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的演变 :下一个阶段会是什么样

将近 250 年前,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亚当·斯密 (Adam Smith) 写了《国富论》,书中描述了一种全新的人类活动形式的诞生:工业资本主义,其结果将是他和他的同时代人无法想象的财富积累。 资本主义推动了工业、技术和绿色革命,重塑了自然世界,改变了国家在社会中的角色。在过去两个世纪中,它使无数人摆脱了贫困,显著提高了生活水平,并带来了从根本上改善人类福祉的创新,并使登月和在互联网上阅读本文成为可能。 然而,这个故事中也有阴暗面。近年来资本主义的缺点越来越明显。个人短期利益优先,有时意味着社会和环境的长期福祉受损——尤其是在新冠大流行和气候变化挑战全球之际。世界各地的政局动荡和社会两极分化表明,对现状的不满日益加剧。营销和公关公司爱德曼(Edelman)2020 年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全球 57% 的人认为“今天的资本主义对世界弊大于利”。 事实上,如果你用不平等和环境破坏等标准来衡量,“西方资本主义近几十年的表现一直存在严重问题”,经济学家迈克尔·雅各布斯(Michael Jacobs)和玛丽安娜·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在他们合著的《重新思考资本主义》(Rethinking Capitalism)一书中写道。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没有解决方案。 雅各布斯和马祖卡托认为,“西方资本主义未必注定要失败,但确实需要对它重新思考”。 那么,我们心目中的资本主义会继续以当前的状态一直存在吗?它是否可能? 它为人类福祉贡献良多,但远非完美。我们所理解、知道的资本主义会长久保持现状吗?抑或有另一种未来,演变成新的状态? 资本主义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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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流行病将何时结束?

近两年来,很多人一直在问这样一个问题:新冠病毒大流行病何时能够终结? “从流行病学上来说,我们不知道。也许还有一到两个月——假如没有另一个令人关注的变种冒出来的话,至少是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医学史中心助理主任J·亚历山大·纳瓦罗(J. Alexander Navarro)说。 “从社会学上说,我认为我们已经到了大流行病已经终结的某种节点。很多州正在取消残留的口罩令。我们看到人们实际上是向前走,去过自己的日子了。” 截至2022年2月16日,美国大约有7800万人感染了COVID-19,其中有92万3067人死亡。根据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CDC)的数据,美国人口的76%至少接种了一剂新冠疫苗。 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的分子细胞与发育生物学教授萨拉·索亚(Sara Sawyer)也认为,大流行病的终结可能就在眼前了,部分原因要归功于2021年11月出现的新冠病毒的变种奥密克戎。 “它实际上是给很多抵制接种疫苗的人接种了疫苗,因为很多人在这一波中感染了,”她说。“因此,这会让病毒很难再像奥密克戎这样以巨大的波浪传播开来,这是因为我们有很多人因为先前感染或接种疫苗而产生了抗体。” 索亚说,专家们预测美国如今有70%以上的人或者接种了疫苗或者从新冠病毒感染中康复过来。她补充说,对那些真的感染过新冠病毒的人来说,一个附加的好处就是,他们产生了防范病毒的更为复杂的免疫系统。 一般认为,当一个病毒转为“地方性流行”状态时,“大流行”就“结束”了。 “当病毒变得可以预计时——它们的规律、它们的季节性和它们可能感染的人数以及可能造成的死亡人数——我们就说,该病毒变成地方性流行病了,”索亚说。“那意味着它安顿下来,与人类长期共存了。” 虽然COVID-19也许永远不会消失了,未来变种的致病性预计不会像过去的变种那样严重。 “假如你感染了一个变种,我感染了另一个变种,我第二天进了急诊室,而你只是嗓子有点痒,照样去观看你儿子的棒球赛,去杂货店购物,还参加了一个生日派对,那谁的变种更善于传播呢?”索亚说。“你的变种会更加善于传播。我们从病毒的进化史可以了解到,病毒是朝着致死性越来越弱而传播性越来越强的方向蜿蜒潜行……当病毒让人们的病情不那么严重的时候,它们就变得更容易传播了。” 然而,在大流行病真正结束之前就提前宣布结束是有危险的。 “我认为,从社会学上说,多数人都倾向于认为大流行病正在结束,而从流行病学上说,它并没有,”纳瓦罗说。“实际上没有回头路了。我今天的担心是,如果又冒出一个变种,我不知道我们还能不能让人们再戴上口罩?在有需要的时候,我们还能不能执行任何形式的制度性的封闭令?” 在1918年的流感大流行期间,美国人耐不住束缚,提前放弃了流感防控措施。