯国王很清楚有必要减少直言不讳:“我没那么傻。我的确意识到作为君主要独立完成工作,”他在2018年接受BBC采访时说。 “那些认为我将继续以同样的方式担任国王的想法,完全是无稽之谈。” 当一位新的君主登上王位,硬币上的王室侧面肖像会换到另一边。查尔斯的统治也将带来不同的焦点。 查尔斯国王将统治的英国,比他母亲当时继承的国家将更多元。博格达诺教授预计,新国王将接触到一个多文化、多信仰的英国。他认为查尔斯将努力担当团结的力量,做出更明确的努力,以连接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 博格达诺教授还估计未来英国王室将对艺术、音乐和文化提供更多赞助:更多关注莎士比亚作品,减少赛马活动。 不过,曾与查尔斯国王在“王子信托”慈善机构合作多年的劳埃德·多尔夫曼爵士(Sir Lloyd Dorfma)则判断,查尔斯国王对气候变化和有机农业等问题的参与不会完全中止。 “他的知识非常丰富,办事非常有效率。很难想象他在成为君主的那一天,会立即完全放弃这一切,”朵尔夫曼爵士分析。 很多人说这位英国国王更喜欢 “精简”的君主制。这可能意味着,王室将更加强调一个较小型的核心工作团队,并以查尔斯和卡米拉、威廉王子和凯瑟琳为中心。 英国王室评论员维多利亚·墨菲(Victo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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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台海爆发冲突,中国可能怎样封锁台湾

台湾的地理位置使其容易受到封锁。其人口、工业和港口都集中在离中国最近的西侧。 中国可以通过派遣舰船、潜艇来实施封锁,以防止船只进出台湾港口。它可以使用战机和导弹得到制空权。 即使是有限的封锁也会威胁到世界上最繁忙的贸易路线之一。台湾海峡的大部分航运都流向该岛西部的高雄和台中港口。 中国本月的军事演习并非封锁。其目的是恐吓台湾和美国。演习还展示了中国如何试图将台湾附近地区的军事存在常态化,增加了冲突的风险。 几十年来,北京一直紧盯着这座其声称拥有主权的自治岛屿。人民解放军的建设以一旦和平手段失败就武力统一台湾为目标。这支军队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发展了世界上最大的海军,对美国在台湾周边海域的霸权地位构成挑战。 虽然中国可能仍缺乏快速入侵和占领台湾的能力,但它也可能试图实施封锁以迫使该岛做出让步,或作为更广泛军事行动的前奏。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将试图用舰艇和飞机封锁台湾及其2300万居民,从实体、经济甚至网络层面将其与外界隔绝,从而迫使其就范。 中国试图利用本月的军事演习来表明中国人民解放军有能力包围台湾。据日本称,中国军方向距离中国海岸约130公里的台湾海域发射了弹道导弹,至少有四枚弹道导弹飞越台湾上空,并在该岛附近的区域进行了演习。 解放军军官重点教材《战略学》中没有提到台湾,但目标很明确。教科书将“战略封锁”描述为“破坏敌对外经济、军事联系,消弱其作战能力和战争潜力,使其孤立无援”的一种方式。 在本月的演习中,中国避免了可能引发台湾更强烈反应的更具挑衅性的举动。但它仍然试图传达真正的威胁,让台湾意识到不听北京的话的风险。 “我认为他们已经表明了他们的意图,包围台湾,反击外国干预,”台湾国防部下属的国防与安全研究所研究员欧锡富说。“它这个假设就是等于把台湾孤立了,那接下来我就可以打你。” 真正的封锁将寻求击退美军 在南希·佩洛西议长无视北京的警告并于8月2日访台后,中国部署战机、舰船和导弹,以一场72小时的军演进行报复。它宣布了六个台湾周围的演习区,包括台湾东海岸外,以将其军力投射到远离中国大陆的一侧。 这次演习不是一次全面军演。中国向台湾周围海域发射的11枚导弹在真实的封锁中没有太多军事用途,因为它们旨在打击陆地目标,而不是舰艇。中国没有拿出其最先进的武器。它派出飞机飞到台湾附近,而不是飞到台湾上空。尽管中国指定的演习海区中有三个已经侵占到台湾声称的领海,但实际上中国的导弹和舰船避开了这些水域。 “这是一场政治战,”曾在五角大楼工作的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高级研究员唐安竹(Drew Thompson)说。“他们做事的政治成分有时比他们实际开展的演习更重要。” 