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四中全会安排不寻常 引发各种猜想

一次对外界颇为神秘的会议下周将在北京召开,虽然会上很多细节不会向外界披露,但关注中国局势的人都不应错过这个日程。 这次会议是11月28日至31日期间举行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多数人提到它时直接称为“四中全会”。 在中国经济增速持续放缓、中美摩擦以及香港示威不断的情况下,中共领导层是否会通过这次机会释放新信号值得关注。 “四中全会”是什么意思? 这次“四中全会”全称叫“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具体来讲,就是2017年召开的“中共十九大”上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召开第四次全体会议。中共中央委员会是中国共产党的核心机构,中国常说的“党中央”指的就是这个机构。 参加这次会议的是十九大上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人数超过200人。他们当中包括中共和中国政府主要部门负责人、各省省长及党委书记以及军队主要负责人。这些委员可以召集召开每五年举行一次的中共党代会,有人事任免权,也可以提名中共最核心的团体——中央政治局常委人选。 这种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简称为“中共中央全会”,许多对中共和当代中国重要的决策都是在这些会议上作出的。比如1978年举行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改革开放”的决定。 这次会议的特殊时机 按照规律,每届中央委员会会在五年任期内召开多次中央全会,通常为五年七次,每年至少一次,但这次是个例外。中共中共十九大之后,中共在十九大结束后的第二天召开十九届一中全会,又在2018年“两会”修宪前连续召开二中、三中全会。这次十各种九届四中全会和三中全会之间时间相隔超过一年半,为近年少见。 这一年半间发生了许多让中国头疼的事情。中国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升级为贸易战,同时与西方大国外交摩擦不断;中国经济不见景气,今年增长目标为30年来最低水平;香港爆发1997年后最大规模示威,持续超过四月。因此四中全会格外引人关注。 香港浸会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系教授高敬文认为,这种拖延“有些奇怪”。“其中一种可能的原因是习近平感觉到中央委员会内部有人对他修宪、在贸易战中缺乏让步以及他集中权力的方式有不满,”他对BBC中文这样表示。“他们不想展示出这种意见分歧,但现在他们可能达到了某种程度的共识。” 但也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中间的间隔更多是形式问题。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学者裘德·布兰切特(Jude Blanchette)与邱明达日前撰文指出,由于2018年罕见连续召开二中、三中全会,所以间隔这么久才召开四中全会可能是“日程安排”问题。 四中全会谈什么? 根据中国共产党传统,每次全会通常有相对固定的主题,持续多天。比如一中全会进行党内换届,二中全会进行政府换届,三中全会讨论经济问题,四中全会主题不尽相同,但大多与“党建”有关。 新华社报道称,这次全会将会讨论的主要话题包括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时中共中央政治局还会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 根据习近平此前讲话,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涉及中国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各个方面的制度及管理。 “没人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助理教授罗里·特鲁克斯(Rory Truex)说。“过去这种会议上往往会有重大事项宣布,比如改革开放,但现在习近平已经打破了一些定律,”他向BBC中文解释称。“眼下他可能更需要将重点放在几年后即将到来的领导层换届,考虑如何解决香港和中美贸易战问题,我觉得可能不会宣布什么重要决策。” 即便如此,他认为这届会议上或许不会讨论香港事务。”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个问题上分歧很大,而中央委员会是一个较大规模的机构,他们不会希望暴露内部的任何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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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副总统彭斯就美中关系发表重要演说

