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源头何在?专家意见不一

自疫情爆发以来一直颇受关注的钟南山日前突然抛出“中国不一定是新冠病毒发源地”的说法,引发舆论热议。而上海专家张文宏则表示,新冠病毒应该是始于武汉,他反对“在证据不充足的时候随意发布消息”。在众说纷纭的舆论场,谣言也不断滋生。 周六,中国国家卫健委发布了《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联合考察报告》。该报告公布了对新冠肺炎的最新研究结果与应对措施。报告称,新冠病毒是一种动物源性病毒,即从动物传染到人体的病毒,蝙蝠似乎是病毒宿主,但是中间宿主尚未查明。 这份报告在病毒源头方面并未提供新的结论。因为早期病例均出现在武汉,并且聚集在与华南海鲜市场有关的人员当中,所以一般认为这里就是疫情的源头。然而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钟南山日前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突然表示,疫情虽然是首现出现在中国,但不一定是发源在中国。 钟南山对这一表态并未做出进一步说明,却引起了巨大的舆论反响。在2003年抗击SARS疫情期间就扮演过重要角色的钟南山,无疑也是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最受大众关注的医学专家,他每一次有关疫情的表态都会引发关注和热议。再加上日本朝日电视台此前曾经发出惊人猜测–美国1.4万名因流感致死的人当中可能有部分是死于新冠病毒,似乎更加助长了有关这一神秘病毒并非来源于中国的猜测。 上海市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2月26日在接受英文版《中国日报》(China Daily)时回应了有关病毒源头不一定在中国的说法。他认为,中国只有武汉最先出现了这个新传染病,如果是外面传到中国来,应该是几个中国城市同时发病,而不是有时间先后。而且他也认为新冠和流感不会混淆,因为前者在CT检查中有非常特征性的表现,应该很容易区分。 这位传染病学专家周五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时又表示,病毒的源头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但是一定要有”确切的依据”。所谓依据来自两个方面:”第一,这个病毒出现的时间点,哪里最先出现的,要追究这个时间的先后;第二,要寻找他在进化树上面的位置,后面基因的进化应该是在前面的基础上。”张文宏认为,应该把上述两个方面放在一起考虑,”避免在证据不充足的时候随意发布消息”,否则会给普通民众带来困扰。 无独有偶,关于”新冠病毒源头是美国”的谣言也开始在网络上传播。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一张截图,是美国CNN电视台的新闻播报画面,发布这张截图的帖文称”美国疾控中心确认首例武汉冠状病毒的源头来自美国”,而实际上画面中的新闻标题原文是CDC confirms first coronavirus case of “unknown” origin in U.S.,意思是美国疾控中心确诊了首例无法确定病毒感染来源的新冠肺炎患者。 不管是一时疏忽还是故意翻译错误,这篇帖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之后,中国媒体也出面辟谣了。网易新闻、腾讯等平台都发布了相关的辟谣文章指出,CNN的报道主要内容是,美国2月26日确诊的一名新冠肺炎患者近期并未离开美国,也未与任何确诊病例有过接触,因此成为美国首例无法确定传染途径的患者。 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负责人瑞安(Michael Ryan)在28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冠状病毒是全球现象,”它们在某个地方出现,是自然史上的不幸事件,重要的是我们不要去责怪其地理来源,而是关注如何应对及遏制病毒。”他还呼吁大家,要”小心自己的语言”,不要使用污名化的语言及指责。

