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近日都在南中国海举行军演“秀肌肉”，两国因香港、新冠疫情和贸易战等问题而日趋紧张的关系令一些人担心双方的冷战会滑向“热战”。如果发生“热战”，战场会在哪里？ 美国向亚太盟友和伙伴发出讯号，中国并非是不可挑战的 中国7月1到5日在帕拉塞尔（中国所说的西沙群岛）举行军事演习。7月4日， 由美国“尼米兹”号航母战斗群和“里根”号航母战斗群组成的尼米兹航母打击群（Nimitz Carrier Strike Force ））也进入了南中国海地区进行演习。 虽然美国军方否认美军此次演习是为了回应中方军演，但是，分析人士认为，美军这么做与今年早些时候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一系列行动并非没有关系。 美国希望借军演告诉美国区域盟友和伙伴，美国依然是可靠的力量，而中国并非是不可挑战的。 美国地缘政治风险分析机构斯特拉福（Stratfor）战略分析高级副总裁罗杰·贝克（Rodger Baker）这样告诉美国之音：“通过这些航母组合、扩大的战斗机群、中间军事设施，美国试图重申：这是大家都可以使用的开放水域，而美国将为其提供保障。美国是其他地区大国和地区国家可以仰仗的可靠力量，而中国并不是不可挑战的。基于这样的想法，区域国家可以做出自己的有关中国的决定。美国会在那里，这些国家可以坚持自己的主权要求。” 美国的两个航母战斗群各配有65到70架作战飞机，一个航母战斗群由四至五艘驱逐舰、护卫舰和至少一艘潜艇组成，总共的数量在20艘之内。中国目前只有一艘可全面活动的航空母舰，而第二艘正接近这一水平。但是，两者都没有能力携带美军航母所能携带的飞机数量 。这显示，美军在航空母舰方面依然占据绝对的优势。 美国第七舰队在声明展示了自己的目的。声明说：“‘里根’号航母打击群是海军唯一一个前沿部署的打击群，也是美国最显著的一个决心象征。……‘尼米兹’和‘里根’号航母在第17和第5航空联队以及水面舰艇的配合下，形成世界上最有效和最机动的作战力量，对美国与地区盟友和伙伴国家的共同防御协定提供支持，促进整个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 今年年初，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美军航母在西太平洋地区大约缺席了三个月。贝克认为，中国人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大做文章，强调美军在太平洋地区已经变弱， 能力不足，而中国才是那里必要的力量。他说：“他们发出了很多信号，这倒不一定是美中之间的，而是针对其他区域国家，发出了美国是否靠得住的信号。” 今年以来，中国在南中国海采取了一系列咄咄逼人的行动。4月初，中国还在帕拉塞尔群岛（中国称西沙群岛）附近撞沉了一艘越南渔船，不久后，中国海军舰艇与海警船包围了马拉西亚的一艘钻井船。 4月18日，中国宣布在有争议的地区设立两个新的行政区。随后，中国又宣布为南中国海的岛礁及海底地物的命名。这是中国自1983年以来首次采取此类行动。 6月10日，两艘中国政府船只在中国所称的西沙群岛海域再次撞击一艘越南渔船，导致渔船进水，渔民弃船逃生。

几十年来，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传染病专家丹尼尔·R·鲁西博士(Dr. Daniel R. Lucey)一直奔波于世界各地，研究流行病及其起源。现在，他关注的是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后者去年年底在中国武汉首次引起公众注意。这场大流行病的确切起源尚不足够清楚，世界卫生组织已对此展开广泛调查。先遣小组将于本周末启程前往中国，鲁西公开建议世卫组织搞清楚他认为最重要的八个问题。 “如果调查组不问这些问题的话，就不是一个正当合理的调查，”鲁西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说。他引用公开报道和科学论文作为这些问题的出发点，并补充说，北京“从未正面回答过这些问题”。 鲁西说，明确的答案会使人们了解这个致命病毒是如何迅速传播的，或许还能揭示它究竟是怎样暴发的。中国一直不很愿意提供信息，特朗普政府的威胁和恐吓使情况激化。