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四(10月24日)在华盛顿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Wilson Center) 发表了对中国政府措辞严厉的讲话。但他也强调,华盛顿仍然致力于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与北京建立务实的合作关系。他还表示,美中两国有望在11月举行的APEC峰会上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彭斯批评北京违背了与美国在双方贸易谈判中作出的承诺,而且在一些不公平贸易行为上反而变本加厉。他特别批评北京加大了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的行为。 彭斯还指责北京扩大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军事影响力。他说,北京的这些行为给美国的盟友和区域的安全构成威胁。 彭斯还对敏感的台湾、香港、新疆和宗教问题批评北京。他说:“中国共产党政府逮捕基督教牧师,禁止销售《圣经》,拆毁教堂,监禁了超过一百万的维吾尔穆斯林。因其对待新疆穆斯林少数族群的方式,我们追究了北京的责任,上个月,特朗普总统对一些中国共产党官员实施签证限制,并且对中国20个公安部门和八家企业实施制裁,以惩罚他们参与迫害维吾尔人和其他中国穆斯林。” 彭斯指责北京继续打压实行民主的台湾的国际空间。他说:“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国通过金钱外交诱使另外两个国家与台北断交转而承认北京,增加了台湾民主的压力。”彭斯说,美国今年批准了更多的对台军售,以展示对台湾的支持。 彭斯的讲话也多次提到香港,表示美国支持香港民众以非暴力的方式对自由和民主的抗争。他说“在数百万民众走上街头和平抗议之际,我们为香港民众发声。特朗普总统很早就明确表示,必要要有尊重港人权利的和平解决方案,这些权利是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所列明的。”他说,香港人民在这场抗争中展现出对自由民主的追求也鼓舞了美国人。 在今天的讲话中,彭斯也批评了美国大企业为在中国的经济利益而牺牲了美国人所崇尚的精神。他说:“太多美国的跨国企业向中国的金钱和市场的诱惑叩头,他们不仅不批评中国共产党政府,也不积极表达美国的价值观。耐克(Nike)将其自身营销为所谓的社会正义斗士,但是在香港问题上,耐克选择把社会良心拒之门外。耐克在中国的门店下架了休斯顿火箭队的商品,加入了中国政府以及对火箭队总经理七言推文的抗议。那条推文是:’争取自由,挺香港。’ 彭斯还把矛头对准NBA。他说:“一些最大牌的球星和老板,他们经常行使他们的自由来批评这个国家,但是在中国民众的自由与权利问题上,他们却失声了。NBA与中国共产党政府为伍,压制言论自由,行为就像是那个威权政权全资拥有的子公司。”此前,火箭队高官莫雷因为一条支持香港示威者的推文而招致中国政府的报复。而NBA对中国政府的打压行为基本上保持了沉默。 与一年前的讲话类似,彭斯严厉抨击了中国共产党政府在多方面的行为。不过,他说,尽管北京的一系列行为使美中关系面临严峻挑战,但特朗普政府仍然致力于与北京建设一个务实的双边关系。他说,美中关系涉及21世纪的命运。 他说:“总统已经明确表示,美国不寻求与中国对抗。我们寻求的是公平竞争的环境,开放的市场,公平的贸易,以及中国尊重我们的价值观。我们不寻求遏制中国发展。我们想要和中国领导人建立建设性的关系,就像我们和几代中国人享受的关系一样。如果中国向前一步,抓住这个独特的历史机遇重新开始,停止那些占了美国人太久便宜的贸易行为,我知道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已准备好并愿意开启新的未来。” 彭斯表示,美国与中国首阶段的贸易协议有望11月在智利举行的APEC领导人峰会上达成。他说,中国领导层向特朗普总统表达了达成协议的意愿。而双方也有希望在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基础上进一步解决美中经贸关系中如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强制性技术转让等长期的结构性问题。 彭斯去年曾在10月4日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就美中关系发表措辞严厉的演说。他原定今年6月就美中关系再次发表演说,但被推迟到现在。 以下是彭斯副总统讲话的部分段落: “正如特朗普总统多次表示的那样,我们在过去25年里重建了中国。没有人说过真话,但那些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历史会证明,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永远改变了这种叙事。美国及其领导人不再希望仅靠经济合作就能将共产主义中国的威权国家转变为一个尊重私有财产、法治和国际贸易规则的自由开放社会。相反,正如总统的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所阐述的,美国现在将中国视为一个战略和经济上的竞争对手。我可以直接证明,绝大多数的美国人,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农场,都支持特朗普总统对美中关系的清晰愿景。总统的立场也得到了国会两党的广泛支持。” “为了维护各地热爱自由的人们的价值观,我们还公开批评了中国共产党政府压制中国民众的宗教自由。中国数百万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在与共产党试图根除他们宗教文化身份的做法进行抗争。