更多

对话疫情“吹哨人”:李文亮医生生前采访实录

负责治疗李文亮的医院称,这名医生在感染了新冠病毒后于周五去世。他是首批在去年12月底对新冠病毒的暴发提出警告的人之一,随后被警察噤声。 34岁的李文亮医生之死在社交媒体上引发悲痛和愤怒,人们要求当局向李文亮医生和他的家人道歉。 上周,时报研究员陈怡与记者储百亮(Chris Buckley)和Steven Lee Myers对李文亮医生进行了采访。当陈怡在1月31日和2月1日在微信上对他进行采访时,他正因被一名病人传染新冠病毒而住院。 以下是经过编辑和删减的采访记录。 陈怡:最开始您是什么时候知道这个新型病毒的传播性很强的?您自己被传染的时候好像没有做什么防护措施就被传染了? 李文亮:之前一直没有查。从我接触那个病人,到她的家属被感染,之后我才被感染,就发现传播性比较强。当时患者没有症状,我就大意了。 陈怡:12月31号您在群里告诉您的同学们关于类似于SARS的病毒,当时这么做是因为您觉得已经有人传人的高风险吗? 李文亮:我怀疑。而且注意防护总是好的。 陈怡:当时为什么会这么怀疑呢?是当时已经有收到什么信息或者听闻了什么吗? 李文亮:因为当时已经有肺炎患者隔离治疗了。 陈怡:在12月底的时候吗? 李文亮:嗯。 陈怡:除了您之外,当时还有别的医生在分享关于这个神秘肺炎的信息去提醒身边人吗? 李文亮:同事之间有讨论。 陈怡:当时大家讨论的是什么呢?当时对这个情况是怎么判断的? 李文亮:就是SARS可能要卷土重来。要有心理准备,注意防护。 陈怡:现在您回过头看,如果武汉没有阻止像您这样的医生们去警告他人和分享信息,您觉得现在疫情的状况会不会有很大的不同?您觉得对公众和医生们公开透明信息会更好吗?

更多

还原肺炎疫情关键七周:中国为何未能及时控制病毒传播

中国武汉——一家医院已有七名病人感染了一种神秘疾病,一名医生试图提醒自己的医学院同学。“在我们医院急诊科隔离,”李文亮医生12月30日在一个大学同学微信群中写道,他指的是病人。 “太可怕了,”群中一人回复,然后问道,“SARS又回来了吗?”SARS是2002年在中国开始的疫情,最后导致近800人死亡。 午夜时分,中部城市武汉的卫生部门官员约谈了李文亮,追查他为什么要分享那个信息。三天后,武汉警方强迫他在一份《训诫书》上签字,《训诫书》称他的行为已构成“违法行为”。 这次暴发的不是SARS,而是一种类似的疾病:这个由一种冠状病毒引发的疾病正在从武汉向外持续蔓延,已遍及全国乃至全世界,并在中国造成至少304人死亡,全球范围内的感染者已超过14380。(截至2月2日24时,中国死亡病例已达361例,全球感染者数量超过17353例——编注。) 政府最初处理这种流行病的做法使新型冠状病毒得以顽固地传播。在几个关键时刻,官员们选择了将保密和稳定置于公开应对这场越来越严重的危机之上,以避免公众恐慌和政治尴尬。 从去年12月初疾病症状首次出现,到政府决定封城共有七周的时间。通过对20余名武汉居民、医生和政府官员的采访,以及基于政府通报和中国媒体的报道,我们还原了这至关重要的七周,直指延迟同心协力的公共卫生阻击战的决定。 在那几周里,当局对医生及其他人噤声,不让他们发出警告。当局淡化了新病毒给公众带来的危险,让这座城市的1100万居民不知道他们应该保护自己。当局关闭了一个被认为是病毒传播源头的海鲜市场,但告诉公众那是为了整治。 当局不愿将疫情公开,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政治动机,因为地方官员正在为今年1月召开的每年一次的省人大会议做准备。尽管病例不断增加,但官员们一再宣布,没有出现更多的感染病例。 公共卫生专家说,由于没有采取积极行动向公众和医疗专业人士发出警告,中国政府失去了阻止这种疾病大范围暴发的几次最佳机会。 “这是一个不作为的问题,”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研究中国的全球卫生问题高级研究员黄延中说。“武汉当地卫生部门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提醒人们认识这一威胁。” 第一个病例发生在12月初,具体日期不详,具体细节尚不清楚。到1月20日当局采取行动的时候,这种疾病已发展成一个难对付的威胁。 新冠病毒现在是一个全球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它已经引发了世界各地的旅行限制,令金融市场出现动荡,并可能给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带来迄今为止最大的挑战。这场危机可能会在未来几个月或更长时间里搅乱习近平的议程,甚至会削弱他所展望的那种政治体制,即以安全与经济增长换取人民接受铁腕威权主义。 在2019年的最后一天,李文亮发的信息被传到群外之后,当局的重点是控制有关疾病的传闻。警方通告说,他们正在调查八名散布谣言的人。 就在同一天,这些“谣言”迫使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宣布,有27人患上了不明原因肺炎。卫健委通报说,没有必要惊慌。 “该病可防可控,”通报说。 李文亮是一名眼科医生,遭训诫后,他正常工作。1月10日,他治疗了一名青光眼患者。他不知道该患者已感染了冠状病毒,可能是被她女儿感染的。患者母女后来都得了肺炎。李文亮也被感染。 防护服和消毒剂

