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1959–1976）

1946年戴笠之死，在当时和现在都是热议话题，是一个没有解的悬案。当时，蒋介石对戴笠身亡悲恸不已，亲挽“碧血千秋”悼念，追晋陆军中将。国民政府特别明令褒奖、颁发褒奖令，并亲自主持戴笠公祭典礼亲笔題写挽联：“雄才冠群英，山河澄清仗汝迹；奇祸从天降，风云变幻痛予心。”

１９６８年５月１９日，正值星期天，我一早准备回家洗澡、换衣服。由于前一晚开总部会听到了蒯大富宣布的有关一教前哨广播台打死孙华栋的事件，心里非常不舒服。当时，总部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已是１９日清晨，蒯大富说：“有一件事情向大家通报一下，就是一教广播台前几天抓了代表队的一个４１４，审问的时候可能下手过重，大概有些内出血，他要求喝水，当时在场的人不太懂，就给他喝了水，结果一下子呼吸就困难了。后来×××他们几个人赶紧送他去医院，到医院没有抢救过来，送去的人也吓坏了，就没敢留真姓名离开了医院。”

１９６６年国庆节即将来临，西纠领受了国庆节天安门广场值勤的任务，小鲁也从火车站回来了。我们全体上下，着实开始了紧张的工作。记得我和袁塞陆还去北京卫戍区接洽后勤物资保障方面的工作，多少被子以及具体安排之类。“十一”当天我们西纠的指挥部设在中山公园大门里，有大粥锅、果子面包、开水桶等等。

我们八中有些班级在７月里就出现了红卫兵。红卫兵是一个中学生自发成立的群众性组织，没有什么加入的章程、程序和管理。是否参加红卫兵？开始我并不积极，因为对我们这些平时的“好学生”、团干部来说，这也太离经叛道了。可是进入８月，红卫兵在各个学校发展得很快，党中央又积极支持，我们也就成立了。根据那时红卫兵的成分要求，我是当然的一员。对我来说，成为红卫兵，至少表明了我个人的阶级属性和政治认同。从此每天参加活动，就以红卫兵的身份出现了。

实际上，文化大革命早就在酝酿了。在１９６５到１９６６年期间，北京中学的四清运动；毛主席与王海容、毛远新的讲话；我们学校高三年级某些班里出现的大字报、大辩论；其他学校不时传来的一些消息等等，文革的毛毛雨，我们在文革前夕就已经感受到了。 　

分析一个政治人物不仅要看他的宣言，恐怕更多地还是要关注他的实践。我们不妨从思想渊源、组织原则以及个人品质三个方面来进一步剖析一下林立果和他的“小舰队”。 论及他们的主要指导思想，其一当然是为林氏世袭王朝造势的“超天才论”。如前所述，林立果被不断升级地吹捧为“超天才”和“第三代接班人”，是“承天命”的未来的“世界领袖”。

７月３１日（１９７０年）林彪之子林立果在空军干部大会上作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讲用报告”。林彪听录音后说：不仅思想像我的，语言也像我的。吴法宪称林立果的讲用 报告“放了一颗政治卫星，是天才”。周宇驰、王飞、陈励耘说这是“第四个里程碑”，林立果“是全才、帅才、超群之才，是第三代接班人”等等。毛泽东得知此事后说：不能捧，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没有什么好处。

然而，凭什么来确立没有任何从军资历和战争经验的林立果的“康曼德”的地位呢？在林彪和叶群的直接参与下，一种给他们的儿子套上“超天才”的神圣光环的造神运动便应运而生了。１９７０年７月３１日，林立果在空军机关二级部以上的领导干部中做了一个关于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讲用报告。

文革中张春桥出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和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一直保持了上海“抓革命促生产”的经济形势不乱，使上海在文革整个国民经济总产值中占据支柱地位。此 外，在张春桥的领导下，上海还向全国提供了如“赤脚医生”、“七·二一大学”等种种“斗批改”的具体经验，使上海成为毛的文革理想的非常重要的试验田，这些都深得圣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