中国共产党政府逮捕基督教牧师,禁止销售《圣经》,拆毁教堂,监禁了超过一百万的维吾尔穆斯林。因其对待新疆穆斯林少数族群的方式,我们追究了北京的责任,上个月,特朗普总统对一些中国共产党官员实施签证限制,并且对中国20个公安部门和八家企业实施制裁,以惩罚他们参与迫害维吾尔人和其他中国穆斯林。我们支持台湾,捍卫其来之不易的自由。本届政府授权了更多的对台军售,并且承认台湾是主要贸易经济体和中华文化与民主的灯塔之一。在数百万民众走上街头和平抗议之际,我们为香港民众发声。特朗普总统很早就明确表示,必要要有尊重港人权利的和平解决方案,这些权利是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所列明的。” “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国通过金钱外交诱使另外两个国家与台北断交转而承认北京,增加了台湾民主的压力。国际社会永远不能忘记,与台湾接触不威胁和平,而是保护台湾和整个地区的和平。美国始终相信,拥抱民主的台湾为所有华人展示了一条更好的道路。” “今天,中国不仅向美国出口数千亿美元不公平贸易的商品,而且中国最近还试图利用公司的贪婪出口其政权的标志——审查。北京试图影响公众舆论,胁迫美国企业。太多美国的跨国企业向中国的金钱和市场的诱惑叩头,他们不仅不批评中国共产党政府,也不积极表达美国的价值观。耐克将其自身营销为所谓的社会正义斗士,但是在香港问题上,耐克选择把社会良心拒之门外。耐克在中国的门店下架了休斯顿火箭队的商品,加入了中国政府以及对火箭队总经理七言推文的抗议。那条推文是:“争取自由,挺香港。”NBA一些最大牌的球星和老板,他们经常行使他们的自由来批评这个国家,但是在中国民众的自由与权利问题上,他们却失声了。NBA与中国共产党政府为伍,压制言论自由,行为就像是那个威权政权全资拥有的子公司。一个进步派的企业文化却故意无视对人权的践踏,这不是进步派的,而是压制性的。” “总统已经明确表示,美国不寻求与中国对抗。我们寻求的是公平竞争的环境、开放的市场、公平的贸易以及中国尊重我们的价值观。我们不寻求遏制中国的发展。我们希望和中国的领导人有建设性的关系,就像我们和中国的人民在几代人的时间所享有的关系一样。如果中国迈步向前,抓住这个独特的历史机遇重新开始,停止那些占了美国人太久便宜的贸易行为,我知道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已准备好并愿意开启那种新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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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选举制度:得人心者未必得天下

加拿大实行的民主议会制度规定,在大选投票中每个联邦议会选区中获得选票最多的候选人赢得该选区、成为代表该选区在联邦议会的议员。   赢者通吃   换句话说,哪怕是多一票也是赢家、赢者通吃。当然如果只是领先几票甚至是几十票会引来重新计票,在经过反复核查后确认得票最多的选区候选人成为代表该选区的联邦议会议员。   由于加拿大全国各个选区人口多寡不一样,人口密集的选区可以有超过10万选民,人口少的选区也就是1万选民。这样全国338个联邦选区汇总起来往往会出现赢得议会席位数量最多的政党其选民得票率却低于议席数量居第二位的政党。   得票率不等于席位   今年2019大选的结果就是这样。虽然特鲁多领导的自由党获得了联邦议会157个议席居第一位、但其选民支持率却只有33.1%,低于谢尔领导的保守党获得的34.4%选民支持率,虽然谢尔领导的保守党只获得了121个联邦议会席位。   难怪保守党领袖谢尔不服气地表示,他领导的保守党更得加拿大选民的人心。   那么,加拿大联邦政坛历史上是否经常发生得人心但不得席位、当不成执政党的事情呢?   答案是:发生过、但不经常。   老特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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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共产党统治能在中国成功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前一步——用带着浓重湖南口音的标准汉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许多爱国人士雀跃欢呼。当时的中国人有相当一部分不是共产主义者,但经历了多年的外强凌辱、日本的残酷侵略和血腥的内战之后,中国终于得以实现统一,仍然让他们欢欣鼓舞。大约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第一次重获尊严。这一点被广泛归功于毛泽东。 许多中国的爱国者有一天会为他们的热情感到后悔。毛泽东不仅将矛头指向他所谓的“阶级敌人”,或者基本上所有没有像奴隶一般追随他的人,他还对中国人民施加了更甚于日本人的暴力。据信导致多达200万人被害的文化大革命,只是他发起的几次大清洗中最后的一次。 然而,毛泽东统一国家、恢复民族自豪感的壮举,仍是许多中国人尊重他的遗产的一个原因,也是中共持续垄断权力的合法性的一个来源。对暴力混乱的恐惧根深蒂固,并一直被反复灌输给各个年龄段的中国人。党的宣传者坚称,没有共产党的统治,中国将再次陷入混乱,深受外国敌对势力之害。 不过还有其他原因使中共得以维持在中国的权力,尽管其他几乎所有地方的共产主义统治已经崩溃。 党极好地适应了资本主义。