更多

武汉肺炎:疫情从可控到失控的三十天

从九省通衢到病毒围城,武汉只用了三十天。   湖北鄂州市中心医院的护士迪迪清楚记得,在20日钟南山院士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表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可能人传人”之后,“形势比较严峻了起来”。她所在的肿瘤科当天接到通知,把整层楼腾出来,准备跟楼上的呼吸内科一起收治发热的病人 ,当晚就收治了一例。鄂州是湖北省的一个地级市,距离武汉不足100公里,位于武汉城市圈内。   疫情初始的征兆   在武汉工作的娜娜于同一天前往武汉同济医院就诊,她从13日开始连续发烧,全身酸痛乏力,在社区医院打针数日后不见好转,决定去医院做检查。在她向记者出示的一份CT检查报告单上,显示她的肺部可见“磨玻璃密度影”,医生诊断意见为“病毒性肺炎所致可能”。时间是1月20日下午两点。   娜娜当时已经知道,发热和肺部影像表现磨玻璃影都是新型冠状病毒的典型症状之一,但医生并未给她确诊,让她先回家吃药观察。对此,她事后回忆称,“第一,(核酸检测)试剂盒不够;其次当时20号开始是一个大爆发,武汉医院超负荷(运转),只能接收最严重的患者。”   由于母亲连续三天感到乏力,而且精神状态明显变差,家住武汉的大学生丹丹21日凌晨带她去挂了急诊,当时检查出症状是比较轻的病毒性肺炎,并没有住院。“医生建议先打针吃药,情况没有好转再去医院”,丹丹对BBC表示。“应该不会所有人去医院都做核酸试验,不可能所有人都做,医生提示我们周围的人都不要离她太近”。   多名受访者向BBC表示,钟南山从武汉调研结束,当天在央视直播采访中确认(新型冠状病毒)“肯定有人传人现象”、“14名医护人员被感染”,他们才开始意识到事态并不寻常。而此前一天,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下称卫健委)还在通告中表示“当前疫情仍可防可控”。   钟南山是中国呼吸病学专家,工程院院士,他因参与领导了中国2003年应对SARS疫情(中国称“非典”)的科研和防疫工作,而备受中国公众推崇和信任。   在此之前,这一被普遍认为肇始于武汉市内一家海鲜市场的肺炎疫情,并未引起太多的公众关注。   但一切并非毫无征兆。