在真正的封锁中,将有数百艘船只、飞机和潜艇试图封锁台湾的港口和机场,并击退美国及其盟国可能为干预派出的军舰和飞机。 在封锁中,中国还需要控制空域。中国在与台湾隔海相望的东海岸拥有一系列海军和空军基地,在其他沿海地带还有更多。中国军方还可以尝试用地对空导弹击落敌机,甚至打击美国在关岛和日本的基地。中国的军事战略家将封锁视为一种战略,可以根据北京的目的,灵活地收紧或松开围绕台湾的绞索。鉴于台湾对燃料和食品进口的依赖,即使是有限的封锁——比如查验船只和要求特许权——也可能在政治和经济上冲击台湾。 美国国防大学的菲利普·C·桑德斯说,有了封锁就可以实现“随时开始,一旦台湾‘得到教训’就可以停手”,他与人共同编辑了一部评估中国对台湾的军事选择的新论文集。 这样的举动可能会升级为全面冲突,可能造成长期性和毁灭性的结果。中国将冒着遭受重大反弹的风险,这将带来经济损失和国际孤立。 海战和空战的不确定性对所有参与者来说都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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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和航空旅行:乘飞机出行究竟何时才能恢复正常

2022年7月,新冠疫情爆发两年多后,全球航空业仍在复苏阶段。 世界上最大的国际机场之一希思罗机场的首席执行官约翰·霍兰-凯(John Holland-Kaye)下令使用该机场的航空公司今年夏季停止售票,让人感到非常惊讶。 霍兰-凯在公开信中表示,要确保旅行者“有一个安全可靠的旅程,并能让他们的行李也同达目的地。” 为了将干扰降到最低,他还宣布希思罗机场每天的乘客人数上限为10万人,比平时少4000人。另外,阿姆斯特丹史基浦机场、德国法兰克福机场和英国盖特威克机场等其他机场也实施了类似限制。 在此之前的几个月,航空旅行出现许多婚恋,航班最后一刻被取消、乘客排长队、行李延误;主要机场和航空公司无法满足需求。随着许多国家进入度假高峰期,混乱还将加剧。 那么,航空旅行究竟还会不会恢复正常? BBC国际台的《调查》节目请来四位专家探讨这个问题。 候机楼之痛 航空分析师萨莉·格辛(Sally Gethin)说,处于“危机状态”的国家是英国、荷兰和美国,澳大利亚、爱尔兰、德国和西班牙也在出现一些问题。 她说,“最极端的情况是,机场完全停止运作,乘客甚至无法进入航站楼,有时确实错过了航班;或者,设法通过了航站楼,通过了安检,然后却发现航班被取消;或者,有时行李没有上飞机;再或者,意外的延误,这可能意味着他们不得不再次下飞机。随着夏天时间的推移,一些人将继续经历不同程度旅程之痛。 ” 格辛认为,旅行被打乱的程度将取决于特定目的地解除疫情封锁措施的速度。欧洲放松规定和边境限制的方式相当突然。英国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这几乎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事,航空业没有得到足够时间的通知。 解除封锁后的机场和航空公司准备不足,不堪重负。 航空系统的运作方式意味着航班延误或取消可能会造成更大的问题 。 格辛说,整个系统是相互关联的,出现问题时,会对机场的所有服务产生冲击,还会辐射到其他目的地。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机场枢纽和辐条系统。有主要的门户枢纽机场,比如阿姆斯特丹的史基浦机场、迪拜机场、伦敦的希思罗机场、巴黎的戴高乐机场等。他们处理大量的航班转机。在这些地方有最大的乘客群体,有很多支线航空公司进出这些机场。这些支线航空公司可以是中短途航班,也可以是长途航班,让乘客搭乘中短途航班,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搭乘其他远程航班。 所以,“延误或取消一个航班可能意味着错过转机。当这些乘客试图转乘、并把自己的行李带上新的航班时,系统压力就更大。” 航空公司需要得到机场所有者的许可才能在特定的日子和时间内降落、起飞和使用所需的设施来运营他们的服务,这被称为时段,航空公司不会轻易放弃它们。因此,如果一家航空公司取消了一个航班,另一家航空公司就无法利用这个时段来缓解拥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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