后者在没有拿出证据的情况下，指责这种微生物是从武汉的一个实验室传给人的。在威胁要退出世界卫生组织一段时间后，美国政府已于周二开始采取正式步骤，终止自己的世界卫生组织成员国身份。 作为一名流行病研究者，鲁西去过亚洲、非洲、美洲、欧洲和中东，有时是作为医务人员。2014年，他曾为无国界医生组织(Doctors Without Borders)工作，在利比里亚给埃博拉病毒患者治病。上个月，他在为美国传染病学会(Infectious Diseases Society of America)写的博客中，提出了自己的八个问题。他的这篇博文是对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宣布世卫组织将派小组前往中国调查新冠病毒起源（这是特朗普政府一直寻求的举措）的回应。 “我们了解了有关新冠病毒的一切，包括它是如何开始的之后，才能更好地抗击病毒，”谭德塞6月29日在日内瓦的一次例行记者会上说。世卫组织的决策机构世界卫生大会今年5月通过了一项决议，呼吁世卫组织与其他国际组织合作，搞清楚“新冠病毒的来源，及其传播到人类的途径”。 自从新冠疫情去年年底在中国中部暴发以来，全球各地的谣言工厂里制造了各种各样的猜测和阴谋论。专家们已经排除了新冠病毒是人工制造出来的一种生物武器的说法。专家们认为，新冠病毒最初是一种蝙蝠病毒，可能是在另一种哺乳动物身上自然演化为擅长感染和杀死人类的病毒。但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的现场和实验室里进行了数月全力以赴的研究后，至今尚未找到明确的中间宿主。 鲁西八问的前三个集中在武汉华南海鲜市场，这个庞大的市场在被关闭前曾出售新鲜的鱼和肉。病毒最初被认为起源于海鲜市场。但中国科学家的一项研究很快让这个说法受到怀疑，他们的研究报告称，大约三分之一的最早住院患者（包括第一例确诊患者）从未去过华南海鲜市场。鲁西在今年5月的一篇博客文章中，引用中国疾病控制中心主任的话说，已排除了大流行病起源于华南海鲜市场。这名中国卫生官员说，该市场“只不过也是个受害者”。 据报道，在华南海鲜市场采集的数百个环境样本中，有33个样本的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但有关细节几乎从未公布过。鲁西问：这些阳性结果中是否有与人类感染相关联的？样本是从哪些表面——门把手、砧板、下水道、垃圾车——采集的？到目前为止，报告的阳性检测结果没有一例是来自动物的。

一组科学家进行的一项新研究显示，一种新型H1N1猪流感病毒正在中国养猪场的工人中悄然传播，应该“立刻”加以控制，以避免出现另一场大流行。 2009年在世界各地传播的H1N1病毒具有高传染性，造成约28.5万人死亡，并演变成季节性流感。 周一发布的这项研究称，该病毒的新型菌株“G4 EA H1N1”自2016年以来就常见于中国的养猪场，并能在人类呼吸道中高效复制。目前病毒已经感染了一些人，没有引起疾病，但卫生专家担心，这种情况可能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发生改变。 “G4病毒具有候选大流行病毒的所有基本特征，”该研究称，并表示“应立刻”控制病毒在猪只中的传播，并密切监测人口情况。 这篇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网站上发表的研究是基于2011年至2018年中国10个省份对猪只的监测结果。在研究的最后三年，研究人员提取了15个养猪场的工人的338份血样，从养猪厂附近的家庭收集了230份血样。 研究发现，10.4%的工人和4.4%的其他人的“G4 EA H1N1”抗体检测呈阳性，年龄在18岁到35岁之间的工人检测呈阳性的比率更高：有20.5%。 风险预测不是一门精确科学，但密切关注这一病毒是明智的，英国动植物卫生机构(Animal and Plant Health