更多

美国传染病专家:从武汉归来,惊讶官方对疫情不动声色

前“医生无国界”组织成员、美国纽约州南安普敦市石溪大学传染病专家拉吉夫·费尔南多医生(Dr. Rajeev Fernado),本月17、18号两天在中国武汉,专程现场考察新型冠状病毒的状况和政府的防控。他回到美国接受了多家媒体采访,并通过电话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雨舟的专访,分享了他在疫区的见闻。他认为武汉封城,掐断公交车,掐断铁路,是强迫健康人与感染者混在一起,会让更多人感染。以下是专访实录。 美国之音记者雨舟(以下简称记者):请问您为什么要去武汉? 费尔南多医生(以下简称医生):我对自己研究的传染病行业非常有热情,一听说中国武汉爆发了新疫情,便匆匆决定要飞过去实地看个究竟。我通知了一声老板,订下第一部最便宜的班机就走了。2014年埃波拉病毒和2016年寨卡病毒(Zika)爆发时,我也是同样冲动。我那时赶紧去了西非的埃波拉爆发地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和寨卡爆发地巴西东北部的累西腓。 回头再说这次的武汉行程。我乘坐的是美东时间1月15号下午18点 (北京时间1月16号早上6点)的航班,从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先飞到奥地利的维也纳,从那里转机到北京,再从北京转机到武汉天河国际机场落地,这时已经是北京时间1月17号上午11点,总共花了31个小时。 我之所以绕一大圈是为了图便宜机票。如果从纽约经香港到武汉,机票要贵1500美元,而且只是经济舱。我完全是自费考察,没有公司给我报销。我从来都只坐经济舱。 记者:我注意到,您住在汉口的喜来登酒店,只停留了一个晚上,日程很紧张,这一天时间您看了哪些地方? 医生:是的,我的类似行程都很短,就是到当地去实地感受一下,然后告诉人们我的所见所闻,以便告知大众、保护大家的安全。我住在汉口泛海路广场的喜来登酒店,在范湖路上。入住后,我向酒店服务人员问路,他们告诉我,你是外国人,最好别出去多走动。我告诉他们,我要去看看那个海鲜市场,他们说那里不安全。我说,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去看那个市场啊。我从酒店坐了出租车,几分钟之后就到了附近的武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 我在那一带边走边看。一路上我注意到人们根本没有害怕,一切很平静,大家都相信政府说的一切都在控制中。谁都不担心,都不知道政府到底隐瞒了什么。戴口罩的人大概只有10%。即便是武汉机场看起来也很平静。尽管政府说进行很多检查,但是表面都看不出。不过,那个海鲜市场除了卖鱼之外,还贩卖野生动物,包括蝙蝠呀,蛇呀,鼠呀什么的。这次的病毒应该就是来源于蝙蝠,蛇也有可能。 记者:你有没有在海鲜市场附近拍照什么的?你在中国做的那个谈武汉病毒的视频是怎么做出来的? 医生:我不怎么敢在大街上拍照,因为感觉很危险。我是外国人,很引人注意。他们很可能会因为这个就把我关进监狱。我可不想出现这样的结果。我愿意到武汉去,但是真没有勇气到处拍照。我非常害怕被逮捕。 比方说,我下了出租车之后,要司机等我15分钟。这时,我朝旁边的建筑物看了几眼,一个警察马上就出现在我面前,让我走开。我紧张死了。在中国真的很恐怖,我真的怕被他们抓起来。我不说中文,他们又不说英文,我完全不会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无论如何,我是第一个到中国调查这个病毒的美国医生。 我是在第二天离开武汉时,在机场过了安检,过了海关之后,感觉应该算安全了,才在上飞机之前对着新买的苹果手机录了那段你看到的视频,发布了我在中国的见闻和感想,后来把这个报道放在了油管上。 这里提到手机,是因为我不想用平常使用的摄像器材,因为那太明显,于是,在离开美国之前,特意买了个新款苹果手机,方便在中国做这个工作。事实是,他们根本不会让你在路上拍摄的(记者注:他提到的视频中的画面是坐在出租车里和在机场拍的)。 记者:根据你在中国的短暂观察,你怎么看中国政府对这次疫情的处理? 医生:不是我要说中国政府的不是,但我真的觉得这里有几个问题。一,有些人爱吃野生动物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而政府应该做的是加强监管,出台相应的规定,把这些买卖规范化。比方说把各种动物分开,规定相应的存放和接触的卫生标准,而不是像那个我看到的市场那样,各种野生动物杂乱地混在一起,地面环境明显脏乱潮湿,根本没有管辖。这种样子发生病毒传染是情理之中的。 二,遇到这样的问题时,我觉得中国政府不愿意发布真实消息,一切都不透明,甚至好几天不更新信息。这意味着政府不及时阻止疫情的传播。我刚才说了,我上个星期的周末在那里的时候,一切看起来还很平静。 这其实很不正常。在那之前,政府竟然有三天没有发布新增病例的消息,这在一种疫情爆发期间是不可能的。对于我这个传染病医生而言,这绝对是敲响了警钟,是非常可疑的。

