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留學帶回來的新思想的内容和思維方法推動神州大地（沉洲大陸）的新文學運動。白話文運動興起了，打倒“孔家店”的旗幟樹起來了，歡迎“德先生”和“賽先生”的口號喊響了。那恰是在1919年前後發生的事情，也是辛亥革命后民囯初建時發起的 思想運動，文化運動，繼之演變成政治運動。這一個歷史蛻變過程直接影響當今中華民族立身世界之林的地位。這是發生在近百年后的事了。

又是一个星期过去了，我是多么渴望自由。我决定组织越狱。一天中午，当我确定大多数人已经午睡后，我拉开了已在几天前被我悄悄弄坏门扣的房门。几个俘虏跟着我从主楼楼梯旁离地近十米高的窗口跳下，除了曾昭奋脚后跟粉碎性骨折，我们顺利地逃脱。曾忍着剧痛，用脚尖猛跑，最后瘫倒在地，一辆路过的粪车将受伤的曾昭奋送了回来。

俘虏们吃的是馒头，但大师傅不可能为俘虏每顿去做馒头，而是一次做一个星期的。那个时候，冰箱之类的东西只有在书中见到过。六、七月份，已是盛夏，天气炎热。我们吃的馒头也就由热变冷、变硬、变馊，最后变成了“藕”，掰开后，真的是“藕”断丝连了。 但就是这种“藕”一样的馒头，也成了我们最美味的食品，需要用二十个小时 去盼望它。 在饥饿难忍的时候，我们采用“精神会餐”来安慰我们的肠胃。每个人都将自 己吃过的最好的食品描述一番。左羽是我们中间最“有钱”的，也就成了“精神会 餐”的主讲。我一次又一次地要求他重讲香酥鸭的滋味，直到出狱后的第二天我们 一起到王府井去真正品尝了香酥鸭为止。

陈家宝逃跑后，为了便于看管，我们五个俘虏被集中关押在一个只有五、六平方米的暗室里。四个人躺下后，第五个人只能坐着。 上厕所也受到了限制。在这个狭小的牢房里放了一个硫酸罐，作为我们“处理人体废水”之用。每隔一周，由俘虏抬出去倒掉。 密不通风的光学实验室变成了“化学实验室”，充满了阿摩尼亚的气味。

沈如槐在他的《清华大学文革记事》一书中提到：孙华栋被团派的人打死后，“４１４的人对‘狗熊’无端绑架杀害非武斗人员的行为异常愤慨，决定伺机绑架团派人员，作为人质扣押在科学馆。”

文革期间，清华大学红卫兵组织“井冈山兵团”分裂为两派。一派以工程化学系学生蒯大富为首，称为“井冈山兵团总部”，俗称“团派”。另一派以工程力学数学系学生沈如槐为首，称为“井冈山兵团４１４总部”，俗称“４１４派”。两派的人员则分别称为“老团”和“老四”。 清华大学几万名师生员工中绝大部分人，或因政治观点的不同，或因个人的经历地位等不同，甚至因同学间关系的亲疏和其它一些偶然因素而分属两派。在两派发展的鼎盛期，团派号称拥有一万多人，而４１４派号称拥有七、八千人。 １９６８年４月２３日，两派学生在打了一年笔墨官司后终于兵戎相见，在美丽的清华园里真枪实弹地打了三个多月，史称“清华百日大武斗”。 这场武斗夺去了十多个年轻的生命，也为席卷全国的红卫兵运动划上了句号。

对现在不满就想回到过去的话，那就是二百五。

我们现在的社会是一个问题多多的社会，不过还有救；但是80年代以前，不能找出任何一种救中国的方法和依据。

我们都曾记得，80年代初我们花了很大的力气，把一尊神像从神坛上请了下来，结束了一个神化的时代。现在我感觉到又有一种思潮，似乎要重新把这尊神送回到原来的神坛上。如果十年之后的中国真的再回到当初那个样子的话，那我要么移民，要么自杀。