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离不开形形色色的车轮子，婴儿车、自行车、公共汽车、私家车、高铁、轮椅等等都是一出舞台剧中不同场次的道具，无论剧情精彩还是平庸。

论经历，张二丙子和吴教授没有一星半点的关联。张二丙子在小学念到三年的时候，赶上了文革，随后就在社会游荡没有再回到学校，后来顶工到了大学的附属工厂学徒钳工。吴教授在上海念完大学后到苏联留学，拿了一个副博士学位回国，被分配到北方这所大学。论学问，张二丙子最拿手的是背小九九，而吴教授做的学问是给偏微分方程寻找解析解。这二个学问分叉十分遥远。

说吴教授是国家级的教授，那是因为吴教授除了教学外，每年还给大学揽来项目。有的项目是国家级的重点。这不仅给大学争到了声誉，更让校长喜上眉梢的是项目带着经费，校长每年都指望拿着吴教授创收的钱去发奖金。吴教授是上海人，那时50多岁，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眼镜框是白萝卜皮颜色，眼镜的一条腿由于后面叙述的事故断成二截，被用白色医用胶布缠在一起，时间长了，白胶布就变成了黄色，和吴教授的脸、牙的色调相搭配。眼镜腿缠着黄色胶布，这给吴教授的外观增加了一个标识符。其实，吴教授还有另外一个标识符。

薛主席是这个大学地处的这个城市的坐地户，典型的北方男。薛主席高中毕业后到这个大学的工会当干事，紧接着就文革造反，参加了激进主义的造反团。那个时候吴教授加入的是保守主义的造反团。虽然都以造反派自我标榜，但道不同，时不时就发生相互冲突，文攻武卫的较量过几个回合。薛主席能言善辩，对人热情办事又热心，当工会干事能力有富余。文革平息后，薛主席就从工会干事发展到了工会主席的地位。

在主义的分类中，至今还找不到楼道主义这种条目。可我肯定地认为楼道主义是存在的。给楼道缀上主义也是实至名归的。这是因为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我住过的那栋楼的楼道给我的记忆就是这样。每当我想起那个楼道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主义。就这么地，楼道和主义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互不分离地蛰伏在我的记忆深处，这么多年过去了，从来没有消退过。

我们 人的機體逐步衰老，屬於大自然界里的必然規律之一，它説明了人與物都是一樣的，趋向于老颓丧無一例外。世界上所有的物質在被创造出來以後，都是在或快或慢地走向蛻變衰亡的。

我的第一次飛天遨翔是在九十年代初，因为自費出洋到德國做醫學科研工作。有生以来首囘跨出國門、頭一遭乘上飛機，可谓“雙喜臨門”。鑽進那以往只是遙遠地看著的飛機的肚子裡，滿目的新鮮，東張西瞥的；坐在了舷窗邊，眺裡望外的，激動而緊張；置身的這個新奇的小洞天，將会跨洲飞行，將我帶進另一個迥異的番邦夷地，人生從此便發生了天翻地覆的改變。當航機历经了长途颠簸飞行、抵達了法蘭克福徐徐降落的時候，我瞧著窗外越來越近的地面和那些積木玩偶般的小洋房，强烈地感觉似乎要遁入一個童話般的境界，僅僅十個小時的里程就把我載進了一个全然不同的國度，從“第三世界”一蹴而就在“第二世界”中，始料不及呵。

最近，美国正式承认以色列对占领的戈兰高地有主权，系继十个月前官宣耶路撒冷为以国首都并迁美使馆后的又一骇世之举，再次激荡了当地及国际社会，为中东和平带来了新的不定。

新冠病毒大疫席卷当前，可怜的人们不得不龟缩于屋，躲避感染的猎猎风头。每天除了遭受铺天盖地的世界各地坏消息地毯式轰炸外，还有不少前所鲜闻的名辞术语如雷贯耳、吸引眼球，教人在窝居中也长了平素难得一获的医学防疫新知识，有助更好理喻、抵御这场疠气浩劫。

新冠瘟疫使得春之惯例踏青看花成了泡影，因居家令、关闭公园等，人雪藏寓所无处可去。幸今春暖姗姗迟至，五月中旬多伦多还飘霰雪，昭示漫冬会一蹴而就暑夏，几将完全掠过本来就短的春季，叫惜春者略少了些没得尽享初开花卉懿美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