更多

武汉肺炎大事记: 从“谣言”坐实到拉响警报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2019年12月始发于中国的一种冠状病毒感染事件发展成为全球瞩目的卫生事件。病毒已经造成数十人死亡,一千多人感染。科学家们致力于研发抗菌疫苗,几千万中国人处于“封城”状态。 武汉爆发不明肺炎 2019年12月底,微博上流传着一张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公告,内容首次提到“不明原因肺炎”。 另有一张文件照片显示,该不明肺炎的检测结果接近2003年爆发的SARS(非典型肺炎)。 这两张照片引发广大民众讨论,众人皆担忧SARS疫情重演。2019年12月31日,中国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该国1100万人口的武汉市发生多起呼吸性感染病例,病毒来源不明。世界各地疾病专家们迅即启动了对该病毒真面目的探寻。 海鲜市场成焦点 12月底湖北武汉市出现的27宗不明原因肺炎,被指均与“华南海鲜市场”有关。 武汉市卫生主管单位在1月1日发出通报,决定对该市场实行休市整治并消毒,通知商户配合。 一些报导指出,华南海鲜市场不仅贩卖海鲜,还有些贩卖野味的店铺。 曾有人自称在海鲜市场看过家禽、狗、羊或是不知名的动物被关在笼中或是宰杀。 确认新型冠状病毒 起初,专家们排除了SARS病毒的可能性。2002年,引发致命呼吸性疾病的SARS病毒在中国肆虐,并传播境外,导致全球范围近800人丧生。2020年1月7日,中国科学家宣布,已确认这是一种新型冠状病毒,类似SARS,属于冠状病毒家族,并暂时将它取名为2019-nCoV(2019-新型冠状病毒),患者症候包括发烧、咳嗽、呼吸困难、肺炎。 传播“谣言”者被查处 武汉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在1月1日发布消息称,关于武汉市肺炎疫情的情况,有8名网民在未经核实的情况下散布谣言,“造成社会不良影响”,已被依法查处。 初步判定为冠状病毒 1月9日,武汉评估专家组表示,武汉不明原因肺炎已经排除了非典型肺炎(SARS)和中东呼吸综合症(MERS)的可能性。 专家初步判定该病毒为前所未见的新型冠状病毒,对于其深入了解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中国境内首例死亡病例 2020年1月11日,中国公布了这一冠状病毒导致的首例死亡病例。死者为一名61岁男子,曾在武汉的那家海鲜市场购物,死于肺炎综合症。据《明报》报导,该死者为一名61岁男子,因呼吸衰竭、重症肺炎入院,同时患有腹部肿瘤及慢性肝病。

