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回忆录》连载 (29)
1959年开春我到四川新繁县去种试验田,一有空余的时间我就骑着自行车去周围的农村搞调查,差不多把新繁县周边方圆二百里的地方都跑遍了。我采访了很多农民,他们都说,58年好啊,58年办食堂,我们比赛吃,看谁吃的多,结果有人吃撑了,送到医院,想拉开肚子,把吃下去的拿些出来,结果肚子还没有拉开,人就死了。这样的事,我听到的就至少有三次。就是说,撑死人的事还不是个别现象。
更多1959年开春我到四川新繁县去种试验田,一有空余的时间我就骑着自行车去周围的农村搞调查,差不多把新繁县周边方圆二百里的地方都跑遍了。我采访了很多农民,他们都说,58年好啊,58年办食堂,我们比赛吃,看谁吃的多,结果有人吃撑了,送到医院,想拉开肚子,把吃下去的拿些出来,结果肚子还没有拉开,人就死了。这样的事,我听到的就至少有三次。就是说,撑死人的事还不是个别现象。
更多七千人大会的主会场在中南海的怀仁堂。第一天在大会上讲话的是刘少奇。不过刘少奇那天在大会上只是做了口头讲话,他代表中央向大会做的报告,是事先印发给大会代表的,并没有在大会上念。
更多谭震林的夫人葛慧敏很厉害,谁都不敢惹。谭震林当时是管农业的副总理,享受首长特供,可是葛慧敏对特供还不满意,还用首长专用的军用飞机去农村采购活鸡。带活鸡是不能坐飞机的,葛慧敏就很强硬说是首长要的,非让人家运。活鸡是放在一个筐里运的,下了飞机,要把筐还给人家,哪知道就在把鸡从筐里拿出来的时候,一失手,那鸡在机场里到处飞。这下问题大了,飞机场最怕这个飞的东西了,那鸡万一钻到飞机的发动机里面去,飞机就要出事的。她就叫警卫赶紧去抓,结果一大群人就在机场里面抓鸡,闹了个大笑话。
更多原来对王刚的处分是开除党籍。通过一起在二七厂劳动,我们彼此都增进了了解,相互之间产生了感情,他也认识到了自己以前的错误。从二七厂回来后,我们就提出能不能把对他的处分改为“缓期执行”。田家英给主席汇报,主席表示同意。田家英向我们传达,主席说这是个成功的经验。主席还说,“缓期执行”这一条可以试试看,如果效果确实好,可以写进党章。文革中,我们中央文革小组还讨论过,想把这条用来处理犯走资派错误的一些干部。王刚高兴极了,说多亏了戚本禹,否则谁替我们去跟主席说话啊!1976年10月以后,王刚又被调回到秘书室当主任。
更多1959年庐山会议后,党内开始了批判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北京市委向中央办公厅反映,那些因为在中南海“八司马事件”里犯了错误而被下放到北京郊区劳动的干部,在背地里牢骚很大,有的甚至还流露出了对彭德怀的同情。田家英知道后就把他们叫回来进行了整风,并向他们传达了庐山会议的粮神。当田家英把这次整风的结果报告给毛主席的时候,毛主席就对田家英说,你们让犯错误的人自己下去劳动,也没有很好的去关心和照顾他们,他们当然会有情绪。尽管他们以前做的是错误的,但你们那些积极分子应该带着他们一起下去劳动锻炼,一起改造思想。并且要以身作则,做他们的榜样,让他们慢慢认识自己的错误,把思想转变过来。
更多庐山会议结束后,在会议期间一直在主席身边工作的林克,告诉了我在庐山会议上发生的这样一个情况。在庐山上,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周惠、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李锐等几个人经常晚上聚在一起。山上站岗的警卫战士发现了一个异常的情况,就是等他们这些人都进了屋子以后,就把屋子里面的灯都关上了,别人还以为里面没有人。等过了几个小时以后,人又一个一个地从屋子里面走出来了。警卫战士把这个情况都作了记录,把他们几点关的灯、几点开的灯、都有什么人进去、出来等等,都做了详细的值班记录。负责会议保卫工作的是罗瑞卿。
更多新繁县今年和去年的粮食产量,现在还没有最后算出来,罗世发说,党委也没有做研究,不敢说。一种估计是400斤左右。但从今年春季麦子收交帐上看,似乎不够这个数目。罗世发这个管理区今年小春麦子是880亩,完成征收人任务22万斤,留麦种17000斤,还有3万斤没打的麦泡泡。照这样算,产黄有340?350斤。究竟实际有多少,还摸不很准。
更多等插下去的秧苗长起来后,老农告诉我要去间苗,就是要把长得不好的苗拔掉。我说,拔掉后不是苗就少了吗?老农就说,这种长得弱的苗以后是不会结果实的,但你不把它拔掉,它就会争肥,这样就影响了好苗的生长,就会影响收成。老农还教我看什么样的苗算是弱苗,要去掉。
更多老实说,那时我们对如何炼钢,产(实)际上是一点基本的概念都没有的,就是冲着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一定要把钢炼出来。我们一面看书,按照中国古代的方法去炼钢;一面请冶金部冶金研究所的同志来跟我们上课。炼出了一块钢之后,马上就拿到冶金部的冶金研究所去化验,看看是不是合格。人家看到是中南海送来的,当然不敢怠慢,就一次次地给我们化验。而当时我们是连一点成本的概念都没有的。
更多中秘室的运动比全国慢“半拍”,全国范围的反右斗争在1957年夏末己经结束,而中秘室的整风才刚刚结束,从9月份开始了一场持续达一年的争论,焦点是围绕着何载的问题究竟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右派”性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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