那场大流行病在全世界夺去了最多达5千万人的生命。美国后来又受到两波流感大流行的冲击,导致了更多死亡。 虽然COVID-19大流行和1918年流感大流行有一些可类比处,但是回顾历史并不一定是预测这场大流行病何时可能结束的精确晴雨表,因为如今有了先进的知识和技术。 “我们完全知道我们应该做什么,这是前人不一定有的优势,”罗格斯大学纽瓦克分校历史性副教授努赫特·瓦尔利克(Nükhet Varlik)说。“我们有疫苗。我们有现行的公共卫生规定。我们有医疗专长。所以,我们完全知道要做什么。所以,当我们与过去的社会相比时,我们实际上有着史无前例的优势。我们实际上能够去做正确的事情。至于我们是否会去做正确的事情,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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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任内首份印太战略报告发布 “十大行动”剑指中国

美国白宫近日公布最新印太战略报告,是拜登任内首份针对该地区的战略报告,针对中国意图明显。 这份报告列出十大印太行动计划,包括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周边环境。拜登政府不再冀望于直接改变中国的制度,而是从中国周边着手,逼迫中国通过应对新的战略环境而发生变化。 “我们的目标不是改变中国,而是塑造它所处的战略环境”,报告明确指出。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Jake Sullivan)过去几个月在多个场合表示,拜登政府不希望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体制,而是希望与中国共存。新的印太战略将苏利文的言论落实到文字,是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的风向标。 明确指向中国 与特朗普时期的印太战略相比,拜登的这份报告更多地针对中国。 报告明确指出,印太地区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尤其是来自中国的挑战。美国认为,中国正在结合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寻求在印太地区占有势力范围,企图成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大国。 拜登政府因此打算在未来12到24个月内展开十大印太行动计划,其中包括:主导印太的经济构架、提升威慑力、加强东协(东盟)的团结、支持印度的持续崛起与区域领导地位、夯实四方安全对话机制(Quad)、扩大对日韩合作等。 美国1979年与中国建交后,对华长期实施“接触”政策。 但该政策近年来备受质疑。反对者认为,美国自老布什时代就对中国有所误判,误以为中国未来的制度发展是可塑的、能够引导的,并因此给与中国经济发展巨大的支持。但从2018年起,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军事、科技等多方面的矛盾加深,两国关系跌进冰封期。拜登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特朗普的对华政策,但倾向于联合盟友抗衡中国。 印太一词用来涵盖以亚洲海洋事务为中心的国家。可以理解为,将太平洋和印度洋在贸易、基础建设和外交层面联系起来。这一概念意味着将亚太地区向西扩展,以涵盖南亚国家。 台湾:更广泛的地区稳定问题 在台湾这个高度敏感事务上,拜登将其放在更广泛的地区稳定问题上阐述,不过并未突破对台“战略模糊”原则。 新的报告称:“我们还将与该区域内外的伙伴合作,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包括支持台湾的自卫能力,以确保台湾的未来能够符合台湾人民的意愿和最佳利益,并在和平的环境中决定。” 报告提到,美国未来的做法仍将支持一个“中国政策”的原则,并重申台湾关系法、三个联合公报和六项保证中的承诺。 奥巴马政府时期负责东亚事务的最高外交官丹尼尔·拉塞尔(Daniel Russel)对路透说,新的印太战略在台湾事务上突出了对伙伴关系和地区网络的高度重视。 “(它)清楚地表明,政府认为,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与安全是一个团队应该付出的努力,包括区域内外合作伙伴的共同努力。” 美国政界和学界近年来对美国对台“战略模糊”原则转向更清晰的声音越来越多,认为有必要向中国明确表示,一旦动武,美国将协防台湾。但这一要求在拜登的印太战略中未有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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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终报道:中国继续崛起,还是即将衰落?

