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地武汉持续76天的封城周三（4月8日）解除了。武汉离境通道在凌晨0时开放。不少武汉人陆续离开当地，前往外地复工或者探亲。 这个拥有1100多万人口的城市开始恢复了生机，车流开始涌动，民众开始走出家门，尽管病毒的阴霾尚未完全散去。 1月23日，中国突然宣布要对武汉这个超大城市进行封城的决定令全世界震惊。火车、汽车、飞机、公车、一切交通停运，所有市民都必须呆在家里，整个城市立刻成为了一座死城。 在这场后来演变成全球的病毒大流行公共卫生危机中，中国卫健委称有2500多人因病毒死亡，50000多人感染病毒。在这76天的封城期间，病毒肆虐全球，导致140多万人感染，8.2万人死亡，全球经济也像武汉一样骤然封冻。世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武汉的疫情显著减轻了。走出了囚禁他们两个多月的住房的武汉市民们面对苍天长舒一口气，终于自由了，但传说顽固而智慧的病毒让他们不敢掉以轻心。 一位姓王的女士在武汉天河机场对路透社说，“我要去看我的父母。”“我想他们。不要问我什么，否则我要哭了。” 一位姓童的武汉市民告诉美联社说，“我已经有70多天没有出门了。”“呆在家里这么长时间，我都要疯掉啦。” 路透社报道说，出门旅行的人们很多都穿着防护服，长长的雨衣或者带着面部防护的东西。 中国官媒新华社的报道说，飞机的机组人员依然是全副武装，戴着护目镜、口罩和手套。全程都是这样。 武汉官方称，从3月28日开始，人们可以进入武汉，但各种限制并没有完全取消。政府鼓励市民除非万不得已就不要离开武汉或者湖北，甚至最好不要离开自己的小区。 武汉著名的购物区楚河汉街在3月30日就开始营业了。排队购物的景象又出现了，排队者相互都自觉保持着一米的距离。有人趁着好天气进行户外运动，也有人在外面跳舞。 在过去的21天里，武汉报告说只发现了三例新的感染病例，最近两周里只有两例。 但是，全国许多地方还在不断发现输入型病例。从俄罗斯回到黑龙江的人群中一天就发现了25例病例。周三，绥芬河宣布对人们出行实施武汉曾经采取过的限制措施。人们不能走出自家的院子，每家每三天只有一人可以出去买东西。 有关方面预计，周三会有5.5万武汉人坐火车离开。机场官员说，当日上午已经有一万多人乘飞机离开。但是，武汉至北京和国外的航班还没有恢复。 不过，武汉的解封，让中国许多地方感到紧张。部分省市要求对入境的武汉人再次进行病毒检测。 北京当局要求对从武汉返京人员进行双重检测，严格执行医学观察措施。广东卫健委也表示，对来到深圳的武汉人不必强制隔离，但必须做两次核酸检测。一次在武汉完成，七天后在深圳再做一次。浙江、湖南、上海等地都对入境的武汉人采取了类似的控制措施。 为了阻止疫情从境外回流进入中国，中国大幅度削减了入境国际航班的数量，禁止几乎所有外国人入境。中国边境当局还从这个月开始对所有要入境的外国人进行病毒测试。 无症状病例正在给有关当局造成新的压力。中国卫健委周三报告说，新增无症病例为137例，比前一天一下子多了107例。 卫健委过去并没有把这类病例列入确诊病例之中，理由是无症状病例患者没有通常所有的发烧、咳嗽等症状。截止到周二，中国有1095例无症状感染者在接受医疗观察。其中有358例来自入境者。中国的一些防疫专家认为无症状病例可能是中国目前面临的最大威胁。 来源：VOA

有关病毒在物体表面能存活多久的问题，科学家们迄今得出不同结论。现在，专家们在德国北威州的海因斯贝格县（Heinsberg）有可能得到了新认识。 波恩大学病毒学家施特雷克（Hendrik Streeck）在德国电视二台的一次节目中指出，到目前为止，无证据显示，病毒在超市、餐馆或理发店有传染迹象，大规模感染总是当事人之间长期密切接触的结果。 北威州的海因斯贝格是德国国内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中心。施特雷克教授在当地领导了一项有关病毒感染过程的研究项目。 物体表面未发现活性病毒 对当地居民的首批询问和调查已有结果。现任波恩大学病毒学所所长的施特雷克教授报告说，虽然从遥控器、洗漱池、手机、座厕或门把上的取样中获得了病毒存在的证明，但并未能在实验室从基样中培养出新冠病毒。