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1959–1976）

主席对我写的内容是比较满意的，说我写得很好，但里边有错，有一个大臣的名字写错了。我查了一下，《清宫秘史》的剧本上没写错，是我写错了。主席还在好几个地方补写了大段的话，例如，驳斥说义和团是暴民的胡作非为；表扬爱国女青年“红灯照”等，都是主席加上去的。主席还针对影片所说义和团是迷信，是暴民，暴乱，驳道：“究竟是中国人民组织义和团跑到欧美、日本各帝国主义国家去造反，去‘杀人放火’呢？还是各帝国主义国家跑到中国这块地方来侵略中国、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因而激起中国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贪官污吏？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不可以不辩论清楚。”主席的这段话写得太好了，打中要害了。主席真是大手笔，几句话就把义和团反帝这个复杂的事情讲清楚了，把文章的气势提起来了。

在对军队的元帅、大将中，除了林彪，我最崇拜的是粟裕。文革前，我曾冶制（印）一枚“粟帅帐下马前卒”的印章，以表示我对他的崇敬。上海解放前，我曾帮助方伯康、戴觉民同志投军粟裕的部队，又在地下党领导下，参加军情调查，调査材料由地下党转送三野粟裕的司令部。后来主席叫粟裕出席中央碰头会，他每次来我都亲自为他安排座位、倒茶，但是总理老叫他去处理军校各种纠纷，不大通知他出席中央碰头会。

　1967年2月23日，在青海省的省会西宁市，发生了军队向造反派群众开枪的事件。在这个事件中，有347名群众被军队当场开枪打死，其中年龄最小的仅14岁，还是个中学生。惨案发生以后，青海省军区马上宣布青海省的造反组织“八•一八”是反革命组织。接着，该组织共有13，414人遭到逮捕，5，968人被抄了家；还有4，279人被强制集中劳动。另据不完全统计，有17，293人遭到了毒打。

参加毛主席的简朴家宴两天后，上海发生了“康平路事件”。上海市委对张春桥处理“安亭事件”的做法很不满意，可是毛主席已经明确表态支持张春桥，他们又不好公开地去反对。当时在“工总司”成立先后，支持上海市委的工人成立了上海工人赤卫队。曹荻秋等人心里也是支持赤卫队的，可以此来与已经得到承认的上海“工总司” 相抗衡。但这时毛主席、中央已表态要支持工人中的造反派，曹荻秋被迫声明要收回他12月23日已签字同意的赤卫队的八项要求。赤卫队有被上海市委抛弃的感受，反过来，有过万的赤卫队员拥进了康平路的上海市委，要打倒曹荻秋。

第一件事，江青对陈伯达在挨了主席批评后哭着要自杀很反感，她批评陈伯达“没出息。”但她也怕陈伯达真的自杀。因为那时陈伯达翻出了马克思女婿拉法格的一句话，说“共产主义者在某些情况下的自杀也是英雄行为”（我未査对，大意是如此）。所以江青就专门跑去安慰了他。江青跟他说，对主席的批评，我们听着就是了，不要同主席硬抗。主席的脾气你还不知道？不要同他顶。主席常说“春雨润物细无声”，主席相信的是材料。我们应该把材料收集了给主席看，让主席认识陶铸这个最大的“保皇派”的真面目。而且光我们说不行，要让群众来说，主席最相信群众了。

文革开始前，中央办公厅是在刘少奇曾经住过的“甲楼”办公，中办主任汪东兴、秘书局局长童小鹏和我的办公室都在那里。1966年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后，陶铸调来中央当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宣部长，中央办公厅的工作就由他来领导了。他刚调来北京，还没有办公的地方，于是我们就把我们办公的地方腾给了他。我和汪东兴搬到丙楼，童小鹏搬去了丁楼。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与陶铸接触多起来了。他管办公厅，是汪东兴的领导，也是我的领导，秘书局有什么问题，或主席有交待的事情，我都要向他汇报或者商量。

那时相当多的人包括我自己对此都不理解。原来说地委以下都不搞文化大革命。后来工矿企业和农村也要搞文化大革命了。这两个指示都是根据毛主席指示起草的，可是我这起草人之一，开始也没有认识到毛主席为什么要做出这样重大的改变。毛主席过生日的谈话后我才知道。

第二天江青、王力就分别向总现和康生做了汇报，总理又把主席谈话的精神告诉了陶铸。总理和康生都认为主席谈话内容深刻。总理说，主席讲的内战，意思是以毛主席为首的革命派同党内走资派的斗争，是文斗，而不是枪炮武斗，打派仗。毛主席一贯反对两派武斗，打内战。江青把总理的意见告诉了陈伯达，当时陈伯达正在与王力、关锋和我一起商议为《红旗》杂志起草元旦社论。我们大家都认为，似乎可以把“内战”改成“阶级斗争”。

可是上海市委对张春桥的意见就很大了，陈丕显从上海打来电话，质问陈伯达： 张春桥作为一个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有没有这么大的权力，绕过华东局，绕过上海市委就和工总司签字承认“五条”？陶铸等一些中央的领导，甚至陈伯达也都认为张春桥这样做，是违反了中央关于在工矿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有关规定。所以说，张春桥的签字是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的。但这件事不只是表现了他的魄力和胆识，也说明他对主席思想，对主席要把文革运动发展到工厂、农村，是有认识、有思想准备的。11月8日，他在和我一起见北航红旗的战士时，就支持他们去工厂串联，与工人相结合。张春桥还说：搞工厂是方向问题，我们打算下一步应该这样走。

这事在当时闹得挺大。一次我去主席那儿开会，宋庆龄在场，她问，谁是戚本禹啊？我站起来说，是我。她看了我一眼说，噢，是你啊。接着她什么也没说，就说，你坐下吧。我心里知道，她可能是听到传言说，是江青让我派人去砸她父母的墓碑的。其实她这是冤枉我了，我保护她还来不及，怎么会派人砸她父母的基碑呢？解放上海的时候，上海地下党就指令我们组织人民保安队去保护她的住宅，我们忠实地执行了上级的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