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大选辩论,特朗普和拜登如何谈论中国?

周四晚上的几个瞬间,特朗普总统和前副总统小约瑟夫•R.拜登(Joseph R. Biden Jr.)看起来好像真的是要就这个国家最大的外交政策挑战展开辩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 但特朗普迅速将对话转向未经证实的指控,即拜登通过其子与中国官员的往来敛财。寻求坚持其对华强硬形象的拜登则回忆起了2013年对北京的一次访问,当时他对中国通过要求外国飞机在飞经受东海一大片争议空域时表明身份,试图控制该区域的做法发起反击。 中国的这一举动激起了与美国关键盟友日本的紧张关系,拜登则警告习近平主席要保持克制。周四,拜登提到习近平时将其称为“恶棍”,并指控特朗普巴结习近平。 对于在许多分析师看来是世界上最为危险的冲突爆发点之一——中国和美国战舰可能有朝一日互相开火的地方,两位候选人就只讨论到了这里。 当晚剩下的时间里,中国成为了对可疑商业交易、致命病毒,和一个碳排放过多的大气(特朗普将其描述为“肮脏的”)的指称的口号。 两人在贸易上的你来我往充分体现了中国在这场竞选里发挥的滑稽作用。特朗普重申了他错误的说法,即因为他的关税,中国正在向美国支付数十亿美元。实际上,关税的大部分代价都转嫁给了美国消费者。 拜登则声称在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有所增加,而不是减少了——鉴于特朗普实施的那些保护主义措施,这个说法也是错误的。 总统表示他让美国退出了巴黎气候协议,因为该协议没有让中国和其他主要的发展中国家遵守像美国一样的要求。 拜登则表示他会重新加入该协议,正是为了让中国实现在该协议中做出的承诺。“我们需要让我们剩下的朋友和我们一起向中国说——这些是规定,”拜登说。“你要么遵守规定,要么就要为不遵守规定在经济上付出代价。” 尽管中国在贸易、气候和地缘政治上都很重要,特朗普仍将重点放在了针对拜登儿子亨特(Hunter)的指控上,称其试图利用其父的名号在中国人那里牟利。 拜登则做出反击,指出《纽约时报》上的报道称特朗普在中国有一个未经披露的银行账户。 “我有很多银行账户,都是公开的,哪儿都有,”特朗普回答道。“我是个做生意的商人。”   来源:MARK LANDLER / 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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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美国众议院报告揭示未来民主共和两党强硬的对华政策

美国众议院在过去一周先后公布了两份分别由共和党和民主党主导针对中国的研究报告,让外界窥视了美国在大选过后可能采取的对华策略。 美国共和党主导的中国工作小组发表的报告全盘审视了面对中国的威胁,形容过往假设扩大美中经济关系会促使中共发生变化的策略已经失败,提出几百项政策建议,建议美国和台湾展开自贸谈判,争取台湾在国际组织有更大的参与,通过一些容许美台更多官方交流的法案,并向受到北京压迫的香港居民提供安全的“避风港”。 美国民主党所主导的报告则针对政府的情报机关,认为仍有需要进行改革,促进情报部门与譬如财政部、商务部和卫生与灾难管理机构等非国防相关部门合作,加入和培训更多中国分析人员,加强对中国的情报分析,应对中国的“软威胁”。 两份报告内容是什么? 美国共和党在5月成立了中国工作小组,由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麦考尔和另外14名共和党议员组成,经过多月的调研,他们在周三(9月30日)发表了这份全长141页的报告。 报告详细列出美中关系在各领域的竞争与变化,认为中国并没有如西方民主世界所预期般进入国际体系后成为负责任的成员,并称美国以前假设美中扩大经济关系可促进美国的国家利益并促使中共产生变化。但报告说,这种接触战略导致以往常对中共“侵犯人权”、“经济恶行”、“扩张主义侵略”等视而不见。 报告列举中国在新疆、西藏、香港问题、中印边境对峙、新冠疫情等事件上的作法,指这些都是一连串的提醒,揭示了中共意识形态正削弱国际系统的核心原则,威胁美国人的安全和繁荣。 报告列出了详细的建议,包括美方应针对中国军队将美国国防预算增长至少3至5%、阻止中国军工产业获得所需支持、制定措施应对中国利用“谎言和恶性意识形态”的宣传机器、阻止中共影响联合国和世卫、支援民主斗士的数字安全、减少产业链上对中国的依赖、审视中共可能对5G网络带来的风险、确保美国纳税人的钱不支持任何中共支持的国营企业。 针对台湾问题,报告建议把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更名为“台湾代表处”,与台湾展开贸易谈判,呼吁通过《台湾保证法案》和《台湾主权象征法案》等多个法案,容许美台之间有更多官方访问,争取让台湾成为世卫观察员和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更大参与,不再阻止台湾在官方活动中展示台湾旗帜。 