他指出，这意味着，所采集的病毒均已死亡。 他认为，迄今的研究结果表明，”只有当某人此前捂手打喷嚏并随后抓握过，这个门把手才可能传染病毒”，也就是说，此后若有人抓握过这个把手并摸过自己的脸，会被传染。至于病毒在门把手上会存留多久，尚不清楚，因为还没有相关的研究。不过，施特雷克教授指出，他的团队在一个曾住过多名高传染性感染者的家庭里取样，但在任何物体表面均未发现活性病毒。 施特雷克批评了罗伯特-科赫研究所，指出该所未在海因斯贝格做过相关研究。他说，这让他很吃惊。他强调，这样的研究必不可少。 柏林夏里特医学院（Charité）的病毒学专家德罗斯滕（Christian Drosten）此前在北德意志电视台上也指出，冠状病毒对干燥环境极敏感，此外，它们均经由飞沫并须吸入方致传染。因此，这位病毒学家估计，仅经由抓握钞票或硬币，不太可能感染。 根据德国联邦风险评估所的报告，冠状病毒在各种环境下的稳定性取决于多种因素，如温度、湿度、物体表面的材质。该所指出，依据目前的认知水平，进口的食品、各种生活用品、玩具、工具、电脑、衣服或鞋子等物品不太可能成为新冠病毒的感染源。该机构也强调，到目前为止，尚无证据显示接触被污染的物体会导致感染。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和疫情保护机构CSC的专家们则获得了截然不同的结果：在塑料或不锈钢物体表面，冠状病毒可存活最多3天；在纸面上可达24小时，在粘性物表上最多为3小时。 罗伯特·科赫研究所提醒人们注意，上述科学研究是在实验室条件下进行的，不反映日常生活中的实际传染风险。该研究所强调，只要感染性的分泌物到了手上，而当事人又用手摸脸，就可能导致传染。   来源：凝炼/乐然（德意志电台）

根据现任和前情报官员的说法，中情局(CIA)至少从2月初开始就一直警告白宫，中国严重少报了新冠病毒的感染数，并且根据美国的抗击病毒预测模型计算，中国的数字不可靠。 在特朗普总统与中国主席习近平周四态度明显和缓的谈判中，最近几周的情报——至少部分基于CIA在中国的人员提供的信息，发挥了重要作用。之后，两国都减少了对彼此的批评。 在病毒、传播速度和其他一些基本问题很不明确的情况下，获取该病毒在中国更准确的感染率和死亡率数字，对于全世界的公共卫生都具有重要意义。据美国情报机构和白宫官员称，对于美国官员来说，这些汇总数字对于了解Covid-19在未来数月将给美国造成何种影响，以及保持社交距离等防疫措施的有效性，至关重要。 到目前为止，令白宫和情报界感到沮丧的是，这些机构一直无法通过情报收集工作获得更加准确的数字。 但是美国情报机构已经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政府自己也不知道该病毒的规模，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盲目。据现任和前情报官员称，最早出现病毒的武汉和中国其他地方的中层官僚一直在感染率、检测和死亡计数方面隐瞒实情，担心如果报告的数字太高，会受到惩罚、丢乌纱帽，或者更糟。 官僚主义瞒报对于任何政府来说，都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但随着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近几年采取了更加专制的态度，这种情况在中国变得越来越严重。 除了政府打压以外，检测不足、统计标准各异以及可能占新冠病毒病例总数四分之一的无症状感染，使得哪里都不会有完整的病毒情况。伊朗在抗击疫情方面缺乏透明度。意大利的死亡人数超过1.3万人，居世界首位，这还不包括医院之外的死亡人数。美国的病毒检测落后于其他国家。 但是自1月以来，白宫官员开始抱着怀疑的态度看待中国的统计数据，并要求CIA和其他情报机构优先收集有关中国的信息。 彭博新闻社(Bloomberg News)首先报道了CIA对中国少报确诊数和死亡数的评估。美国官员淡化了上周发给白宫的一份情报报告中的发现，报告称，CIA数周来一直告诉白宫官员，不要相信北京提交给世界卫生组织的数字。 