在中国宣称世界大势“东升西降”之际,有西方学者认为,驱动中国过去40多年快速崛起的内外因素要么停滞,要么扭转,中国国力已经到顶,即将下降。但是他们指出,这不只是意味着中国难以超强美国,一个即将走向衰落的大国还将给美国和世界带来更严峻的挑战和威胁。 诚然,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不少问题在过去一年中日益浮现:人口老龄化,能源短缺,地产债务危机,中国政府对科技企业和多个行业的打压,也被认为扼杀创新,拖累经济。与此同时,国际主流社会对中国观感恶化,抗衡中国不断扩张的影响力渐成共识。 面对内外挑战,中国是会步入衰退,还是继续“东升”?这对美中关系又意味着什么? 布兰兹:中国崛起到顶,即将衰落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高级国际研究学院教授哈尔·布兰兹(Hal Brands)认为,中国崛起已经到达顶峰,实力即将下滑,“因为它增长最快和最轻松的时代很可能已经过去,并且相比过去正面临越来越多的国际摩擦和国际阻力。” 他与研究中国问题的塔夫茨大学(Tufts University)政治学副教授迈克尔·贝克利(Michael Beckley)今年曾共同在《外交政策》和《外交事务》上发表文章,阐述这个观点。 他对美国之音说:“增长放缓来自很多因素,经济改革的放缓,人口问题,环境和资源问题。基本上,我们大概自2008年以来就已经看到中国增长显著放缓了,这种趋势看起来或将随着时间的推移持续下去。与此同时,中国面临更多显著的国际阻力。你看看四边安全对话(QUAD),看看澳英美安全协议(AUKUS),看看世界各国在与中国打交道上有更多疑虑,并且对中国的野心更加感到不安。这些让你得出结论认为,中国正在面临一个比过去更难实现其野心的世界。因此我们认为,中国应当被视为一个实力到达顶峰的大国,一个已经强大的国家,但是在某些方面其轻松增长和扩张的日子已经一去不返。” 范亚伦:下论断为时尚早 不过,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教授范亚伦(Aaron L. Friedberg)认为,实力是相对而言的,包含多个方面,也有不同的衡量方式,目前做出中国实力即将衰退的判断还为时尚早。 他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在保持经济增长方面面临很多障碍和问题。如果没有成功保持经济增长,曲线的斜率,也就是实力的增加将会减少。当然,实力不仅仅是经济增长,还包含军事能力和政治影响力。我认为其中的问题是,中国的行为现在是否已经激起其他国家的足够反应,不仅是美国的,还有美国在亚洲和欧洲的盟友,让他们开始更紧密地合作,以抗衡中国过去几十年来的实力增长。现在做出这些判断还为时尚早。” 梅惠琳:中国实力升还是降有待辩论 美国斯坦福大学弗里曼·史波格利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梅惠琳(Oriana Sky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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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美国公布溯源报告概要,情报机构到底说了什么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提交报告,指属下的情报机关无法就新冠病毒的源头得出一致结论,也无法就新冠病毒是否由实验室泄漏达成共识,但可以确定的是,它不是一种人工研发的生化武器。 统领美国18家情报机关的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周四(8月26日)公布这份报告的概要,指属下的情报机关都认为,新冠病毒源头有两个可能性:与受感染的动物接触,或是实验室事故造成。 其中,数家没有具名的情报机关认为,病毒可能是由人类与染有病毒、或病毒近亲的动物接触,继而传染到人类。他们还表示,对这个结论的信心程度为“低度” (low confidence)。 有一家情报机关指,第一宗人感染新冠可能是源于武汉病毒实验室发生的一宗事故,对这个结论的信心程度为“中度”(moderate confidence)。 报告概要公布后,美国总统拜登透过声明,再次批评中国在新冠病毒溯源调查不合作。他在声明指出,中国有许多关于这次疫情的重要资料,“但从一开始,中国政府官员就不断阻挠国际调查人员和全球卫生人员取得这些资料”。 “世界需要这些答案,我会一直努力直到得到它们。”他说。 中国驻美大使馆也就这份溯源报告发出声明,批评报告由美国情报部门主导杜撰,“毫无科学性和可信度可言”。 “新冠病毒溯源是科学问题,应该也只能由科学家而不是情报专家研究。” 美国溯源报告还说了什么? 完整的报告在周二(8月24日)已经送交白宫,但美国当局至今没有公开完整报告,只发表了一份不到两页注明“不保密”的概要,阐述了几点具体结论: 四家情报机构和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认为,最初的人类感染最有可能源于人接触了感染这种病毒或者与之相近的始祖病毒的动物。这些机构对这个结论的信心程度为“低度” (low confidence)。 一家情报机构认为,第一起人类感染最有可能源于武汉病毒研究所实验室相关事故,包括实验过程、动物搬运、取样。该机构对这个结论的信心程度为“中度”(moderate conf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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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时代民族主义将走向何方?