针对香港问题,工作小组的报告建议要全面执行回应香港镇压的制裁法律,并促请美国国会通过《香港如水法案》(Hong Kong Be Water Act),授权行政部门制裁打压香港言论集会自由的中国及香港政府官员,支持美国为香港被打压的人士提供避风港,并着手研究相关法律,为香港有需要受保护的异见人士提供人道援助。 美国众议院中国工作组主席麦考尔形容,中共是美国“最大的长期威胁”,将会是“世代挑战”,“这份报告是世代文件,它将为国会未来多年政策指引方向”。美国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Kevin McCarthy)则说,这份报告是“一份全面应对中国威胁的真实蓝图”,里面的建议是“大胆、可实现的”,“要确保未来一个世纪还是美国的世纪”。 另一份由美国民主党主导的报告,是对美国情报工作为期两年的检讨总结。这份星期三(9月30日)公布的众议院常设特别情报委员会报告认为,美国情报机关未适应中国崛起所塑造出不断改变的地缘和科技环境,以及国际卫生、经济安全等非军事跨国威胁。报告警告华府若不作出重大改革,美国将难以与中国竞争。 报告同时指出,中国未有如西方国家所期待的那样走向自由化,并似乎想改变国际秩序,推进自己的策略利益而打击西方国家,报告认为中国透过不公平优势及窃取知识产权,试图支配全球市场,继而把全球经济及投资转移到中国,亦透过军事化南海及东海、以胁迫手段尝试控制印太地区。 报告认为美国情报机关要更准确地评估中国的动机和行为,如果美中关系继续恶化,美国领袖们要知道美中双方日后所作的决定可能会有第二、三层次更深远的影响。 中港台方面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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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美国大选:民主党参选人拜登在几个关键问题上的政策立场

在正式宣布自己参加2020年美国总统竞选的时候,乔·拜登(Joe Biden)就宣称他代表的是两件事——那些“建设这个国家”的工作者,以及解决美国社会分歧的价值。 随着美国面临从新型冠状病毒到种族不平等问题等多重挑战,作为民主党在本届总统选举当中期望击败特朗普的人选,拜登在实质上提出的是为工人创造新的经济机遇,以及让环境保护、医保权益以及国际同盟关系等重回正轨。 这个星期,美国民主党就举行为期四天的全国大会,并将正式宣布民主党参选人。 与传统的代表大会不一样的是,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此次在威斯康辛州举行的大会将不会有五万民众进场参加,而是通过民主党的官方社交平台以及美国各大新闻频道以直播形式与公众见面。 拜登本人以及他的竞选搭档卡玛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中文名贺锦丽)也不会亲自到场,而是在威尔明顿以连线方式发表讲话。 在大会的最后一天,即本周四(8月20日),拜登就将正式被提名为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并且会向全国发表演说。 在这届特殊的大会,预计民主党将会列出一系列与共和党及总统特朗普截然不同的价值与政策。 这里,我们总结一下拜登在八个核心问题上的立场。   全国性的检测和追踪 对于冠状病毒疫情这个摆在美国面前最迫切和明显的难题,拜登的应对方式是向所有人提供免费检测,并聘用10万人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接触史追踪计划。 他表示,他想要在每个州建立至少10个检测中心,呼吁联邦机构调动资源,并通过联邦政府专家给出更切实的全国性指引。他说,所有州长都应该颁令强制佩戴口罩。 对联邦政府权威抱怀疑态度的选民会将此视为过度伸张,但是这与拜登及民主党对于政府角色的总体观念是比较一致的。   提升最低工资,投资绿色能源 为了应对冠状病毒疫情危机带来的直接冲击,拜登声言要以“任何所需”的花费来延长给小商家的贷款,并增加给各个家庭的直接补助。各种提案当中,包括每月在社会安全生活保障金上增加200美元,撤销特朗普时代的减税,和推行1万美元的联邦政府学生贷款免除计划。 拜登更广义的经济政策被称作他的“重建更好未來”(Build 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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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摊经济”引发的讨论:中国到底是穷还是富?