美国有关数字被少报的情报早于中国新闻媒体上最近的报道，报道称武汉的死亡人数可能超过5000，这是官方数字的两倍。据听取了该情报工作简报的人士称，情报人员尚未核实媒体的报道，而且报告也未提及这些报道。 美国官员提醒说，自疫情暴发以来，许多情报机构根据自己的信源了解到的信息向白宫发出的警告，与记者的报道是差不多的，这些记者一直在积极报道中国冠状病毒疫情，以及中国政府努力压制疫情相关报道的情况。 中国将最近几周新报告病例的下降归功于严厉的控制措施，其中包括对近6000万人实施封锁，但中国政府以外的许多人担心这些数字是不完整的。 例如，中国没有报告它所了解的无症状病例的数量。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表示，多达25%的感染者可能没有症状。 在周三的新闻发布会上，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C•奥布莱恩(Robert

预警系统已经就位。在2002年暴发的SARS疫情造成重大损失后，中国建立了一个传染病上报系统，官员说该系统是世界级的：快速、全面，而且同样重要的是，不怕有人从中作梗。 医院可以将患者的详细信息输入电脑，并立即通知北京的政府卫生部门，那里的工作人员接受过培训，可以在传染病传播之前发现并控制疫情。 但系统没有起作用。 去年12月，当武汉的医生开始治疗一群患上神秘肺炎的病人时，理应自动进行上报。然而医院听从了地方卫生官员的指示，这些官员出于政治上对透露坏消息的反感，在国家报告系统中隐瞒了有关病例的信息——让北京蒙在鼓里，导致应对的延误。 中央卫生部门最初不是从报告系统得知疫情，而是在一些不知名的吹哨人在网上泄露了两份内部文件之后才知晓。 即使在北京介入之后，地方官员仍然对病例的确认制定了很苛刻的标准，没有上报有助于揭示病毒人传人的信息。 医院被要求只统计与疫情源头海鲜市场有关联的病人。医生在向上级报告之前，还必须得到官员确认。 随着美国、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狼狈应对冠状病毒大流行，中国现在把自己描绘成榜样，称自己将一场迅猛的疫情控制到了一定程度，甚至已经开始解除目前世界各地对生活施加的种种繁重限制。 这种胜利的叙事掩盖了早期病例上报的失误，正是这种失误浪费了中国抑制疫情的时间，直到暴发为一场大流行。 “按照这个上报系统，应该报告到中国疾控中心，”参与建立直接报告制度的退休卫生官员杨功焕在接受采访时说。“派人下去做流行病学调查，确认病情，然后来报告。” 根据最近的一项研究，如果在1月中旬提前一周采取积极行动，本可以使感染人数减少三分之二，该研究的作者包括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一名专家。另一项研究发现，如果中国早三周采取行动控制疫情，就可能预防该国95%的病例。 “（我）后悔当初就应该继续大声疾呼，”去年12月发现病例的武汉中心医院医生艾芬在接受一家中国杂志采访时说。“很多很多次我都在想，如果时间倒回来该多好。”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试图迅速走出早期的失败，并将注意力转移到中国终结疫情的努力上。中国政府因其最初的错误受到了广泛的谴责，这现在成了特朗普总统的主要话题。 中央领导层将责任集中在地方官员身上，包括他们对警告他人病毒风险的医生进行训诫。中央迅速将两名卫生官员以及湖北省和省会武汉的党委书记撤职。 如今，对医生、医学专家和官员的采访、泄露的政府文件，以及中国媒体的调查，都揭示了政府的严重过失：一个旨在保护医疗专业知识和感染报告不受政治干预的系统，是如何屈从于干预的。 当早期预警系统失灵时，其他人试图填补信息的空白。医学界找到其他非正式的方式来提醒他人，比如在互联网上公布政府指令和医院报告。在疫情暴发初期，中国媒体罕见地大幅提高了透明度，做了大量工作来揭露问题，但审查机构关闭了这个窗口。 政府承诺要修复疾病监测系统暴露出的缺陷，但它在SARS之后也曾做出类似承诺。现在，新一轮修复医疗体系的行动，也可能在政治等级制度下步履维艰，导致专家——医生，甚至公共卫生官员——不愿与地方领导人较量。在中国，政治往往最终凌驾于为防信息流动受干扰而制定的保障措施之上。 来自上海交通大学的12名医学专家在一份关于该流行病的研究报告中说，最初几周的失败“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公众甚至是医务工作者的警觉和防护意识，进而加大了后阶段疫情防控的难度”。“平时防患于未然，才能防大患于未至。” 做最坏的打算 去年，卫生官员显得很有信心，认为中国再也不会遭遇SARS那样的危机。