更多

“武汉封城”:加拿大专家解读武汉肺炎如何发展的三个关键问题

专家:“病毒传染性多强、是否会变异、以及可能的超级传播者”将决定这次武汉肺炎的严重程度。 当地时间1月23号(星期四)凌晨两点,武汉的疫情控制中心发出通知,从当地时间上午10点开始,“全城城市公交、地铁、渡轮、长途客运暂停运营”,并称“没有特殊原因,市民不要离开武汉,机场和火车站的离汉通道暂时关闭”。 加这意味着,武汉整个城市被与外界隔绝,以遏制神秘的冠状病毒传播。正值中国国内的春节假期,武汉也称九省通衢,对全国交通等影响可而知。 关于武汉肺炎的最新的官方统计数字是,全球已经有超过500人受感染,17人死亡。 同时,在欧洲、北美、以及港台都发现了感染病例。 许多人想起了17年前的萨斯爆发。2003年的SARS爆发期间,加拿大的多伦多有44人死亡 。 所以,这一次加拿大已经做出了一定的防范措施。 加拿大研究人员认为,密切注意武汉冠状病毒的几个变化,对更及时和有效应对至关重要。 有限人传人还是持续人传人? 武汉肺炎目前已经被证实可以人传人。而病毒有两种人传人的方式:有限人传人和持续人传人”。 所谓有限度人传人是指,病毒只传播给与受感染者有密切接触的人,比如家人、医护人员。 而持续传播则被世界卫生组织定性为“病毒可以轻易地从一个人传给一群人”。 星期一,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显示,中国目前的状况可能已经出现了人与人间的持续性传播。 不过,需更多的流行病学数据分析,来确定整体人传人的状况。 多伦多传染病专家Issac Bogoch表示,最重要的是,人传人到什么程度,有多容易?这将决定最终此次爆发的病毒传染的范围。 病毒是否会变异? 加拿大多伦多健康部门官员表示,目前,加拿大已经开始采取措施,对机场等重点地区实行监控。 传染病学家Kamran

更多

中国要赶超美国,真正的瓶颈在这里

中国近年一直以超越美国的技术实力作为目标,但劳动力受培训教育严重不足却成为主要瓶颈。 许多经济学家和投资者都认为,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大国是一个必然趋势。但是,从不发达到发达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中国像过往其它国家一样面临很多阻碍,其中一个最重要也最被忽视的就是匮乏的人力资本。 中国的劳动力缺乏学历和相关技能,可能无法应对二十一世纪的经济竞争。这听起来或许不可思议,因为中国学生的数学成绩有目共睹,每年生产大批工程师。但这些受过教育的学生只是整体劳动力的一小部分。如果考察中国整体人口的受教育水平,特别是广大内陆乡村地区,则大大低于很多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国家。 据彭博社报道,根据美国斯坦福大学和陕西师范大学的合作研究,中国2015年的人口数据显示,在25到64岁的人口中,只有30%的人上过高中。这个比例和发达国家比起来很不乐观,发达国家接受过高中教育人口的平均比例是78%,而在某些最发达国家如美国、德国、日本等,这个数字更高,超过了90%。 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许可以理解,但和发展历程类似的国家相比,中国同样处于落后。比如,韩国和新加坡在1980年时,高中入学率就达到了72%。 与人均收入近似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数字也有所不及。比如,巴西工作人口有46%上过高中,土耳其的这一数字是36%,墨西哥是34%,与中国最接近的是印尼,31%。 报道认为,中国如果想成为一个具有创新能力的经济体,那么总体劳动力需要具备合适的技能以应对未来新的产业形态。而以上的统计数字说明,上百万的中国工人还没有能力撑起中国渴望发展的高科技产业。 与此同时,中国自身的职业教育也存在诸多问题。很多人即使成绩不理想却并不愿去上职高,觉得不如当白领更有前途;而职业教育的质量也是参差不齐,很多学校缺少必要的仪器设备,学生缺少必要的实践培训。而最重要的弊病是,职业教育的市场导向性不强,学生所学无法应用于就业。 美国高地智库研究员秦伟平表示:“中国职业教育培养的人好像很多,但比例还是比较小的。很多学生培养出来眼高手低,用人单位感觉都不是特别好。在学校受到的教育和在工作中用到的技术,还有相当大的距离。毕业之后走上工作岗位,用人单位还要花时间去重新培训他们,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秦伟平还认为,中国未来应该在职业教育方面作更多倾斜,课程设置和师资方面要有更多进步,可以参考美国的社区大学模式,采取更务实的培养路线。 随着经济增速放缓,中国的领导层也似乎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并试图着手解决。报道说,目前25到34岁的中国人高中入学率有所提高,达到了47%;而在15到17岁年龄段,这个数字达到了80%。由此可见,未来的中国劳动力素质会更高。 经济学家们认为,中国的发展阶段已经在逐渐接近“中等收入陷阱”,掉入这个陷阱的国家失去了低成本的人力优势,同时又没有足够的高技术人才与发达国家竞争,这个现象已经在中国慢慢发生。与此同时,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逐渐向越南等人力更便宜的地区迁移,而中国企业暂时没有能力摆脱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技术依赖。 长远来看,充足的受过教育的劳动力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也是决定中国是否能够挑战美国的关键。 新闻来源:RFI