上周五,22岁的北京居民谢依依(音)失业了,成了中国数百万受新冠疫情影响而无所适从的年轻人之一。 因此,就在同一天,她听取了一个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建议,决定摆一个烧烤摊。 在中国,许多人会说,对于像谢依依这样受美国教育的年轻人,卖烤串儿是跌份的事情——或者,对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里的任何人来说,都是如此。许多中国人看街头小贩感到尴尬碍眼,让人想到那个摆脱极度贫困时期的中国。在中国的许多城市里,城管经常驱赶、骚扰在街边卖小首饰、廉价服装和辛辣小吃的商贩。 但是,中国总理李克强公开呼吁该国的失业者大搞“地摊经济”,使脱轨的经济重回正轨。期间,他揭示出中国在新冠疫情后截然不同的叙事。它到底是一个由北上深的摩天大楼和科技产业园为代表、正在走上中产之路的国家,还是一个后街路边摊遍地的贫穷落后的国家? 谢依依去年从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毕业,她知道尘埃尚未落定。她把烤架、木炭、烤肉签和几箱北冰洋——一种老北京橘子味汽水放进网上的购物车里,希望烧烤生意能在她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之前帮她渡过难关。但在点击“购买”键之前,她想先等等看,北京市的官员是否会采纳李克强的提议。 他们并没有。这样的分歧在中国官场极为罕见。官方媒体《北京日报》的一篇评论指出了一大堆地摊可能带来的问题,说它“不卫生不文明”。 “上方口径不统一,”谢依依说,“所以还是需要谨慎下单的。” 李克强上个月在中国“两会”结束时举行的年度新闻发布会上,直接谈到了疫情造成的失业问题,开启了有关中国经济繁荣的讨论话题。他称赞中国刚走出“文革”时那些摆摊卖大碗茶的年轻人。 然后,李克强指出,约有6亿中国人,即43%的人口每月收入仅1000元人民币。他还举了一个例子,说一位50多岁的农民工,在城市打工30多年,但今年无法找到工作。 几天后,李克强走访了山东省的街头小贩,强调他对中国底层的关注。“国家是人民组成的,”他告诉他们。“人民好了,国家才能好。” 李克强的说法违背了共产党的一贯叙述,即毫不动摇的繁荣昌盛,这样的叙事有助于其统治合法性。最初,当这个收入数字在中国互联网上传播时,一些不知出处的社交媒体用户称这些数字是假的,还指责敌对势力试图破坏中国的成功。 许多中产阶级的城市居民有理由不相信这些数字。中国最大的城市使得那些低收入、低技能的人在那里难以立足,他们几乎从官方的叙述中被抹去。例如,北京市政府在三年前拆毁了他们生活和工作的住所、市场和餐馆,将许多人赶出了北京,还创造了“低端人口”一词。 长期以来,李克强一直被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风头盖过,他不太可能是那个戳破中共成功叙事的人。李克强最后一次引发如此大的轰动是在五年前,当时他倡导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引发了人们对风险基金和初创企业的投资热潮。 那时的中国还雄心勃勃。现在它正面临着可能是自毛泽东时代以来最大的挑战。由于遏制新冠病毒的措施,中国经济急剧放缓。政府发布的失业率是6%,但别的渠道估计这个数字达到了20%。其他国家对中国越来越不友善,一些精英将这种趋势归咎为习近平过早将中国定位为一个超级大国。 因此,“地摊经济”成了一个热词,李克强也成了中国互联网上的热门话题。一些社交媒体用户称赞他敢于说出真相。许多人说,他关心普通民众的福祉,这是对共产党领导层其他人的微妙挖苦,暗示他们更关心那些不切实际的目标,以及在海外打造权力。 城市争相吸引小贩来到街头。一些地方甚至为当地的城管设定了招募新摊贩的指标,这意味着曾经骚扰和殴打摊贩的人现在不得不支持他们。一位经济学家估计,如果政府给商贩和农民更多空间来销售产品,可以促进约5000万个就业机会。 中国媒体纷纷报道街头小贩月入可达数千美元,买得起豪车的故事。他们举了一些著名企业家的例子,比如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的联合创始人马云为支付第一笔生意的租金在街上卖手工艺品。阿里巴巴和竞争对手京东推出了小额贷款及其他措施来支持街头小贩。“地摊经济股”——购物中心运营商、户外雨伞制造商和生产可改装为移动商店的小货车的制造商——股价飙升。 李克强的话也引发了黑色幽默。年轻的专业人士讨论职业前景黯淡的情况下自己能卖什么。也许推着三轮车开个手冲咖啡店?在路边提供法律服务?美国队长兜售智能手机贴膜、神奇女侠拉着烤冷面车、特朗普总统卖菜的PS图片在中国互联网上流传。 然后,强烈的反弹开始了。一些关于收入数据的评论消失了。