　　2020年3月17日，驻美国大使崔天凯接受AXIOS新闻网站和HBO电视网联合节目的采访，就新冠肺炎疫情、媒体关系、涉疆问题、中美关系等回答了记者乔纳森·斯旺的提问。采访实录如下： 　　斯旺：大使先生，我们非常感谢您接受采访。在我们谈疫情之前，我想先就当前几个引人关注的新闻向您提问。 崔大使：好的。 　　斯旺：周一晚，特朗普总统首次将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您怎么看？ 崔大使：我不是白宫发言人，但世界卫生组织在疾病命名方面是有规则的，就是要避免污名化，不予人病症与特定地理位置、人群甚至动物相关的印象。希望大家都能遵守世卫组织的规则。 　　斯旺：美国总统没有遵守这一规则，您想向他传递什么信息？他会看我们的采访。 崔大使：我的信息很明确，我希望世卫组织规则得到遵守。 　　斯旺：大使先生，周二中国政府宣布将驱逐《纽约时报》 、《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的所有美国记者，他们在10天内要离开中国。大使先生，独立媒体有什么让中国政府惧怕呢？ 崔大使：我先告诉你正确的事实是什么。首先，并不是要驱逐这些人，只是终止他们的记者证。第二，并不是这些媒体的所有人都涉及其中，他们中还有人会留在中国继续工作。但最重要的是，中方采取的行动是对美国政府针对中国记者实施措施的回应。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不得不这么做。 　　斯旺：但是，根据我们的理解，首先不是中国政府因《华尔街日报》有关中国共产党应对疫情的批评性报道驱逐了该报的3名记者，然后美国政府才要求中国国有媒体限制在美记者人数的吗？ 崔大使：不是。事实是，《华尔街日报》登载了一篇对中华民族使用侮辱性语言的文章，引起中国人民极大愤慨，所以中国政府必须回应。然后美国政府又对中国驻美记者采取了行动，驱逐了这些仅仅是在开展专业（报道）工作、从未违反美国法律的中国记者。我们只能依据对等原则进行回应。 　　斯旺：我读了《华尔街日报》专栏文章，我认为文章里似乎没有什么违法的内容，仅是批评政府而已。 崔大使：如果你对中国历史有所了解，你就会知道那篇文章是对整个中华民族的极大侮辱。很多美国人也不赞同那篇文章的标题和语言，甚至感到很生气。 　　斯旺：大使先生，我相信人们会有不同意见，但问题是，因为此事驱逐记者是个好主意吗？ 崔大使：也许首先该问的问题是，写这样一篇文章是个好主意吗？ 　　斯旺：大使先生，面对公共卫生危机，以事实为基础开展对话非常重要。您2月9日在《面向全民》节目采访中说散播“病毒来自美国军方实验室”这样的“疯狂谣言”十分危险。大使先生，您知道是谁在散播这些疯狂的阴谋论吗？ 崔大使：我认为这是始于美国的。你看了我接受《面向全民》的采访，我们谈到这里有人散播疯狂言论。 　　斯旺：是的，您当时说：“还有人说这些病毒是来自美方军事实验室而不是中国的，类似的疯狂言论我们怎么能相信？”您当时是回应…… 崔大使：这是我的一贯立场。我当时这样认为，现在依然这样认为。对于这个问题，当然我们最终要找到答案，揭开病毒的来源，但这是科学家要做的工作，而不是由外交官或者记者来进行揣测的，因为这样的臆测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而且非常有害。为什么不让我们的科学家来完成他们的专业工作、并最终告诉我们答案呢？