更多

联合国官员:中国有2亿人每天的生活费低于5美元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国际在线3日报道: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全球化和发展战略司司长理查德•科祖尔-赖特7月2日接受本台记者专访时表示,不能简单将贸易大国归类为发达国家,发展是一个涉及经济、社会、环境等众多领域的多维度概念,中国仍然是一个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 科祖尔-赖特参与撰写了贸发会议今年6月发布的研究报告《从发展到分类:世界改变了多少》。报告指出,“发展”这个词的范围远远超过贸易或者是经济的范畴,一个国家的发展面临着经济、社会、环境等许多领域的多重挑战。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如何,应由实际应对发展挑战的国家自身来评判。 最近,美国政府对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中的发展中国家身份提出质疑,科祖尔-赖特认为,从多维度综合来看,中国仍然是一个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是一个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我们最近就此写了一些量化研究的论文。我认为(对发展中国家的定义)进行量化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很明显,中国有2亿人每天的生活费用低于5美元、拥有庞大的农村人口、许多人还在非正规经济部门工作(指就业不稳定),我们仅仅以这三个判断标准为例,这三个判断标准就足以说明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在几十年前,甚至几个世纪前就已经解决了这些问题。”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这份报告,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在全球排名是第86位;2000至2016年期间,中国与美国的人均收入绝对值差距从4.3万美元拉大到4.6万美元;中国农业占GDP的比重是7%,仍高于多数的中等收入国家;2018年中国非正式就业占比达到50%-74%;尽管中国已成为数字化领域新兴力量,但在2017年信息通信技术发展指数排名中,中国却仍排名在第80位。 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备忘录,要求世贸组织对发展中国家的地位进行改革,并威胁说如果90天之内看不到明显进展就会发起单方面行动。科祖尔-赖特表示,在过去25年里,尽管不少国家经济增长迅速,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间的发展鸿沟依然存在。“特殊和差别待遇”以及发展中国家“自我宣布”的身份认定方式是鼓励发展中经济体加入世贸组织的关键因素。世贸组织采取的协商一致的原则,单个成员无权随意对其他成员重新分类,美国的要求不会得到支持。“目前尚不清楚美国宣布的90天窗口期在世贸组织运行方面会有什么实际意义,因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会拒绝,所以它不会成为世贸组织规则的一部分。当然,美国是否决定在双边贸易谈判中强加这些标准,这是另一个问题。” 科祖尔-赖特认为,目前多边主义遭遇挑战。不仅仅在贸易领域,在气候变化、移民等许多方面,都需要各国协商解决,美国试图随意重新界定“发展中国家”身份的做法将进一步损害人们对多边体系的信心。“多边体系成功的基础是信任。也就是说,作为该系统成员的每个人都必须对规则有信心,所有国家都将遵守这些规则,并且相信其他国家也会这么做。当我们破坏了对贸易体系的信任时,我们就会破坏对更广泛的多边体系的信任。” 科祖尔-赖特强调,不同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经历的问题不同,作为制定政策、处理日常和实际问题的主体,各国政府更清楚自己的发展水平,而世贸组织有必要给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提供灵活的政策空间。

更多
Lo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