在社交媒体微信平台上,李克强1997年写的关于自己儿时一名老师的文章因违规被删除。地摊经济股跌落谷底。 官方媒体开始为这股热情泼冷水。“在我国的一线城市,不宜推行‘地摊经济’,”官方媒体中央电视台表示。这里指的是北京和上海等相对富裕的城市。文章写道,让地摊经济在这些城市重新蔓延,“等于一夜回到几十年前。这与高质量发展也是相背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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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文让你看懂所有新冠相关专业术语

传染数 R和R0   传染数指的是一种疾病在人群中的平均传染程度。如果病毒传染数大于1,则每个感染者会将疾病至少传播给另外一个人。如果传染数为3,可以平均传染三人。如果传染数小于1,则被感染的人数会越来越少,感染者总数便随之下降。   患病率   患病率指的是在特定时间内总人口中某种疾病患病病例所占的比例。患病率是流行病学中的一个术语。   发病率   发病率表示在一定期间内,一定人群中某种疾病的新病例出现的频率,因此也被称为新感染率。   病毒性   毒力是指病原体的危害性和攻击性以及导致的疾病严重程度。如果病原体很容易附着在细胞上,它就会迅速繁殖并破坏很多组织,具有非常强的毒性。   分诊   在疾病感染案例出乎意料的大量增加,而医务人员和医疗设备短缺的情况下,将会采取对患者分诊救治的办法。医务人员必须决定哪些患者将获得相应的医治而哪些无法得到。这是关系重症患者生死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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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官方承认的“新冠疫情上报第一人”:不更早通报是为谨慎

曾在今年2月被中国湖北省官方给予“疫情上报第一人”记大功奖励的,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张继先在接受官媒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采访时表示,未能更早通报疫情是因为当时结论仍未出来,因此要保持科学的谨慎态度。 去年12月26日,张继先在为病人诊治过程中发现,病人呈现出与其他病毒性肺炎完全不同的改变,12月27日,她把出现新型肺炎的情况向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作了上报,此后医院把情况上报给江汉区疾控中心。时隔3个多月,张继先在节目中打开档案柜,向CGTN女主播刘欣展示了多部门专家对这些不明病例的初次诊断意见,重现首次拉响警报的关键时刻。在张继先展示的一份会诊记录中,患者入院时间是2019年12月27日,会诊时间是12月29日。会诊主持人是张继先和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夏文广院长,参加的有10个部门的人。 这一会诊记录在“病情简介”一栏中写着,“发热10天伴加重3天入院,双肺有呼吸粗,左下肺有湿罗音,双下肢不肿。入院后给予抗感染(抗病毒、抗细菌)对症治疗。肺部CT显示双肺多发感染性病变,有毛玻璃影。甲流乙流抗体阴性,呼吸道五项病原学检查也是阴性……”张继先介绍指,当时这是第4个病例,为华南海鲜市场卖冻品的商户。他是最严重的一个,也最具有代表性。其他6人亦有类似症状,所以大家一起讨论。这份会诊记录后的总结写道,“继续积极治疗,对症处理;建议在报区疾控部门基础上,继续报武汉市、湖北省疾控部门,组织专家会诊。因7名患者均为近两日入院,此患者最重,有代表性,且群集性发病,其中5名患者症状较重,可能危及生命,建议上级医院或专科医院诊治,进一步明确感染源,针对性治疗。” 据香港01报道,张继先介绍称,12月27日中午上报区疾控中心后,对方的反应“还是挺迅速的”,当天下午就来做流行病学调查,同时也采集了病人的血液和咽拭子;29日会诊上报后,区疾控又来了,同样采集病人的血液并问病史。她说,“我觉得他们反应还是挺及时的。”回看疫情,张继先表示,“当初我是觉得它可能是个传染病,但是真的没有想到像现在这样,传染性这么强,流行范围这么广,病情这么严重。” 面对刘欣提问,“很多人有这样的想法,既然专家已经说有可能人传人,是不是应该更早地告诉大众呢?”张继先回答称,所有疾病的认识都有一个过程。在事情没完全弄清楚的时候,不能够说得太多“如果我是做科学家研究的,结论出来之前我怎么跟大众说?这个东西应该有科学谨慎的态度。” 