新冠疫情发展的速度和广度都超过人们的预期。疫情对经济的冲击，一点也不比对医疗系统的冲击弱。   美国股市频频熔断，以至于短短半个月，下跌的幅度和速度多次创造历史。   经济学家讨论的焦点，也从“是否会有经济衰退”，逐渐变为“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经济衰退”。   疫情最先爆发的中国面临经济衰退的压力。经济学人智库（EIU）向BBC中文表示，预计中国今年GDP增长率会大幅下调到2.1%。   对于中国而言，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影响至少有三个不容忽视的重点：   (1)          作为疫情最先爆发地，中国采取最严格的封锁和隔离政策，使经济活动整体“冰冻”； (2)          中国人均GDP刚刚超过一万美元，正在努力转型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疫情打断了这一进程； (3)          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疫情使全球意识到，过于依赖中国生产能力存在风险，“产业链洗牌”之说甚嚣尘上。   供给与需求双冰冻 经济学家中流传一则老笑话——“只要教会一只鹦鹉说‘供给’和‘需求’，它也能称为经济学家。”  

大约10天之前，钟南山院士团队在《胸部疾病杂志》发表了一篇基于数学建模的流行病预测。文章结论指出，如果封城推迟5天，疫情规模将会扩大三倍。如果干预措施提前五天，总感染规模将降低三分之二。

本周，中国新冠病毒疫情在8万多人感染、3000多人失去生命之后基本得到控制，而欧美国家却陷入越发严重的灾情。3月12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推特上发问，”美国的零号病人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有多少人感染？”紧接着，赵立坚提出大胆的假设”可能是美军把疫情带到了武汉”，他继续要求”美国要透明！要公开数据！美国欠我们一个解释！” 这个推特发言应该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为了有更广的传播力，赵立坚用中文、英文各发了一遍。 今年二月上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赵立坚此前在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任公使级参赞。在巴基斯坦时，他就频繁在推特上发帖，也曾因此被看作是最善于利用国际社交媒体的中国外交官。 美国军人把疫情带到武汉？很多人看到和听说赵立坚的这条发言时都非常错愕，同时更想知道他是否透露更多内情。但遗憾的是，赵立坚没有将这个话题继续下去。据《南方周末》的报道，去年10月18日至27日在武汉召开的军运会期间，曾有5名外籍运动员患疟疾在金银潭医院治疗。该院院长张定宇接受采访时说，他们跟新冠肺炎毫无关系，”这些都是不需要辟谣的内容”。 今年1月22日，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在记者会上说，新的病毒来源就是海鲜市场销售的野生动物。但这种说法一直受到一些人的质疑。在后来的一个月里，有关病毒源头的讨论和猜测在中国的网络里铺天盖地，各种阴谋论甚嚣尘上，甚至有人说，病毒来自某个中国的试验室，并提出”中国的零号病人到哪里去了”这样的问题；也有人说”外国人在中国放毒”。 著名的医学杂志《柳叶刀》（The Lancet）2月18日发表了一封由27名国际上知名的医学、公共卫生专家发起联署的公开声明，谴责有关病毒来源的传言和阴谋论。联署学者指出，各国科学家的多方论证显示，新冠病毒（SARS-CoV-2）的来源是野生动物。 不过，2月29日中国国家卫健委发布的《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联合考察报告》在病毒源头方面没有提供结论。在两天前的2月27日，中国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首次提出”尽管新冠疫情始发于中国，但是病毒的来源不一定是中国”的说法。 