目睹了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的民主改革之后苏联的境遇,中国的统治者拒绝走他的老路。在要求类似改革的中国人在1989年的天安门镇压中被残酷杀害后,中共与大多数抗议者所出身的城市受教育阶层达成了默契。一党统治将创造人民致富的正常秩序,作为交换,他们不再发起政治抗议。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与新加坡没有太大不同,后者也达成了类似的交易,虽然压迫性多少小一些。事实上,被视为中国伟大的现代改革者、1989年镇压异见人士的邓小平,也崇尚资本主义与专制结合的新加坡模式。 但共产党统治在中国的成功有着更深刻的历史缘由。中国的帝制权力一直有某种准宗教信条的支持。中国的皇帝充当了天地之间的中介,被当成是半神一样的人物,既是神圣的权威,也是世俗统治者。儒学起初是道德哲学及政治哲学,后成为强加的意识形态,用来灌输对权威的服从——从家族中的父亲、宗族中的首领,一直上到皇帝。 这或许并非孔子或他的追随者孟子的本意。他们更看重的,是培养士大夫的美德以及严格遵奉道德规范:古代的儒学是一种实现和谐社会秩序的蓝图。而近期香港的抗议活动以及台湾活跃的民主显示,很多中国人积极反对威权主义——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在这些地方的存续总的来说好于大陆。 但今天的统治者为了支持社会等级制度和专制统治而对儒家的利用,并不比一千年前少。这一信条的官方倡导者,对起初作为一套人文主义哲学的儒学进行了威权主义的诠释。 这个基于道统的封闭系统,让现代改革者很难质疑或摆脱。仅仅推翻一个特定的帝国政权是不够的。中国的改革者认为,要发起一场因民主之名的真正革命——20世纪初数十年间曾有过这样的尝试,就必须将这一道统与神圣的统治者一同铲除。 这是1919年的所谓五四运动的要旨,当时学生和知识分子打着“赛先生”和“德先生”的旗帜走上北京街头游行。必须摒弃儒学这门几千年来维持着中国文化与政治的意识形态。科学在一些中国思想家眼中成了新的信条,某种可以解释一切的东西。 五四一代的很多中国知识分子被马克思主义吸引,恰是出于这一原因。它以一种有着坚实道德成分的另类现代政治和科学道统,填补了后儒学的真空。早期中共领袖之一的刘少奇(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清洗,在监禁中任由其死去。)在1939年写了一本题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小册子。他对理想革命者的刻画强调“自我修养”,听上去充满儒家色彩。 即便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教分离也没有发生。毛泽东的行事风格就像一个神圣皇帝,他的思想如同儒家经典,必须背诵和尊崇。在20世纪60年代,对毛泽东“红宝书”的不敬或者哪怕只是无视,会被当作亵渎神明一样对待,一个人可能会因此被送过去古拉格一样的集中营接受再教育——前提是他或她还没有被处死。 毛泽东去世后,特别是在邓小平进行了资本主义改革后,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开始丧失效力。党员口头上支持党的正统,儿童依旧在学校学习这种正统,但民族主义乃至些许陈腐的儒家思想,开始取代旧有的共产主义信条。这也形成了一些中国人和专家所形容的“精神真空”。 填补这种真空的一个方式是皈依基督教,或者加入法轮功之类的精神修行团体,党的领导人对此深感惊慌。政府之所以如此大力镇压在党的控制之外独立运行的宗教组织,恰恰是因为与国家正统相竞争的信条具备固有的颠覆性。 国家主席习近平清醒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正因为如此,他竭力收紧党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复兴毛泽东思想,同时打压高校、大众媒体和网络中的异见想法。他的个人崇拜、强调严格的家长式领导以及强调自身哲学思想权威的做法,被广泛视为在一系列平淡无奇的技术官僚执政之后,重新恢复共产主义帝国统治的一种方式。 然而习近平并非毛泽东,他缺乏成为现代皇帝的魅力。但新加坡模式的某个更严厉版本,可能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取得成功。中共仍会以秩序、民族荣光和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代言人自居,以此作为其统治的依据,同时(一部分)民众会继续致富。这种类型的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性质,并不是很重要,人们是否真的相信也不重要。儒家同样有很多门派。重要的是,这种形式的社会主义会强迫人们服从。而只要党依然掌权,国家对精神和知识生活的控制,将阻止人们找到任何可行的替代方案。 来源: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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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爱国主义如何塑造了一代人