武汉市卫健康委12月31日发布通报,并指近期部分医疗机构发现接诊多例与华南海鲜城有关联的肺炎病例,经专家会诊系病毒性肺炎,到目前为止调查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当天上午,网传收治患者的武汉市中心医院(原二院)后湖院区医务处工作人员向新京报记者辟谣称,目前并无疑似非典(SARS)或确诊的患者。武汉市公安局官方微博随后在1月1日发布消息。消息指,“近期,武汉市部分医疗机构发现接诊了多例肺炎病例,一些网民在不经核实的情况下,在网络上发布、转发有关肺炎病例不实信息,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公安机关经调查核实,已传唤8名违法人员,并依法进行了处理。” 来源;R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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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病毒研究所P4实验室到底发生泄漏没有

4月1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彻查”武汉病毒研究所是否发生泄漏,从而引爆全球新冠疫情大流行;法国诺贝尔医学家教授蒙塔尼耶4月17日有关武汉病毒乃人工合成,新冠疫情来自武汉P4实验室,再次把这座中国神秘的P4研究室推入国际视野。 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安全问题 西方对武汉病毒研究所P4实验室会不会发生病毒泄漏的担心存在已久。『自然』杂志2017年曾有提及。P4实验室是在法国帮助下建造的,武汉病毒研究所低级别的安全保护曾被数位前来访问的法国学者指出过。2019年9月,中国国家预防和控制病毒研究所吴桂珍Guizhen Wu关于中国实验室发展演变的一篇论文中指出,中国很快且很有效地提高了预防病毒水平,但遗憾的是缺少精准评测实验室可靠性的环节以及缺少相应的人才。 但是,这一问题日前被美国媒体再度提出的时候引发轰动,『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罗金4月14日撰文指出,美国驻北京大使馆从2018年1月开始,多次罕见派科学外交人员前往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 美方人员在武汉病毒研究所发现诸多令人担心的问题,随后在传回华盛顿的两则外交电报中,不只对研究所的安全、管理弱点提出警告,更建议美国政府给予研究所更多关注与协助,主要原因是蝙蝠冠状病毒研究虽然重要,但同时充满危险性。其中一则于2018年1月19日发出的外交电报指出,武汉病毒研究所科学人员曾提及,他们严重缺乏适当训练的技术及调查人员。电报同时指出,研究人员发现,不同类型的类SARS冠状病毒,能与人体第2型血管收缩素转化酶(ACE2)受体产生相互作用。电报强调,“这强烈意味着,来自蝙蝠体内的类SARS冠状病毒能传染给人类,造成类SARS疾病”。 武汉病毒研究所P4实验室研究冠状病毒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避免一个类SARS大流行疾病的发生,但2015年曾有科学家指出,研究计划主任石正丽团队是在冒不必要的风险。 罗金的文章指出,多位美国国安官员一直猜测,2019冠状病毒疾病可能来自武汉病毒研究所,或是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如果是这样,那么,这场疫情就有可能源于一场武汉实验室意外的可能性。 美国福克斯新闻报道似乎排除了新冠病毒是人工合成病毒的可能性。但是该报道认为,流行全球的新冠病毒出自同一研究所,尽管这是一个自然病毒,而不是中国人制造的病毒,但是它是“万恶之源”,由于中国安全措施混乱,导致这一病毒泄漏。 新冠病毒是否人工合成? 武汉病毒研究石正丽团队提取的蝙蝠冠状病毒是否进行了人工合成,是否有制造生化武器的目的?武汉疫情中国官方公布后,第一时间,在中国网络上就有不少人把矛头指向武汉病毒研究所。 如果说此前许多关于人工合成病毒的说法往往被不屑一顾的话,最新的说法却是出自法国诺贝尔医学奖得主蒙塔尼耶(Luc Montagnier) 之口。4月17日,他回答法国Cnews电视台采访时称新冠病毒是中国人通过艾滋病基因序列的小片段合成的人工病毒,他说:“这个病毒被人为地操纵了,取自蝙蝠的病毒中,被加入了几段艾滋病毒基因序列的小片段。这不是自然病毒,而是专业工作的结果,是分子生物学家做出来的,是一个特别精细的工作,可以说,像钟表匠一样精细。”他解释:“ 病毒遗传物质是一个长条的核糖核酸ARN,在这个ARN长条上的某些地方,有人加进去一些艾滋病毒小序列片段。