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道主义(之四)

论经历,张二丙子和吴教授没有一星半点的关联。张二丙子在小学念到三年的时候,赶上了文革,随后就在社会游荡没有再回到学校,后来顶工到了大学的附属工厂学徒钳工。吴教授在上海念完大学后到苏联留学,拿了一个副博士学位回国,被分配到北方这所大学。论学问,张二丙子最拿手的是背小九九,而吴教授做的学问是给偏微分方程寻找解析解。这二个学问分叉十分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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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道主义(之三)

说吴教授是国家级的教授,那是因为吴教授除了教学外,每年还给大学揽来项目。有的项目是国家级的重点。这不仅给大学争到了声誉,更让校长喜上眉梢的是项目带着经费,校长每年都指望拿着吴教授创收的钱去发奖金。吴教授是上海人,那时50多岁,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眼镜框是白萝卜皮颜色,眼镜的一条腿由于后面叙述的事故断成二截,被用白色医用胶布缠在一起,时间长了,白胶布就变成了黄色,和吴教授的脸、牙的色调相搭配。眼镜腿缠着黄色胶布,这给吴教授的外观增加了一个标识符。其实,吴教授还有另外一个标识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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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道主义(之二)

薛主席是这个大学地处的这个城市的坐地户,典型的北方男。薛主席高中毕业后到这个大学的工会当干事,紧接着就文革造反,参加了激进主义的造反团。那个时候吴教授加入的是保守主义的造反团。虽然都以造反派自我标榜,但道不同,时不时就发生相互冲突,文攻武卫的较量过几个回合。薛主席能言善辩,对人热情办事又热心,当工会干事能力有富余。文革平息后,薛主席就从工会干事发展到了工会主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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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道主义(之一)

在主义的分类中,至今还找不到楼道主义这种条目。可我肯定地认为楼道主义是存在的。给楼道缀上主义也是实至名归的。这是因为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我住过的那栋楼的楼道给我的记忆就是这样。每当我想起那个楼道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主义。就这么地,楼道和主义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互不分离地蛰伏在我的记忆深处,这么多年过去了,从来没有消退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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翱翔雲端亦尽游兴   

我的第一次飛天遨翔是在九十年代初,因为自費出洋到德國做醫學科研工作。有生以来首囘跨出國門、頭一遭乘上飛機,可谓“雙喜臨門”。鑽進那以往只是遙遠地看著的飛機的肚子裡,滿目的新鮮,東張西瞥的;坐在了舷窗邊,眺裡望外的,激動而緊張;置身的這個新奇的小洞天,將会跨洲飞行,將我帶進另一個迥異的番邦夷地,人生從此便發生了天翻地覆的改變。當航機历经了长途颠簸飞行、抵達了法蘭克福徐徐降落的時候,我瞧著窗外越來越近的地面和那些積木玩偶般的小洋房,强烈地感觉似乎要遁入一個童話般的境界,僅僅十個小時的里程就把我載進了一个全然不同的國度,從“第三世界”一蹴而就在“第二世界”中,始料不及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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