过去几个月来,关于中国大陆人对香港抗议者破口大骂的报道让世界各地的人们不安。这些北京权威的主动维护者出现在澳大利亚,用普通话辱骂一群香港支持者的母亲。在加拿大,开着法拉利和阿斯顿马丁跑车“展示实力”的大陆学生嘲笑香港人穷,还附上一句脏话。 作为生活在海外的大陆人,这些报道令我感到震惊。要说明的是,我所遇到的中国留学生和这些抗议者完全不同;看到一名年轻的中国男子拿着一块牌子,告诉伦敦的香港同情者在他们的“主人”面前“跪下”,我感到既难过又恐惧。(他还使用了更为不堪的语言。) 但看到这些报道时,我想上一次回上海过暑期的情形。在家里,我晚上和母亲一起看电视。晚上7点至10点,只有两个选择:美食节目或中日战争题材的电视剧。我们常常选择后者,所以我们晚上都在看衣冠楚楚的共产党每次智胜日本侵略者。“如果他们一直都像电视上演的那样一打就赢,”我母亲有回说道,“那仗怎么还打了八年?” 我琢磨着以前看的东西和目前所读的东西之间的关系——这样的节目塑造了一代人,它们旨在把我们为今天的繁荣付出的生命代价转化为民族主义热情,传递我们应该对日本和其他国家感到愤怒的信息,同时坚信中国当前所走的道路。 关于中国的爱国主义,首先要注意的是它诞生于战争期间。不同于在民主国家,人民投票选举领导人,中国共产党起初是在抗日战争后获得了合法性。也就是说,党领导中国人民最终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并“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如我国宪法的序言所指出的那样。因此,爱国家就意味着爱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一首著名的红歌唱道。 它也诞生于耻辱之中。从小到大,我们了解到清政府如此软弱无能,在19世纪与西方和日本殖民者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我们了解到,即使在1911年封建帝制瓦解之后,新的军阀政府仍然腐败到让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占领了山东省。我们得知数百万同胞在中日战争中丧生。我们把1937至1938年南京大屠杀的创伤融为了自我意识的一部分。 在还没大到足以理解应该吸收的信息之前,我们便已沉浸在这些信息中。今天,回想起我头一回在大银幕上看到裸体女人,是来自作为我们课程里必修部分的一部爱国电影《红樱桃》,这几乎有些可笑。在其中一幕,一名中国少女被迫裸体走在餐桌上,向一群德国军官展示她背上巨大的纳粹文身。回想起来,这是一部不错的反战电影,但我那时只是个小学生。和同学们坐在电影院时,我还不知道什么是纳粹。我所记得的是,看到那个女孩裸露的身体,我很震惊,后来,我又看到另一个女孩试图烧伤自己,去除一个类似的文身。 在其他电影中,我们看到著名的共产党英雄——14岁的刘胡兰勇敢地走向切饲料的铡刀,拒绝苟且偷生,出卖村里的其他党员。我们目睹中国人被日本人用私刑处死、强奸和活埋,看到他们中的一些人行刑前还在高喊爱国口号。当我们从电影院回到学校时,老师要求我们学习他们“宁死不屈”的精神。 经过多年教育培养,每个中国人都有了一堆集体敌人:西方国家和日本。任何明智的成年人都不会愚蠢到接受这种完全非黑即白的观点。但是,当涉及民族主义情绪时,敌对心态仍然可以压倒我们。 例如,对许多大陆人来说,最近在香港发生的抗议让他们回想起中华帝国最衰弱时期的耻辱记忆。当我看到香港抗议者在立法会悬挂英国殖民旗帜的照片时,我甚至能感受到怒火从心底冒出。第二天,我碰巧和一位几天前还在转发同情抗议者帖子的中国朋友聊天。“他们那么想讨好前殖民者,就让他们去吧,”她说。 当更多香港抗议活动的暴力图片充斥中国社交媒体时,我在上海与一位老朋友共进晚餐,他是一位在中国和美国都接受过培训的顾问。“如果不是美国一手策划的,这些抗议活动怎么可能组织得这么好?”他问我。我想,这话的逻辑不对。香港的抗议活动是一场通过互联网组织起来的无领袖运动。但我不想这么说,因为我不想吵架。 我们当然应该记住自己的历史。但当我试图理解我在中国的朋友,以及那些可怕的海外华人民族主义者时,我想到,我们殖民时代的历史教训已经演变成对不同于北京的声音的镇压。我们过去曾是受害者,所以现在,中国人必须“一条心”和“一个信念”。我们必须都希望看到中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一个反抗共同敌人阻挠的国家,任何批评政府政策或质疑政府说法的人都“不是中国人”,是外国势力的“走狗”。 我们被困在这种花言巧语中。没有人想显得不爱国,所以在中国日益紧张的政治气候下,温和的爱国主义被压制,极端的爱国主义正在成为最响亮的声音,如果不是唯一的声音。 我们大多数人都爱我们的国家。这几乎是一种本能,就像我们对亲人的依恋一样。也许更大的问题是如何使爱国主义成为一种教育,而不是灌输。这对每个国家都是一种教训,不仅仅是对中国。如果爱国主义教育首先是为了权力永久化,为了控制人民,让他们为潜在的冲突和战争做好准备,结果就是这样的:一个年轻人举着一个牌子,让另一个人在他的主子面前跪下。   作者:钱佳楠 (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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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牛的艺术:特朗普是当之无愧的大师