这些小片段虽然小,但很重要,它们有可能修改‘抗原位点’,也就是说,如果想制成一种疫苗,就完全可以通过另一种病毒的一段序列,来修改疫苗对接蛋白质。” 不过,蒙塔尼耶教授的这一观点引发科学界大哗。根据包括中国科学家在内的多项研究,新冠病毒并非人工病毒,一般认为,所有使用生物分子技术对病毒进行操纵最后都会留下痕迹,但是新冠病毒没有发现任何人工痕迹,因此,新冠病毒是自然病毒。 早年与蒙塔尼耶一同参与了艾滋病毒基因编译工作的巴黎巴士德学院教授Simon Wain Hobson 完全不认同新冠病毒是人造病毒的说法,他对本台表示:“他的论据主要是建立在他的同事、数学家J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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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幅上修新冠死亡数字,中国到底有多少感染者?

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4月17日大幅上调了该市新冠肺炎死亡病例数字,从原来的2579例,增至3869例,上修幅度高达50%,核增确诊病数为325例,累计50333例。但即便如此,这一数字仍被认为是严重少报,与美国学者和观察人士的保守估计相去甚远。在武汉上修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数字前,中国官方公布的累计确诊病例为8万3406,累计死亡病例为3346。 武汉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一名不具名的负责人对新华社表示,“疫情早期,由于收治能力不足、少数医疗机构未能及时与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对接,医院超负荷运转,医务人员忙于救治,客观上存在迟报、漏报、误报现象。”该指挥部发布的通知还提到,在疫情早期病人激增,医院收治能力不足,导致有些患者未能入院治疗,在家中病亡。 华尔街日报4月9日的一篇报道以两项研究为依据,称武汉在2月份的累计感染人数就已经超过12.5万。其中一项研究由香港大学的研究人员进行。研究指出,中国当局先后六次更改新冠肺炎的诊断标准,包括2月4日突然放松诊断标准,导致确诊病例激增。当时,中共刚刚撤换了湖北省委书记。 另外一项研究由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林希虹与其他人合作进行。研究估计,截至2月18日,武汉的累计确诊病例为12万5959例。 “改变中国”网站(ChinaChange.org)主编曹雅学根据武汉一家殡仪馆的一纸通知和现有的公开数据进行推算,得出武汉整个疫情期间,即12月1日首个确诊病例出现至3月23日疫情得到控制、武汉七个殡仪馆重新对公众开放,武汉的新冠病毒感染人数规模在40万至60万之间,死亡人数在2万2000至3万之间。 曹雅学以1月23日武汉“封城”作为一个时间节点。“因为在1月23日至3月23日之间是没人能够领取骨灰的,”曹雅学对美国之音说,“武昌殡仪馆是武汉第二大殡仪馆,它正好有这样一个说明,说‘我们尽量每天发500(份骨灰),争取在清明节前发完。” 按武昌殡仪馆从3月23日至4月4日(清明节)12天时间、每天发放500份骨灰计算,该殡仪馆累计发放了约6000份骨灰,即1月23日至3月23日的60天期间内,共火化了约6000具遗体。考虑到武昌殡仪馆共有15座火化炉,即每个火化炉平均火化400具遗体。按此计算,武汉市的84座火化炉在这60天里共火化了33600具遗体。再减去武汉市的正常死亡人数,曹雅学得出1月23日至3月23日武汉市因新冠肺炎死亡人数约为22540人。 曹雅学表示,由于12月1日至1月22日这段时期缺乏有效参照数据,因此只能大概估计。“可能是几百到几千,我们不知道,”她说,“这样下来我就估了一下,应该是两万到三万之间。”如果按照财新网武汉新冠肺炎5%的死亡率来计算的话,武汉的实际感染人数大概在40万到60万人之间。 从今年3月份开始,多个国家的新冠确诊病例数量便相继超过了中国官方公布的确诊病例数字,但西方国家政府和民间普遍对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持怀疑态度。 《经济学人》杂志(The Economist)网站4月7日发表的一篇文章对中国国家卫健委公布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中国公布的确诊病例数字与政治事件存在一定联系。文章说,中国的病例数字有两大特点,一是起伏不定,二是疫情的发展往往与政府官员的重要决定有关。