过去两周,阿富汗骤变的局势引起了全球关注。在全世界为阿富汗人民感到忧虑时,中国官方媒体却对塔利班的恶劣历史避而不谈,社交媒体也充斥大量对美国撤军和阿富汗政策的讥讽,更把阿富汗比作台湾,一旦台海战争爆发,美军会像抛弃阿富汗一样抛弃台湾。近些年,中国大陆从社交媒体到现实社会,审查制度越发严格,反美反西方叙事被鼓励,而“说错话”导致社交媒体被封甚至丢失工作被拘留的现象已成家常便饭。随着习近平时期如脱缰野马一般的民族主义越演越烈,一些学者忧心中国与世界的割裂也将难以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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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研究:武汉市场贩售动物可能携带传染人类病原体

研究人员发现,在疫情开始前的两年里,中国城市武汉的市场上出售的三十多种动物可能携带着传染给人类的病原体。这为野生动物贸易在新冠病毒起源可能起到的作用提供了新的线索。 研究人员在武汉发现貂、果子狸和貉的销售,但没有发现穿山甲或蝙蝠——它们被怀疑是新冠病毒的可能来源。 研究人员总共记录了2017年5月至2019年11月期间武汉市场上38种动物超4.7万只的销售情况。研究人员说,其中33种动物之前曾感染过可影响人类的疾病或致病寄生虫。 随着新冠病毒去年初开始迅速传播,中国暂停了野生动物的售卖和食用。该国的野生动物贸易曾经是2000年代初期SARS暴发的关键。 今年率领世卫组织代表团前往武汉的一个专家小组检查了供应商记录和该市动物市场的其他证据。但该团队没有就市场在疫情中的作用或新冠病毒可能通过哪些特定物种传播给人类得出明确的结论。 疫情暴发一年多以来,病毒起源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仍未找到答案。拜登政府上个月宣布了一项新举措,调查病毒是否可能从武汉的一个实验室意外泄漏。 拜登总统采取行动的同时,高级卫生官员本周再次呼吁进行更严格的调查。此前,世界卫生组织召集的一个国际专家小组起草的报告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该报告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病毒是从武汉病毒研究所意外泄漏的可能性。 许多科学家支持调查所有可能性,包括来源于实验室的可能性,尽管他们认为该病毒可能是在实验室外从动物传染给人类的。萨斯喀彻温大学(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疫苗和传染病组织(Vaccine and Infectious Disease Organization)的病毒学家安吉拉·拉斯穆森(Angela Rasmussen)在谈到这项新研究时说,“这大大增加了病毒自然起源并通过中间宿主传播的可能性。”她说,虽然这篇论文“没有证明任何事情”,但“提供了明确的证据表明野生动物市场确实没有得到足够的调查”。 本周发表在《科学报告》(Scientific Reports)期刊上的动物市场研究论文是由隶属于西华师范大学、牛津大学和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作者撰写。 2017年至2019年期间,其中一名研究人员对武汉市场上将活体野生动物作为食品和宠物贩卖的所有17家店铺进行了月度调查。其中七家店铺位于该市的华南海鲜市场。武汉的几例早期新冠病例与该市场有关联。 研究人员最初是为了调查一种通过蜱传播的病毒。但研究人员写道,他们的结果“意外地”与新冠大流行有关。 据研究人员称,在武汉出售的其他物种包括獾、刺猬、黄鼠狼、豪猪、土拨鼠、赤狐、鼯鼠、八哥、蛇、毒蛇、眼镜蛇和暹罗鳄鱼。研究人员写道,几乎所有的动物都是“活体出售、关在堆叠的笼子里、状况不佳”,并且经常是现场宰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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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如何消除贫困的

全面脱贫是中国在上一个五年计划中取得的伟大成就。20年前,五成左右的中国人还生活在世界银行公布的贫困线以下。如今,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已经有了质的飞跃。近几年,尽管有地缘政治及流行病疫情的影响,中国依然完成了脱贫任务。 国际货币基金数据显示,1978年中国开始推行改革开放政策时,中国有64.3%的农村居民,其人均年收入仅为100-300元,而33.3%的农村居民其人均年收入甚至低于100元。当时的中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82%,也就是说大部分人口的生活水平在贫困线以下。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政府并未对私企做过多干涉。如今,中国先后涌现出了阿里巴巴、华为、滕讯等世界级大型民营企业,中国政府开始关心,如何保证这些企业的财政风险规避以及良性发展。