在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关于“特朗普欢乐屋”——不好意思，我是说白宫——的书中，我最喜欢的故事就是特朗普总统请求中国领导人购买更多美国农产品，以便提升特朗普在农民中的选票和连任机会。 唐纳德，别再乞求了。习近平和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都决定投票给你。不用担心！ 他们知道，只要你还是总统，美国就会动荡不安。对习近平来说，这意味着我们不再是那么强大的经济对手，对弗拉来说，这意味着我们的民主模式对他的人民不再那么有吸引力。他们也都知道，只要你还是总统，美国就永远无法鼓舞全球盟友联合起来对付他们，而这正是中国在贸易、人权和新冠病毒问题上，俄罗斯在乌克兰和叙利亚问题上最担心的事。 你可以不相信我说的。这是中国前贸易谈判代表、驻日内瓦副代表周小明告诉彭博社彼得·马丁(Peter Martin)的话：“如果拜登当选，对中国而言可能更危险，因为他会联手盟友对付中国，而特朗普正在破坏美国的同盟。” 马丁的报道称，中国官员将美国及其盟友在贸易或人权问题上的统一战线视为“华盛顿制衡中国日益扩大的影响力的最大法宝”，而特朗普的行为确保这个目标永远不会实现。 然而，尽管中国可能认为特朗普战胜乔·拜登(Joe Biden)没什么好怕的，而且还有很多好处，但真正的美中故事还是应该引起北京的警惕。 真正的故事是，如今中国在美国的地位比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低。真正的故事是，就算中国从美国多买一些大豆和波音飞机，也解决不了北京在美国的问题。中国人真正应该问自己的问题，不是谁会成为美国的下一任总统，而是：“谁让中国失去了美国？” 因为真正的故事是，美国和中国准备离婚了。 离婚文件上只会写离婚理由是“不可调和的分歧”。但爸爸妈妈都知道，事实不只如此。经历了40年的“一对夫妻、两种制度”的生活后，他们要离婚，因为中国的表现太过火，而美国的表现太糟糕。 爱也罢，恨也罢，美中自1979年至2019年建立的伙伴关系为很多人带来了巨大的繁荣，也为世界带来了相对的和平——宝贝，当它消失之后，我们会怀念的。 那是一段无意中的经济婚姻时期。平稳过渡到这个时代，直至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突飞猛进，所有美国企业家一觉醒来都会说，“我想从这家中国企业购买商品，”或“我想把供应链移到中国”。所有美国大学都会说，“我想在中国开设分校”，所有美国科技公司也会说，“我想在中国开设研究实验室，或者雇一名中国科学家。” 而所有中国学生都会说，“我想去美国学习”，所有具备资质的中国企业也会说，“我想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或“我想投资或收购一家美国企业”。 40年无意中的婚姻伤害了一些工人，但也使很多人受益，特别是消费者；这段关系还缓和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与最重要的新兴大国之间的天然竞争，使它们能在全球问题上合作，比如应对气候变化和2008年后的经济危机。 这40年无意中的婚姻已经结束了。我们还会继续进行贸易，继续进行外交接触；游客们还会来来往往；美国企业还会继续经营庞大的中国市场，因为它们必须生存下去。 但是这段无意中的婚姻已经结束。今后，它将受到更多束缚，机会将受到更多限制，这段关系将充斥有意识的怀疑，以及对其随时可能破裂的担忧。 与过去40年相比，这感觉就像离婚一样。

多年来，美国及其盟国一直试图说服印度成为其更紧密的军事和经济伙伴，以与中国的野心对抗，并形容这是世界最大民主国家制衡最大专制国家的一个机遇。 本周，这种对抗的想法越来越真切起来。印度和中国士兵在两国边界上发生了45年来最严重的暴力冲突，造成20名印度士兵死亡以及数量不明的中方伤亡。 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一直在公开表示，印度有望在该地区和整个世界发挥更大作用。但分析人士称，与中国新的紧张关系将成为最严峻的考验，证明印度是否已经准备好——或是否真正愿意——与一个决心扩大自身利益和领土的崛起大国竞争。 随着中国在新冠病毒疫情上面临新的审视和批评，印度官员最近似乎变得大胆起来，他们采取了一些措施，让西方外交官感到，他们使印度靠拢西方的目标将要开始实现。一些人认为，与中国的摩擦将进一步推动印度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本月，印度与澳大利亚签署了一项重要的国防协议，允许两国使用对方的军事基地。预计印度还将邀请澳大利亚参加它与日本和美国进行的海军演习，以加强所谓的四方机制——澳大利亚、日本、美国和印度——对抗中国预计将在该地区部署的海上力量。 印度在跨国组织中争取更大影响力的行动也在迅速推进。