在中国九个疫情严重的省份中,发生过15次新发病例一天内跳升20%以上的情况,但随后又迅速恢复到之前的水平。在这15次疫情高峰时,有三分之二似乎是在省级官员被解职或其他重大政治事件发生后一天内发生的。 以本次中国疫情的重灾区湖北为例,2月9日湖北新增确诊病例增加了27%,但在接下来的两天里,新病例分别下降了20%和22%。随后在2月12日,新增病例猛增了742%,达到近14000例,但随后又大幅回落。中国官方的说法是政府修改了统计病例的标准,但仅一周后中国当局便推翻了修改后的统计方法。在2月12日湖北病例激增之际,正值中共撤换了湖北省和武汉市的党委书记。 其他省份的新增确诊病例的激增似乎也与人事变动或政策公布相关联。1月27日,浙江省官员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详细介绍了335家诊疗机构和一家拥有1000张床位的医院的开设情况。第二天,浙江新增病例就增加了近两倍,达到123个,但随后几天便急剧下降。2月20日,山东省政府罢免了省司法厅厅长的职务。同一天,山东某监狱的新冠病例就从两例猛增到200,但第二天又立即恢复到新增两例。 《经济学人》的文章还发现,在2月3日那一天,中国所有疫情规模较大的省份都出现了新增病例的大幅增长,平均增幅为35%。这是整个疫情期间唯一一次出现发生了这种情况。两个星期后发现,原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2月3日那天对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讲话,要求各地各部门在抗击疫情时要正视现有问题,及时发布权威信息。 美国情报界自2月初以来就一直警告白宫,称中国严重少报了新冠病毒感染人数,并且根据美国对新冠肺炎的预测模型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的统计数字不值得信任。彭博社(Bloomberg)4月初曾报道说,美国中情局(CIA)在提交给白宫的一份机密报告中说,中国隐瞒了新冠疫情的严重程度,少报了总病例数和死亡数字。 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常驻学者史剑道(Derek Scisors)根据从中国官媒披露的数据,用已知的新冠病毒最低感染率,通过人口流动最短的天数,“保守”推算出中国实际感染新冠病毒人数可能高达290万。如果的确如此,这意味中国虚报的病例数量比世界其他国家实报的病例数总和还多。 这一数字与英国首相约翰逊从一组科学顾问那里得到的数字相符。英国《每日邮报》的报道说,约翰逊的科学顾问警告说,中国官方宣布的新冠病例数量可能被少报了15到4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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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千美国人加入诉讼 要求中国政府赔偿新冠病毒损失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5千多名美国人加入了在佛罗里达州提起的集体诉讼,要求中国政府赔偿新冠病毒疾病造成的损失。原告声称,北京渎职,未能遏制病毒,让他们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内华达州和德克萨斯州也有人提起了类似的集体诉讼。 在佛州提起诉讼的伯曼法律集团(Berman Law Group)对美国之音(VOA)说:“我们的诉讼要解决的问题涉及那些因为接触该病毒而受到身体伤害的人…还涉及中国跟‘湿货市场’交易有关的商业活动。” 该律师所援引的法律依据是《外国主权豁免法》(FSIA)有关“商业活动”和“个人伤害”不享受豁免的例外规定。 但是,旧金山的加州大学哈斯汀法学院教授奇美娜·凯特纳(Chimene Keitner)不这样认为。 凯特纳指出:“如果你读一读按照这部法律所裁决的案例,就会极其清楚地看到,个人伤害、某中国官员的行为必须发生在美国领土,法律才能适用。而并没有商业活动发生在美国这里的指称。” 她补充说:“你不能因为他们的政策决定而控告外国政府。” 国际仲裁庭 根据英国保守派智库亨利·杰克逊协会(the Henry Jackson Society)的说法,美国就新冠病毒针对中国提起的潜在诉讼有可能价值1万2千亿美元。该智库的新报告说,中国有可能要为疫情造成的损失承担责任,因为其早期处理疫情不当,尤其是有意扣住信息,不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据称这违反了《国际卫生条例》。 亨利·杰克逊协会敦促各国向中国提起诉讼,并列出了10条不同的法律渠道,包括世卫组织、国际法院、常设仲裁法院以及香港和美国的法院。 