改革开放初期的当务之急是解决大多数人的温饱问题,因此当时大量的中国私企都以粗放的模式经营,无视安全、生态及劳保规则,由此产生了中国当时最大的竞争优势—大量的廉价劳动力。 民营企业逐渐成为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动力。目前,80%以上的中国企业为民营企业。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60%来自于民营企业。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出口产品的三分之二出自国营企业,是当时的国民经济支柱。至2013年,国营企业的出口份额下降到了11%,80%的工作岗位由民营企业提供。因此,要想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发展国民经济,必须大力发展民营企业。 然而,实践证明,资本的无序发展将导致社会极化过大。即特定阶层的一部分人越来越富,而弱势群体则越来越边缘化。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在1990年为32.2(该系数值越大,贫富差距越大),而2010年则达到了43.7。中国的大都市,特别是沿海省份的大都市以惊人的速度不断发展,而中西部的贫困乡村却始终贫穷落后。几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始终依托于出口创汇。因此,中国的产销业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中央政府非常清楚,如果国家不做出调整,那么贫富差距和社会矛盾将会愈演愈烈。 由此产生了对国库收入按地区进行分配的原则。为西部落后省份提供补贴。国家出台的边远地区移民计划也助力落后省份的发展。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姚云竹解释说:«转移支付是中国比较有特色的方式之一,即从中央层面加大对西部贫困地区的财政支付力度,相当于将东部富裕省份上缴中央政府的税收转移到贫困地区。比如西藏80%的财政收入都来源于中央政府的财政支持,若仅凭自己是无法实现脱贫目标的。另外,我们还有扶贫搬迁措施。对于一些过于贫穷和环境非常恶劣的地区,地方政府会帮助他们搬迁到环境相对好一些的地方,以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同时在扶贫过程中,我们还确定了对口帮扶政策。通过东部沿海城市对口帮扶西部贫困省区,实现一对一的保护支持和传授经验,尽快推动他们实现脱贫». 中国不断发展国民经济及人民福利的主动力来自于基础设施的建设。在这方面,中国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进行了财政改革。此后,地方政府开始自主发展地区经济、制订社会政策。与此同时,在完成主要经济指标及保障社会义务等方面,地方政府所承担的责任也更大。因此,地方政府纷纷致力于发展基础设施的建设,由此带动地区经济的发展。大型基建项目涉及国民经济各部门,从而能有效带动国民经济的增长。通过大型基建项目,就业率及生活水平将得到保证。高架公路、机场、电站、工业园等现代文明的产物影响着人民的生活水平。几十年内,中国建起了总长超过3万5千公里的全世界最为发达的高速铁路网。而高速公路的总长度则超过了14万9千公里,其规模已远超美国的公路网。此外,中国已是全世界第二大民用航空市场。中国已形成全方位多样化的工业网,有着完善的物流体系和发达的基础设施。无论从经济角度还是从社会角度来看,中国全面脱贫的时机已成熟。而中国特有的政治体系能够调动所有资源来实现脱贫目标。 姚云竹专家说:«中国认为脱贫的本质上与社会问题相关,而非简单的经济发展,比如当地的教育医疗等体系都需要各方面的配套措施。从中国精准扶贫“一达标,两不愁,三保障”的标准可以看出,我们与其他国家还是不太一样。另外,我们还充分发挥了企业家的作用。不少国内有影响的民营或国营企业家都在积极地去扶贫,我认为这种方式也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下的互帮互助。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在脱贫方面能够集中全国力量去实现» . 中国则充分调动各方力量,包括民营企业,来保证国家项目的实施。例如,2016年中国国务院发布了《脱贫攻坚规划》,将电子商务、经济多元化和旅游业作为农村脱贫攻坚的主要手段。同年,阿里巴巴集团设立了2万多个农村淘宝网点。通过这些网点,农户们学习使用淘宝平台,建立自己的网店,从而销售自己的农副产品。设点后的第一年,辽宁省80%的草莓产量就通过互联网售出。此后,又有别的电商加入,如京东。2017年,全国新增9百多万个农户网店,这提供了2千8百万个工作岗位。通过这种方式,农村居民的购买力也得到了提高。根据中国商业部提供的数据,一年之后,全国网上销售额的17.3%来自于农村。 在过去的“十三五”规划中,中国政府将脱贫、规避金融风险以及环境治理并列为“三大攻坚战”。与此同时,全面脱贫并建设小康社会是中国的百年大计。今年恰值中国共产党一百周年诞辰,中国政府宣称,中国已全面脱贫。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无法将中国称作贫困国家,或者是发展中国家(尽管中国对外称作发展中国家,在世贸组织享受相应待遇)。 