周三，它在未遭反对的情况下当选为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今年5月，它还赢得了世界卫生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的席位，并在会议上迅速支持调查新冠病毒起源的呼吁——中国一直在努力阻止这样的调查。 但是在军事和经济实力方面，印度仍然远远落后于中国。这可能会使印度领导人对喜马拉雅争议边境——也就是本周爆发了流血冲突的地区——武装冲突升级的前景感到不安。 “印度将必须在军事、经济和政治这三个方面都进行部署，”极具影响力的德里智库观察者研究基金会(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主席萨米尔·萨兰(Samir Saran)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和强国，要持续应对他们的侵犯，就必须涵盖所有这些方面。” “对自由主义和民主以及开放国际体系的捍卫，将在印中两国关系中展开，”他说。 中国和印度的将军们继续在边界会谈，讨论如何缓和紧张局势。印度官员周五承认，在前一天晚上，中国释放了在战斗中被俘的10名印度士兵。（后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称他不知道任何人被俘，但并未否认印度的通告。） 但是部队集结仍在继续，该地区的村民以及卫星图像均指出双方仍在派遣援军。周五，在莫迪就边界危机举行闭门会议后，政府新闻机构发表声明说，“没有任何人进入我们的领土，”也没有任何哨所被占领。 尽管印度否认了这一点，但独立军事分析人士估计，在过去两个月中，中国军队已控制了大约23平方英里的印度领土。 政府的声明还说，印度武装部队“已获授权，可以自行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但是印度目前的军事选择可能有限。 尽管拥有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军队之一，印度尚未实现军队的现代化并保持竞争力。今年，印度宣布的军事预算接近740亿美元，而北京为1780亿美元。印度的预算中大部分将用于支付养老金。 在经济方面，印度变得更加愿意利用其庞大的市场作为向中国施压的杠杆。今年4月，它通过了一项立法，要求任何来自中国实体的投资都必须通过政府批准，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挫折，因为其公司正在海外寻求增长。路透社周四报道，印度计划提高对中国商品的关税。 外交官预计印度将阻止中国电信巨头华为进入其市场以建设5G无线网络。美国指责华为协助中国政府进行网络间谍活动，并敦促其盟国阻止该公司的5G发展。

应前北约秘书长安诺斯·拉斯穆森的邀请，美国国务卿麦克·蓬佩奥星期五(6月19日)从加利福尼州橙郡通过网络视频对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就“中国挑战”发表讲话。他说，敌视民主价值观的中国共产党不仅仅在周边地区是“流氓行为者”，而是影响到各国。他呼吁欧洲盟友在“自由与暴政”之间做出选择，站在美国一边，“明确发声”并“果断行动”。 以下是蓬佩奥讲话的全文中文翻译： 安诺斯，非常感谢。感谢您热情的问候。很高兴今天跟大家相聚， 向哥本哈根民主峰会问好。很荣幸与你们和(安诺斯·)拉斯穆森秘书长在一起，他是全世界所有热爱自由的人们的朋友。 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都知道这点，但是谈起加强跨大西洋关系，安诺斯真的身体力行。他的儿子和他三个漂亮的孙辈都住在美国这边，都是美国公民。很高兴在大西洋两岸都有拉斯穆森，把我们团结在一起。谢谢邀请我参加今天的会议。 当安诺斯就这次活动发出邀请时，我立即就接受了。这么多你们都参加过的这些会议谈的是这个世界出了什么错。而我想把焦点放在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正确事情、我们做对了什么，而这就是民主。我们知道这一点。挑战是如何维持它。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没有什么目标比这个更为高尚了。 