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1959–1976）

大概是在1967年5月，陈伯达提出要和我一起写个关于“五七指示”的东西，发个社论什么的。以引起全党和广大群众的重视，我非常赞同。在起草社论纲要的时候，陈伯达提出了“五七指示”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宏伟蓝图”这个概念，他认为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都没有具体的规划，主席的“五七指示”则是一个具体规划，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一个宏伟蓝图。我说，这个提法挺好，很有指导意义。陈伯达听了说，嘿，你还能欣赏我噢。我说，那当然啦，你是老夫子嘛。于是按照陈伯达写的纲要，我组织人写了一篇文章，后来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名义发表了。至于文章发表前是否请其他中央领导人看过，我记不清楚了，但至少主管宣传的关锋、王力是看过的。

我从秦城出狱后，听到了邓小平一次讲话的传达，说什么早在建国初，毛主席与江青就各住各的，实际上是已经离异了。可我亲眼目睹：在1966年，主席在上海时仍与江青同住在一起。那时主席73岁，江青51岁。建国时，主席56岁，江青34岁。江青都是和主席住在一起的，两人感情是很好的。主席住在钓鱼台的时候，江青也经常和主席住在一起。直到1967年我因写《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这篇文章，常从钓鱼台到中南海找主席和江青，仍见到她是同主席住在一起的。虽然江青平时住在钓鱼台的11号楼里，主席住在中南海的“游泳池”，但江青仍时常回去看主席的。

　在处理了“彭、罗、陆、杨”之后。由于在“通知”里主席加上了这么一段话，“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所以许世友等一些人就提出来问了，毛主席说的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究竟是谁，怎么不把他揪出来？他们问总理，总理说，主席那只是泛指，就是一般地说说，并不是专指。可还是有人不断地提问，说这话主席都说过好几遍了，现在又正式见了文件了。而且有一次主席还亲自跟我们说，“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要造反，要像蔡锷那样。”从这些话看，主席一定是有所指的。于是他们就又去问了刘少奇。据说刘少奇说，主席说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可能是指朱德。朱德是有“野心”的，在井冈山的时候他就反对毛主席。

1966年5月1日，我回到了北京。过了五一节，我就去中南海找汪东兴报到。汪东兴向我传达了中央的决定，由我接替田家英的工作，这个时候田家英的事情还没有公开。后来总理把我找去，他对我说，中央决定在中南海成立秘书局，让童小鹏和我负责领导秘书局的工作。童小鹏主管机要处，让我主管信访处。中央办公厅在原来刘少奇住过的甲字楼里，给我们安排了办公室。同时，为筹建中央文革小组，中央办公厅又在钓鱼台为关锋、王力、尹达和我安排了办公室。我的办公室先是在钓鱼台的15号楼，后来又搬到了16号楼。

中央文革的组成人员先是由康生、陈伯达、江青提名。康生提了吴冷西、王力、穆欣。江青提了张春桥、关锋和我，此外她还提了陈亚丁。陈亚丁是总政文化部的副部长，他和江青一起搞过样板戏，也参加过江青主持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及会后《纪要》的起草工作。江青说他在这几次活动中的表现都很好，所以提议他参加。但是，刘志坚坚决反对他参加中央文革。因为他们是部队系统的。所以，江青没有办法。陈伯达提了尹达。我记得王任重是由总理提名的。总理没有参加起草小组的会议，但有一次他来看我们，正好说起。总理说，毛主席很信任王任重的。

等参加会议的人都到齐之后，陈伯达就召集开会了。他先交代说，主席指示，请大家来批判彭真、许立群他们写的的“二月提纲”，要写个文件把它废除。接着他说，解放以后，将一个中央发的文件废除，并加以批判，这还是头一回。他又进一步解释说，这样做对中央威信肯定有很大的损害，但也没办法，因为这是原则问题。

　陈伯达发现了这个情况后，就进行追查。由于艾思奇在参加这次谈话后不久就得了重病去世了，就只找了关锋。关锋说，在他和艾思奇交给田家英的记录稿上都是有这段话的，是田家英在整理的时候给删掉的。关锋还说，他和艾思奇都跟田家英说过，把主席的这段话删掉不好。可田家英说，没关系。陈伯达让关锋把他说的情况经过写个材料。然后陈伯达把这个材料交给了江青。江青说这可是个大问题，她建议陈伯达直接把情况报告主席。这时关于田家英的情况还有王任重和谢富治那里的材料，后来主席就是根据陈伯达的报告和这些材料，批准对田家英进行审查的。

无产阶级是旧世界的掘墓者，又是新世界的建设者，它肩负着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责任。无产阶级为了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必须通晓历史发展的规律。不懂得历史发展的规律，就不能成为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正因为这样，无产阶级重视历史，重视历史研究。

1965年3月，江青在上海，通过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兼市委宣传部长传部长张春桥找到姚文元、要他写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并交给他一本刊登吴晗《海瑞罢有》剧本的《北京文协》杂志。这件事得到了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的人大力支持。当时上海市委的陈丕显、曹荻秋也都是积极参与和支持写作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的。

毛主席的“五大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江青和叶子龙，其中除了叶子龙。都对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斗争很关心，但具体的表现与作用是有差异的。建国初期，主席就亲自领导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此前，他又对影片《清宫秘史》中的卖国主义错误，作了多次指示。可是除了江青，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在这方面却一直持消极态度，他们一篇文章也没有写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