然而中国在过去的40年内成功使8亿多人口脱贫,这一事实,哪怕是官方数据,也足以令人震撼。更让人震惊的是,2020年是困难的一年,然而这一年刚结束,中国政府就宣布了脱贫攻坚战的胜利。而此时的世界各国还在与疫情做斗争,通过资金流动为经济打气,扶植遭受疫情打击的民众及企业。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在抗疫、脱贫中所取得的成就为中国政府的形象加分不少。   来源: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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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富贤根据人口增长趋势做出的预测:中国经济永远超不过美国

“中国经济永远超不过美国!”这话传到“厉害国”,会有许多人愤怒,也让许多人失落。但是,这很可能就是未来的现实。易富贤根据人口增长趋势做出的预测,在全国和局部都屡试不爽。   美国总统拜登宣誓就职之前,前白宫官员何瑞恩(Ryan Hass) 在美国布鲁金斯研究院主编发布《美国对华政策的未来——对拜登政府的建议》一书所引用的重要参考文献是长期致力于中国人口宏观研究的人口学家易富贤的文章。   易富贤是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的资深科学家,作家。那篇文章是他2019年发表于英文版《南华早报》上的,标题为“比日本还糟:中国迫在眉睫的人口危机将如何毁灭其经济梦想”。   易富贤认为,美中关系恶化的重要原因,是错误的中国人口数据导致的战略误判。对此,美国之音记者对易富贤进行了专访,请他就中国人口真相与经济实力之间的因果及其与美国的关系,分享独到见解,以下是专访内容。   记者:您提出,美国夸大了中国的威胁,为什么呢?   易:我其实研究中美关系10多年了,这个关于中国“非威胁论”的观点,在我的《大国空巢》2007年在香港出第一版时就存在了。那时,中国经济长期以10%的速度增长,人们整体的思路是中国经济很快将超过美国。2011年时,主流甚至认为,20年之后的2032年,中国经济将是美国的两倍。当时国内很兴奋,认为中国正在崛起成为世界第一。   我以为,中国是日本式短跑,就像韩国和台湾一样,而美国是长跑。短跑速度暂时超过长跑的不奇怪,但短跑要一直保持高速是不可能的。何况中国人口结构急剧老化,劳动力在2013、14年就开始减少,而美国劳动力到2050年都不会减少。   美国的精英学者很少从中国的人口数据来进行分析,更不掌握真实的数据,因为有大量灌水现象。我在研究的20多年中,发现曾经的国家计生委、国家统计局、地方教育部门、地方户籍部门和医院等,都夸大人口的数字。这样一来,对未来劳动力、消费力、生产力、创新力等关键经济成份的估算都夸大了,导致未来的经济成长和国力也被夸大。   记者:您说,“中国经济永远不会超过美国”,您的底气从哪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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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脱贫创造“人间奇迹” 与国际标准比照

2021年农历新年伊始,中国在元宵节的前一天高规格地召开了一次庆祝大会,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宣布:“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创造了“人间奇迹”。   根据中国官方说法,“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   联合国发展署制定的全球绝对贫困线是人均日收入1.9美元(约合人民币12.31元),也就是年收入693.5美元(人民币 约4496元)。   那么9899万贫困人口这个数字是如何得出来的?中国现行的贫困标准是什么?中国的贫困线与国际上其他国家相比又有什么异同?BBC中文网梳理以下几个关键问题。   中国贫困人口究竟有多少?   首先,中国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如何算出来?   2016年,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向中国人大常委会的一次专题讲座上表示,2012年世界银行根据每人每天1.9美元的标准测算,中国共有贫困人口8700万。   “而我国按自己的标准(2010年不变价2300元/人·年)测算的2012年农村贫困人口则为9899万人。”   2018年,世界银行公布的中国系统性国别诊断报告写道:“尽管减贫成果非常显著,但由于巨大的人口规模,中国贫困人口数量仍居世界第四位,仅低于印度、尼日利亚和刚果民主共和国。”   上述报告还指出:中国“剩余的农村贫困人口可能分散在更加偏远、交通不便的地区,因此更难触及。由于没有官方城市贫困指标,现在对城市贫困情况所知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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