这绝不只是一笔一笔的交易那么简单,特朗普总统更大的本事在于自吹自擂。连日来,他乐此不疲地为我们做了几堂生动的演示:表扬自己在叙利亚的停火为人类文明带来了福音,和中国的贸易谈判达成了史上最大的协议;美国的经济从来没有这么繁荣过,军队从来没有这么强大过。在他的英明领导之下,美国正在前所未有地”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特朗普数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练习吹牛的艺术。他在1987年出版的《交易的艺术》一书中就留下这样的金句:”人们就想要相信某些事情最大、最了不起、最壮观,我称之为真实的夸张。这是一种无害的吹嘘,也是一种有效的促销方式。”   有人搜索发现,特朗普的推文中提到 “最大”、”最好”和”最聪明”超过1200次。批评者认为,特朗普”没有困难制造困难上”,为了充当救火英雄而不惜纵火。   我们不妨来看看他最近的几场表演。   叙利亚停火:”这是人类文明中的美好的一天。”   本周四,特朗普得意地宣称副总统彭斯率队与土耳其成功地达成在叙利亚东北部停火五天的协议。尽管土方还有很多不确定因素,但这并不影响特朗普自我表扬,坚称他以撤军等”非常规方法”大获成功。事实上,他的撤军造成了土耳其军队对叙利亚库尔德人的入侵。   特朗普没有哀悼在这场入侵中丧失的生命,而是在周四谈话中花了大部分时间淡化屠杀,欢呼胜利。   特朗普宣称:”这是人类文明中的美好的一天。” 他坚持认为,由于他的干预,”数以百万计的生命得以拯救。”   “现在土耳其人不必去屠杀百万生灵,百万生灵也不必杀死他们。”特朗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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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党领袖辛格:第一个领导加拿大联邦政党的有色少数族裔

2017年10月1 日,贾格米特.辛格(Jagmeet Singh)当选为加拿大新民主党领袖,成为加拿大有史以来第一个领导联邦政党的有色少数族裔。在不久前的党领袖电视辩论中,他的表现让许多过去不熟悉他的观众刮目相看。长期关注新民主党事务的资深记者蒂博多( Hannah Thibedeau)不久前在CBC的党领袖系列节目里介绍了辛格。 现场应变能力为人称道 辛格出任新民主党领袖后,最先引起注意的是他的现场应变能力和交流能力。他在主持集会或演讲时遇到闹场挑衅的人,总是能保持冷静,不失风度,而且能很快重新控制场面。在不久前的一次蒙特利尔竞选活动中,一个闹场的人不停地大喊大叫。辛格忽然对他说:“来,兄弟,让我们拥抱一下吧。”然后真的上前抱了他一下。这个出人意料的举动一下子瓦解了对方的斗志。特鲁多的“黑脸妆”照片曝出时,辛格在事先不知情的情况下做出的回应被普遍认为是几位党领袖中最真诚和最得体的。 当时在场的蒂博多说,辛格在与人面对面的交流时散发出魅力,而且很上镜。一些评论人士甚至认为他在这方面可以和自由党领袖特鲁多争锋。他的另一个特点是非常注意穿着,永远以三件套西服示人。这是因为他父亲从小教导他:要得到别人的重视,穿着一定不能马虎。他在接受采访时则把穿着称为他的“社交盔甲”,并认为一身西装有助于打破人们对锡克族的偏见。 小时候饱尝艰辛 辛格的父亲给几个孩子都取了英语名字,辛格出生证上登记的名字是“吉米”。这个名字让他在学校里比较容易被同学接受。但是他在8岁那年忽然生出了寻根的热情,把自己的名字改成“贾格米特”,并且开始留长发。他的改变很快为他招来了霸凌。辛格后来在采访中说,他那时很迷惑,他上三年级时和前一年上二年级时是同一个人,为什么因为改了名字和装束,他的肤色就成了一个欺负他的理由。 辛格的父亲原是医生,但后来开始酗酒,不仅摧毁了自己的健康,也给家人带来极大痛苦。辛格上大学时成了弟弟的监护人,同时还要照看父母。他父亲后来的戒酒和康复得益于一个由公共医疗保险支付的家庭护理项目。这使他成为一个公共医疗系统的维护者,坚信每一个加拿大人,无论其职业和收入,都应该获得所需的医疗服务。 他在回忆录中也披露了十岁时曾被一个跆拳道教练性侵的往事。 争议和批评 在当选新民主党领袖不久后的一次采访中,辛格被问到1985年的印航空难。这次空难造成329人丧生,其中大部分是印裔加拿大公民。根据两个加拿大调查委员会得出的结论,策划这起空难的是锡克族分离运动激进分子帕玛(Talwinder Parmar)。辛格在回答记者问题时,没有明确表示接受这个结论,只是说找到真凶很重要。他的模棱两可引起了批评,几乎酿成丑闻。他在几个月后改变了立场,宣布他接受调查结论。 但是辛格受到的最主要的批评是他没有为领导新民主党“做好准备”。刚刚当选时,他在回答记者问题时有几次被发现并不熟悉该党在一些议题上的立场,或是不了解有关情况。蒂博多说,那时他显然是真的没准备好,还处于学习阶段。他在这次竞选中再也没有犯过同样的错误。 他的族裔是否会成为障碍? 在加拿大,一个政党的筹款能力直接关系到它的生存。这段时间新民主党获得的捐款不多,竞选开始后颇有些捉襟见肘。蒂博多说,出现这种状况有新民主党自身的原因,也有辛格的原因。有些人私下里告诉她,他们喜欢辛格的主张,也觉得他是个不错的人,但还是不想把票投给一个棕色皮肤并缠头的人。 辛格对特鲁多“黑脸妆”照片的回应改变了许多人对他的印象。蒂博多说,她在竞选集会现场能够感受到比以往更高的热情。但是这种热情是不是会转化为更多的选票,现在我们还无法下结论。 来源:R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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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禁中的谈话:听赵紫阳谈改革