我有几年在铁幕一带巡逻的人生经历，—那是几十年前了，我当时还是一名年轻军人，在德国服役。我亲眼目睹了暴政，在我之前担任中情局局长和现在担任美国国务卿期间，我与各种不自由的政权打过交道。 第一个原则：压迫你的男女同胞谈不上任何勇敢和远见。民主是唯一尊重人的尊严、个人自由和人类进步的政体。推论是：资本主义是整个历史上最了不起的反贫困项目。 我想做个简短发言，并且期盼着回答问题。 第一：那种欧洲正在被迫在美国与中国之间做出选择的想法。我想花一定的时间来谈谈这一点。 第二：那种给你的价值观打折扣无须付任何代价的信念。 不管我去哪里，我都会与我的对应官员以及像今天这样的听众谈论我们在这个世界所看到的现实，特别是在中国。我在欧洲、北极地区、中亚、非洲、太平洋岛屿都这样做过。 多年来，在一个希望的时代，西方曾相信我们可以改变中国共产党并同时改善中国人民的生活。这是当时的交易，当时的赌注。 三十年前东欧和前苏联民主大潮的兴起让我们也许是合理地相信，自由扩展到所有国家是势不可挡的。所以我们进行了接触。我们向一个我们当时知道对民主价值观持有敌意的威权政权敞开了大门。 在这期间，中共下了赌注，他们的赌注是可以对我们的善意加以利用，同时向我们保证他们希望有合作式的关系。就像邓小平所说：“韬光养晦。” 我谈论过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说起来很复杂。在这个问题上谈论过错没有实际意义，并不重要。 几十年来，美国和欧洲公司怀着巨大的乐观情绪在中国投资。我经营过一家小公司，我们自己在中国也有业务。我们把我们的供应链外包给深圳这样的地方。我们向与解放军有关的学生敞开了我们的教育机构。我们欢迎中国国家支持的投资进入我们各自的国家。如今，我们盘根错节地交织在了一起。 然而，即便如此，我们必须承认有关我们是在与何人何物打交道的一系列事实。我认为，我们正在看到这点。我认为，在世界各地，这点每一天都在变得越来越清楚。 中国共产党下令终结香港的自由，践踏了一项在联合国登记的条约和香港公民的权利，这是中国共产党践踏的很多国际条约中的其中一项。 习总书记为针对中国穆斯林发动残暴的打压行动开了绿灯，这种践踏人权的规模是我们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从未见过的。

在加拿大和美国最近发生的抗议警察暴力、反对种族歧视的示威活动中，“系统性歧视”这个词无数次被提出，一个机构或行业是否存在系统性歧视也经常成为争论话题。阿巴库斯数据市场调查公司最近的一项民调显示，将近三分之二（61%）的加拿大人认为本国存在系统性歧视。但是如果细分起来，不同的政治派别，不同的族裔，甚至不同的居住地，都会对受访人的回答产生影响。 城市居民和本身属于有色族裔的人当中有更高比例认为执法机关种族歧视严重 根据另一项由雷热市场调查公司为加拿大研究协会所作的民调，一半受访人认为在执法机构里存在严重的种族歧视问题。支持美国示威者的比例更是高达72%，几乎是支持警察的受访者的两倍。 雷热民调显示，住在城市中心地区的加拿大人当中有56%认为执法机关的种族歧视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住在市郊的有48%，而住在乡村地区的只有42%。 在白人当中有48%的加拿大人如此认为，但是在有色族裔中这个比例高达61%。 需要指出的是，加拿大城市中心地区和市郊的有色族裔比例本来就比乡村地区高，所以城市居民和有色族裔这两个群体有一定重合度。 对种族歧视的看法可能会影响下一次大选结果 资深政治民调分析人士格勒涅（Éric Grenier）在CBC网站上撰文说，不管各个政党的领袖是不是愿意，对系统性种族歧视的看法很可能会在下一次大选时冒出来，成为一个造成分歧并影响选情的话题，如同去年十月份的特鲁多黑脸妆。 特鲁多在学生时代和后来当中学老师的时候曾经几次把脸涂黑装扮成黑人。这种行为在今天被黑人普遍视为一种冒犯。因此当特鲁多的黑脸妆老照片和视频被曝光后舆论大哗，反对党穷追猛打。他不得不数次道歉。 但是阿巴库斯数据的民调结果显示，超过一半（52%）的加拿大有色族裔选民明确表示支持特鲁多领导的自由党。而保守党的支持者在有色族裔中仅占22%。在白人当中有30%支持保守党，自由党的支持率为36%，虽然领先，但仅比保守党多6个百分点。 有色族裔对特鲁多的个人印象也超过保守党。同一项民调显示，53%的有色族裔对特鲁多的印象是正面的。这个比例比大选刚结束时的43%有显著增加。这说明，在大选中受黑脸妆照片拖累的特鲁多在大选后到现在这段时间里获得了一些有色族裔的认可。