此后不久，刚升为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赵立坚于3月4日在记者会上说，”世卫组织将新冠病毒命名为‘COVID-19’，就是不将该名称同任何地区和国家相联系。中国权威呼吸病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曾表示，疫情首先出现在中国，但不一定发源在中国。”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多次直接使用”武汉冠状病毒”一词，特朗普也是毫无顾忌地说”中国冠状病毒”、”开始于中国的外国病毒”。白宫安全顾问奥布莱恩（Robert O’Brien）周三（3月11日）在一个对基金会发表的演讲时说，”病毒最早不是出现在美国，它最早出现在武汉”，而中国政府的瞒报，”可能让国际社会失掉了两个月的时间”。赵立坚的推文或许是试图对美国高官”让病毒带着中国制造标签”这一口径做出的回应。他在今年二月上位发言时曾表示要跟各国记者”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 美国安全顾问奥布莱恩没有说错，他的国家在抗疫病毒的战斗中的确损失了很多时间。据BBC的报道，截止到周四（3月12日）美国测出的感染人数超过1300人，但被检测人数不到10000人。美国医学及公共卫生专家目前最大的担心，就是未经检测的感染病人正在迅速传染其他人。作为比较，德国每日新冠病毒的测试能力为12000例，目前测出阳性人数大约为3000多例，死亡7例。周五，媒体报道称美国死于新冠病毒人数是41人。 来源：德国之声

发明治疗艾滋病“鸡尾酒疗法”的华裔科学家何大一，周二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他不认为新冠病毒有可能是被恶意制造出来，或是从实验室中释放出来的，但是他对这场流行病起源于中国则不表任何怀疑。   何大一说：“根据我们对萨斯（SARS）和新冠病毒的了解，以及对从其他动物物种中发现的新冠病毒的了解，我毫不怀疑它起源于中国。”   何大一表示，最近有关这一病毒可能起源于美国的一些讨论，“其科学性非常非常令人怀疑。”   何大一认为，找到新冠病毒起源对于应对下一场传染病至关重要。“我认为，当我们遇到像这样的流行病时，例如萨斯或埃博拉疫情，我们需要找出起源，这至关重要。因为它告诉我们如何为下一个疫情做好准备。下一个可能是另一种病毒或另一种病原体。因此，找到起源非常重要。”   何大一目前是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教授。他是亚伦•戴蒙德艾滋病研究中心（Aaron Diamond Aids Research Center）的创始人。因对研究抗击艾滋病作出重大贡献，1996年底他被评为《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   华裔科学家何大一正领导哥伦比亚大学4个团队研发抗新冠病毒的药物。他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人类在20年时间里遭遇3次冠状病毒来袭（SARS、MERS、COVID-19）。萨斯后的教训是，人类不能再犯同样错误，必须找到一个科学的解决方案。   萨斯带来的教训   2003年萨斯（SARS）疫情肆虐之后，为研究抗萨斯病毒药物和疫苗，何大一曾对中国提出过很多建议，但他表示，疫情一过，就没人再对这种公共卫生的基础建设感兴趣了。  

加拿大的公共卫生官员说，截止到星期一（3 月 2 日）下午，加拿大已有 27 个新型冠状病毒 （COVID-19）病例：  安大略省 18 例 不列颠哥伦比亚（BC）省 8 例 魁北克省 1 例。 加通社 （The Canadian Press）归纳了加拿大新冠病例的 “发病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