宗凤鸣(1920~2010)系赵紫阳(1919~2005)生前挚友。两人同于1938年加入中共,同在中共冀鲁豫根据地担任县委书记,一同经历了抗日战争和第二次国共战争。八十年代,宗担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常务理事,该研究会的第一位主任就是时任国家总理的赵紫阳。 赵紫阳因“六四”下台后,宗屡进富强胡同6号,记录下老战友的多次谈话,并汇集成书:《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李锐评论此书:“最突出的价值就在于它的‘唯一性’,即‘唯一’持续地记述了赵紫阳在被软禁十几年间的上百次谈话,从而真实地再现了他在这一时期的思想轨迹。” 访谈者单少杰,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承蒙被访谈者宗凤鸣信任,较早读到了《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一书的原稿;并应后者诚邀,就上述书稿写出了一本解读性论著,即《中国改革模式: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资本主义》。 2007年12月至2008年5月,单少杰与宗凤鸣就赵紫阳的政治思想与遗产进行了多次对话。在赵紫阳诞辰100周年之际,单少杰决定将该访谈拿出。谈话中,当时已88岁的宗凤鸣讲道,“我觉着紫阳在软禁期间谈的许多话很有历史价值,既谈出了他亲身经历的许多史实,也谈出了他深思熟虑的许多看法,不记下来,太可惜了。” 以下内容经过删节与编辑。 单少杰:晚辈注意到,您老在这几本书中,都用了大量篇幅来谈赵紫阳思想。另外,您老在以往同我的多次谈话中,也一再强调赵紫阳留给后人的最大遗产就是他的思想。我想知道,您老为什么这样看重赵紫阳思想? 宗凤鸣:研究赵紫阳思想,是杜老(杜润生)一再向我提出的课题。建国后,杜老与赵紫阳同在中南局工作多年。改革开放后,赵紫阳先后调任国务院总理和中共中央总书记,杜老就一直是赵紫阳的高参。因此,杜老对赵紫阳的思想有很深的了解。“六四”事件发生后,赵紫阳下台,杜老很伤感。他一再对我说:赵紫阳既有“内功”,又有“外功”,是一个“治国人才”。他的下台是中国的一大损失,“是中国人民的悲哀!” 江泽民执政(之初),大概是接受了姚依林的观点。姚曾声言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就会四分五裂,认为改革差不多了,要集中治“乱”治“散”;提出要跳出赵紫阳的改革圈子,要跳出西方设计的改革圈子。这就是要“收权”,要“集中”。江泽民则提出要反“西化”、反“分化”,还提出要大反“和平演变”,声称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这就是要搞全面倒退,就是要把已经改革开放的中国强扭回到旧的计划经济轨道上去。 邓小平鉴于改革形势的逆转,首先对姚依林进行斥责:你那一套不行,你不干就让别人干;接着在南巡讲话中发出警告:谁不改革,谁下台;这才迫使江泽民转回到市场经济轨道上来。 另外,邓小平还指出,那几年(指赵紫阳主持中央工作时期),中国经济是上了一个台阶的;又说赵紫阳所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一个字也不能改。于是,社会上有传言,说邓小平又要启用赵紫阳了。 对于这种传言,赵紫阳很肯定地对我说:这是不可能的事。他说,邓虽然对这个江李领导班子不满意,但为了“六四”,考虑来考虑去,还是觉着维持江李体制不变为好。邓后来还给万里传话:以后不要逞英雄,还让杨家兄弟(杨尚昆和杨白冰)出局,都是为了给江李体制扫除障碍。 赵紫阳曾对我说,邓小平的信条,是党的领导权绝对不能动摇,是党的权力绝对不能分享。这怎么能使中国转向民主政治呢? 单少杰:赵紫阳又是如何执政的呢? 宗凤鸣:我认为,赵紫阳执政是有理念的。他的执政理念,就是一心一意地要把中国转变成一个民主与法治的国家。就是在批判他的大会上,赵紫阳还声称:民主是世界潮流,我们不高举,就会被别人夺去。 对于赵紫阳的聪明才智和领导能力,邓小平还是相当肯定的。就是在(“六四”后)批判赵的大会上,王震恶狠狠地说:赵紫阳组织了大小舰队,企图颠覆中国;李先念也恶狠狠地说:赵紫阳搞改革开放搞乱了中国,现在又支持学潮,还要搞乱中国;邓小平则一言未发。 后来在同国外一位学者谈话时,邓小平还谈到:赵紫阳是我把他调到四川去的,那时四川人民没有吃的,赵在四川三年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实际上只有两年,另外一年被“四人帮”干扰了。后来又在南巡讲话中,邓小平再次称赞了赵紫阳。 在软禁中,赵紫阳也一再同我谈到:自己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能把邓小平开辟的改革开放事业进行下去。 单少杰:在改革开放大方向上,赵紫阳和邓小平还是相互认同的。 宗凤鸣:赵紫阳在最后一次同我谈话时,也是在他病重时,还在考虑中国与世界的发展方向问题,以及发展道路问题。他对我说:中国应朝社会民主党所主张的方向发展,世界各国应制定共同的社会发展指标,以取代这个主义那个主义之争。从这里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很有历史责任感的人。此后不久,他就住院了,再也没有出院,真是壮志未酬,抱憾终身啊! 经济改革与老人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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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银中国生意经:赠送高官奢侈礼物、雇佣权贵亲属