对他印象不好的有色族裔仅占19%。 城市选民与新民主党 自由党的支持者主要居住在城市和市郊，尤其是在BC省、安大略和魁北克这三个省份。在城市中心地区，自由党的主要对手是新民主党。 新民主党领袖辛格（Jagmeet Singh）是锡克族人，本身就属于有色族裔。根据雷热民调的结果，新民主党的支持者也最重视种族歧视问题。65%的新民主党支持者认为执法机关的种族歧视问题严重。这个比例在自由党支持者中占59%，在绿党支持者中占55%，在保守党支持者中占31%。 但令人迷惑的是，新民主党在有色族裔中的支持率远远落后于自由党，甚至不如保守党。阿巴库斯数据的民调结果显示，只有20%的有色族裔支持新民主党，这个比例比自由党低32个百分点，比保守党低2个百分点。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特鲁多和自由党的支持率显著上升。如果现在举行大选的话，自由党不仅能获胜，而且可以组成多数政府。 在系统性种族歧视问题上，自由党政府已经明确表明立场。两个星期前，特鲁多参加了渥太华的反种族歧视集会并单膝下跪。他还表示，系统性种族歧视存在于加拿大所有机构，包括加拿大皇家骑警等执法机构。现在加拿大人正在逐渐认清我们的制度中的不公正。 作者：吴薇

2019年7月，在加拿大国家微生物实验室（NML）工作的华裔病毒学家邱香果和成克定被停职并被取消了进入实验室的许可。在此事发生几个月前，有人从该实验室向武汉病毒研究所寄过埃博拉病毒和亨尼巴病毒。但无论是实验室还是加拿大公共卫生署都拒绝透露具体是谁寄的，只强调寄病毒的事与邱成二人被调查无关。 现在，CBC根据加拿大信息公开法获得的资料显示，把病毒寄到中国去的人确实是邱香果，她也是促成此事的关键人物。但是加拿大公共卫生官员也再次声明，邮寄病毒事件与加拿大皇家骑警对邱香果和成克定的“行政调查”没有关联，与新冠疫情的发生和新冠病毒研究没有关联。另外，邮寄埃博拉和亨尼巴病毒样本是应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要求。 记者也查到了中方收件人在这个特殊的包裹抵达后发来的感谢：”我们衷心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尤其是邱博士和安德斯！非常感谢！！期待着我们在未来进一步合作。” 2019年3月31日，两个分别装有埃博拉和亨尼巴病毒株的小瓶从温尼伯寄出。5月24日，加拿大公共卫生署委托皇家骑警对邱香果等人进行调查，7月5日，邱香果、成克定和他们的几名研究生被警察带离实验室。今年年初新冠病毒登陆北美，网上开始流传关于”中国间谍”从加拿大把新冠病毒寄回武汉的各种阴谋论。 文件显示向中国提供致命活体病毒确实曾引起过公共卫生部门关注 从去年7月邱香果和成克定停职到现在，加拿大公共卫生官员的口径一直是：向中国提供埃博拉和亨尼巴病毒样本符合相关法律和规定，加拿大过去也曾与其他国家的同行分享病毒样本。 但是最新被记者获得的文件显示，在病毒被寄出前，加拿大国家病毒实验室的负责人马修.吉尔莫（Matthew Gilmour）和他在渥太华的上级部门都关注过此事。吉尔莫要求邮寄要符合特殊材料移交协议的规定。他还在一封写给特殊病原体研究负责人大卫.萨弗罗奈兹（David Safronetz）的电邮中说：“你信任这个团队就好。我们是怎么跟他们有联系的？” 萨弗罗奈兹的回答是，由于他们和邱博士的合作。 专家：可疑而危险 在渥太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和流行病学家阿塔兰（Amir Attaran）眼里，邮寄病毒事件是“可疑的，令人担忧的，可能危及生命的”。 他在接受CBC采访时说，现在的情况是，加拿大皇家骑警从全国安全级别最高的实验室中逐出一名研究人员，原因是什么政府不肯说，要保密。我们知道的是，她在皇家骑警出现之前，把全世界最致命的病毒之一寄往中国，寄给一个从事危险的基因功能获得实验的、与中国军方有联系的实验室，而且被寄出的病毒株有多种基因差异，可供对方进行不同的实验。 功能获得试验把新基因直接导入一个细胞或个体以观察其变异。这类实验在包括加拿大在内的大部分国家被视为过于危险。阿塔兰对加拿大政府相关部门竟然批准实验室和中方分享这些病毒感到”极度不满“。他说：“武汉病毒研究所做这些实验，而我们向他们提供埃博拉和亨尼巴病毒。稍微有点脑子就能明白，这是一个不智的决定。” 加拿大皇家骑警对邱成二人的行政调查已经进行了一年多，但无论是公共卫生署还是警方都没有公布调查进展。一个公共卫生署发言人在解释为何调查迟迟没有结果时说，行政调查必须公正而彻底，同时必须遵守程序，尊重当事人权利。 作者 吴薇 / RCI

