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1959–1976）

　陈伯达发现了这个情况后，就进行追查。由于艾思奇在参加这次谈话后不久就得了重病去世了，就只找了关锋。关锋说，在他和艾思奇交给田家英的记录稿上都是有这段话的，是田家英在整理的时候给删掉的。关锋还说，他和艾思奇都跟田家英说过，把主席的这段话删掉不好。可田家英说，没关系。陈伯达让关锋把他说的情况经过写个材料。然后陈伯达把这个材料交给了江青。江青说这可是个大问题，她建议陈伯达直接把情况报告主席。这时关于田家英的情况还有王任重和谢富治那里的材料，后来主席就是根据陈伯达的报告和这些材料，批准对田家英进行审查的。

无产阶级是旧世界的掘墓者，又是新世界的建设者，它肩负着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责任。无产阶级为了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必须通晓历史发展的规律。不懂得历史发展的规律，就不能成为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正因为这样，无产阶级重视历史，重视历史研究。

1965年3月，江青在上海，通过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兼市委宣传部长传部长张春桥找到姚文元、要他写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并交给他一本刊登吴晗《海瑞罢有》剧本的《北京文协》杂志。这件事得到了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的人大力支持。当时上海市委的陈丕显、曹荻秋也都是积极参与和支持写作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的。

毛主席的“五大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江青和叶子龙，其中除了叶子龙。都对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斗争很关心，但具体的表现与作用是有差异的。建国初期，主席就亲自领导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此前，他又对影片《清宫秘史》中的卖国主义错误，作了多次指示。可是除了江青，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在这方面却一直持消极态度，他们一篇文章也没有写过。

“四清”运动是一场群众运动，首先就需要发动群众起来。如何发动群众？当时王光美发明的“桃园经验”，是通过搞秘密的所谓“扎根串联”，瞒着大部分的群众。等到他们排查摸底搞清楚之后，由工作队召开群众大会对那些排查出来的“坏人”进行斗争。斗争的方式很残酷，搞喷气式，搞残酷的肉体斗争。最早搞“喷气式”的就是“桃园经验”。刘少奇则到处推广王光美的“桃园经验”。

我知道田家英和陈伯达矛盾很深，田家英曾当面给我说过，他担心我万一不小心，在陈伯达面前说一些对他不利的话。现在我要调《红旗》杂志社，到陈伯达手下去工作，当然需要考虚田家英这位老领导的心情。所以，在成行前我专门去给他辞行，请教他我到了《红旗》该注意些什么，实际上是跟他保证一下，让他不必有多余的担心，我不会在陈伯达面前说他的坏话。

分明是一个投降变节的“自白书”，可是罗尔纲等先生却说这个投降是假投降，说自述里那些“颂谀敌人、污损自己”的话，都是欺骗敌人的。

问题的焦点是怎样评断李秀成的动机。

为了对历史负责，必须遵循正确的历史观点。

又有人说：忠王在自述里确实写了一些污辱自己、奉承敌人的话，甚至表示要向敌人投降，虽然这些话对李秀成的英雄事绩来说是个污点，但是那都是假的。忠王的目的在于利用“伪降”来争取敌人的宽大，以保存革命力量，同时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分化满汉统治者，并且争取曾国藩调转枪口去对付外国侵略者。主张这种说法最力的是罗尔纲先生。

1964年春天，江青三次派人来找我，前两次因我去了外地，第三次江青的秘书沈同打电话找到了我。他让我在我当时办公的居仁堂的走廊上等他，随后他就带我去了江青家里。见面之后，江背对我说，她从《历史研究》看到我的文章，觉得好，就把文章连同《北京晚报》的报道，和《光明日报》的内部动态一起送给了主席。主席看了你的文章就叫我和秘书找资料，主席看了很多有关太平天国的书呢。江青拿出一本蓝色封皮的线装书对我说：最重要的是这本。这是台湾新近出版的《李秀成供状》，白纸黑字呀。这是上海市委宣传部张春桥他们从香港进口的，

　最开始的时候，各地（包括各大区和各省市）给中央的报告，也都是由秘书室来处理的。后来中央办公厅认为，这样一来他们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所以就成立了一个专门的机构，来处理各地给中央的报告，以及向中央提出他们的研究结果和建议方案。而各地给毛主席的信件和文件则仍由秘书室处理。由于这个机构设在中南海的后楼，所以就习惯地把它叫做“后楼研究室”。除此之外，它没有其他正式的名称。它也没有设立主任，都是一个个独立的组，例如综合组、工业组、农业组、文教组、群众组。总共有三、四十人，都是些级别很高的干部。各组的工作都是直接向杨尚昆或龚子荣（中办副主任）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