亨利·杰克逊协会研究主任和报告的共同作者安德鲁·福克萨尔(Andrew Foxall)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不只使用一个而是把这些法律途径结合使用有可能被证明是最有效的前行路径。” 不过,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法学院客座教授、前世卫组织法律顾问戴维·菲德勒(David Fidler)认为,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不大可能就新冠病毒正式在法律上对中国提出挑战。 他说:“流行病哪里都有可能发生……所以,有那种不要掷出我所说的’规范式回旋镖’的共同利益。有意思的是,在与传染病暴发有关的问题上,各国有强烈的共同利益不去机械地使用国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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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真的出重拳?中国野味禁令能坚持多久

随着中国新冠疫情缓解、武汉封城解除,中国各地的生鲜农贸市场陆续恢复繁忙。由于担心野生动物交易在市场中死灰复燃,国际政治人物、学者和环保人士呼吁中国关闭野生动物买卖市场。但中国不少地区传统市场中混杂的野生动物买卖、以及法规和禁令中的灰色地带,给禁食野味的工作带来难题。 中国人大出重拳?野生动物保护法有望修改 世界卫生组织和流行病学研究的主流观点认为,2019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贩售的野生动物有关,蝙蝠很可能是病毒的来源,穿山甲可能是这种引发疫情的病毒的中间宿主。 1月26日,中国市场监管总局、农业农村部、国家林草局发布《关于禁止野生动物交易的公告》,规定在“全国疫情解除”之前,禁止野生动物交易活动。 2月24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禁止食用国家保护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俗称“三有”)以及其他陆生野生动物,包括人工繁育饲养的陆生野生动物。 这一决定被视为疫情迄今为止对野生动物市场交易最严厉的禁令。另外,中国的《野生动物保护法》也有望在今年修改。 美国、联合国官员纷纷呼吁关闭野生动物市场 联合国官员也呼吁各国关闭野生动物市场。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代理处长伊丽莎白·穆雷玛(Elizabeth Maruma Mrema)日前对英国《卫报》表示:“如果我们不处理好自然,自然就会来处理我们。” 她同时强调:“像中国和一些国家那样,禁止活体动物市场是件好事。但我们也应该记住,有一些社区,特别是在非洲,特别是低收入农村地区的社区,依靠野生动物维持数百万人的生计。” 英文媒体在报道华南海鲜市场这类出售活体动物的市场时,常常以“wet market”(字面意思是湿货市场)一词指代鲜活农产品市场。 美国白宫新冠疫情工作组传染病专家、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主任安东尼·弗契(Anthony Fauci)4月3日在一次采访中说,国际社会应该向有关国家施压,促使他们关闭这类市场(wet market)。美国国会议员也推动联合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不要恢复生鲜市场。 弗契说:“令我无法置信的是,当我们有这么多疾病源自于这种不同寻常的人与动物的接触时,我们为什么不干脆直接将它关闭。” 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研究中国食品安全的学者司振中认为,生鲜农产品市场让中国城市居民能以实惠的价格获取健康食品,在中国禁止这类市场不仅不可能,而且不利于食品安全。 司振中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说:“我想强调的是中国的大多数农贸市场都没有活体野生动物售卖,鲜活动物类食品也仅限于活禽和水产品,并且此类产品受到了相对严格的监管。” 中国市场中人工繁殖与野生捕获的动物混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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