Twitter周四表示，中国加大了在该平台上散布虚假信息的努力，它建立了数以万计的虚假帐号，谈论香港的抗议活动和共产党的抗疫举措。 该公司表示，它已经发现并删除了23750个“高度参与”传播虚假信息的帐户。Twitter表示，它还删除了大约15万个帐号，它们被专门用于点赞和转发吹捧中国的推文。 Twitter的发现与《纽约时报》最近对约4600个与中国领导人有关的Twitter帐号的分析一致。时报发现了数百个缺少个人信息的帐号，这些帐号似乎仅为鼓吹和宣扬中国主要驻外使节和官方新闻机构而运作。 尽管先前来自中国的虚假信息宣传活动集中于反对和贬低香港抗议活动、流亡的中国亿万富翁郭文贵和台湾，但Twitter表示，最近发现的一批帐号包含宣传中国政府应对新冠病毒的新信息。 特朗普政府与北京在疫情方面发生了争执，称中国对据信始于武汉的疫情的处理不当。中国官员在Twitter上进行了反击，在未提供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暗示病毒源自美国。 例如，直到2月初，这些Twitter帐号一直指控香港抗议者和民主运动人士夸大病毒的威胁，并使用谣言作为“恐慌的子弹”。 但是随着疫情的严重程度越来越明确，叙述发生了变化。根据斯坦福互联网观测计划(Internet Observatory)对帐号的分析显示，3月的时候，它们称赞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并呼吁美国“摒弃政治偏见”，以便学习中国的应对经验。 Twitter说，最近几周发现的虚假帐号距离它们的创建时间不久，而且往往不够高级，不足以让人相信它们是由真人操作。 Twitter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观察用户的登陆情况，来寻找有组织宣传的痕迹。用户从同一网址登录许多帐号可能是协同行动的标志。Twitter通过观察某些从特定的未被封锁的互联网协议地址使用Twitter的帐号，追踪了中国之前的宣传活动。Twitter表示，由于该网站在中国被禁，因此一个未被屏蔽的网址可能表明，这些帐号是在政府的准许之下运营的。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的国际网络政策中心负责人弗格斯•汉森(Fergus Hanson)说：“从这样持久、隐蔽、具欺骗性的影响力行动可以看出，该党国针对其政权面临的外部威胁可以作出多大程度的努力。”他与Twitter合作，发现了这些帐号。 尽管中国已经开始复制俄罗斯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使用的虚假信息传播战术，但其努力仍有待完善。2019年8月，Twitter和Facebook删除了一批逾20万个帐号，也是因为它们缺乏个人信息的特点，这使其易于被判别。 Twitter最近删除的帐号中，没有几个拥有超过10名以上的关注者。许多人没有个人介绍——Twitter用户向其他用户介绍自己的方式——有些帐号同时用俄语和中文发布推文。 研究人员说，尽管很粗糙，但这场运动表明中国在利用社交媒体平台进行宣传方面坚持不懈，而且越来越咄咄逼人。 大西洋理事会旗下的数字取证研究实验室(Atlantic Council’s

上周五，22岁的北京居民谢依依（音）失业了，成了中国数百万受新冠疫情影响而无所适从的年轻人之一。 因此，就在同一天，她听取了一个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建议，决定摆一个烧烤摊。 在中国，许多人会说，对于像谢依依这样受美国教育的年轻人，卖烤串儿是跌份的事情——或者，对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里的任何人来说，都是如此。许多中国人看街头小贩感到尴尬碍眼，让人想到那个摆脱极度贫困时期的中国。在中国的许多城市里，城管经常驱赶、骚扰在街边卖小首饰、廉价服装和辛辣小吃的商贩。 但是，中国总理李克强公开呼吁该国的失业者大搞“地摊经济”，使脱轨的经济重回正轨。期间，他揭示出中国在新冠疫情后截然不同的叙事。