这是一场肆无忌惮的行动,为赢取在中国的业务而讨好、贿赂该国的政治权贵。 这家银行送给中国国家主席一只水晶老虎和一套铂傲(Bang & Olufsen)音响,两项加起来价值1.8万美元。一位总理收到了价值1.5万美元的水晶马,那是他的生肖属相;而他的儿子通过高尔夫度假游得到1万美元,还有一趟拉斯维加斯之旅。一个开国元勋之子、国家银行的高级官员接受了一瓶价值4254美元的法国拉菲酒庄(Chateau Lafite Rothschild)葡萄酒,酒的年份是1945年,也就是他出生的那一年。 数百万美元付给了中国的顾问,其中包括那位总理家族的一名商业伙伴和一家公司,后者促成了银行首席执行官与国家主席的一场会面。一百多名共产党主政权贵的亲戚受雇于该银行,尽管它认为其中许多人并不胜任。 这一切都是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成为中国主要参与者战略的一部分,该战略始于近20年前,当时它在中国几乎没有业务。这个战略奏效了。到2011年,这家德国企业被彭博社(Bloomberg)评为中国及亚洲其他地区(日本除外)头号首次公开募股管理银行。 德国《南德意志报》(Süddeutsche Zeitung)获取了该银行及其外部律师起草的机密文件,它们记录了银行通过违反规定的手段取得领先地位的过程。这些已经分享给《纽约时报》的文件以前从未公开,时间跨度达15年,包括电子表格、电子邮件、内部调查报告以及与高层管理人员的谈话记录。 文件显示,德意志银行在中国令人不安的行为,已经远远超出了美国当局公开指称的范围。文件还表明该行最高领导层收到了有关行为的警告,但并未阻止。 在该行担任首席执行官至2012年的约瑟夫·阿克曼(Josef Ackermann)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以及回答书面提问时都表示,他对文件中的许多细节并不知情。但他为银行的整体做法进行了辩护。 “这是在这个国家做生意的一部分,”阿克曼说。“那时候,事情就是这样做的。” 在该行担任首席执行官至2012年的约瑟夫·阿克曼在接受采访时称,中国是个“关系国家”,并且“我们当然要培养这些人”。 多年来,德意志银行已经成了金融业行为不端的典型代表。由于它在一系列丑闻中所扮演的角色,世界各地的监管机构和检察官对其处以数十亿美元的罚款。最近,该行因在俄罗斯等地帮助洗钱,一直在接受调查。 该行20年来一直是特朗普总统的主要贷款提供行,目前还引起了两个国会委员会以及正在调查特朗普财务状况的纽约州检察官的注意。 今年8月,该银行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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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初步贸易协议有哪些具体内容?

特朗普总统以他典型的夸耀姿态形容他周五宣布的“第一阶段”美中协议,称这是一部“宏大的”协定,是迄今为止签署的“最大的合同”。 “我们达成了一项了不起的协议,”特朗普周二在白宫发表讲话时说。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对这些说法表示怀疑。这笔交易似乎会增加中国对农产品的购买,从而使美国农民受益,并让其他一些企业更多进入中国市场。但这项“原则上的协议”范围有限,确切的细节尚未以书面形式确定——这一过程曾导致与中国的谈判偏离轨道。 美国官员上周五表示,他们将与中国合作,在未来几周内完成一项初步协议,并希望在11月中旬特朗普和习近平主席出席在智利举行的全球领导人峰会时签署协议。 以下是我们目前对协议内容的了解。 协议里有什么 农产品 在特朗普看来,该协议的核心是中国承诺每年购买价值400亿至50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政府官员表示,这一目标将在协定生效的第二年实现。 与中国在贸易战前的购买量相比,这将是一个巨大的增长。美国农业局(American farm Bureau)的数据显示,美国对中国农产品出口在2016年达到约255亿美元的峰值,然后在2017年跌至243亿美元。 从那以后,在贸易战的压力下,大豆、猪肉和其他产品的出口大幅下滑。根据同样的数据,美国对中国的农业出口在2018年降至134亿美元,今年的总额可能接近这个数字。 美国官员没有具体说明将购买哪些产品,也没有说明如何得出500亿美元的数字。但对许多分析人士来说,这样的出口水平似乎很难达到。周六,特朗普本人也承认了这一点,他在Twitter上说,“现在的问题是,能不能生产这么多产品。” “我们的农民会找到办法的。谢谢你中国!”总统还写道。 非洲猪瘟疫情可能会大幅推高中国的进口。由于猪流感,中国已经损失了大约40%的生猪,这增加了对外国猪肉和其他肉类的需求。 500亿美元的目标可能还包括对协议其他部分将如何影响销售的粗略估计。美国官员表示,他们已经就加快对中国进口食品的安全检查和批准转基因产品进行了谈判,这两项措施都可能提振贸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周二在新闻发布会上证实,中国将加快购买美国农产品。“美方说的是实际情况,和我们了解的情况是一致的,”他说。 没有新关税,至少现阶段如此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最大的胜利是特朗普承诺取消10月15日的关税上调,美国原计划此时将25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从25%上调至30%。 如果进展顺利,美国官员还可能取消12月对价值约1500亿美元的额外商品征收15%关税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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