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任的第一天，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经小组组长陈伯达批准，向全国各省、市，中央各部委以及各有关部门发出通知，向他们公布了中央文革的办公地点、电话、联系人。对军队方面，我们只是通知了在北京的一些主要部门和领导，未通知下面。在所发出的通知中，要求他们每天把本地区、本部门有关运动的情况都报上来。光这件事就忙了我整整一天。那时不像现在，只要在电脑上点击一下就行了，而是要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打电话、发函件，很繁琐。但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一来马上就把中央文革小组和各地方，各部门之间的联系建立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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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月1日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发了一篇社论，题目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所以要发表这篇社论，是因为按照刘少奇所主持的中央所作的决定（经过了主席的同意），从这一天开始，陈伯达带领原解放军报总编辑唐平铸等人，组成了一个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接管了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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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5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姚文元写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 <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的文章。同日出版的《红旗》1966年第7期，发表了我写的《评〈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的资产阶级立场》的文章。姚文元的文章是他在上海和江青、张春桥一起讨论过的，主席也知道。我的文章则是与在京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陈伯达、康生、尹达、王力、关锋等人一起讨论的。因为是登在《红旗》杂志上的重要文章，所以大家讨论得非常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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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家英自杀后，逄先知搬出了中南海，住入西门外的中南海干部宿舍，一天晚上他在家里烧文件，烧得满屋子都是烟。然后他把烧过的东西，放到抽水马桶里冲掉。因为烧的东西太多，有些纸没有烧尽，结果就把下水道给堵了。那个地方整个院子的下水道都是连在一起的，这样一来，别人家的马桶也都堵住了。马上有人向办公厅报告了，一查，原来是逄先知在家里销毁材料造成的。汪东兴和我马上过去看了，汪东兴叫人把下水道都挖开，把冲下去的东西取出来。取出来一看，在烧剩下的碎纸里竟然有张毛主席索书条子的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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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在1967年5月，陈伯达提出要和我一起写个关于“五七指示”的东西，发个社论什么的。以引起全党和广大群众的重视，我非常赞同。在起草社论纲要的时候，陈伯达提出了“五七指示”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宏伟蓝图”这个概念，他认为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都没有具体的规划，主席的“五七指示”则是一个具体规划，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一个宏伟蓝图。我说，这个提法挺好，很有指导意义。陈伯达听了说，嘿，你还能欣赏我噢。我说，那当然啦，你是老夫子嘛。于是按照陈伯达写的纲要，我组织人写了一篇文章，后来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名义发表了。至于文章发表前是否请其他中央领导人看过，我记不清楚了，但至少主管宣传的关锋、王力是看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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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秦城出狱后，听到了邓小平一次讲话的传达，说什么早在建国初，毛主席与江青就各住各的，实际上是已经离异了。可我亲眼目睹：在1966年，主席在上海时仍与江青同住在一起。那时主席73岁，江青51岁。建国时，主席56岁，江青34岁。江青都是和主席住在一起的，两人感情是很好的。主席住在钓鱼台的时候，江青也经常和主席住在一起。直到1967年我因写《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这篇文章，常从钓鱼台到中南海找主席和江青，仍见到她是同主席住在一起的。虽然江青平时住在钓鱼台的11号楼里，主席住在中南海的“游泳池”，但江青仍时常回去看主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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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处理了“彭、罗、陆、杨”之后。由于在“通知”里主席加上了这么一段话，“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所以许世友等一些人就提出来问了，毛主席说的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究竟是谁，怎么不把他揪出来？他们问总理，总理说，主席那只是泛指，就是一般地说说，并不是专指。可还是有人不断地提问，说这话主席都说过好几遍了，现在又正式见了文件了。而且有一次主席还亲自跟我们说，“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要造反，要像蔡锷那样。”从这些话看，主席一定是有所指的。于是他们就又去问了刘少奇。据说刘少奇说，主席说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可能是指朱德。朱德是有“野心”的，在井冈山的时候他就反对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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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5月1日，我回到了北京。过了五一节，我就去中南海找汪东兴报到。汪东兴向我传达了中央的决定，由我接替田家英的工作，这个时候田家英的事情还没有公开。后来总理把我找去，他对我说，中央决定在中南海成立秘书局，让童小鹏和我负责领导秘书局的工作。童小鹏主管机要处，让我主管信访处。中央办公厅在原来刘少奇住过的甲字楼里，给我们安排了办公室。同时，为筹建中央文革小组，中央办公厅又在钓鱼台为关锋、王力、尹达和我安排了办公室。我的办公室先是在钓鱼台的15号楼，后来又搬到了16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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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文革的组成人员先是由康生、陈伯达、江青提名。康生提了吴冷西、王力、穆欣。江青提了张春桥、关锋和我，此外她还提了陈亚丁。陈亚丁是总政文化部的副部长，他和江青一起搞过样板戏，也参加过江青主持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及会后《纪要》的起草工作。江青说他在这几次活动中的表现都很好，所以提议他参加。但是，刘志坚坚决反对他参加中央文革。因为他们是部队系统的。所以，江青没有办法。陈伯达提了尹达。我记得王任重是由总理提名的。总理没有参加起草小组的会议，但有一次他来看我们，正好说起。总理说，毛主席很信任王任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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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参加会议的人都到齐之后，陈伯达就召集开会了。他先交代说，主席指示，请大家来批判彭真、许立群他们写的的“二月提纲”，要写个文件把它废除。接着他说，解放以后，将一个中央发的文件废除，并加以批判，这还是头一回。他又进一步解释说，这样做对中央威信肯定有很大的损害，但也没办法，因为这是原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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