它到底是一个由北上深的摩天大楼和科技产业园为代表、正在走上中产之路的国家，还是一个后街路边摊遍地的贫穷落后的国家？ 谢依依去年从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毕业，她知道尘埃尚未落定。她把烤架、木炭、烤肉签和几箱北冰洋——一种老北京橘子味汽水放进网上的购物车里，希望烧烤生意能在她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之前帮她渡过难关。但在点击“购买”键之前，她想先等等看，北京市的官员是否会采纳李克强的提议。 他们并没有。这样的分歧在中国官场极为罕见。官方媒体《北京日报》的一篇评论指出了一大堆地摊可能带来的问题，说它“不卫生不文明”。 “上方口径不统一，”谢依依说，“所以还是需要谨慎下单的。” 李克强上个月在中国“两会”结束时举行的年度新闻发布会上，直接谈到了疫情造成的失业问题，开启了有关中国经济繁荣的讨论话题。他称赞中国刚走出“文革”时那些摆摊卖大碗茶的年轻人。 然后，李克强指出，约有6亿中国人，即43％的人口每月收入仅1000元人民币。他还举了一个例子，说一位50多岁的农民工，在城市打工30多年，但今年无法找到工作。 几天后，李克强走访了山东省的街头小贩，强调他对中国底层的关注。“国家是人民组成的，”他告诉他们。“人民好了，国家才能好。” 李克强的说法违背了共产党的一贯叙述，即毫不动摇的繁荣昌盛，这样的叙事有助于其统治合法性。最初，当这个收入数字在中国互联网上传播时，一些不知出处的社交媒体用户称这些数字是假的，还指责敌对势力试图破坏中国的成功。 许多中产阶级的城市居民有理由不相信这些数字。中国最大的城市使得那些低收入、低技能的人在那里难以立足，他们几乎从官方的叙述中被抹去。例如，北京市政府在三年前拆毁了他们生活和工作的住所、市场和餐馆，将许多人赶出了北京，还创造了“低端人口”一词。 长期以来，李克强一直被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风头盖过，他不太可能是那个戳破中共成功叙事的人。李克强最后一次引发如此大的轰动是在五年前，当时他倡导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引发了人们对风险基金和初创企业的投资热潮。 那时的中国还雄心勃勃。现在它正面临着可能是自毛泽东时代以来最大的挑战。由于遏制新冠病毒的措施，中国经济急剧放缓。政府发布的失业率是6%，但别的渠道估计这个数字达到了20%。其他国家对中国越来越不友善，一些精英将这种趋势归咎为习近平过早将中国定位为一个超级大国。 因此，“地摊经济”成了一个热词，李克强也成了中国互联网上的热门话题。一些社交媒体用户称赞他敢于说出真相。许多人说，他关心普通民众的福祉，这是对共产党领导层其他人的微妙挖苦，暗示他们更关心那些不切实际的目标，以及在海外打造权力。 城市争相吸引小贩来到街头。一些地方甚至为当地的城管设定了招募新摊贩的指标，这意味着曾经骚扰和殴打摊贩的人现在不得不支持他们。一位经济学家估计，如果政府给商贩和农民更多空间来销售产品，可以促进约5000万个就业机会。 中国媒体纷纷报道街头小贩月入可达数千美元，买得起豪车的故事。他们举了一些著名企业家的例子，比如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的联合创始人马云为支付第一笔生意的租金在街上卖手工艺品。阿里巴巴和竞争对手京东推出了小额贷款及其他措施来支持街头小贩。“地摊经济股”——购物中心运营商、户外雨伞制造商和生产可改装为移动商店的小货车的制造商——股价飙升。 李克强的话也引发了黑色幽默。年轻的专业人士讨论职业前景黯淡的情况下自己能卖什么。也许推着三轮车开个手冲咖啡店？在路边提供法律服务？美国队长兜售智能手机贴膜、神奇女侠拉着烤冷面车、特朗普总统卖菜的PS图片在中国互联网上流传。 然后，强烈的反弹开始了。一些关于收入数据的评论消失了。在社交媒体微信平台上，李克强1997年写的关于自己儿时一名老师的文章因违规被删除。地摊经济股跌落谷底。 官方媒体开始为这股热情泼冷水。“在我国的一线城市，不宜推行‘地摊经济’，”官方媒体中央电视台表示。这里指的是北京和上海等相对富裕的城市。文章写道，让地摊经济在这些城市重新蔓延，“等于一夜回到几十年前。这与高质量发展也是相背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